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了人民

——回想青年毛泽东为自己主编的《湘江评论》而撰写的发刊词《创刊宣言》

 穆军升

马克思30岁写出了闻名于世的《共产党宣言》，26岁的毛泽东为《湘江评论》撰写了气势恢宏的的《创刊宣言》，两部宣言，在世界的东西方，交相辉映。这篇发刊词，在毛泽东一生的革命道路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足见这首毛泽东在26岁之作的分量，这是为什么呢？

马克思30岁写出了闻名于世的《共产党宣言》，26岁的毛泽东为《湘江评论》撰写了气势恢宏的的《创刊宣言》，两部宣言，在世界的东西方，交相辉映。这篇发刊词，在毛泽东一生的革命道路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足见这首毛泽东在26岁之作的分量，这是为什么呢？

那要追溯到1918年，这年毛泽东25岁，他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了，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学生时代，此后，他再也没有进学校读过书。毕业后的毛泽东，1918年到1919年，毛泽东曾两赴北京。这两次北京之行对他影响很大，第一次去北京是这年的8月15日，毛泽东与萧子升﹑李维汉﹑张昆弟等二十五人，从长沙出发前往北京，是为了赴法勤工俭学。这次他还是迷茫的，是一个刚从学校毕业，寻找救国真理，寻找思想上出路的青年；对初次造访首都的毛泽东来说北京生活开销还是太大，恩师杨昌济帮助了他，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经过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允许，年轻的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到一个月薪八块银元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在这里，毛泽东遇到了不少未来颇为出名的人，比如陈公博，谭平山﹑邵飘萍﹑张国焘﹑康白情﹑段锡朋等。当然还有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新青年》杂志，他开始向往共产主义的生活。北京之行虽然短暂，却使毛泽东知道了世界上有马克思，有俄国十月革命，还有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解放”和“世界革命”这类影响他一生的大事。

1919年3月中旬，由于母亲病危，毛泽东日夜兼程，4月6日从北京一路折返长沙，为母亲亲侍汤药。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全国各地响应。这是一次反帝爱国运动，同时也倡导新文化。毛泽东当仁不让地领导了长沙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首先是学生举起大旗，毛泽东把学生作为组织对象，很快，湖南学生联合会就成立了，学生们的革命目的也很明确，就是反对亲日的湖南军阀张敬尧。毛泽东在这次“驱张运动”中显示了天才的领导能力，1919年7月14日，湖南省学生联合会的刊物《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担任了联合会会刊的主编。它刊登的很大一部分稿件是毛泽东撰写的。第一期印刷两千份，不到一天就告罄，以后每期增印至五千份。在1919年的湖南，这是一个很大的印数。

但是在《湘江评论》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毛泽东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汗水。在毛泽东同学周士钊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表述当时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的情景，文章中写道：《湘江评论》只编写5期，每期绝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刊物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只好自己动笔赶写。他日间事情既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来彼去，写稿常在夜晚。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他在修业小学住的一间小楼房和我住的房子只隔着一层板壁。我深夜睡醒时，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间灯光荧荧，知道他还在那儿赶写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文章写好了，他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叫卖。这时，他的生活仍很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元，吃饭以外就无余剩。他的行李也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和几本兼作枕头的书，身上的灰长衫和白布裤，穿得很破旧。

《湘江评论》的文章采用日常的口头语言，为表达五四运动的文化目的，杂志使用白话文，而不使用生硬古老的文言文。的确，甚至像胡适教授所说的那样，毛泽东是一个很能吸引人的作者。他的文章在有红色格子的薄纸上起草，文字直率而生动。他热衷于读报，这使他获得了表达一个观点时进行细致表述的能力。从那以后，毛泽东便放弃了文言写作，虽然他的典雅文章总是令人交口称赞，并使他在凭借《心之力》之作得到100分。从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北京大学归来，毛泽东改用白话写作。他的文章里依然有中国古文波澜起伏的气势，大气磅礴的肌理，他由此创造出影响巨大的“毛文体”。

沐浴着五四大潮的毛泽东，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人生高度。在这个高度上，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写了不少颇有影响的文章，比如那篇著名的《创刊宣言》，成为了一篇划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名篇巨著。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

毛泽东

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就得了“应该那样生活”，“不应该那样生活”的结论。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

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见于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有限制的选举，变为没限制的选举。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见于国际方面，为国际同盟。

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如何打倒的方法，则有二说。一急烈的，一温和的。两样方法，我们应有一番选择。（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

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呼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国际的强权，迫上了我们的眉睫，就是日本。罢课，罢市，罢工，排货，种种运动，就是直接间接对付强权日本有效的方法。

至于湘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江。他的水很清，他的流很长。住在这江上和他邻近的民众，浑浑噩噩，世界上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他们的政治，没有和意和彻底的解决，只知道私争。他们被外界的大潮卷急了，也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一班官僚式教育家，死死盘盘，把学校当监狱，待学生如囚徒。他们的产业没有开发。他们中也有一些有用人材，在各国各地方学好了学问和艺术。但没有给他们用武的余地，闭锁一个洞庭湖，将他们轻轻挡住。他们的部落思想又很利害，实行湖南饭湖南人吃的主义，教育实业界不能多多容纳异材。他们的脑子贫弱而腐败，有增益改良的必要，没人提倡。他们正在求学的青年，很多，很有为，没人用有效的方法，将种种有意的新知识新艺术启发他们。咳！湘江湘江！你真枉存在于地球上。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在《创刊宣言》的开头，毛泽东直接入题：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它的软化。

接着，毛泽东这样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他更指出：人们“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在《创刊宣言》的结尾，用四个感叹句和设问句破题：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东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毛泽东的笔触直白却充满力量，直指人心，很具有宣传力。他热情讴歌十月革命，批判封建主义，帝国主义。马克思30岁写出了闻名于世的《共产党宣言》，26岁的毛泽东撰写了气势恢宏的《创刊宣言》，两本宣言，在世界的东西方，交相辉映。这一切令军阀张敬尧十分害怕，动用武力查封了出版仅仅五期的《湘江评论》，湖南省学生联合会也被勒令解散，而这一切都是在荷枪实弹的士兵的打砸抢中完成的。这是毛泽东人生中所遭受的第一次严重打击，在送走了慈祥的母亲之后，他怀着悲怆的心情，投入到一场新的革命中，发誓将张敬尧驱除出湖南。12月6日，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请愿团，离开长沙奔赴北京。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去北京，这时的毛泽东，经过《湘江评论》的洗礼，他已经蜕变成为一名颇有组织能力的革命者，可以很好地领导政治运动了。他立志要以革命的方式去求人民的解放，这正是马克思30岁时在《共产党宣言》中许下的诺言。从此，青年的毛泽东义无反顾地走在终生为之奋斗的革命道路，1921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25年的浴血奋战，至1945年4月21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引用了《庄子》中的一句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这句话形象地概括了从一大一路走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从“红船初心”到“两个务必”，直至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适逢建党百年之际，重读青年毛泽东为自己主编的《湘江评论》而撰写的发刊词《创刊宣言》，不仅如黄钟大吕一般的金声玉振，而且如高擎的一盏红灯一般的光芒万丈：“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一切为了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永恒追求。人民是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一个政党只有回应民众诉求、满足人民期盼，才能获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从而拥有众志成城、无坚不摧的巨大力量。中国共产党千方百计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不但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还实现了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伟大跨越。永葆为民初心，坚定人民立场，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璀璨夺目的精神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