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和接受（1899-2017）

徐  洋 林芳芳

《资本论》是马克思倾尽毕生精力完成的巨著，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这部伟大的著作传入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它的翻译与传播充满了艰难险阻甚至带着不少传奇色彩。①

一、19世纪末-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名字的传入和《资本论》原理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候，中国正在封建的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救亡图存，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向西方学习。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马克思的名字及《资本论》的书名在这个危急关头传入中国。

马克思和《资本论》名字首次见诸中文报刊是在1899年初。该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及其中国秘书蔡尔康合作节译了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基德(Benjamin Kidd)的《社会进化论》(Social Evolution)一书，书名译为《大同学》，前四章发表在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第1章《今世景象》发表在《万国公报》1899年2月第121册，其中写道：“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②这是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文报刊上。第3章《相争相进之理》发表在《万国公报》1899年4月第123册，其中写道：“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克偲，主于资本也。”③这是中国刊物上第一次提及马克思的《资本论》。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劼德之学说》一文，文中赞扬劼德(即基德)的进化论的同时，也简要提及了马克思及其学说，指出“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④。

此后，不断有人在著述或译著中提及马克思和《资本论》，但都比较简略。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事迹、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内容并对马克思经济学说发表了个人见解。1912年，孙中山在上海对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评析了《资本论》的观点。⑤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和初步研究《资本论》乃至马克思主义的译著、论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1919年5月，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刊发了马克思专号，其中最为有名的是李大钊的3万字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先后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5、6号)。1922年2月19日，李大钊的另一篇文章《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发表在《晨报》副刊上。李大钊在这两篇文章中较为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可以说他是中国认真研究《资本论》并准备将其原理付诸实践的第一人。1919年6月2日至11月11日，陈溥贤根据高畠素之的日译本，在《晨报》副刊的“马克思研究专栏”上连续译载了柯祖基(即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1920年9月以《马克思经济学说》为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资本论》第一个中文诠释本。1920年9月，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米里·伊·马尔西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由李汉俊根据日文版重译。该书一经问世便得到李大钊、陈独秀的大力推荐，深受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和革命志士的欢迎。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总理年轻时在狱中宣传马克思和《资本论》的事迹。1920年，周恩来在天津领导工商界和学生集会游行、声讨反动政府卖国罪行的活动中被军阀逮捕。在监狱里，他不顾个人安危，给被捕的青年和各界代表讲解了马克思学说：“六月七日。……周恩来续讲马克思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今天马氏学说已讲完了。”⑥这是那个时期仁人志士口头传播《资本论》的生动事例。

二、20世纪20年代-1949年：《资本论》部分译本和全译本的诞生，《资本论》研究的初步开展并被运用于中国革命

(一)最初翻译《资本论》的努力

有研究表明，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德文翻译组所译的《资本论》第1卷，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资本论》译本。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京大学19位怀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学生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成立后，翻译组请李大钊和陈启修(1920年曾在北京大学按《资本论》的体系讲授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担任导师，根据某个德文版翻译《资本论》。据当时参与翻译的罗章龙回忆，他们把《资本论》第1卷的译稿交给了陈启修。⑦尽管这部译稿没能保存下来，但它是我国《资本论》翻译史上的一次有益尝试。

1920年10月，上海《国民》月刊发表了费觉天的译文《资本论自叙》，即《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的《序言》。就目前的文献看，这篇《序言》是与中国读者见面的《资本论》最早的“部分中译本”了。

郭沫若早年留学日本，很早就抱定了全文翻译《资本论》的决心。1926年10月，郭沫若与商务印书馆商榷此事，但印书馆不敢承担出版《资本论》的责任。尽管郭沫若未能实现自己的计划，但这并没有改变他追求真理的决心和研究《资本论》的热情。1927年，郭沫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1936年10月，他撰写了《<资本论>中的王茂荫》，为理解和翻译《资本论》的有关内容做出了贡献。

(二)《资本论》第1卷的翻译

1930年3月，中共党员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问世，这是《资本论》在我国出版的第一个中译本。陈启修根据考茨基国民版(底本为《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2版)1928年第8版，参照日本学者河上肇的日译本，译出了《资本论》第1卷第1篇《商品和货币》，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陈启修在《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译者例言》后面，收录并翻译了考茨基、河上肇和恩默特介绍《资本论》的文章，约占全书1/3的篇幅。陈启修的译本原计划分10册出版，但在当时的艰难条件下只出版了第1分册。

此后，中共党员潘冬舟继续翻译了《资本论》第1卷第2、3、4篇，以第2分册(第2、3篇)和第3分册(第4篇)的形式，先后于1932年8月和1933年1月由北平东亚书局出版，各印2000册。这个版本没有说明它所依据的外文版本。潘冬舟原计划每季度出版一个分册，2年内将3卷《资本论》译完。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1935年潘冬舟被国民党杀害。

1932年9月，北平国际学社出版了王慎明(即王思华)和侯外庐合译的《资本论》第1卷上册(第1篇至第3篇第7章)。实际上，这一册是王思华通过关系由北平京华印刷厂秘密排印的，国际学社只是一个虚构的出版社。1936年6月，世界名著译社出版了中册(第3篇其余2章和第4篇)、下册(第5篇至第7篇)和一卷合订本，译者署名为右铭(王思华)、玉枢(侯外庐)。这个版本以恩格斯编辑的德文第4版为蓝本，同时参照英文、法文和日文几种译本。至此，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69年后，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诞生了。

侯外庐翻译《资本论》，得益于李大钊的指导。李大钊曾多次向侯外庐提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抱憾中国还没有一部较为完整的译本。1927年4月，李大钊被反动政府残酷绞杀，年仅38岁。侯外庐得知消息后悲痛不已，同时更坚定了翻译《资本论》的决心。1927年夏，侯外庐进入巴黎大学文学院，开始学习德语。1928年，正式动笔翻译《资本论》;同年，侯外庐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侯外庐回国时，把已经译出的20章译稿寄存于柏林成仿吾处。1932年，侯外庐结识了王思华。王思华和侯外庐一样，也有一段受李大钊启蒙的经历。他们决定从头翻译《资本论》。第1卷上册出版后，侯外庐一度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罪名是“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1934年至1937年侯外庐单独翻译完第2、3卷，并交由续范亭将军带往延安，不幸书稿在战火中化为灰烬。

在此期间，商务印书馆也于1934年5月出版了由吴半农译、千家驹校的《资本论》第1卷第1册，内容包括《资本论》第1卷的第1、2篇。吴半农根据1928年出版的伊登和塞达尔·保罗(Eden & Cedar Paul)的英译本翻译。由于这个译本出在陈启修、潘冬舟和王思华、侯外庐的版本之后，内容上又没有超过以上版本，因此并未产生较大影响。说来奇怪，校对者千家驹竟然一直不知道这本书出版了。直到1982年，中央编译局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向他征稿时，他才得知此事。目前只有中央编译局的图书馆藏有它的孤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当时命途多舛，也可由此窥见一斑。

(三)郭大力、王亚南完成《资本论》全译本

1938年8-9月，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3卷本在上海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公开发行，分精装版和平装版，依据的是苏联1932-1934年马恩列学院编辑出版的德文版《资本论》(底本为《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4版)。郭大力、王亚南合作翻译《资本论》的历程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翻译传播史上的一段佳话。1928年春，郭大力来到杭州大佛寺，开始翻译《资本论》，当年译完了第1卷。同年，王亚南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也来到大佛寺栖身。两人一见如故，立志共同翻译《资本论》。由于感到不了解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就无法准确理解和翻译《资本论》，郭大力并没有急于出版第1卷，而是与王亚南一起，决心先翻译古典经济学著作。1934年，郭大力和王亚南再次投入到《资本论》的翻译中，可惜此前第1卷的译稿已经全部毁于日寇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的战火之中，为此他们不得不从头开始。

1936年前后，郭大力向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洽谈出版意向，但这两家出版社都不愿意承担出版《资本论》的政治风险。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得知郭大力、王亚南为《资本论》全译本所做的努力之后，给予他们大力支持，在出版社经济拮据、处境艰难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出版他们的译稿。

1937年7月7日，日寇挑起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南京等地相继沦陷后，上海租界内出现了相对平静的局面。读书生活出版社的郑易里决定利用这个条件在上海出版《资本论》。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出齐3卷本《资本论》，1938年4月，郑易里给在赣南老家翻译的郭大力打电报，希望他能亲自到上海完成全书的翻译和最后的校订。⑧为了《资本论》能够顺利出版，郭大力不顾交通不便和日军轰炸的危险，立即启程来到上海。郭大力和出版社的同志通力合作，经过4个多月夜以继日的高强度劳动，将3卷《资本论》出版了。《资本论》首印3000部，然而2000部由于战乱在运输途中沉入海底，出版社当即加印2000部。由于当时人手少、时间紧、条件差，译文中存在一些错误和误排。郭大力将3卷《资本论》重新校订，编制了一个包括1700余处的详细勘误表，连同彭迪先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补遗《资本生产物的商品》一文(即1863-1865年手稿中的《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的第1部分《作为资本产物的商品》)，于1940年5月以《资本论补遗勘误》为名出版。1947年，全译本由读书出版社重印2000部。翌年在哈尔滨解放区第二次再版3000部，此版扉页前附了马克思的照片，并根据勘误表对正文进行了修订。

1940年春，郭大力按照考茨基编辑的版本，着手翻译《剩余价值学说史》。马克思把《剩余价值学说史》当作《资本论》的第4册来写。因此，郭大力认为只有把它译成中文，才算把《资本论》完整地介绍给中国人民。在翻译过程中，郭大力历经劫难，辗转逃亡，译稿直到1949年6月才得以出版。

(四)1949年以前《资本论》在中国的学习、研究概况

十月革命以前，只有极少数有识之士介绍过马克思及《资本论》;十月革命之后，尤其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这使中国的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国民党不断打压、迫害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书籍列为禁书。

《资本论》在国统区是禁书，但在延安和其他解放区却被视为革命指南。党中央通过党校、马列学院、《资本论》研究小组等形式组织中共党员学习和研究《资本论》，涌现出了张闻天、王学文等在《资本论》研究方面有很高造诣的革命者。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也曾认真研读了《资本论》，并且作了批注。毛泽东在他1937年8月写的《矛盾论》中，赞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矛盾分析方法。⑨1941年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他就社会研究中的分析—综合方法说道：“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写成的，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部分，然后加以综合，得出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来。”⑩

郭大力、王亚南不仅在翻译、传播《资本论》中不遗余力，还根据《资本论》的基本方法和观点，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王亚南深入研读《资本论》，并运用《资本论》的原理和方法研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于1946年出版专著《中国经济原论》(1957年修订本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这本书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多次再版，并先后在日本、苏联翻译出版。1947年，郭大力的《生产建设论》一书出版，该书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该在国家的领导下进行，发挥国家在组织生产方面的领导作用。

除王亚南和郭大力外，还有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运用《资本论》的原理和方法，活跃在经济学研究的前沿，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经济学研究专著。代表性人物有：沈志远、王学文、许涤新、薛暮桥、王思华等。

三、1949年-20世纪70年代末：《资本论》翻译和传播在中国进入全新阶段，《资本论》原理被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资本论》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进入一个全新阶段。

1953年1月29日，经毛泽东同志亲自批示，中央决定将中央俄文编译局和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成立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正式成立，它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出版马列著作(如无说明，此后中国的马列著作均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

1949年以后《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可以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中国出现两个《资本论》全译本同时流传的局面。一方面，郭大力、王亚南译本得以不断重印和修订;另一方面，中央编译局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的框架内，翻译出版了第二种《资本论》全译本。《资本论》的学习、研究出现初步繁荣，《资本论》的原理被应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但是也出现了对《资本论》的教条主义理解，“文化大革命”中《资本论》又一度被宣布过时，《资本论》的传播陷入停滞。

(一)郭大力、王亚南译本的两次全面修订

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3卷是当时中国最完善的译本，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这个译本有不少印刷差错，译文上有的地方不够准确，甚至有错误。鉴于当时的条件限制，只好用“勘误表”的形式加以补救。为此，译者对《资本论》进行了两次全面修订。第一次修订本于195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短短的几年里，这个修订版第1、2卷重印了9次，第3卷重印了7次，每卷的发行量均达16万册之多。

面对全国学习马列主义经济理论和《资本论》的热潮，译者深受鼓舞，同时也感到很大压力。译者认为，把马克思的这部伟大著作尽量准确、完善地介绍给中国读者是自己的义务。而修改后的《资本论》仍然存在缺点，行文拘泥于原文，译文不够通俗，甚至仍有误译之处。译者不顾重病缠身、工作繁忙，再次进行全面校改。第二次修订的《资本论》3卷于1963-196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1)

(二)中央编译局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框架内翻译《资本论》

1955年，编译局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着手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即中文第1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历时30年，到1985年出齐全部50卷53册。其中第23、24、25卷为《资本论》第1、2、3卷，第26卷I、II、III册为《剩余价值理论》(即《资本论》第4卷)。此外，在补卷(第40-50卷)中还收入1857-1858、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全部，以及1863-1865、1867-1882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一部分。

中央编译局很早就为翻译《资本论》作准备，如翻译苏联的经济学著作、请苏联专家讲授《资本论》等。1956年底开始翻译《资本论》第1卷，由于当时缺乏掌握德语的干部，这个译本只能从俄文转译，底本是苏联1949年出版的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的译本。后虽译出第1卷，但没有正式出版。1960年底-1961年初，编译局领导考虑到《资本论》这一重要理论著作新译本不宜从俄文转译，决定从原文翻译，底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3卷。工作因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而时断时续。1972年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和第24卷，即《资本论》第1卷和第2卷。1974年底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即《资本论》第3卷。1975年，出版了《资本论》3卷单行本。

编译局在翻译《资本论》时，充分借鉴了前人的成果。《资本论》第1卷曾逐句对照郭王译本，还多次拜访过郭大力本人，征求他对译文的意见。在译校《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时，直接在郭王译文的基础上进行校订。此外，还利用了很多外文译本，例如196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以及英、法、日译本。编译局在翻译《剩余价值理论》时，底本是俄文版全集第26卷，并参考德文版。这是苏联新编辑的《剩余价值理论》第一个中文译本。在翻译《资本论》手稿时，所依据的底本视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MEGA[2])相应卷次出版与否，或为MEGA版，或为俄文版。

中央编译局在翻译《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方法，培养了一批政治过硬、业务精湛的专业干部，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认真吸收前人的成果，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特别是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流程，大大保证了《资本论》译文的质量。每一篇译文都是经过许多人之手，反复核对原文，反复推敲中文而最后完成。《资本论》第1卷，先后经过翻译、互校、初定稿、定稿、最后校审等多道工序。此外还有专门的人负责统一译名、统一规格等多种技术性工作。《资本论》第1卷重要章节采取集体定稿的办法，逐字逐句讨论确定译文。还在全国向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及专业技术工人求教。因此，《资本论》中译本不仅是马列著作编译者的集体成果，也是中国广大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作者及普通劳动群众的智慧结晶。

例如《资本论》第1卷第1篇第3章脚注83提到一位中国清代财政官员“Wan-mao-in”。在用拼音文字翻译《资本论》时，译者只要写下相应的字母就够了。但是在中译本乃至日译本中，就不得不把这个人的真实姓名写出来。日本译者和中国早期译者未能查考史实，而是按照“Wan-mao-in”的发音，杜撰了各种姓名。郭沫若、吴晗等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经过考证，确认马克思笔下的“Wan-mao-in”为清朝官员王茂荫(1798-1865)。这是中国《资本论》研究者为《资本论》的传播作出的独特贡献。(12)又如，中央编译局在20世纪70年代与中国科学院自然史研究所合作翻译《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时，为了搞清楚毛纺织业的机械名称和工序，译者曾三次去北京清河制呢厂向老工人请教。为了了解造纸的各道工序和技术设备，译者又访问了北京造纸总厂，相关译文都经过这两个厂的工程师审阅。(13)

(三)1949年-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资本论》学习、研究情况

新中国成立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了“一边倒”即站在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外交方针，在哲学社会科学上也体现出这一特征。政治经济学上，主要是使用苏联的教材和体系，聘请苏联专家讲授《资本论》。1958年，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学者自编了许多政治经济学教材，其中反映了毛泽东有关经济思想的内容。但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方针政策，如“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化等，大都生命力很短暂。1958年11月，面对大跃进之后严峻的经济形势，毛泽东提倡党政干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下册)，对后者，既肯定其正确的方面，又指出其缺点和错误。(14)

这一时期，各类高校先后成立以《资本论》为主的政治经济学教研组(室)，培养了一支教学和研究力量;《资本论》成为社会科学的独立研究对象，出现了一批以讲解或注释为主的介绍、学习、研究著作;《资本论》的基本原理被运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运用于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批判，运用于探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1963年前后围绕《资本论》方法问题开展了热烈讨论。(15)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资本论》的传播同样受到冲击，林彪甚至攻击《资本论》过时了。他说：“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本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我们国家，资产阶级已经打倒了，现在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16)中国《资本论》学习和研究陷入停滞。(17)

四、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新形势下《资本论》的翻译、研究取得重大成果，《资本论》传播向纵深发展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新中国《资本论》的学习和研究进入第二个繁荣时期。

(一)中央编译局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并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框架内校订《资本论》中译文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央编译局翻译的马克思经济学手稿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补卷中陆续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之外，中央编译局还翻译了《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和德文第1版，在1983年和1987年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样，中国就成为拥有《资本论》版本及其手稿译本最全的国家之一，这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此外，《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翻译推进了当时中国思想解放的进程。为适应定于1978年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的需要，中央编译局集中力量翻译了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有关科学技术是重要生产力的论述;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合作，翻译了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并单独出版了小册子(1978年1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大多卷次是以俄文版为蓝本编辑和转译的，只有少数基本著作从原文译校，因而不可避免存在缺陷。中央编译局在1986年向中央呈送《关于重新编译出版<马恩全集>中文版的请示报告》并获批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正式启动。该版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为蓝本，同时参考德文版、英文版、俄文版等版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计划70卷，分为4个部分。第2部分为第30-46卷，收入《资本论》及其手稿，共计17卷19册。第30-40卷共11卷13册，收入马克思1857-1882年全部经济学手稿;第41卷为恩格斯1883-1895年《资本论》编辑稿、增补;第42、43、44卷分别为《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法文版、德文第4版，第45卷为《资本论》第2卷德文第2版，第46卷为《资本论》第3卷德文版。除第45、46卷底本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第24、25卷外(当时MEGA II/13、15尚未出版)，所有底本均为MEGA第2部分相应卷次(第42、43卷的底本还有原始的德文第1版和法文版的影印版)。MEGA第2部分所收《资本论》全部马克思手稿和恩格斯编辑稿，都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该版《资本论》及其手稿部分因为吸收了MEGA的研究成果，其卷次编排就可能比MEGA更为合理。其中第30-36、42-46卷已经出版，第37卷也将于2017年出版。

第44、45、46卷于2001-2003年出版以后，2004年出版了3卷《资本论》单行本，2009年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6、7卷再次出版。2012年，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的基础上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4卷本，其中第2卷为经济学专卷，包括《资本论》3卷的节选和部分经济学手稿。201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2卷中的《资本论》节选被抽出来出版了单行本。

(二)《资本论》少数民族语文译本和港台地区《资本论》传播情况

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以中央编译局中文版为底本，把《资本论》翻译为各少数民族语文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1986年出版蒙古文、朝鲜文《资本论(节选本)》。1989-2002年，出版蒙古文《资本论》3卷和朝鲜文《资本论》第1、2卷。2007-2015年，出版蒙古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彝文、壮文《资本论》3卷和藏文、维吾尔文《资本论》第1、2卷。(18)

《资本论》在台湾的情况(19)，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出现了变化。在蒋氏政权时代，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将残留的左翼人士不是残杀，就是当作政治犯关入绿岛监狱。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成为“禁书”，几乎没人敢碰，更没有人敢译。但蒋氏政权为了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理论，成立了“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其图书馆也是当时台湾唯一“合法地”收藏马恩著作的地方。后来，该研究中心支持成立了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招收一般研究生。只要与这些研究生有些私人关系，就可以偷偷借出其馆藏的各种马恩著作。因此，尽管像被关入绿岛的政治犯大牢一样，《资本论》也被关入了“国关中心”的图书馆，但是马克思的思想却暗地里渗透出去，尤其是在青年学子间形成了一道潜流。学界仍是马克思研究最重要的场所。叶启政长年在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开设“社会学理论”课程，其内容必然包括马克思的理论。虽然因马克思之著作被列为“禁书”，缺乏实际阅读研究之可能，但是学生学习兴致始终很高昂，教室也总是座无虚席。而前述从国关中心“流出”的影印著作，也往往就是上课者回家后的参考书。

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政治松动。1986年，当时还在新加坡教学的洪鎌德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传统与反叛：青年马克思思想的探索》，青年学子趋之若鹜。随后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青年马克思或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出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如异化、压迫、剥削等等，一时在知识界中，尤其是青年学子间，蔚为风潮。1987年，台湾宣布解严。所有在戒严时期禁止的书籍，得以重见天日。1990年，时报出版社出版了《资本论》3卷、《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标记：此后马克思不再是禁忌，反而可以自由讨论、授课了。不过，这些马克思著作其实都是大陆简体字版的“繁体化”，因此，尽管印刷精美，却引起不少“盗版书比原版书贵”的讥讽。后来或许是因版权问题，它们都没有再版。需要的空缺，渐渐由外文书与简体书的进口与影印技术的进步补足了。不过大陆的翻译对于台湾读者而言往往难读，而大部头的著作又颇令人望而生畏，于是，诚品书店在20世纪末将《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2(或第4)版的第1章节译出版。白色恐怖时期滞留海外的左翼人士，如史明(施朝晖)、何青(许登源)等，在1992年前后陆续返台，为台湾的马克思研究注入一股新的力量。何青2004年积极组织了“《资本论》研究会”，不仅经营网站，也组织读书会，吸引了不少青年学生。目前台湾有一批从欧美留学返台的马克思研究者，如黄瑞祺、陈宜中、孙善豪等。孙善豪不仅翻译了《资本论》的部分章节，还按照原始手稿形式翻译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20)

总之，在台湾，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包括《资本论》，并未如当初预期的那样受到学界很高的重视，反而往往被视为老旧、过时，而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才被认为是开创、发展。这种风气一旦形成，就立刻浸渗入学界。对现实社会、对下层的关心，往往被转化为意识形态、哲学观点的争论。

香港亲中共的左翼书店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都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销售，包括《资本论》，但未闻有活跃的理论研究活动或相关刊物出版。而托派内部曾经出版过一些马克思理论著作和政治经济学的导读刊物。在20世纪70年代末，受各种激进思潮影响，大学校园内曾有过一阵比较活跃的马克思主义研读风气。(21)

(三)中国《资本论》的学习和研究在挑战中向纵深发展

改革开放后的时期是《资本论》研究的黄金时期，中国《资本论》研究取得空前硕果。与此同时，对《资本论》的质疑声逐渐出现，高校的《资本论》教学一度出现边缘化。在这种挑战中，中国《资本论》研究向纵深发展。

20世纪90年代之前，《资本论》研究的重点在于原著本身(对象、结构、方法、创作史)，在于基本理论的学习和阐释，特别是对《资本论》第1卷的研究。80年代初，社会上形成了学习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高潮，《资本论》第2卷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资本论》研究越来越关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

中国学者对几十年来的《资本论》研究进行总结，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被大量译介，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集中涌现。各重要院校大都出版有《资本论》的讲义和理论研究著作。各地区、各系统纷纷建立《资本论》研究会，最主要的是1981年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的成立。这个研究会把全国《资本论》研究力量组织起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资本论》研究。

我国出现一大批《资本论》学习辅导书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福建师大陈征《<资本论>解说》、复旦大学张熏华《<资本论>提要》、中央党校王珏《<资本论>介绍》、北京大学经济系《<资本论>释义》、南开大学魏埙《<资本论>的理解与启示》等。对《资本论》创作史、结构、方法的研究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如田光、陆立军《<资本论>创作史简编》、刘永佶《<资本论>的逻辑》、刘炯忠《<资本论>方法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研究丛书”是这一时期《资本论》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其中包括：田光的《<资本论>的逻辑》;马健行、郭继严的《<资本论>创作史》;刘焱的《<资本论>索引》;赵洪主编的《<资本论>第一稿研究》;李善明主编的《<资本论>第二稿研究》。有两部著作是这一时期《资本论》研究的集大成。一部是宋涛主编《<资本论>辞典》(1988)，该辞典共收词条1632条，由来自全国的261名顶尖的《资本论》研究者写成。另一部是汤在新主编，张钟朴、成保良副主编的《<资本论>续篇探索：关于马克思计划写的六册经济学著作》(1995)，当时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水平。此外，《资本论》通俗化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有洪远朋《通俗<资本论>》(1985)和顾海良主编的《画说<资本论>》(1995)。后者是一套共4卷的连环画，紧扣原著，直观、形象地讲解了《资本论》3卷的基本原理。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68位艺术家近5年辛勤努力的结晶。

由于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国的《资本论》研究得以和世界其他国家保持同步，甚至在个别领域居于领先水平。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译者和MEGA的编者把1861-1863年手稿第XVI笔记本和第XVII笔记本的前7页的写作时间判定为“1862年12月-1863年1月”(马克思自己写的是“12月”和“1862年1月”)，马健行通过对马克思的理论发展程度的考证，认为该部分手稿的写作时间恰恰应当是马克思自己写的“[18]61年12月-1862年1月”，从而与日本学者大村泉、德国学者缪勒等人差不多同时解决了这个问题。(22)

1983年熊映梧提出《资本论》的“历史局限性”问题(23)，引发广泛争议和深入探讨。这可以看作新时期中国《资本论》传播史一个具有特征性的事情。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化导向的改革的推进，西方经济学特别是英美经济学被引入中国，高校中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课程被一再压缩，甚至取消。一些学者认为，到90年代中期，西方经济学已经在中国高等院校的经济学教育和教学中占据了事实上的主流地位，大学很多经济学教师都没有认真研究过《资本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处于比较严重的被边缘化境地。(24)刘国光指出：“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经济研究工作和经济决策工作中都有渗透。对这个现象我感到忧虑。”(25)

这一时期，《资本论》中的一些基本原理受到质疑和“创新”，中国经济学理论界迅速分化。有人提出非劳动生产要素(资本、土地)也创造价值，另一些学者要求坚持“劳动价值论一元论”。(26)有学者认为，目前《资本论》研究的特点和趋势之一，是把资本、剩余价值等范畴中性化，不作为资本主义特有范畴，这就使《资本论》揭示的范畴和规律等更加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学者指出，一些打着理论创新、重建政治经济学、重新认识和深化劳动价值论旗号的研究，实际上是否定和攻击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这种背景下，《资本论》研究出现新的特点。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资本论》研究的热点有：《资本论》研究对象与生产方式概念，劳动价值论，资本总公式，重建个人所有制，产权改革，股份资本，收入分配，金融危机，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等。与此前相比，除《资本论》第1、2卷外，第3卷也受到较多关注。《资本论》研究的特点有：充分结合现实，以问题为导向展开研究，主要是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国际金融危机来研究;关注《资本论》的整体性、开放性和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充分重视《资本论》手稿的挖掘，特别是注意学习利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发表的基础文献和研究成果。一些学者研究了国际学术界的前沿问题，并掌握了一定的发言权。高峰深入考察了垄断资本、资本积累等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问题。谢富胜从事的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研究取得较大成果。一些《资本论》研究专家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取得成就，如顾海良、程恩富、张宇等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最重要的是得益于以《资本论》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理，即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大大解放生产力。此外，学者一般认为《资本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以及经济发展的规律，在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以及其他基本原理方面，对中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四)党中央对《资本论》学习和研究的重视

2004年，中共中央启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程框架下编写了一系列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的教材，如林岗主编的《<资本论>导读》。2012年6月19日，习近平考察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和研究中心时指出，《资本论》作为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加强《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27)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远的不说，就从国际金融危机看，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28)习总书记有关《资本论》的论述极大鼓舞了全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的信心，在全国掀起学习和研究《资本论》的新高潮。

五、中国《资本论》百年传播史的阶段、特点和经验

《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史，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科学理论在中国传播的缩影。《资本论》的翻译与出版、研究与教学、宣传与运用，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随着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而不断深化的。这种鲜明的实践特征，既体现了《资本论》自身的理论品格，又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对《资本论》的科学态度。

新中国成立之前，《资本论》传播的主要任务是向广大群众介绍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让广大群众了解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制度根源，认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规律，认识资本主义被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从而积极支持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为推翻反动统治，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而努力奋斗。

在这一时期，一批杰出的革命知识分子承担了《资本论》翻译、介绍和宣传的重要使命。在白色恐怖时期和革命战争年代，这些信念坚定、勇于担当、学养深厚、严谨求实的革命志士克服了无数困难，付出了大量心血，将《资本论》的中文译本送到了中国人民手中，使这部理论巨著在革命斗争的峥嵘岁月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资本论》传播的突出重点是：向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介绍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和研究。

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为《资本论》的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资本论》3卷的中文译本经过认真译校和全面修订，以崭新的面貌和更高的水准相继问世;《资本论》的研究和教学蓬勃开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武装和理论建设。

在这一时期，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特别是由于“文革”浩劫的破坏，《资本论》的传播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先是教条主义的影响，其主要表现是：简单片面地理解《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的论断，断言资本主义行将灭亡，共产主义即将实现;形而上学地解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以及所有制关系的论述，认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经济运行方式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经济必须与这一切彻底划清界限，实行从上到下的计划经济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忽视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一决定性因素，盲目地、过快地、片面地推进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造成了消极的后果。其次是“过时论”的影响，其主要论点是：《资本论》分析的是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对于20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指导意义。

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又遭遇过严重的挫折。与此相应，《资本论》的传播也包含着成功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资本论》传播在这一历史阶段的显著特点是：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资本论》文本编译和理论研究紧紧围绕经济体制改革这一中心任务不断向纵深开拓，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学理支撑;文献编译的成果不断涌现，学术探讨的视野日益扩大，学界对《资本论》这座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认识水平大幅提升;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思想禁锢和教条主义的桎梏被打破，出现了理论研讨和学术争鸣的活跃氛围，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注入了新的动力。当然，在这一进程中，也出现了对《资本论》基本概念、范畴和观点的质疑和否定的声音，出现了以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偏向。但从总体上看，这毕竟只是支流;从长远来看，这终究只是暂时的现象;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来看，不同观点的争论和交锋，只会使客观真理的要义更加深入人心，使科学理论的内涵更加丰富充实。

可以说，改革开放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阶段，也是100年来《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史上硕果累累的最好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就是这一时期产生的最重要的成果。这一崭新的理论成果，将鼓舞和引导我们不断续写《资本论》传播史的新篇章。(29)

注释：

①本文参考了众多有关《资本论》在中国翻译和传播的论著，如杨国昌主编：《<资本论>研究资料汇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央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胡培兆、林圃：《<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Zhou Liangxun,Zur Verbreitung des Kapitals in China,in:Beitr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Nr.28,Berlin,1989。此外还就此问题请教了多位专家。

②这句话下面的文字是：“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广学会：《万国公报》，1899年2月，第121册。亦可参见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14页)学者认为，这其实是《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的表述。

③广学会：《万国公报》，1899年4月，第123册。亦可参见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第620页。

④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5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111页。

⑤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有学者认为，孙中山阅读《资本论》，可能始于1896年流亡伦敦期间(参看姜旭朝：《<资本论>对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的影响》，载《文史哲》1987年第4期)。顺便指出，谁是中国最早接触《资本论》的人，学术界也有研究。陆晓光认为，王国维读《资本论》是在20世纪初，这在时间上比陈寅恪20世纪20年代初读《资本论》早了十多年，即便与李大钊读《资本论》的时间相比照，王国维也是早了约十年;由此当可认为，王国维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参看陆晓光：《王国维读<资本论>年份辨》，载《文汇报》2011年6月13日)。李友唐指出，马一浮1903年赴美后购得英文版《资本论》，1904年赴欧后又在柏林购得德文版《资本论》，并在1905年回国时将这两部外文《资本论》带回;因此马一浮是中国引进《资本论》的第一人(参看李友唐：《马一浮是中国引进<资本论>的第一人》，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1日)。

⑥周恩来：《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20页。

⑦罗章龙：《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

⑧郭宝璘、王希和：《<资本论>三卷中文全译本的翻译和出版》(上)，载《学习时报》2005年5月2日。

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7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80页。

(11)本小节主要参考郭宝璘、王希和：《<资本论>三卷中译本的两次全面修订》，载《学习时报》2005年6月20日。

(12)参看韦建桦：《用生命擎起思想的火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百年回顾》，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6期。Zhou Sicheng,Wan mao in-der Mandrin im Kapital,in Beitr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Neue Folge 2013,Argument Verlag,Hamburg,2015。

(13)本节主要参考周亮勋：《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经济学手稿的译校经过和体会》，载《中共中央编译局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册(1953-1993)》;张钟朴：《事实的考证和专业知识的质疑——译校<资本论>和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片断回忆》，载同上书。

(14)宋涛、胡均：《<资本论>(中文版)的翻译、理论传播及其运用和发展》，载《东南学术》2002年第1期;卫兴华：《60年来政治经济学几个理论问题的研究与发展评析》，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1月号(第1卷第1期)。

(15)胡培兆、林圃：《<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第178-179页。杨国昌：《<资本论>研究资料汇编》，第151页。

(16)林彪：《在军事院校负责同志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9月18日)，转引自洪远朋：《论<资本论>——洪远朋<资本论>研究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17)在中国知网(www.cnki.net)“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上检索，显示1954-2016年的63年间，标题含“资本论”的文章共3766篇，年均接近60篇。1966年以前，多数年份有十几篇，多的年份有二三十篇。1966-1978年各年的数字是：1966(1)，1967(0)，1968(0)，1969(0)，1970(0)，1971(0)，1972(0)，1973(1)，1974(1)，1975(4)，1976(1)，1977(7)，1978(14)。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多的年份达到一两百篇，1983年达到这一轮的峰值276篇。此后略有下降，每年四五十篇到八九十篇不等。2008年再次破百，此后至今都维持在每年百篇以上的水平，最高值是2015年的225篇。

(18)少数民族语文版本《资本论》资料，由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研究室、业务处提供。

(19)有关台湾《资本论》传播情况，是在孙善豪教授所提供文字的基础上删改而成的，此外还得到台湾其他学者的指教。另参看曹玉文：《马克思主义在台湾》，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6期;林哲元：《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台湾——1949年后历史与现状概述》，载《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张艳涛：《走向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之路——访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孙善豪》，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8期;张艳涛：《马克思主义在台湾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趋向》，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2期。

(20)[德]恩格斯、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型态I.费尔巴哈 原始手稿》，孙善豪译注，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16年版。

(21)有关《资本论》在香港传播情况，由几位香港学者提供。

(22)参看马健行：《关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第XVI本和第XVII本前七页的写作时间问题——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第XVI本第XVII本前七页写作时间考(摘要)》，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5年第6辑(总第42辑);另可参看李善明主编：《<资本论>第二稿研究》附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3)熊映梧：《用发展观点研究<资本论>》，载《社会科学》1983年第7期。

(24)参看邱海平：《我国经济学教育的严重西化倾向及其危害》，载《经济导刊》2014年第10期;科恩：《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如何主导了中国经济学教育》，谢富胜、汪家腾、朱安东译，载《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6年第1期;常荆莎、吴东华：《论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兼论高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础教育问题》，载《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5期。

(25)刘国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载《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

(26)苏星：《劳动价值论一元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27)http://edu.sina.com.cn/gaokao/2012-09-27/1455357128.shtml.

(28)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光明日报》2016年5月19日。

(29)本节写作得到中央编译局韦建桦同志的悉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