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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的“下三路”现象

语文名师苏祖祥说他故乡某个小镇盛产一种九孔莲藕，用来炖汤，天下无双。于是市场上卖莲藕的都说自己的藕是这个镇的。

可是假冒伪劣太多，怎么鉴别呢？镇上的人有一招绝的。

据说他们镇土生土长的人，都会一句口头禅“捣你的姆妈”，就连老子骂儿子，儿子回敬老子，都这么说！所以，你在市场上说一句“这藕不正宗”，如果对方回一句“捣你的姆妈，这怎么不正宗啊！”那么恭喜你，就像获得产品认证一样，一定是地地道道的地产货。

粗口成了质量认证，也算是一绝。

其实这样的粗口，无非方言土语，未见得就粗俗下流。倒是被一代人自然而然挂在嘴边，堂而皇之印在书上的词汇，有点叫人胆战心惊。

屌丝、撕逼、傻逼、尼玛、你妹、卧槽、妈蛋、小婊砸、草泥马……

作家羽戈曾经感慨，当年，“格调”一词随保罗·福塞尔《格调》一书而风靡，新富起来的中国人，人人争做有“格调”的阶层；彼一时此一时，当“逼格”取代“格调”盘旋于今人嘴边，则呈现了当今时代的整体气质。

不到二十年，汉语朝着“下三路”的方向，一泻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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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啊，你千万别堕落成人

说起来，说脏话骂人，其实是最正常不过的历史现象，不分时代国家性别种族。

孔夫子一向温文尔雅，骂起人来也不含糊，他骂宰予“朽木不可雕也”传诵至今，下一句更重口的“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大概知者寥寥。不过彼时中国人到底敦厚，骂得最狠，也不过就是孟子说杨墨“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唐代以后，大概是胡人的气质天生放浪，汉语开始往下三路跑。到了明清，街谈巷议的粗口，口味之重已经叫人面红耳赤——《红楼梦》里，凤姐骂道童、茗烟骂金荣、鸳鸯骂嫂子、尤三姐骂贾珍……已经满口不离生殖器。

至于那些风云大人物，一句“娘希匹”人人耳熟能详，更加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庐山会议上伟大领袖的痛快淋漓：“华北座谈会操了40天娘，给你补足20天，这次也40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

有人说，汉语的下流化，在生殖器、排泄和身体上大做文章，是一种“文化兽性”。其实想想这么说也不妥当，因为野兽的行为都只是出于一种简单而必需的本能，并不带有主观恶意。相比之下，那些动辄亮出下三路的语言和行为，就未免显得没有必要或者多余了。

记得作家王阿成说过：“狼啊，你千万别堕落成人。”

3

汉语为什么越来越下流？

澳大利亚人类学家韦津利（R. Wajnyrb）写过一本《脏话文化史》，观点很明确，下流话其实并不真的“下流”，因为“下流”这个概念，不过一种人为的社会禁忌罢了。

然而我并不认为，据此就可以任由汉语的日益下流下去。

有什么样的时代，便有什么样的词语，时代的性质塑造了词语的面目，反过来，词语的流行将改写时代的风貌，甚至会支配时代史的书写。汉语的粗鄙与猥琐化，正是当下中国社会生态与心态的鲜明反映。

一方面，正如学者徐贲说的那样，对于一个积累了太多莫名仇恨的社群来说，发火和粗口谩骂只不过是这些仇恨的表面现象。仇恨使人在情绪上失去理智，也在语言上失去把持。

在这样的情况下，污言秽语是人类疏通恶劣情绪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管道，虽然谈不上是人的天性，但确是成年人的“语言排泄物”。

另一方面，高高在上的庙堂人物，却仍旧一幅虚假、伪善的泛道德主义面孔，驱策人民在“道德之上”大道上狂奔不已。

不知从哪年开始，全中国的围挡、围墙、灯箱、道旗、高炮、走马灯……举凡众目所及的地方，都会被写上24个字的标语，据说是全国人民的终极精神目标所在。碰到什么评比，路上走过戴红袖箍的大爷大妈，还会冷不丁的抽出小本子，拦路让你背这24个字，苦口婆心状真让人既心惊胆战又声泪俱下。

我从不相信会背这24个字，人民的精神境界就会立刻高尚起来。相反，时时刻刻切身感受到现实社会的不公、苦难与歧视而无可奈何的升斗小民，只会转而将语言作为反抗的工具，放纵恣肆、尽情宣泄，沉浸在虚幻的反抗和胜利之中。

强者越粗，弱者越鄙。

下流的语言，宣泄的是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戾气，展现的是大人物和小人物们共同构成的时代精神的低俗气质。

正如苏祖祥先生所言，缺乏良好的思想制衡，缺乏美政善政的设计，缺乏思想对权力的约束，导致禁锢人身自由、禁锢大脑思考成为一种常态。既然语言的出路越来越逼仄狭隘，那么就只有朝下三路全力发展。

无视现实社会矛盾的泛道德主义，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全民下流”。

4

少一句粗口，从我开始

如何走出现实和语言相互纠缠、相互毒化的怪圈，解开语言与现实相互比拼谁更虚假、谁更无耻、谁更丑恶的死结，没有灵丹。

我们当然寄希望于整个社会生态的日益健康，然而社会问题的解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当下，制怒和尽量少讲粗口，是可以从每个人自己做起的，这虽不能消除现有的仇恨，但至少可以营造一种有利于逐渐化解仇恨的公共气氛。一味沉浸在粗口詈词、污言秽语的狂欢里，作者写出来很爽，读者读起来很解气，实则与沙漠里的鸵鸟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