刘星:一个暧昧的绣球:关于莫言获奖
莫言获奖,来得不合时宜。和东西方文化没有关系,和中国本土文化精髓也没有关系。是他一个人是喜悦,但是,就这一点而已莫言足够自豪。至少,不是其他的中国作家,而是57岁的中国少壮派先锋作家。也许是对中国市场的一次试探性的绣球,更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幽默似的征服。
此刻。我们胶着在钓鱼岛的愤狠和激情的时候,我们祈望着自上而下的攻坚改革的时候,我们盼望教育和文化走出误区的时候,我们期待更多的被世界认可的时候,我们对现当代文学开始绝望到谷底的时候,莫言获奖了,像一剂鸦片,极大的满足了我们脆弱得可怜的“自信心”,满足被认可的可爱的自豪感。
莫言,莫言,望文生义是不要说话的意思。莫言莫言,确实是一个作家,是这一个叫做中国的作家莫言。也许,对许多读者来说,我们并不太陌生。所以,许多的qq文学群都发布了最“号外”的喜讯,许多的网站更是制作了精美的专题版面,让大家侃侃这一个最轰动的文坛喜讯。是的,我们该喜悦,尽管这是一个迟到的也是一个不太中肯的喜悦;是的,高兴总比不高兴要好。
时光穿梭,回到多年前,莫言凭借《红高粱》而穿红中国文坛。至少用一种特殊的视角和语言方式,表现了一种写作的新的思路。这种先锋的文本写作方式至少给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坛带来一种新的亮点和发现,具有超前的实践的性质。
事实上,他后来的作品也证明了他就这样正歪歪斜斜的走向诺贝尔之路的。当年导演张艺谋、女演星巩俐等正是凭借小说《红高粱》名义双收到红得发紫的时候,没有人在意原创作家写作的艰辛和收获的卑微。最幽默的当今年开始出现预言莫言获奖的消息的时候,莫言成为当代文坛最热闹的文学事件。而我记忆最深的则是他的作品《透明的红萝卜》。之后对他的作品基本没读,就像读韩寒的《三重门》一样之后一贯为之。我读书就这么几本,孤陋寡闻,浅尝辄止。总之,对莫言有印象。但是莫言的其他作品,我很少问津。这不需要谦卑或者虚伪的检讨,这不是对他的不恭,而是我阅读的习惯方式。我只阅读可以让我享受的文字。对我而言就足够了。书山叠叠,网络茫茫。有点书,读一次也会记忆终身而收益无穷;有的书,读一次也会嫌多余而懊恼万分。我们是读者,更是玩家,我们有更多的空间。毕竟文学不是我们的全部,假如我有更多的时间,我还是选择读读古风、唐诗、域外优秀一些个性诗篇;或者读读棋书、野史林林总总的特色随笔文本。不刻意让自己成为他或者他的粉丝,也没有拒绝对流行作品的好奇。阅读仅仅是本人知趣的一种,比如偏好特别具有创新开拓笔法的作家的作品。
中国文坛大致公认说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也许正是基于以上这一点获奖理由足够必要,但是理由并非十分充足。中国这样的先锋作家不是一个,而是一群。至少还有很多让我阅读体验中找到我的兴趣点——事实上,他的作品也是参差不齐。也未必秉承他开拓的风格上始终坚持。正如报道中说瑞典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终审评委马悦然评点莫言说:“莫言非常会讲故事。我感觉他写得太多了,他的书有现在的一半厚就更好了。”这是一种委外的措辞,很圆环而外交;体面的话语中含着一种调侃的幽默。
中国文化不因诺贝尔情节而写作,中国文学源远流长,一直以独特的语言方式和文本探索走自我发展的路。悠久的文学史和灿烂的文艺作品以某种东方似的光坏宠信着龙的子孙;而渴望表达和自我陶醉,在阅读和写作中进行自我精神愉悦成为每一个时代的读者的理想的伊甸园,而不断在修炼中用写作的方式成为中国似的“不朽”。
所以,码字总是写作成为一撮人自我陶醉的精神沙龙。当下,在一切“向前看”的带着“枷锁”的文艺创作,让文艺写作本身成为一种最“伤不起”的精神劳动。这种劳动不仅表现在版权被贱价收买,而且表现在必须像士兵小心忐忑的越过“地雷阵”一般的码字经历。否则,屏蔽,封杀,即使是网络也难以畅所欲言。在如此桎梏之下,所有的心思不再有创新和开拓。即使作品出来了,发表论文需要支付出版费,出版作品需要作者购买书号,此际此刻,好像写作成为最异类的小众。获得桂冠作家和优秀诗人般的封号不再是骄傲,而是一个被嘲弄的对象。在传播方面,出版已经变成个人行为,网络上随处可见“博客出书”“自费出书”等。即使舶来品的网络论坛和博客已经式微,更为流行的微博、轻博之类的快餐“文化”模式成为时髦。拥有书房的家庭越来越少,拥有藏书的爱好者逐渐成为钙化的“恐龙”,而书刊报纸杂志几乎清一色成为免费的午餐,书店一家一家的关闭,而书店早已被各种教材垄断,随时读书,静下来读书成为异类。
我不是作家,也不期待成为一个作家。生活早已绝缘文化,而所有的文化教育艺术等形态早已溃变为生活的现实。在当下文化被泛滥定义到作者迷茫的关口,一个作家的身份早已成为过去式、信仰、理想不再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也没有时间、空间、心情去理会这些。大家都去关注职业和生活,关注独生子女的教育和庞大的养老金,巨额的医疗和高悬的房价。
昨日傍晚,当2012年度“第一个中国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我先是高兴,高兴中却没有半点喜悦——“对中国作家莫言获奖这个文化事件”总的感觉是似乎来得有点突然觉,尽管这是一个中国文人盼望了——百年来的希望;但是,我还是带着茫然的感觉。这种感觉的出现,我以为是正常中的不正常,不正常中的正常。看起来很矛盾,很滑稽,很没有态度。但是就是当时的态度。作为一个坚持写博客的草根,不关注文学和文学现象那是假的,说关注很多,那是虚的。而今,文学被边缘化,而此时此刻,让伤心欲绝的中国诺贝尔情节突然降临,恍若杜冷丁一样的刺激,这表明是世界对中国文化的正确认识取向呢?还是对庞大的中国文化市场的一次象征性的征服趣向?
很可笑的是,中国作家渴望获得诺贝尔奖几乎成为年复一年的咒语。中国人总是以种种心态期待和诅咒着,这和葡萄论无关,和政治无关,甚至和文学无关。我们渴望的文学大师像鲁迅、郭沫若、巴老和沈从文,甚至金庸、白杨等等获得诺贝尔文学大奖我们都不会感到惊奇、而是惊讶世界文坛居然会选择在最不合时宜的时间,让我们受宠若惊。我们在第一时间阅读到许多文坛名家大佬对这一文化事件的反映来看,他们的表现同样的不温不火,甚至到了某种“宠辱不惊”的淡漠地步。所有的祝贺都是应该的,所以的褒奖都是莫言应该获得的,我不否认这一点。莫言莫言,他口口声声莫言;但他总是用等身的发言作品,证明了自己,也象征中国中青代作家群的文学作品,事实上已经足够到世界一定高度。而莫言获奖的年纪(他才57岁)也算是一个新的文化高度。现实是,像莫言水准的作家中国当下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贾平凹、张承志之类,而莫言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分子而已。
诺贝尔文学奖,仅仅是文学成就的一个标准,而不是文学成就最高的标准。事实上诺贝尔奖总被意识形态左右,在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前至少有2个以上的当代中国人获得此项称号。我们不可迷信其中的权威盲目窃喜,也不必妄自菲薄而怨天尤人。
所以,莫言获奖,来得不合时宜;莫言获奖,是对中国市场的一次试探性的绣球,更是对中国文化愚弄似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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