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半个多世纪，《红旗颂》终于定稿

姜  方

▲吕其明在上海爱乐乐团接受文汇报记者专访。叶辰亮摄

70年前，1949年5月26日，吕其明19岁生日。那天，他随华东军区文工团开进了上海。那天晚上，他和战友们睡在老北站的条凳上。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70年后的今天——2019年5月26日，让我们一起祝吕老生日快乐！

吕其明10岁加入新四军，15岁入党，在战火中锤炼，在红旗下成长，进而成为一名优秀的文艺工作者，中国著名的作曲家。如今，这位已是89岁高龄的老人，每天仍然花费不少的时间整理和修订以前的作品。

为祖国、为人民而写作，对吕其明来说，是终身的崇高天职和神圣使命。26岁写出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32岁与人合作写了电影《红日》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35岁创作中国当代音乐经典管弦乐序曲《红旗颂》……直到82岁，笔耕不辍的他还与陈新光合作谱写了交响组曲《使命》。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诞生54年的《红旗颂》终于定稿——这是一位不忘初心的老人送给祖国和人民的礼物。

▲吕其明写给文汇报的寄语：“为祖国、为人民而写作是我终身的崇高天职和神圣使命。”

在近70年的音乐创作生涯中，吕其明始终不渝地履行着自己的入党誓言与承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抒写伟大时代。他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在作品中倾注了对党和人民发自内心的感情，他的音乐作品因此成为跨越年代的经典。

在红旗下前行，在党的怀抱里成长

春光明媚的季节，在上海爱乐乐团，耄耋之年的吕其明先生向记者讲述70年前开进上海时的情景，一切依然历历在目。“上海宣告解放的前一夜，我们华东军区文工团全团同志睡在老北站的条凳上。这是历史性的一夜。第二天，我精神抖擞地走在上海的马路上，我和其他团里五六个同志的背包上，都架着一个小提琴盒子。”

在红旗下前行，在党的怀抱里成长。70年来，这位中国著名作曲家始终和祖国血肉相连，休戚与共。

▲图为吕其明年轻时的照片。

吕其明出生于一个革命的家庭中。他的父亲吕惠生在抗战时期，曾是新四军第七师皖江抗日根据地行政署主任。“我父亲一生清正廉洁，一身正气。正如他在日记中写下的：‘革命事业，就是我的生命，为了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吕其明回忆，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军战略转移，在北撤途中，由于叛徒出卖，父亲不幸被捕。在狱中，吕惠生写下大义凛然的诗篇：“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敌后，扰攘展名猷。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在刑场光荣就义时，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时年43岁，他走完了自己的光辉一生。

吕惠生牺牲了，虽然没有给吕其明留下任何物质遗产，但留给了儿子无比巨大的精神财富，使其受益终身。“父亲给了我生命，也给了我铮铮铁骨、耿耿丹心、一腔热血和浩然正气。父亲的英雄形象就是我崇高的路标，影响了我的工作、学习、生活、创作乃至我生命的全部。我用一生踏着父亲的足迹前行。”

▲1948年，吕其明在华东军区文工团。

孩提时代的吕其明有过在战火中且歌且行的难忘经历。1939年冬，吕惠生冲破围捕，带领全家投奔新四军。1940年5月，吕其明成为新四军第二师抗敌剧团的小团员。当时正处在抗战中期最艰难的阶段，斗争非常残酷，生活十分艰苦，剧团经常随部队日夜兼程，有时晚上在驻地还要演出。有一次的演出至今让吕其明难忘。那是1940年秋天，鬼子的“扫荡”被粉碎后，剧团开进了一个大火燃烧的村庄，同志们在帮助老乡灭火后，傍晚就为群众演出三幕歌剧《农村曲》。“我在第三幕中演一个逃难的小孩，由于那天行军实在累坏了，临到我上场时我在幕前的假山下睡着了。”睡得正香的小吕其明被叫醒后急忙上场，嗓子却已沙哑。“孩子，真是为难你了，行军一天我们大人也非常累啊。”演出结束后，团长没有批评反而安慰了吕其明，让他感动得嚎啕大哭。

这之后每逢演出，剧团都会派一位大哥或大姐陪着吕其明，给他讲故事直至其顺利上台演出。“我们这个革命大家庭，有着多么温馨、多么深情的爱啊！”钢枪伴琴弦，硝烟卷歌声，在这战地课堂，在这以抗战音乐和民间音乐为课本的年代，作为一个只读过四年书的10岁孩子，作为一名部队文工团的文艺战士，吕其明就像进了一所没有围墙和门牌校徽的生活大学、艺术大学、革命大学。唱歌、演戏、教歌、行军、打仗、宣传鼓动，把他和指导员、乡亲们交融在一起，把一颗稚嫩的心和中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交融在一起。“部队文工团九年的战斗生活和艺术实践，使我受到极大的锻炼和艺术熏陶，是我人生经历中的一个关键时期。”吕其明说。

▲2016年，“把心交给祖国———吕其明作品专场音乐会”排练间隙，吕老走到指挥台旁，与上海爱乐乐团指挥张亮反复推敲作品演奏细节。叶辰亮摄

1945年9月，吕其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老乡家里，油灯照耀下，15岁的他向党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从此，我确定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文艺观和价值观。我决心把一切献给党，献给祖国和人民。”吕其明说，共产党教他要有崇高的理想和信念，要做堂堂正正、坦坦荡荡、老老实实、品德高尚、乐于奉献，拥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人；在事业上要有责任感，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追求完美。回首往事，那一刻依然让他感到热血沸腾。

诞生半个多世纪的《红旗颂》终于定稿

采访当天，记者看到满头银发、戴着红框眼镜，精神矍铄的吕老和上海音乐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一起探讨最新版《红旗颂》套谱的封面设计。

《红旗颂》首演于1965年5月第六届“上海之春”开幕式，由著名指挥家陈传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和上海管乐团联合首演，并获得巨大成功。音乐描绘了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天安门上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时的动人场景。在红旗下长大的吕其明，对红旗怀有无比深厚的感情。无论是无数革命先烈用血染红的战斗红旗，还是天安门的胜利红旗，都在作曲家的脑海中形成了伟大崇高的形象。他把自己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真切情感，完全融入了作品的每个音符中。

小号嘹亮地吹出以《义勇军进行曲》为素材的号角音调，《红旗颂》的引子尽情表达了对胜利的喜悦和对红旗的赞美。在连接部，双簧管吹出如歌的优美旋律，抒发了经过斗争洗礼的人们仰望红旗、心潮澎湃的炽热情怀。乐曲逐步发展，赋予节奏以激越的动力，号角声再度响起，宽广的颂歌主题变为铿锵有力的进行曲，表现了中国人民在红旗的指引下，意气风发、一往无前的豪迈气概。尾声中，嘹亮的号角与深情的颂歌交融在一起，在更为激越的高潮中，仿佛听到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迈开巨人的步伐，乐曲由此响彻云天，气壮山河。

▲图为吕其明在创作中。何厚明摄

吕其明告诉记者，当年他写《红旗颂》时功力尚不到家，没有“一锤定音”的能力。初稿的创作花了七天，原本他心里有多个关于作品主题、曲式的方案，当时挑了一个相对可行的，日夜拼搏、热泪盈眶地写出了《红旗颂》。短短七天时间，为何《红旗颂》初稿的创作时间如此紧迫？那是1965年“上海之春”开幕之前，当时贺绿汀、丁善德、孟波、黄贻钧、钟望阳、瞿维等音乐界的老前辈，一致决定由35岁的后辈吕其明赶写一部交响乐作品。黄贻钧先生建议曲名定为《红旗颂》。面对这个“命题作文”，吕其明既兴奋又紧张地接受了这一艰巨的创作任务。而当年《红旗颂》第一次排演时，正是在上海爱乐乐团的排练厅内。如今在故地回忆往昔，吕其明满是感慨。“如果没有‘上海之春’提供这一机遇和良好的创作条件与氛围；如果没有老前辈们的信任、鼓励和促进，就不可能有《红旗颂》。因此，我对音乐界前辈们充满着敬意与谢意。”

从年轻小伙到年近鲐背，这部在中国音乐史上拥有重要地位的作品，贯穿了吕其明大半生的音乐创作生涯。“不能否认，或许正是因为当时一周时间里乐思、灵感、激情源源而来，才使得《红旗颂》能够如此振奋人心。不过我依然希望可以精益求精，所以多年来一直在修改这部作品的细节。”据悉，最新完成的定稿版《红旗颂》改动涉及三四十处，包括很多小节中的音符，以及作品整体的和声等有所调整。定稿版最大的亮点，在于作品尾声的配器加强了国歌的旋律，旨在进一步把作品的情绪推向最高潮。用吕其明的话来说，这个过程好比雕塑家在完成一部塑像以后，依然会用上很久的时间，小心翼翼地再用沙子把作品磨得更光滑。

▲今年4月举行的第36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开幕式上，吕其明（右）和作曲家陆在易（左）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的舞台上共同转动留声机转蝶。叶辰亮摄

“这一次，我对自己说：不改了！《红旗颂》的创作可以说是划上一个句号了。”吕其明表示，这部诞生已有54年的管弦乐序曲，终于在这个春天定稿了。今年4月，在第36届“上海之春”开幕式上，上海交响乐团首演了今春定稿版的《红旗颂》。

一辈子秉持为人民写作的信条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这让身在部队文工团的吕其明深受鼓舞。1944年，他开始集中精力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通过学习，他深感“讲话”内容之丰富，而对14岁的吕其明来说，最根本的两条具有终身的指导意义：一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二是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向传统文化学习，向民间音乐学习，从生活中去吸收营养，这些重要思想渗透到少年吕其明的心灵和血液里，成为他日后工作的指南针，牢记了一辈子。

1949年11月，吕其明脱下军装，专业成为上海电影制片厂乐团的一名小提琴演奏员。1951年，吕其明调至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开始电影音乐创作事业。面对庞大的交响乐队，他在岗位上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如饥似渴地学习，勤奋努力地工作。为写纪录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音乐，吕其明在淮河工地里劳动了两个月，搜集老乡唱的山歌；为给另一部纪录片《鞍钢在建设中》配乐，他又在鞍钢生活了三个月，下车间和工人们一起劳动。

1955年，吕其明调回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故事片的作曲。一年后，26岁的吕其明应导演赵明之邀为《铁道游击队》配乐，写下传唱至今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为这首歌谱曲时，吕其明联想起自己曾于战火之中，在山东目睹不少身穿便衣、手拿套筒枪或大刀的游击队战士。结合生活体验和感受，吕其明用音乐表达了游击队员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及他们对“人民的胜利就要到来”的坚强信念。此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谱曲并没有以现成的民间歌谣为素材，而是根据他多年来对民间音乐的学习研究和理解，采用了山东民歌中富有典型意义的调式落音、民歌的旋律、音调，紧密结合方言，重新创作了一首具有浓厚山东地方风格、神似民歌的歌曲。

▲1982年，吕其明创作影片《城南旧事》的音乐。

吕其明曾担任上海爱乐乐团的前身——上海电影乐团的团长。从《红日》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到《庐山恋》中的《啊，故乡》，从管弦乐序曲《城南旧事》到另一部管弦乐序曲《焦裕禄》，还有《白求恩大夫》《霓虹灯下的哨兵》《雷雨》等电影中的音乐……几十年来，他与人合作或独立写出一部部脍炙人口的作品。82岁时，吕其明与上海爱乐乐团作曲家陈新光合写《使命》。这首为庆祝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而创作的交响组曲，表达了创作者对中国革命历程的一往情深和深切感受。“没有我亲密的合作者陈新光，就没有《使命》这部作品。他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对于乐队也很熟悉，我们的创作思想、理念、风格都很一致。通过《使命》，我们的创作友谊进一步加深，我要特别感谢他。”吕其明动情地说。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提高创作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创作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民族、时代的优秀作品，奉献给党、祖国和人民。这就是我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心声。”吕其明表示，他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一如既往地作出自己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记者手记：听得懂 传得开 留得下

“‘听得懂、传得开、留得下’，这九个字是我做音乐的最高追求。”吕其明先生告诉记者，多年来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创作理念，从未后悔。

吕老认为，中国几代作曲家在交响乐的创作道路上进行着不断的探索，音乐界有着多元的创造理念、技法和风格，这是可喜的。而就他个人而言，力求自己的作品能够做到雅俗共赏，一定要让普通群众能够听得懂，一定要民族性格鲜明。

中国有上千种地方戏，有那么多优美的民歌，民族民间音乐宝藏，是中国作曲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管弦乐序曲《红旗颂》就是把许多中国各地的民歌因素消化以后，变成了自己的东西。吕老认为广泛地积累民族音乐，将交响乐与中国民族的语言、与中国老百姓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融合起来，这是他所追求的，也是他的作品受到人民群众欢迎的重要原因。

▲图为吕其明在创作中。

当然，有了这些基础还远远不够。在确定从事作曲工作后，组织上曾经想派吕老去苏联留学，但因缘际会没能实现。1959年，吕老开始带职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作曲和指挥，专业学习的经历赋予他更好地为祖国、为人民写作的本领。每当在音乐创造上取得一点成绩的时候，吕老都会由衷地感谢母校上音和他尊敬的老师们。

“有人愿意听我写的音乐，有音乐家愿意指挥我的作品，这就是我最大的快乐。”记者眼前的吕老鹤发童颜、思路清晰，言谈间始终昂扬着一股朝气。他喜欢同仁和乐迷朋友们称他为“电影音乐作曲家”，更希望自己可以继续用音乐为人民服务——因为，这是他一生的根基和灵魂。

人物档案：

吕其明，1930年生于安徽，著名作曲家。1940年5月参加新四军，此后九年在部队文工团从事音乐工作。194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1月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1951年任电影作曲。1959年至1965年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作曲与指挥。他陆续为200多部（集）电影、电视剧作曲，代表作品有《铁道游击队》《城南旧事》等。他还创作了管弦乐序曲《红旗颂》、交响组曲《使命》（合作）等十余部大、中型器乐作品，以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300余首不同体裁和形式的声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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