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一个国家的千年传奇，一个民族的千古神话！

    经过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复位洗牌之后，近12亿人集体狂欢，这是何等壮观！

    从纯粹的史学角度诠释，过年只不过是农耕文明时代人类对超自然现象一种本能的、具有神话和神化双重意蕴的“精神应激”，尚不足以与这个民族上下五千年辉煌而绵长的历史叙事与生俱来一脉相承；但同时，基于最古老、最具文化传统的为数不多的“文明古国”之一这一基本事实，它无疑又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经典、最隆重、最具宗教色彩的典礼式活动与仪式化规程。

    近乎朝圣，每个人都自觉地扮演着过年语境下虔诚而圣洁的信徒。故乡，是他们心中永恒的麦加。拜年，是他们趋之若鹜的一次年度精神洗礼。年复一年。

    古往今来，过年，小而言之，维系的是一个家庭、家族乃至族群全部成员通过一场年度盛宴昭示的亲情归向与根脉传续；大而言之，维系的则是华夏儿女贲张的血脉、炎黄子孙勃发的情思。它是一个小至公民与家族、大至民族与国家的“集体话语”。

    在热热闹闹轰轰烈烈过年的日子里，整个国家的色调都因此而“变脸”、“换装”，从自媒体到大众传媒，从居家布设到街头景象，从草根生活到国家行为。或者，在某种意义上，从某种角度去理解，它是一种人心的复古、一种精神的复归、一个传说的复原。

    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史，展示的是一部中国现代化不断演进、深入的变迁史，回家过年成了亿万游子描绘在神州大地上的一幕壮观车轮奇景；中国现代化的变迁史，演绎的是一部不断拷问国家灵魂和民族记忆的社会史，中国年文化成了一部穿越历史时空的文化与社会大编年。过年，是所有“历史”的历史最具象化的一个载体。

    文化因历史变迁和社会进步而熠熠生辉，历史因文化发展和社会演进而步履厚重，社会因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而生机勃发。

    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注定没有清朗的前途。我们仅因中国年即可笑傲群芳昂首阔步。清明、重阳、端午……这是我们应然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过年，曰其一，年是“过”出来的；曰其二，过了之后又是一年。于是乎，我们将它演绎到极致，装扮得像个即将出嫁的王妃，神圣、高贵，令人艳羡、敬畏。

    过年，是现代科技在某些领域的一次浪漫彩排，例如，庭前屋后五彩缤纷的烟花燃放；过年，是传统美食文化在社会变迁历程中的一次现代演绎，例如，街头巷尾各色餐厅里精心备置的年夜大餐。过年，有着说不完的情节、数不清的礼仪……

    在全球化的今天，因为信息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与现代传媒一日千里的便捷，中国年，因其特有的指标化意蕴而难以抗拒地具有了国际意义。通过春晚全球直播、各国唐人街的中国年文化活动等途径进行直观、即时传达，过年对于我们国家形象的展示、民族文化的叙说、社会面貌的呈现具有无可比拟的符号效应和宣示功能。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商场景象、春晚舞美、交通图景、农家情趣，对联、门神、红包、中国结，看龙灯、放鞭炮、烧香祭祖、吃年夜饭、拜年……构成了丰富多彩而又别开生面的“中国镜像”，她拥有不计其数的“国际粉丝”。

    只是如今，这种琳琅满目的“红色记忆”随着我们国家、民族与社会的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与时俱进”，成了具有运动色彩的群体迁徙式图景。

    一种难以逃避的可能是，有朝一日，中国的“过年文化”终将蜕变成一部“中国过年史”，促使我们通过联合国申遗去拯救“过年”的命运。曾经令我们引以为荣的教科书式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经典范式，将成为一本供后人“顶礼膜拜”的历史读本。也许有一天，我们将在举杯相庆之后、觥筹交错之余静下心来叩问自己：过年，我们到底“过”的是什么？

    在部分“新新年论”者的眼中，当下的中国式过年被贴上了狗皮膏药般的“文化现代化”标签。须知物种自我进化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物竞天择的必然。否则，国人尽管放心吃转基因食品去。

    失去基本操守与下位内涵的文化样式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文化怪物”，否则，老祖宗是要找我们算账的。

    多少年过去了，忽然有一天，我们发现，过年成了一票难求的困惑、讨薪度日的无奈；成了年终奖的高位递增、钱袋子和菜篮子的炫攀；成了贫富较量的舞台、冷暖色调的反差。过年是群体分化与社会对立的一面镜子，它是一场十足的社会运动。

    对穷人来说，过年是严冬的继续，是掏尽家底仍然心怀对美好生活的底线祈盼；对富人而言，过年是春天的开始，是挥霍无度出手阔绰对滚滚财源的无限欲求。它已经不成其为“老样子”，而是年复一年的“不像样”。

    在中国年的“自留地”，在过年最传统最本真的处女地带——农村，在“本土农民”的生活与意识里，过年是一头养了一年的大肥猪，是一桌亮了全部家庭“库存”的宴席；是张灯结彩的欢笑，是杀鸡宰羊的喜庆。一家人穿得满身光鲜，笑得满脸灿烂，喝得满面红润，门口烟花爆竹堆满地、谨慎地忌避某些不吉利语词的亲朋叙话等丰富场景，在喧嚣烦躁中艰难地维系着中国年的朴素本色。

    殊不知，农村的“文化贞操”及其“文化坚守”已经并正在遭受着野蛮的剥夺和侵犯：记忆中以纯粹娱乐为本的族际舞龙舞狮再也看不到了，代之而起应运而生的，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家庭作坊”式舞龙舞狮“艺人”挨家挨户叫卖，招摇过市招财进宝，近乎强行乞讨，连玩杂耍牟利的街头艺人因生存空间遭受挤压都面临失业危机了。

    这是一种蜕变，还是一种“进化”？

    这是遗憾呢，还是遗憾呢？还是遗憾呢？！

    在传统与现代的浪漫交织中，在现代化与本土化的探戈进程中，在农业化与工业化的配偶联姻中，中国式过年正在逐渐走向对历史本位的悖逆和迷失。过年，俨然成了一种“隆重的彷徨”、一种“富有的贫瘠”、一种“虚假的繁荣”，它找不到自己的历史归宿也找不准自己的现实定位，它失去了自己的昨天却又看不到自己的明天，只任由形形色色的舆论工具摆弄、牵制、引诱。

    寄望最淳朴的本土农民来维系泱泱大国的历史传统是不现实的，也是可悲的，这是“文化的悲剧”。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在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上策马扬鞭一马平川，农民将越来越成为被边缘化的社会职业群体。农村也已经不再是地地道道的“清山秀水”，它已经被工业文明践踏得无所适从。

    花钞票、烧银子、比派头、尚品牌、讲排场……原本纯美的中国式“过年”被真金白银无情地打上了深深的功利性烙印，贴上了鲜明的物质化标签。这或许远比神话中的那个“年”更可怕更令人不寒而栗罢！

    无论对于为了生计不得不背井离乡别妻离子的广大农民工群体，抑或因地域和时间所限工作在外不得已只能岁末年初回家看看的工薪族，还是因事业或业务发展需要四海为家的企业家而言，过年更多地被赋予了“亲情补偿”的衍生意义。当然，这同时又是一个因过年而衍生的话题。

    由此，对于处在亲人缺失或缺位的人们，回家过年无疑又增添了一份悲怆和痛楚。所谓“团圆”多少显得多少有些勉强、苦涩，五味杂陈。

    在一个社会成员集体迁徙甚至无“家”可归的国家里，过年是所有人的乡愁——你在那头，我在这头；你在故乡，我在他乡；你在家门口，我在高楼下；你在我的梦乡，我在你的远方；你望断天涯，我举目无亲……

    辞旧迎新，万象更新。一刹那间，岁月的便签翻开了新的一页。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家万户烟花开！比红地毯还要绵软鲜艳的每一户门前屋后的“吉祥”盛景，何止是壮观，简直可以用“惨不忍睹”来描绘。

    将所有的乡愁都倾注在一夜狂欢之中，是对美好乡愁的叛逆。

    面对重商主义的渗透、消费文化的侵蚀，“中国年”注定难逃自我消解的命运，这是逻辑的必然。

    也许，真正的、原生态的“过年”早已成为历史，成了一个国家永久的记忆。我们置身其中却全然不知，而且乐此不疲。

    年味不复，渐行渐远……

    守望历史，惟愿过年地地道道、简简单单、本本真真！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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