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任性与仇恨奴役的单向度写作

——论残雪在文学上的偏执与偏失

李建军

小引

最近两天，素来少人问津的残雪，因为诺奖的缘故，忽然抖了起来，成了耸动一时的话题，而那些读不懂她的读者，则一头雾水，益增惑焉。

残雪被提名，甚至获诺奖，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某些西方读者和评委的文学趣味，就是这么非同一般，就是这么异乎寻常。他们就是喜欢那些古怪而另类的中国作家和中国作品。

那么，到底该如何评价残雪呢？她的写作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她是一个超越了卡夫卡的不世出的文学天才呢，还是一个视野狭窄、风格单一、誉过其实的普通作家？

我曾经写过两篇批评残雪的文章。我的一得之见，对于回答上边的几个问题，或许略有助益，也未可知。故而借助新媒体平台，将其中的一篇重新发表出来。                              

如果经常阅读当代小说，你会发现，很多时候，由于受流行半个多世纪的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受敌视“中和”意识与和谐美学的斗争哲学的影响，受西方的否定一切的解构主义哲学的影响，我们的小说家在展开叙事的时候，总是显示出一种简单的性质和片面的倾向：每每将一种情感态度推向极端，而缺乏在复杂视境中平衡地处理多种对立关系和冲突性情感的能力。

例如，在情感和欲望的两极对立中，他们总是将叙述的重心，倾斜到欲望一边，仿佛不淋漓尽致地渲染后者，就不够先锋和前卫，就不能安慰自己的“身体”，就不能“安妥”自己的“灵魂”（如贾平凹）；在客观性的再现方法和主观性的表现方法之间，他们更乐意选择后者，仿佛只有凭借以我役物的任性，才足以显示自己的无可限量的才华（如莫言和阎连科）；在光明和黑暗之间，他们更喜欢沉湎于后者，似乎只有在没有光明的地方，只有在“黑暗心灵的舞蹈”中，才能强烈地体验到残酷的激情（如残雪和余华）；在善和恶之间，他们倾向于以夸张的方式叙写人性的凶暴和残忍（如残雪、余华和莫言）；在神圣、崇高和渺小、卑鄙之间，他们对前者缺乏敬意，却赋予“无耻”和“无畏”、世故和油滑以道德上的优越性和行为上的革命性（如王朔）；在人性和兽行之间，他们毁废人性，而赞美兽性，嘲笑人类社会的“文明道德”，宣扬一种野性的“丛林道德”（如贾平凹和姜戎在 《怀念狼》和《狼图腾》中所表现的那样）。

显然，我们时代的相当一部分“著名作家”，正像马斯洛在批评现代的心理学时所说的那样，不仅“对人类所能达到的高度持悲观、消极、狭隘的观念，对人类的生活的抱负估计不充分，将人类的心理境界定得太低”[1]，而且，还“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大量的缺点、疾病、罪恶，但很少揭示人类的潜力、美德、可能的抱负、或可能达到的心理高度”。在马斯洛看来，“心理学似乎自愿放弃其合法管辖区域的一半，而仅局限于另一半，即黑暗、平庸的一半”[2]，而在我看来，我们时代的许多小说作家，显然也是对“不健康人格”比对“健康人格”更感兴趣，同样局限于“黑暗、平庸的一半”，因此，也应该受到马斯洛式的指责和批评。

这种仅仅局限于“一半”或某一侧面来写人的写作，就是异化性质的单向度的写作。

这是一种虽然很有市场但又极其有害的消极写作。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种样式的写作不懂得尊重人，既不能完整地观察人、理解人，又不能深刻地全面地写出人的人格结构，或者说，不能以真正人性的方式，真实地写 出人的情感世界的丰富和复杂。

“单向度”是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一书中的核心概念。马尔库塞用它来说明这样一个真相，那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技术经济机制已经成功地瓦解了个人的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将人异化为一种“单向度的人”。而在此之前，个人生活于一个双向度的社会里，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是有差别的，个人尚可批判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诉求，还可以坚持否定性和批评性的原则和立场，用“真理价值”批评“交换价值”。在他看来，未来的艺术只有坚持否定精神，才能重建文化和艺术的独立性，因为，“只有当形象活生生地拒绝和驳斥既定秩序时，艺术才能说出自己的语言。”[3]

“单向度”是一个有价值的概念，它可以用来描述和界定那些片面与残缺的事物，尤其适合用来说明我们时代的异化性质的消极写作。

当我说自己时代的文学是单向度写作的时候，首先是批评它缺乏伦理上的健康，缺乏对善的纯真的信仰，缺乏对生活、对人类的热烈的爱意。如果说，一个作家因为能够发现并叙写人性中丑恶、阴暗和残忍的一面，从而显示出自己的深刻和勇敢的话，那么，把对世界和人类的深刻的爱，当作写作的基本信念，进而创造出美好与善良的人物，则显示着他的伟大和高贵。

是的，正像一位俄罗斯作家所说的那样，在所有的艺术中，爱人类是最艰难的一种。也许，正是因为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将塑造道德善良的人物，当作一件困难的工作。他说自己的《白痴》中的“主要思想”，“就是描写一个正面的美好的人物”：“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了，尤其是现在。所有的作家，不仅仅是我国的作家，就连所有的欧洲作家包括在内，只要动手描写正面的美好的人物，没有不自认失败的。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任务过于重大。美好的人物是一种理想，可是不论在我国还是在文明的欧洲，都还远远没有形成这种理想。”[4]的确，完成塑造美好的人物这一任务，需要高度文明的社会为作家提供健全的伦理秩序和完美的道德“理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封面

但是，换个角度看，能否塑造出“美好的人物”，根本上讲，还是决定于作家自己，决定于作家是否拥有能看见光明的眼睛和能感受温暖的心灵。狄更斯的生活和写作，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启示。狄更斯生活的时代，并不是一个正常、可爱的时代，倒是与我们寓身其中的这个时代，有更多的共同点，同样面临着艰难的社会转型和价值重整：两极分化严重，教育制度残缺，享乐主义流行一时，拜金主义甚嚣尘上，利己主义泛滥成灾，犬儒主义大行其道。

然而，狄更斯并没有被时代的庸俗风气所裹挟。他将光明和善良，当作自己的道德信念，内心充满战胜黑暗和邪恶的激情和信心。他说：“虽然大地上有黑暗的阴影，可相比之下光明要强大得多。有些人像蝙蝠或猫头鹰一样，对黑暗比对光明更有眼力。我们呢，没有那样的眼力，却更乐意去看那些陪伴我们度过孤独时光的想象中的伴侣，在这个世界的短暂的阳光把他们照得亮堂堂之际，向他们投去告别前的最后一瞥。”[5]他还在《圣诞欢歌》里，让上帝派来的马莱做自己的代言人，表达属于作家自己的观点：“人类才是我的事业，公共福利才是我的事业；慈善、怜悯、容忍、仁爱，这些才是我的事业。商业买卖只不过是我的事业大海洋中的一滴水！”狄更斯塑造了许多善良、美好的人物形象。他让这些人物带给人们温暖和光明，从而帮助人们确立对于美好生活的信念，点燃人们追求道德完善的热情。丹纳高度评价他的创作：“狄更斯的小说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行善和爱。他认为真正的欢乐蕴藏在内心的感情中。人的全部就是感情。把科学留给聪明人，把傲慢留给贵族，把奢侈留给富人。怜悯那些卑贱的穷人。一个最微不足道的、最受蔑视的人的价值可能和几千个有权势的、傲慢的人的价值相等。千万不要伤害那些在一切情况下，不管他们穿戴什么服饰，在一切时代里都茁壮成长着的脆弱的心灵。相信人性、怜悯和宽恕是人们身上最好的美德；相信亲密、豪爽、温情和眼泪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活着并没有什么意义；有权势、有学问、有名声，意义也并不大；光有用也并不够。他认为只有一种人生活得有价值：这种人当他想到他给予别人或别人给予他的好处的时候便会掉下眼泪。”[6]

狄更斯《圣诞颂歌》1915年版插图

亚瑟·拉克姆绘

唉，本来是要谈自己时代文学的问题，却情不自禁地对伟大的文学唱起了赞歌，就像一个本来要去田间除草的人，却在经过五彩缤纷的美丽花园的时候，忍不住驻足观赏、流连忘返一样。我之所以对伟大的文学津津乐道，就是想通过比较，让完美的文学成为残缺的文学的榜样，让优秀的作家成为病态的作家的楷模。

《愤怒与自豪》是意大利著名作家法拉奇的一本引起巨大反响的著作。我喜欢这部书的名字。是啊，我们因为那些伟大的事物而“自豪”，因为那些巨大的罪恶而“愤怒”。我们在为那些伟大的事物感到自豪的时候，不仅获得了生活的激情和行动的信心，同时也拥有了认知这个世界的稳定坐标和判断这个世界的可靠尺度。仅有愤怒而没有自豪，愤怒就变成简单的发泄；仅有自豪而没有愤怒，那么，迟早有一天，罪恶会将所有令我们自豪的事物全部毁灭。让伟大的事物成为我们战胜罪恶的力量吧！让伟大的文学成为引领我们前行的灯火吧！—— 题外的话说得太多，让我们言归正传。

与伟大的作家在追求完美和善良方面表现出难以遏抑的激情相反，我们时代的一些作家，似乎倾向于认为通过写作行善是一种虚伪而落后的道德：他们通常在表现仇恨和冷漠方面，显示出一种倔强而固执的姿态，表现出一种阴冷而怪异的激情。余华的小说中闪烁着刀与斧的寒光，弥散着刺鼻的血腥味；莫言的小说则简直就是话语形式的“檀香刑”，他通过对剥皮和脔割等酷刑的渲染和描写，让读者与作者一起，体验一种低级的快感和野蛮的激情。在这类作家中，问题最为严重的，当数残雪。尽管她因其混乱而晦涩的叙事而获得了名不副实的褒奖，我们还是应该自信而冷静地研究她的问题。

从写作方法和策略上看，残雪的写作属于布勒东式的“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是一种典型的反理性的单向度写作。这种写作的基本特点是混乱和任性。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从来都是双向度的，它固然需要活跃的想象力，甚至需要一些难以说清的心理能力，但更需要成熟的思想，需要发现意义和建构价值的强大的理性能力。换句话说，它要求作家将混乱的无意义的幻想，升华为积极的想象力，转换为包含着丰富内容的“有意味的形式”，转化为一个美好的想象世界。

  遗憾的是，残雪虽然确实具有罕见的对于怪异事物的幻想能力，但是她缺乏积极的想象力。所谓“积极的想象力”，是指那种既具有创造力又具有内在的逻辑线索和意义深度的想象力。残雪的想象是散乱的碎片，缺乏内在的关联性和可理解性。她的想象常常呈现出一种重复、随意与无聊的性质。她恣肆地放任自己的谵妄的幻想，几乎从来没有想过用理性的光芒照亮“黑暗的心灵”。

残雪承认自己的写作是“不知不觉”的写作，否认自己的作品“描写了什么”。她告诉她的日本拥趸者近藤直子说：“我在实际创作时，头脑里一篇空白，几乎在无意识的状态中，将涌现出来的语言不加改变地进行排列。……而且，我完全不拘泥于一个个的词汇。如果编辑人员想要改变的话，即使任意的改变也没关系。在一些被改变的地方，我的作品的能量或者功率完全不受影响。总之，使头脑一片空白，随笔写下去，才能感到无限的自由和痛快。”[7]残雪对创作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的理解，有时是片面的，有时是混乱的。她在与施叔青的访谈中说，自己写小说时，“有一股情绪，但是不能清楚说出来，那股情绪要用很强的理智把自己控制住，控制在非理性的状态中去创作，如不控制很可能出现理性的东西，我的作品要完全排除理性。”施问她：“为什么在作品中要求达到绝对的非理性？”残答：“那是属于我个人的世界。”施又问：“从理性控制来达到一种非理性，心理上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残答：“有酝酿，但不能说出来。”[8] 她过度夸大情绪和非理性因素在创作中的意义，不加区别地认为“现代主义都是即兴的”，自己和卡夫卡都是“即兴”地凭着“情绪”在写作。施不同意她的观点：“卡夫卡的《审判》《变形记》绝不是凭直觉即兴写的。”残鄙夷地说：“那点哲理！（嗤之以鼻）那么大一个文章，说明那么一个简单的哲理，人人都能说得出来。”韩少功不失时机地插话道：“她在这个方面比卡夫卡更前卫。”施显然不同意韩少功的完全不着调的吹捧：“卡夫卡的文学为人类打开了一个窗口。比较起来，你的意象跳跃、零碎，卡夫卡的却扣得很紧，如果说你是点，卡夫卡是线。”残雪毫不客气反驳施叔青：“……我不同意你说我的作品零碎。”施解释说：“短篇是零碎的意象组合……”话还没说完，便被残打断：“每一个短篇都是一股小一点的情绪，都很贯通。稍微一偏，能看出来，有时想偷懒，没提那么高，写出几千字全部删掉。”[9] 极端而幼稚的反理性，虚妄而盲目的自许与自大，皆已臻至匪夷所思、登峰造极的地步。残雪所崇奉的，显然是一种奇特、诡异的写作方式，它不仅没有写作所需要的认真和严肃态度，而且还缺乏对写作的基本常识的尊重，因此，本质上是反修辞、反写作的。用这种方式写作，也许可以写出折磨普通读者的天书[10]，但是，肯定写不出来有永恒价值和普遍意义的文学作品。

乐此不疲、津津有味地叙写丑恶、肮脏的事物，也是残雪的单向度写作的一大特点。然而，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她的作品除了给人以强烈的感官刺激，带来痛苦的折磨，却很少给读者带来美的愉悦、智的启迪和善的净化。

万彬彬，圣·奥勒佛大学当代比较文学系教授，残雪认为他有“优秀的记者才能”，不仅如此，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在残雪看来，“生活在美国的人到底视野开阔，不像国内那些批评家，永远只有一个模式”[11]。然而，当这个“视野开阔”的“美国”教授问她：“一般还认为你在小说中喜欢描写人性的惊恐不安，时时戒备和偷窥的异常情绪，而这些都是负面的，黑暗的。你认为怎样？”残雪以“斩立决”的语气回答道：“那样的说法是非常无知的。另外说描写了什么，是完全不具备读我的小说的资格的。我不是描写什么。我的世界是对立于大家公认的那个世界。我的世界是坐在书桌前用那种‘野蛮的力’重新创造的一个世界。可以说是他们所说的妄想狂的世界。”这位来自美国的教授又问：“你感觉的美是什么呢？”残雪答道：“我就是用一个儿童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儿童的眼中没有所谓美丑，也没有社会化的世俗的东西。比如《黄泥街》里我写了粪便，毛虫，和其他世俗认为是丑的东西，我不认为是丑的。就像小孩子用手抓大便，他们决不会感觉那是脏的或者丑的。”美国教授又问：“那么透过文学技巧呈现这些时，你想对读者传达什么信息呢？或者说你想表达什么呢？”残雪答道：“我没有把读者考虑进去。我是自得其乐，我找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表达，不知不觉把他写出来了。”美国教授显然有些不得要领，一头雾水，拐着弯儿又问：“让我用另外的方法提问。我是否可以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个你是不是认为到目前为止，国内没有一个评论家了解你的作品？”残雪答道：“除了我哥哥，还有其他的几个朋友在《文学评论》、《读书》上写的评论以外，没有人了解。”[12]

这是一次令人尴尬的对话。察其情形，就像一个汽车司机向牧马人请教安全驾驶的要领，得到的回答却是：拆去方向盘，拿掉制动板，挂到高档，加大油门，然后像我骑在马背上一样，闭上眼睛，吹着口哨，就可以了。

我真替这位美国来的“视野开阔”的教授难过：他几乎没有收获到一个有价值的观点。他带着沉重的问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得到的却是在美国的随便哪个幼儿园就可以听到的答案。

残雪说到做到。她在自己的绝大部分作品中都不加节制地描写脏污、丑恶的意象，借以体验一种“恶毒的快意”。例如，仅在《苍老的浮云》中，她就至少 四次写道“放屁”[13]；至少五次写到“阴水沟”[14]；至少五次写到“拉屎”的事象[15]；至少十次写到“老鼠”，至少三次写到“跳蚤”和“臭虫”。

  

那么，不能写这些意象吗？当然能写。问题在于能否以美的方式去写，在于能否赋予所写的意象以丰富的意味，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琐碎而令人作呕的渲染。马尔克斯也在《百年孤独》中写过大量的丑的事象，但是，正像阿拉贡·洛佩斯在《〈百年孤独〉中的动物》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马尔克斯写这些动物的目的是为了表达“一种隐秘的意义，一种潜在的深刻 的暗示”[16]。有必要指出的是，马尔克斯叙写动物的修辞策略，与残雪的夸张的、罗嗦而言不及义的方式，截然不同。马尔克斯的描写极其简单、节制，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在对人物的动作行为或心理活动的叙述中，顺带提及，而很少专门去写，换句话说，他的描写具有客观的性质，具有明白、清晰的修辞效果，而且，为了保证描写获得积极的转喻修辞效果，作者有时还特意加上提示象征目的的修饰语。例如：

“阿玛兰塔·乌苏拉有一个光滑而柔软的散发着香气的鼬鼠般的身躯。”

“阿玛兰塔·乌苏拉那鼹鼠似的古老而充满爱情的身子也变了形。”

“当老鼠在争夺隔壁小教堂的继承 权时，年老的神父懒洋洋地躺在吊床上盼望着上帝的怜悯。”

显然，在马尔克斯的修辞世界里，对于丑恶的动物形象的描写，不仅具有意义明确的可理解性，而且内蕴着丰富的审美意味。

缺乏爱意，充满敌意，是残雪的单向度叙事的又一严重病象。仇恨和复仇是残雪喜欢讨论的话题。残雪在同施叔青对话的时候说：“我写这种小说完全是人类的一种计较，非常念念不忘报仇，情感上的复仇，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计较得特别有味，复仇的情绪特别厉害，另一方面对人类又特别感兴趣。” 随后又说：“我在塑造我自己的世界，人家进去不了，完全进入我的作品也不可能，就要变成我自己。”[17]残雪不仅将自己的“复仇”情结，变成钢铁一般坚硬的精神原则，而且，还将这一原则贯彻到人物的日常行为中。她让人物毫无因由地互相折磨，互相伤害。《苍老的浮云》中的“他”和慕兰“也打起架来了。开始是闹着玩，他将她推在床上搔痒。忽然他情不自禁地踢了她一脚。她尖声叫着，扑上来咬他，死死搂住他的脖子，用尽全身劲将他的头朝壁上乱碰。他被憋得出不了气，全身厌恶得发抖。最后他终于挣脱出来，发疯地朝他身上要害部位猛踢。他的女儿进来了，冷静地在一旁观察了好久，忽然捉住那只黑猫朝他们中间扔来。他俩一愣，同时住了手。女儿鄙视地笑着，溜出去了。黑猫将他油污的裤腿当作了练功的柱子，欢快地在上面练它的爪子。”[18]这样的莫名其妙的描写，随意得近乎儿戏，简单得近乎玩笑；既没有深刻的心理内容，又缺乏诗意的审美价值。

  不错，仇恨和复仇，有的时候确实是一种难以遏抑的内在冲动。恨同爱一样，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情感形式。但是，本质上讲，仇恨乃是一种消极、有害的情感冲动，尤其是褊狭的、阴暗的、无所不施的恨，更是会给人们带来灾难，留下不快的记忆。因此，人类应该将仇恨控制在理性的手中，应该将它引向宽恕，引向和解，并最终引向爱。

然而，残雪成长期的时代生活，是以恣睢暴戾的仇恨为令人欣快的激情的，是以彼此之间的隔膜、敌视和伤害为正常的生活状态的。残雪的家庭就曾深受野蛮的政治暴力的伤害。她的仇恨是其来有自的：来自难以忘却的凌辱记忆和伤害体验。

她是一个不幸的受害者。她厌恶那个让自己饱受伤害的时代，但却不仅无力超越它，而且不自觉地继承了它的精神遗产，做了它的牺牲品。她生活在仇恨中，为了复仇而而写作。事实上，在恨与爱之间，还有其他的情感形式可以选择，比如，不满和愤怒。对现状的不满推动人类追求理想的生活，正义的愤怒则会激发出拒绝和行动的勇气，这两者，都是比简单的仇恨更积极的情感形式。一个作家不应该满足于仅仅做恨世者。他可以不满，可以愤怒，但是，他必须爱这个世界，必须为人类提供爱的激情和行动的力量。

  是的，正像弗洛姆所说的那样：“承担起生活中的困难、障碍和悲哀，把它们看作一种挑战，战胜它们将使我们更加强壮，而不要把它们看作不公正的惩罚，抱怨它们不该落在我们头上，要做到这一点，也需要信念和勇气。”[19]他反对犬儒主义或玩世不恭的态度，反对把爱当作“欺骗”和“说教”：“的确，讨论爱不是‘说教’，其理由很简单，因为讨论爱意味着讨论每个人的终极需要。这种需要晦暗不清，但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分析爱的本质正是要发现爱在今天的普遍匮乏，正是要批评应对此负责的社会条件。相信爱可以成为一种社会的，而不 是例外的个别现象，正是建立在洞察人类本性基础上的理性信念。”[20]

恨比爱有更原始的快感，但爱却带给人美好而幸福的感觉。

仇恨不用学就会，但是，爱的情感却是需要教育和培养的。

仇恨产生于绝望，爱则产生于希望。

残雪的写作里有太多的仇恨。

她的作品中的哲学，主要是仇恨的哲学——它是简单的情绪化的产物，而不是深刻而丰富的思想的凝结。

残雪的哥哥邓晓芒先生说：“残雪的作品是一种哲学，一种用细腻的女性直觉写出来的高深的哲学。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对她的阐释是中国当代回避不了的一个历史任务。”[21]残雪也曾自信地说：“我所做的工作，是向内探索人的灵魂的工作，我所达到的深度到目前为止，达到的人还不多。”[22]

虽然不晓得是乃兄的言过其实的奖赞鼓励了乃妹，还是乃妹的自信与自负启发了乃兄，但有这种舍我其谁的浩然之气，总是好的，只是，我们希望，乃兄的称赞应该有更多的事实依据，而乃妹的“探索”也不该总是沉溺于对黑暗的渲染，陶醉于对残忍的想象，不该总是满足于单向度的异化性写作。

一个真正的作家必须确立对于爱的坚定的信念，因为，任何有“深度”的“空前”的对“人的灵魂”的探索， 或者说，一切健全意义上的写作，都是从爱出发并最终归落到爱的。                                             

2004年12月，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原刊《小说评论》 2005年01期

注释

[1]马斯洛：《 动机与人格》， 第333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

[2]马斯洛：《 动机与人格》， 第334页。

[3]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53页， 重庆出版社， 1988年。

[4]刁绍华：《陀思妥耶夫斯基》，第 86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

[5]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第895-8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6]罗经国编选：《狄更斯评论集》， 第41-4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年。

[7] 《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第35-36页，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

[8] 《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第49-50页。

[9] 《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第53-54页。

[10] 残雪自己说：“现在我愈搞愈怪，内心更走极端，很少有人能进去。愈抽象，在语言上愈来愈平易。我对那些人说愈来愈明朗，那是骗他们的。”（《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第55页）

[11] 《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第16页。

[12] 《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第20-21页。

[13]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残雪》，第10、 22、 36、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14]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残雪》，第10、11、20、24、 41 页。

[15]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残雪》，第 16、 36、37、38、64页。

[16] 林一安编：《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第34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17] 《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第52页。在与近藤直子的对话中，她也曾谈到自己的复仇冲动（《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第123-125页）。

[18] 残雪：《残雪文集》，第一卷，第187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

[19] 埃利希·弗洛姆：《爱的艺术》，第113页，工人出版社，1986年。

[20] 埃利希·弗洛姆：《爱的艺术》，第118页。

[21] 邓晓芒：《灵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第24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22] 《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