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矛盾论》为何能历久弥新
《实践论》《矛盾论》为何能历久弥新
胡新民
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一九八一年六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的重要著作，“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我们党必须永远坚持。”
就在这个决议发表前后，国内曾出现非毛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其中主要内容之一是否定《两论》为毛泽东所作。这种否定之说时起时伏，延续多年。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两论》本身确实有经久不衰的影响力。1993年毛泽东百年诞辰之时，北大著名哲学教授宋一秀在批驳了非毛化的谣言后，指出：“谁也否认不了《实践论》、《矛盾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而且随着历史实践的发展，人们会越来越感到它的博大精深和深远的理论意义。”
2017年是《实践论》和《矛盾论》发表80周年。今天，当我们看到全国党政干部响应习近平的号召，再次出现学习《两论》的热潮时，一定会倍加感受到这两篇经典文献历久弥新的无穷魅力。
“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于1936年12月7日当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从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毛泽东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他认为，政治路线也好，军事路线也好，都离不开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因此，“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
解放后曾担任过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郭化若将军后来回忆道：“有一次我在毛主席办公室内，看到桌面上放着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我翻开一看，开头和其他空白处都有墨笔小字的旁批，内容全是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这使我初步理解到毛主席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把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充实和发展马列主义。他这些旁批，后来就逐步发展成为他的光辉著作《实践论》。”
毛泽东努力阅读他所能收集到的各种哲学书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保安去访问他后，记述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一九三七年四月至八月期间，毛泽东应抗日军政大学的请求，向学员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这个讲课依据的是他撰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为写好这个提纲，毛泽东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和酝酿，精心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其他哲学书籍，所写几万字的读哲学书的批注，形成了讲授提纲中一些论点的雏形。讲授提纲密切联系中国革命实际，针对党内教条主义思想影响，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内容。这个提纲的记录稿经过整理后，从1938年5月6日开始在《抗战大学》上连载。此后又被其他报刊转载并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发行过多次。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这次讲课所用讲稿的主要部分。
毛泽东后来在谈到这两篇文章时说：自己对已经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实践论》算是比较满意的。当年在抗大有幸聆听了毛泽东亲自讲授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课程的胡耀邦，晚年还赞叹《实践论》写得好，“简直增减一个字都不行。”但就是这篇堪称完美的《实践论》，毛泽东还在多次修改后准备付印的清样上批道：“此件改正后，连同原稿，再送我看。”
“我那两本小书还有这么大的作用啊！”
伴随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全国兴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特别是《两论》，成为了热潮中的热点。这个热点的效应影响至今。
李瑞环是第八、九届全国政协主席，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成员。1951年，只读过六年书的17岁的李瑞环来到北京做小工，开始学习木工，后来成为北京第三建筑公司的工人。由于他屡克技术难关，表现突出，担任了青年突击队队长，并被评为劳动模范。他的迅速进步，离不开他爱读书、特别是酷爱读哲学书的习惯。他通读毛选四卷后，特地把《两论》单行本订在一起，随身携带，反复读了五十多遍，其间还翻阅了十八本参考书。
李瑞环退休后，多次谈到了《两论》对他“最大的帮助”。他认为学习《两论》是哲学入门的一个有效途径，真正学懂了《两论》，也就基本上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观点。原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参与了李瑞环的著作《看法与说法》的修订。他说：“瑞环同志是木匠出身，但酷爱学哲学，他学哲学是下了‘真学、学真’的功夫。”叶小文说，李瑞环到现在还能背下来《矛盾论》、《实践论》，“请问我们谁还能从头到尾背一背？”
李瑞环对《两论》的研读确实下了真功夫。他在《务实求理》一书中写道：“毛泽东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有着深厚的修养，毛泽东思想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因素。阅读他的文章和著作，特别是像《实践论》、《矛盾论》，我们会为他著作中所体现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精髓所感染。”
有人问李瑞环：你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工人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奥秘在哪里？李瑞环回答说：“要我说还是那句老话：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当然也不能否认个人的努力。光靠努力还不行，还要得法，得法就是要学习哲学。这一生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回顾当年，学习“两论”对各行各业的生产和工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结出了累累硕果，“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结束中国油荒历史是1959年9月在东北松辽盆地找到了一个大油田以后。时值新中国十年大庆，这个油田就被取名为大庆油田。同年12月，周恩来总理对准备油田会战的领导干部作出深刻指示：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大会战，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会战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
1960年4月，国家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亲自率队前往大庆油田并坐镇那里指挥。当发现困难重重问题成堆的时候，他决定用半天工作，找干部和地质技术人员谈话，了解情况；用半天关起门来，阅读毛主席著作，主要是《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经过调查研究和学习分析，很快理清了头绪，明确了工作的方向和重点。余秋里由此想到，如果组织油田的职工学习《实践论》、《矛盾论》，以《两论》为武器，结合实际，分析和解决在会战中的各种矛盾和困难，对于做好各项工作，夺取会战的胜利，必将起到重要作用。经过余秋里等几位领导干部共同讨论，以石油部机关党委的名义，于1960年4月10日作出了《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所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大庆石油会战中的第一个决定，发表在1960年4月13日会战机关报《战报》的创刊号上。
几万名职工学习“两论”，收到了巨大的效果。1963年，在总结大庆石油会战的工作时，会战职工都深有体会地说，我们的会战是靠《两论》起家的。后来余秋里回忆道：“我向毛主席汇报大庆会战情况时说到，‘大庆石油会战是靠《两论》起家的。’毛主席问我：‘是哪《两论》啊？’我答道：‘就是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毛主席笑了：‘我那两本小书还有这么大的作用啊！’”
在新中国体育史上，乒乓球运动是影响力最大的竞技运动。从1959年容国团拿下第一个世界冠军到1971年的乒乓外交，一直到获得奥运全部乒乓球金牌32枚中的28枚，不但展现了世界一流的实力，而且展现了意气风发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
为了使中国乒乓球队能够长期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当年的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要求队员们经常总结经验教训，他还亲自帮助他们总结。男队主力队员徐寅生是个特别喜欢动脑筋的队员。他除了参加全队集体总结经验外，还十分重视个人的自我总结。他的总结发言经常受到大家的好评。当时我国各行各业的领导干部都有每年下基层“蹲点”的做法。国家体委在国家乒乓球队“蹲点”的几位领导充分肯定了徐寅生的经验，特别是对他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总结经验的做法给予了很高评价。
后来，徐寅生的一个讲话稿由贺龙转呈给毛泽东，同时附上了自己写给体委的信。毛泽东仔细读完后，于1965年1月12日作出批示：“......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作品。”
1965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徐寅生的文章，题目是《关于如何打乒乓球》，还加了编者按。编者按号召大家：要“从中学到辩证唯物论，学到毛泽东思想”。徐寅生的讲话稿发表后，人们争相阅读，反响强烈。这篇讲话稿的单行本，在很短时间内就发行了3650万册。
此后，国家体委的领导，例如荣高棠等，经常亲自给乒乓球队讲解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引导运动员教练员如何“一分为二”看问题，如何处理好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对手的关系，如何运用辩证法解决训练与比赛中的矛盾和问题。这样，学习运用辩证法，在中国乒乓球队形成了风气，成为了中国乒乓球队克敌制胜的传家宝。
2002年是中国乒乓球队成立50周年。中国乒协发表了《国球为何如此辉煌灿烂--中国乒乓长盛思考》，文中写道：近50年来，中国乒乓球队对丰富我国的政治生活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主席对徐寅生同志在乒乓球女队的讲话作了重要批示，在全国掀起了学习唯物辩证法的热潮。70年代初，中国乒乓球队努力贯彻党中央的决策，积极开展乒乓外交，为打开中美两国交流大门进而改善世界政治格局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乒乓健儿孕育出“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人生能有几回搏”等名言，成为社会共有的精神财富。
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1964年就在国内首次提出了利用水稻杂种优势增加粮食产量即进行水稻杂交的设想，并已着手进行研究。他认为学习哲学对于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很有指导意义，因此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功能。《矛盾论》中有一个原理，让他反复咀嚼：“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于是，他便依此想到：稻田里偶见的个别优质水稻天然杂种，以及试验田中那株“鹤立鸡群”的水稻，并非毫无缘由，而是水稻内部的矛盾性所使然。经过不断探索，他确信通过长期自交提纯的水稻品种完全可以产生优势。因此，他决定大胆试验，毫不动摇。他的工作得到了当时在湖南主持工作的华国锋同志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华国锋1971年初调到中央工作后，仍然关心杂交水稻研究。后通过全国通力协作，在两年时间内，就育成了一批“野败”型不育系。2012年，袁隆平在与首都高校近6000名新入学的研究生进行交流时，讲授他如何用哲学指导水稻科学研究，如何让哲学与自然科学结缘。他告诉同学们，他在学生时代和开始投身杂交水稻的科学研究时，就通读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在杂交水稻试验过程中，他反复多次思考《矛盾论》中“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的道理。他还认为，任何一个科研成果都来自于深入细致的实干和苦干，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是在学习《实践论》后认识到了实践的真谛。
国际著名遗传学家，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谈家桢，在1993年毛泽东百年诞辰时发表了纪念文章《毛泽东的“两论”使我受用不尽》。世纪之交，他又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同时还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简称两论）是毛泽东革命实践的总结，也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两论’中关于实践的观点和唯物辩证的观点，‘不仅在遗传学的发展中已得到充分的体现，而且也是遗传学发展的科学真理。’”“时至今日，在我堆满书籍的案头上，仍然放着毛泽东主席的那两篇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在回忆录最后，谈家桢特地指出：“毛泽东主席是有远见卓识的。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明天的时代将是生命科学的时代，明天的世纪将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已成为世人的共识。”
“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1949年新中国成立，震撼了世界，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胜利。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为了各国的研究对象，一些国家的出版机构和书店开始重点介绍毛泽东的著作。而影响最大的当属《实践论》和《矛盾论》。
毛泽东在1949年底至1950年初访问苏联。回国之前，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拜会斯大林，谈话时，斯大林建议毛泽东把自己写的论文、文章、文件等编辑出版为选集，同时出版俄文版。斯大林还特意说：“毛泽东的思想，对苏联同志也是有启发指导意义的嘛。”斯大林感到毛泽东此行之中是有怨气的，这也算是他采取的补救措施之一。
毛泽东早就明白斯大林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有看法，因而对中国革命也有偏见。访苏期间还亲身感受到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是以大局为重。于是在听了斯大林的建议后，客气地提出：“我们自己总结恐怕总结不好，希望派一位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水平高的苏联同志来帮助编辑。”斯大林欣然同意了毛泽东的要求。当场决定派以哲学见长的尤金院士赴华。毛泽东笑着对斯大林说：“这样的人最好。”
不久，尤金就来到中国，开始主持编辑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在编辑过程中，尤金经常将编好的文章打印寄给斯大林。尤金对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倍感兴趣，《两论》引起他的高度重视。斯大林也感到毛泽东的文章中有很深的哲学含义，特地嘱咐尤金先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毛泽东的哲学代表作在苏共中央理论刊物的《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
《布尔什维克》杂志在1950年12月出版的第23期上全文刊登了《实践论》。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举动。因为当时收集了《实践论》的中国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还在编辑中。《布尔什维克》杂志刊登的《实践论》受到苏联读者的热烈欢迎，接着苏联又推出了《实践论》俄文版的单行本。《矛盾论》也在1952年的《布尔什维克》杂志第9、10期连载。
与此同时，苏联报刊还发表了很多高度评价毛泽东哲学思想，主要是《两论》的文章。在《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实践论》的时候，《真理报》就发表了编辑部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从背景、内容与阐述形式等多方面，肯定了这部毛泽东的哲学代表作。“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简洁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论的认识论——反映论。在他的著作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关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基本原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意义的基本原理”。后来尤金在介绍《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特别写道：《实践论》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则教育出来的。”尤金采用了“证明”这两个字，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有相当深刻的含意的。
在苏联社会科学界的推动下，欧洲不少共产党的理论家，还有一些汉学家都对毛泽东的著作、特别是以《两论》为代表的哲学著作产生了兴趣。英国的康福斯在《唯物主义与辩证方法》一书的日文版序言中指出，毛泽东的著作“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里谱写了伟大的新篇章。毛泽东不仅涉及到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政策，而且涉及到哲学领域。特别是他的认识论有深远意义的书籍及《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做了重要贡献。”德国的雪斯诺的文章写道：“《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文章，尤其是给辩证唯物主义的总的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此后，随着毛泽东著作的各种文字版本在世界各地发行，《两论》也受到了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越南的胡志明亲自翻译了《两论》，推荐给干部们阅读。日本的《两论》单行本在很短的时间内发行了30万册。瑞士把《两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合辑为《毛泽东哲学著作》，并译成法文出版。西方学者还在掌握毛泽东的《实践论》（1942年出版的文本）、《北戴河哲学讲话》等哲学原著基础上，编写了《毛泽东〈实践论〉入门》等专著。毛泽东逝世后，仍有不少国外学者在继续研究他的著作。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编著的《毛泽东的〈矛盾论〉-----对解放前的版本的注释》于1981年问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对毛泽东哲学著作的研究，不但持续时间长，而且比当时苏联的研究还要深入。他们对《矛盾论》的研究特别有深度，其影响力延续至今。日本著名右翼保守政治家，曾三度连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以博览群书著称，哲学、文学、法律、心理学等等无所不读，但他对毛泽东的《矛盾论》却是高看一眼，赞美有加。他在回顾自己政治生涯时说道：“这得益于我读过的毛泽东的《矛盾论》，这是我在学生时代读过的书中唯一一本刻骨铭心的书。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丝毫兴趣，而《矛盾论》作为方法论中的方法论，的确是合理而实用的。”2012年11月30日，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了日本众议院选举前的党魁讨论会，轮到石原发言时，他说：“日本现在处于衰退、孤立状态，究其原因有种种，而根据毛泽东的理论，应该抓住主要矛盾，这是一个大问题。”
1950年代，日本的著名理论家松村一人，领导译注了毛泽东的《两论》等著作。他在那时发表的以《矛盾论》为中心的《辩证法的发展》一书，引起日本学术界的关注与争论。他在1952年日本《思想》杂志上连载的《论毛泽东哲学的意义》，颇有创见地研究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尤其是《矛盾论》。“毛泽东的《矛盾论》（以及《实践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向前推进了一步。如果不学毛泽东的哲学，我们就不能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毛泽东的《矛盾论》的最大特征，在于它彻底地打破了对辩证法的教条主义理解”。
2013年去世的竹内实教授，是日本“毛学”权威之一，在日本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一生都在研究和宣传毛泽东的著作。2003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在日本，毛泽东思想还是有它顽强的生命力，一些日本学者不断取得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成果。”
他本人就是不断取得新成果的学者。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非毛化泛滥、否定《两论》为毛泽东所作之声甚嚣尘上的时候，他收集到了1942年大连大众书店出版的作者为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此书为1937年9月延安出版的油印本的《两论》的翻印本。依据这个史料，竹内实于1980年12月在《中国季刊》上发表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解放前的文本》一文。文章写道：“这些被发现的解放前的文本，其意义不只是为这两篇论文写作期的争论提供了新的证据，而且涉及到关于延安时期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才能和历史地位的争论。”竹内实用历史事实证明了毛泽东与《两论》的关系，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于美国的研究，由于1950年代著名的麦卡锡事件影响，那些对中共和毛泽东有过较高评价的汉学家、“中国通”等纷纷由于“亲共”而受到政治迫害，包括后来成为最为著名汉学权威费正清。费正清并没有放弃研究，终于在1956年创建了后来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哈佛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写出了一系列关于美中关系的书，至今仍被视为权威之作。他在《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一书中写道：“斯诺访问毛泽东时看见他很有兴趣地研读着马克思著作的中译本。不久后他就发表了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讲话，并写出了《 实践论》 和《 矛盾论》 。由于28 个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还没有消除，他演说辩证唯物论的用意是表示他有理论领导的能力，虽然那讲稿比较粗糙。不管怎样，毛着重讲矛盾问题、‘对立统一’问题，表现了他的独创性。”“毛泽东在延安时花在哲学上的工夫，推动了他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方向前进了一步。这个事实不仅仅关系到建立一个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党的问题，而且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可以根本上变得适用于中国。”
费正清和他领导的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对毛泽东著作研究的重视，不但对哈佛大学，而且对美国以至于整个欧美学界，都有重大的影响。当年执教哈佛大学的基辛格，指定他的学生要阅读毛泽东著作。后来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也影响到尼克松的阅读书目。
1972年2月，在访华途中，在美国“空军一号”上，尼克松总统一直在阅读《实践论》和《矛盾论》。到达北京后当天下午和毛泽东见面时说：“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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