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为何特别需要重读毛主席延安文艺讲话

陈先义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马上就是八十年了，但是今天在这个全民抗疫的特殊背景下，我备加感觉需要重新阅读，因为这个讲话具有特别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说明白了，今天我不是来专谈理论问题的，我要讲现实。如讲理论，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这个重要讲话，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艺、理论等各个方面，都是世界文艺理论史上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文献。这铁的事实，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实用主义方法去解读，都不能改变它是我们永远遵循的文艺方向。现在这样，将来依然如此。这些年许多错误的解读，那是过眼云烟，经不住历史检验。

在延安《讲话》论述文艺各种关系时，毛主席有一段特别著名的论断，那就是关于“歌颂与暴露”。开会时，围绕暴露与歌颂的话题，争论很激烈，当时参加会议的朱德总司令听到一些非常错误的发言，几乎愤怒地站起来，不指名地加以批评，因为他特别不赞成萧军几个人的发言，这几个人当时不同意为红军和共产党写歌功颂德文章。朱德说：“共产党、八路军有功有德，为什么就不能歌功颂德。对延安有意见，看共产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写的尽是负面的，这还是共产党的文艺吗？是的，我们确实太苦了，但是比起我们过雪山草地的时候，我们已经上了天堂了。有人说，重庆吃的住的穿的比延安都好。但是我告诉你，那再好，是人家的呀，延安的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呀，你不能因此就骂延安哪！”

最后毛主席总结讲话，就歌颂与暴露作理论阐述，他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会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说到这儿，毛主席话锋一转直接批评：有些人对人民的事业，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冷眼旁观、毫无兴趣，他只关心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这种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根本不愿意歌颂人民，更不愿意在大战背景下为人民鼓舞斗志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是我们革命队伍中的蠢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人。

我之所以大段复述了毛主席这段著名的论断，不是专门回顾历史，这一切已经被历史证明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论断极其严谨精确。我是说，毛主席八十年前的讲话和批评的问题，今天与历史如出一辙的正在重复。并且与历史几乎一模一样在演绎抗战年代歌颂与暴露的老问题。所不同的是，今天与延安相比，有的人还更加直接，反对歌颂人民、歌颂英雄、反对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抗疫斗争的宣传导向，甚至比当年反对歌颂人民和八路军的情况，还要直言不讳。

并非危言耸听，在疫情形势严峻，社会充满恐慌的时段，人民是需要树立信心，是需要鼓舞斗志的，但就有那么一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公开利用各种机会发表文章，表示对那些歌颂英雄的文章不感兴趣。公开呼吁报纸不要刊发这样的文章，发什么呢？要发鼓励骂街的文章，鼓励不满的表达。这里某些人说的骂街，绝不仅仅是对工作的批评，而是要借助群众的某些意见，搅乱整个舆论场，好像越乱越好，这与善意的批评和寻找灾难原因完全是两码事。最明显的标志，当主流媒体出现歌颂一线抗疫战士、歌颂科学家们的优秀事迹文章时，有人毫不犹豫指责这是马屁文章，这是“洗地”文章，甚至说“湖北不需要歌颂”“武汉不需要歌颂”。这让有的主流媒体无所措手足。这时候，有些带有谣言的东西也满天飞，弄得有关部门不得不列出辟谣专号。谣言漫天时，人们不知道听什么，信什么。于是加剧恐慌心理。很多内容都是让人听后丧气的八卦。就不再复述了。

在媒体表达方式多样化的今天，人们发言意见的空间与延安时期已经天差地别。但不管多么纷繁复杂，概括起来，用思想形态划分，无非两大类，一类是主流的舆论，直接为全民抗灾服务，比如包括很多自媒体在内的大量文章，它让人民了解我们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在大灾面前如何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与病毒进行坚决的斗争。许多画面和故事可以说可歌可泣。这大大鼓舞着广大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战胜大灾的信心和决心，比如那些盖满红手印的请战书、那些悲壮出征的图片，那些在国家危难时奋勇向前的英雄，那些夜以继日艰苦战斗的科学家，等等，人民群众正是通过这些宣传，坚定了信心，减少了恐惧，奋勇抗灾。许许多多的故事，大涨人民的士气。比如，几天之间建起的火神雷神山医院，比如各省援助湖北的浩荡队伍，比如自己还没有脱贫，却想办法援助湖北的山区百姓。无数催人泪下的故事，感动了整个国人。这类文章中，也包括对大灾原因的追问和思考，对官僚主义毫不留情的批评，对各种领导机构的行动的有效监督，等等，这都是我们宣传舆论的主流。

但是，第二种情况就不一样了。有的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各种媒体，夸大恐慌情绪，制造各类谣言，甚至编造一些假照片、假新闻来煽惑人心，让老百姓感到这是世界末日来了，甚至把这些原因都归于政府，扩展百姓已经有的负面情绪，甚至与香港港独势力“谣翻中国”的行动直接呼应。大量谣言被港独那个“谣翻中国”的所谓“文宣组”广为传播。当然这属于与人民为敌的对立行动。

还有大量的源于我们内部，有人完全不是提善意的有建设性的建议，而是看不见人民抗灾的巨大成就，为写黑暗而写黑暗，为写恐怖而写恐怖。为了追求点击量，专发耸人听闻的马路新闻。这不仅让我们想起范长江当年的《中国西北角》，那也是每一天的日记，但却鼓舞了千百万老百姓认识红军，认识中国共产党。那是给人民壮士气的。但我们有人却专门以写见闻的名义，却专写写死亡，写恐怖。比如，有的媒体公开声称，湖北武汉不需要歌功颂德，要真相。在这种背景下，只要媒体宣传了一个抗灾典型，立即就会被嘲讽，立即就会出现关于这个典型人物负面故事。甚至连正在一线工作的科学家们也不得安宁。有的以报道实况名义，写火葬场、太平间，写百姓的骂街，写各种恐怖的画面，按照他们的话，这才叫吸人眼球的新闻。有的老师在学生课堂上公开煽情说，他坚决反对关于春天即将到来的说法，说冬天你以为能走出去吗？这样一种悲观的近乎对孩子们恐吓的语言，与抗灾的主流宣传格格不入。却在网络被迅速热炒。有的人身为作家，却公开发表文章说他没心思写作，他每天就是恐怖。他最感兴趣的话题，是一个病故的妈妈，灵车后边是女儿撕心裂肺的追着喊叫。等等，还有人公开说，他对那些先进事迹毫无兴趣，说这是政府把丧事当喜事办。等等等等，一句话，一种反对歌颂，反对正面给人民鼓舞斗志的言论曾经甚嚣尘上。弄得有的媒体表扬先进人物都畏手畏脚。在近似战争背景下，宣传怎么做，是国家大战略的一部分，是关乎胜败的。不然的话，宣传变成了一个混乱的卖场，打仗还有不败的。

今天，面对这种情况，如果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健在，他们会拍案而起的。如果你不歌颂不赞扬我们那些冒死去保护人民的英雄，而是一味指责，那要你这样的文艺家干什么？对这次重大灾情，我们确实需要反思的，我们需要惩罚种种官僚主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但是眼下，战胜灾难和恢复生产，尽力给国家减少损失，这是第一位的。而不是把社会热点引导到其他方面。让我们遗憾的是，在这次灾难面前，作家缺席和失职的现像已经引发了社会的极大关注。有人直接了当问道，为什么灾难面前，作家艺术家要么缺席，要么表现失常。说白了，我们有些作家，这些年来，习惯于写负面，受写黑暗获得国外大奖的个别作家的引领，不再会写社会主流的价值观。他们只关心怎么把一场人间苦难写成一部畅销书挣钱，关心怎样用写我们的失误换取洋人的欢欣。一句话，他们要写社会的人咬狗，他们已经不习惯写老百姓的阳光一面，更不习惯写我们社会的巨大进步，这样也就看不见人民和社会道德潜在的积极力量。有些获大奖的让老百姓看不懂的灰暗作品，起了极大的示范作用。这次大灾之后，我想文艺领域，应该值得深刻反思。

其实，我们生活中，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深刻发掘的东西。比如前几天，火神山医院结束工程，有关部门给大家发工资，但很多农民工表示坚决不要，说十来天管吃管喝，已经很知足，武汉乡亲遇到大灾，我们也得表示一下。就这样淡淡的几句话，是一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工说的。我敢说，这些靠卖苦力养家糊口的农民工兄弟，他们根本不懂得做什么秀的，更不懂得上什么新闻，但他们心里，拥有我们很多知识分子所缺少的美的品格。我们应该去发现，去开掘，去表现。中国人当然也包括中国大批的党的干部，向往崇尚善良是主体。像某些在世界获奖的那些小说把中国人描写的那么阴暗那么污浊，完全不是中国道德的主体。我相信，所有的同胞都会对我们这个民族有这样一个自信。

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称谓，中国作家应该是社会良知的代表。我们应该像党中央对我们要求的那样，把人民放在心中，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创作以获奖为目的，更不能为了在外国获奖，便丑化自己同胞，丑化自己的国家。

所以，我还是要说，重新学学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吧，我们会明白很多道理，不仅教人怎么写文章，而且教人怎么做一个人民的文艺家。这些年，一些人完全用歪曲的办法对讲话解读，他们可能连一遍都没有读过。现在趁着宅居工夫，补补课，就会明白，毛泽东主席本来是怎么说的，我想会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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