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主义概念由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雅可比于1799年提出，意指否认人生意义。在西方现代化和世俗化过程中，虚无主义与唯我论、存在主义、唯意志论等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相互结合;到了所谓的后现代转型时期，这种道德、政治、哲学、文学艺术中的相对主义再次流行。当它被嫁接到第三世界国家时，对各个国家的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构成了严重挑战。

　　一百多年以来，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思想界可谓鱼龙混杂，其中历史虚无主义尤其活跃，在不同时期都有所表现。这种历史虚无主义与道德、价值、信仰等方面的相对主义结合，具有民族和文化虚无主义特点。它有被动型和活跃型之分，被动型虚无主义消极悲观，逃避现实;活跃型虚无主义则用另外一种价值观取代现行价值观。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大多属于后一种。

　　五四运动是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但在其中发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却具有历史虚无主义特征。陈独秀将“德先生”与中国传统文化笼统对立的观点中也有历史虚无主义因素。后来，由胡适提出的，又经陈序经重提的全盘西化观点，也是如此。在抗日战争中，汉奸相信“中国必败”，属于民族虚无主义。“文革”中，对“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和文艺的完全否定和“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也是历史虚无主义。

　　1988年，电视纪录片《河殇》盲目美化所谓西方蓝色文化，用黄色标志中华文化，将其看作封闭、保守的符号，对其进行诬蔑、挖苦和讽刺。一时之间，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嘲讽和贬低成为风靡全国的时髦。中央电视台将《河殇》播放两遍;众多报刊争相报道，转载其解说词;数家出版社印行解说词单行本;有人将其颂扬为“划时代的史诗”;很多企事业单位组织职工观看其录制片。幸而，这种历史虚无主义论调很快被批判和遏制，但也并没有完全解决。另外，“台独”分子疯狂诅咒中国人血统，否认祖宗;篡改历史，推行台独教育。“港独”分子否认自己的中国人身份。“疆独”、“藏独”否认中华文明的历史统一性。上世纪末以来，在一些学者当中逐渐形成盲目赞扬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否定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思潮。有些人倡导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极端多元文化主义。显然，这些观念当中都具有虚无主义的因素。

　　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我们的应对策略应当体现思想自由原则，但又要避免对于这一原则的滥用。首先，坚持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割裂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不能让这两个历史时期相互对立，相互否定。这一观点也适用于旧中国与新中国、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的关系。我们既要反对否定历史、否定自我、崇洋媚外，又要反对复古主义、盲目自大、封闭保守。极端思想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极端思想控制舆论，导致一言堂，甚至多数人暴政。同样，在开展批评时，也要注意允许被批评者答辩，

　　其次，坚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封闭不仅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温床，而且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温床，美国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通过实验发现，封闭的群体讨论会产生简单化和模式化思想，即所谓的群体思维。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的群体思维就比改革开放后更加激进，更加简单化。苏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原因之一就是封闭所造成的比较和挑战的缺失。所以，开放交流能够减少历史虚无主义流行。开放，一方面是对内开放，即扩大内地各民族之间以及内地与港澳各的思想交流。目前，香港有中学将国国历史课列为选修课;香港的电视以地方新闻为主，有线电视将中央台晚上七点的新闻安排在深夜播放;有些香港人不知道国家领导人是谁，这些现象不容忽视。那些缺少国家认同感的香港人常常与内地往来少;“台独”思想是在与内地隔离的情况下产的;被“疆独”、“藏独”思想控制的多是与国内其他民族交往少的人，这种隔离或对立的话语圈和文化圈是国家统一和安全的最大隐患，另一方面，要扩大对外开放。我们既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也不能一味闭关自守，引进来与走出去要相结合。全面地认识西方社会，理性地考察西方文化，反而有利于看清虚无主义在西方不得人心的遭遇。我们应该通过有效的交流、理性的认知，甚至借助西方反虚无主义的阵营，破解虚无主义对中国的魅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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