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毛泽东年谱（1949—1976）》深化毛泽东研究的三维论析

代红凯

摘要：以经典文献为根据，是当前深化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自觉和基本路径。高质量提升毛泽东研究的学理化进程，特别是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批驳毛泽东研究学术进程中出现的各种杂音，需要重视经典文献的互联深读和使用。《毛泽东年谱（1949—1976）》作为记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最全面、最丰富的编年体著作，是深化毛泽东思想研究、回应晚年毛泽东研究各种争议问题的权威文献，其内在价值仍亟待引起毛泽东研究者足够重视。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需要自觉以《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为权威依据，站稳立场、端正态度，在深度运用该文献中不断强化毛泽东研究的问题意识。

关键词：《毛泽东年谱（1949—1976）》；毛泽东研究；权威文本

经典文献在人物思想研究中始终居于不可或缺的基础地位。诚然，深化毛泽东研究需要在高层维度引入新的分析框架和方法论资源，在中层维度审视毛泽东研究的传统范式，但在基层维度仍需要加强毛泽东经典文献的细分、苦读和深究。相较于前两个维度，以经典文献为依据是基础性工程，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有学者指出，“现在主要的不是研究的档案文献太少，而是对这些档案文献利用不够，下功夫去研究不够”。《毛泽东年谱（1949—1976）》（以下简称《年谱》）是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由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于2013年编纂出版的一部比较全面地反映毛泽东领导建立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27年历程的编年体著作，“为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工作实践，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历史成就、经验教训和艰辛探索，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基础，提供了丰富史料”，可以说，“人们要研究毛泽东，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段历史，无视或绕过这部《年谱》就是更有缺陷的了”。目前学界基于《年谱》，在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创造，毛泽东在党史、国史重大决策和相关历史事件中的权重及其影响，晚年毛泽东研究若干问题的澄清与回应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产生了较好的学术效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的全面开启为继续高扬毛泽东思想研究旗帜提供了更为宽阔的舞台。为此，以《年谱》为中心、结合新的时代主题，深度梳理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思想理论资源，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批驳毛泽东研究中出现的各种杂音，廓清毛泽东研究各种争议问题的迷雾，仍是毛泽东研究者亟须明确、自觉承担的重大理论课题。

一、自觉端正运用《年谱》的根本态度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学术研究已经走过40多年风雨历程，多角度、多视野、多层次地产生了一大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同时，毛泽东思想及其研究也面临“新材料挖掘和使用难、新研究领域开辟难、创新性观点提出难”的“三难”困境。就笔者体会而言，相较于毛泽东研究中“三难”困境的突围，深化毛泽东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还是要自觉端正研究态度，运用《年谱》研究毛泽东亦然。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论述干群关系时指出：“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毛泽东这段论述对于处理学术研究中的主客体关系同样具有指导意义。根本而言，运用《年谱》深化毛泽东研究的成效不是技术或方法问题，态度问题是根本问题，更多取决于研究者的态度和立场。运用《年谱》深化毛泽东研究涉及毛泽东、《年谱》和研究议题三方面要素。研究者在这三方面的根本态度构成了运用《年谱》深化毛泽东研究的基本前提，研究者对毛泽东的情感和态度，对《年谱》文本的认知态度以及对研究议题设置的态度不仅共同决定了研究成果的基本价值取向，也决定着其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说服力，任何一方面态度出现偏差，都会造成研究成果失真、失效。这就是说，运用《年谱》深化毛泽东研究，需要高度认同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的身份，高度认同《年谱》文本的权威性，严肃郑重设置研究议题，如此才能研有所获，使相关研究成果经得起实践和时间检验。这在毛泽东研究中呈现出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运用《年谱》深化毛泽东研究需要高度认同毛泽东的历史伟人身份，充分肯定毛泽东对艰辛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就人物研究而言，研究者的立场是根本问题、原则问题。研究毛泽东，立场问题尤为重要。对毛泽东本人的态度、评价、情感构成了开展毛泽东研究的基本前提，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研究者对毛泽东及其时代的价值认知，决定了研究成果的价值取向。邓小平就多次强调，必须站在人民利益、民族发展、国家命运的宏大立场来科学认识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立下的永远不可磨灭的伟大功勋，“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如此，才能给予毛泽东这一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应有的尊重，其相关研究才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才符合人民群众内心真正的情感要求。很难想象，一个对毛泽东本人持否定态度的人，其对毛泽东的研究会契合人民的感情和时代的要求。只有基于宏大的历史视野，站在人民的立场、民族的立场、国家的立场，充分肯定毛泽东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的身份地位，高度认同毛泽东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的伟大功绩，才能在阅读使用《年谱》时保持积极稳重的研究情绪，秉持开阔奋进的研究视野，使相关研究既契合历史的逻辑又适应时代的期许。

在对待《年谱》文本的态度方面，研究者需要高度认同《年谱》文献的权威性地位。《年谱》作为中央组织公开出版发行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重要文献，无论是从主持编纂单位、出版发行单位还是从内在属性看，其在毛泽东研究中的权威地位都毋庸置疑。《年谱》是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编纂的，它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材料为主要依据，采用客观记述方法，发表了大量未编入毛泽东著作集的讲话和谈话，且编写者基本上引用原文、原话，一般不作转述或概括，保持毛泽东的原意和语言风格，追求资料性、权威性和学术性的统一，注重系统性、完整性和可读性的统一。同已经出版的一些年谱相比较，这部年谱长条目较多，主要是记述毛泽东的报告、讲话、谈话，对文件的修改和文字较长的批示、按语等，不论是已经公开发表的，还是没有公开发表的，根据文稿内容，有的全文收入，有的摘要收入，正确的、错误的、正确与错误交叉的都选，就是为了比较充分地全面地反映毛泽东的思想。可以说，如果缺少对《年谱》真实性、权威性的高度认同，怀疑《年谱》中载述的史实材料不真实，甚至运用其他各种非官方材料质疑《年谱》材料的真实性、权威性，那么运用《年谱》深化毛泽东研究不仅无从谈起，而且所得研究结果定会南辕北辙。这就要求研究者在阅读使用《年谱》时，在高度认同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同时完全认同《年谱》的真实性、权威性，将之作为批驳毛泽东研究中各种“揭密”“回忆”“真实”等非官方著作材料的最权威依据，如此才能更好更全方位地呈现《年谱》蕴含的研究价值。

在研究议题设置方面，研究者要秉持严肃郑重的研究态度，在运用《年谱》中明确毛泽东研究的真问题、大问题、新问题，避免毛泽东研究及解读的碎片化、个体化，“真正做到按照历史前后相续的时间链，展示理论探索的复杂性、曲折性、思想的多维和多彩，尽量警惕和克服‘结果倒推’‘胜者为王’的思路”。毛泽东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伪问题和旧问题，尤其是一些不成问题的问题，如脱离具体历史语境而抽象谈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渊源、发展脉络、历史意义等问题，根本而言不是因研究者材料选用范围有限，问题意识不明确及研究视角陈旧，而是研究态度的随意和不严肃，根据特定意图任意裁剪毛泽东，其结果往往使研究成果呈现出肤浅化、“虚幻化”色彩，不仅与真实再现毛泽东的思想肖像南辕北辙，而且从根本而言则有可能是“常常阻碍了对历史的理解”。这需要毛泽东研究者放宽视野，将文本与史实结合起来，在历史和理论的深处设置研究议题，在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和体悟中，抓住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深刻背景及其在理论与实践互动中的演进变化。这就是说，在以《年谱》等经典文本为基础的前提下，研究者需要更多地去关注文本生成的历史背景，深刻体会毛泽东某一思想观点背后所面对和所要解决的历史问题，从中发现毛泽东某一思想观点结论的形成、调整、完善和复杂的多面性。此外，在《年谱》运用中科学设置毛泽东研究议题，还需要站在时代高度提出新的论题。需要指出的是，站在时代高度、贯通历史与现实来设置研究议题，仍然要警惕以今度古，慎用一些有特定内涵和时代特色的概念、理念、口号套用在毛泽东身上，把毛泽东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想法和结论提炼出来，使其脱离原来语境并将其与现实强行关联。

鉴于毛泽东本人的历史伟人地位，《年谱》本身“始终遵循客观记述、不作评论”，严肃性、客观性的编纂特征以及毛泽东研究议题的严肃郑重，研究者在运用《年谱》时应自觉地旗帜鲜明标明立场、端正态度，在此基础上拓宽与《年谱》相关的文献材料使用范围，逐渐提升毛泽东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能力，将以《年谱》为中心的毛泽东研究扎实向前推进。

二、以《年谱》为中心拓宽毛泽东研究相关文献材料的使用范围

对于从事毛泽东研究的学者而言，结合使用毛泽东“直入性文本”和“旁引性文本”等多种文献来立体呈现毛泽东的思想肖像是极其重要的方法，“在毛泽东研究领域，文本具有的‘多元化’与‘复杂化’的特征，这决定了我们必须有选择、有区别地对待毛泽东研究中的‘文本资源群’并实现两类文本的综合利用，这样才能准确地勾画出毛泽东真实而丰满的思想肖像”。值得继续深思的是，在尽力呈现毛泽东的思想图景时，不仅需要重视“直入性文本”和“旁引性文本”间的比较分析、综合使用，还要重视“直入性文本”与“直入性文本”之间、“旁引性文本”与“旁引性文本”之间的综合分析和比较使用。在运用《年谱》时，特别是要以《年谱》为准绳验证一些毛泽东研究“旁引性文本”材料的真实性、可用性，这是深化毛泽东研究必须重视的基本问题和必然路径。

（一）以《年谱》为准绳确证非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的真实性与可用性

《年谱》作为按年月日记载毛泽东生平事迹的著作，首要特征就是史料真实权威。尽管《年谱》未能收纳记录毛泽东一生中的全部材料，特别是在一些敏感时间节点的档案材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年谱》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材料为主要依据力求全面反映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思想，其载述公布的档案文献材料一定是现阶段最适宜、最真实也是最权威的，是验证诸多非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或相关文献材料是否可用的“定海神针”。

如关于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谈话的内容，《年谱》《毛泽东传》《毛泽东思想万岁》《王力反思录》《戚本禹回忆录》等都有记载，在使用这则材料时就应该以《年谱》为准绳对其他版本进行甄别判断。1966年12月26日晚，毛泽东过73岁生日，他临时通知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到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吃饭，并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李富春没有参加。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指出：“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十分重要，但没有留下正式记录。据参加这次晚宴的王力说，毛泽东讲话中给他印象很深。”如果忽略这次谈话或引用文献不当，则对于毛泽东当时的考虑、心境等都难以有准确深刻的认知。《年谱》对此有着详细记述。

应该说，《年谱》在部分内容上的“瘦身”是有其必要性的，但这并不影响其真实性和权威性，同时也给毛泽东研究者留下了较为宽阔的探索空间。因此，以《年谱》为权威准绳斟酌鉴别《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其他非正式版毛泽东文献，一方面可以确定其所刊载内容的真伪，标定其可信度、可用度；另一方面，又能基于毛泽东非官方文献的丰富性、灵活性，对《年谱》特定、关键时间节点中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记载的内容进行参考性补充，这是一项很有意义也很重要的研究工作。以《年谱》为基准对相关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无疑能够更好地奠定深化新中国成立后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深化毛泽东研究的文献基础。

（二）重视《年谱》与党的其他领导人年谱传记等文献的比较使用

从目前学界直接以《年谱》为题研究毛泽东的相关成果来看，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文献材料的使用过于单一，往往只参考选用了《年谱》一种文献进行论证，这影响了运用《年谱》深化毛泽东研究的丰富性和说服力。应该在反复研读《年谱》的基础上拓宽研究视野，重视《毛泽东年谱》与其他重要领导人的年谱如《周恩来年谱》《刘少奇年谱》《陈云年谱》《邓小平年谱》等重要文献进行比较分析，重视各种文献材料之间的印证互补，如此方能更加深化毛泽东研究，在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研究方面才会有更多新发现，获得更多新成果，并使相关研究更具说服力。

如对“九一三事件”的研究，其中一个争议性极大的问题即林彪叛逃所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坠毁之谜。《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关于此事的记述为，“当日，致信毛泽东，汇报以上工作情况，并附送空司一份获悉蒙古温都尔汗地区一军用飞机坠落起火的电文”。《毛泽东传》对此明确记述为：“根据中国驻蒙古使馆人员前往坠机现场查看的报告和有关专家的分析论证，终于揭开了林彪飞机坠毁之‘谜’：当‘三叉戟’飞机飞临温都尔汗上空时，因油料不足，机上又没有领航员和报务员，不得不就地迫降。迫降时因机身擦地起火爆炸，机上人员全部死亡。”《年谱》更正了“迫降爆炸”说，对此记述为：

“9月13日晚，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为应对林彪出逃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拟定的紧急战备指示，并且附上两张空军司令部的工作报告，内称：‘九月十三日十八时零四分，蒙古国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二时半，有一架不明作战飞机在温都尔汗东北方向六十公里处着火掉下来了，按照国防部长命令从十八时起进入一等戒备。’”

我们回过头再去看《周恩来年谱》“坠落起火”的记述，就非常值得琢磨寻味，对此就有了两种理解：一是这架飞机在空中着火后才坠落在地，二是这架飞机坠落地后爆炸起火。《毛泽东年谱》更正了《周恩来年谱》中模棱两可的表述以及《毛泽东传》中的“迫降爆炸”说，明确说明了飞机是从空中着火而最终坠毁的，这就为林彪坠机事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档案文献，也规定了这一事件可以研究的焦点，即飞机为何会在空中着火这一问题上。

又如，九届二中全会结束以后，周恩来于9月9日飞回北京，10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相较于《周恩来年谱》中公布的三项会议内容，《年谱》进行了两方面补充说明：一是具体指明第一事项中所载“中央办公厅有关负责人”为“王良恩、杨德中、李鑫三人处理”并补充“目前情况一般，尚未出现过分紧张状态”。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年谱》补充了这次政治局会议的第四项内容，即“提议耿飚为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兼党委书记”。为何这次政治局会议中的这一重要内容在《周恩来年谱》中会被略去，而在《毛泽东年谱》出版时中又将其增添回来？为何在《周恩来年谱》《毛泽东传》中鲜有提及的耿飚在《年谱》中会多有提及，这一细节值得分析研究。这就需要以此为线索着重分析耿飚的政治生涯，着重厘清耿飚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关系，再去分析《周恩来年谱》第一次出版的时间节点（1997）和《毛泽东年谱（1949—1976）》出版的时间节点（2013），如此不仅能深入体会历史的生动性，更能对中央编纂领导人年谱的基本原则有更为直观、更为清晰、更为深刻的认知和理解，也能对如何看待《年谱》的重要价值有着更为理性的态度，这点对于运用研究《年谱》等“旁引性文本”具有重要启示价值。因此，阅读使用《年谱》必须结合参考其他领导人的年谱传记等文献进行比较参考、综合分析，这是进一步以《年谱》为中心深化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致思方向。

（三）重视《年谱》与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文献的结合使用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与毛泽东波澜壮阔的一生有过直接交集的人不计其数，某些重要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特别是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陆陆续续的回忆、访谈等材料构成了深化毛泽东研究，建构起立体、真实、丰富的毛泽东肖像的重要文献补充。但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在工作中所指定要接见的人一般都是有所考虑的，与这些人进行的工作谈话一般都是“有的放矢”的。研究《年谱》应侧重考察在提出某一观点之前，毛泽东前后都见了哪些人物，对不同人谈话的侧重点的变化，再继续查阅这些人相关回忆文章，就能看出在某一时间段毛泽东的思考重心在哪里，他思想的前后变动在哪里，这方面值得深入挖掘的内容很多。因此，运用《年谱》研究毛泽东就要重视与毛泽东接触者相关回忆文献的使用，“仔细通读《年谱》，再以《年谱》为线索去查找相关的材料或采访相关的人士等，对于廓清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的一些人物和事件，对于考察毛泽东一系列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对于弄清毛泽东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认识和运用马列主义、如何认识中国国情、如何分析判断世界局势以及如何建设中国共产党，以及了解毛泽东的性格、了解和评价毛泽东主政的27年历史等，无疑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著作”。

如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25日毛泽东同刘俊秀、王卓超、汪东兴等人的谈话，主要是强调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和继续坚持井冈山革命精神，《年谱》对此有简要记述，毛泽东说：“我早想回井冈山看看，一别就是三十多年。为了创建这块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几岁呀！没有过去井冈山艰难的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当得知井冈山修起了水电站和四条公路，办起了工厂、学校，农民住上了新瓦房时，他说：“今天的井冈山比起三十八年前大不相同了。我相信井冈山将来还会变得更好，更神气。但是我劝大家，日子好过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如果仅对《年谱》这段记载进行“直接阅读”的话，得出的最大信息就是毛泽东强调要继续坚持井冈山革命精神。但为何毛泽东在这个历史时间点重上革命发源地井冈山并如此强调井冈山革命精神？他更深层次的心理动机是什么？这就需要更进一步摸索和梳理。以《年谱》记述的人物为线索去查找有关当事人的相关文献就会发现，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不仅内容意蕴深远，而且情绪激动忧郁、情感深沉隽永，着重表达了对党员干部蜕化变质等问题的深深担忧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选择、如何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深深忧思。王卓超详细回忆了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他陪同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基本经过和这次谈话内容，其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毛泽东强烈的“幸存者”忧患心理以及对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王卓超回忆道：那天下午，毛主席情绪激动又有几分忧郁。那是我一生亲聆毛主席讲话并相互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约两个多小时。

毛泽东认为，要发扬井冈山精神，首先要分清路线问题，看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吸取苏联教训。当被问到“毛主席讲这些话时，您当时能理解吗”，王卓超说：不理解。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感到苏联这样的事情离我们国家、离中国共产党很远。记得毛主席一边抽烟一边说：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由于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要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意义一样深远。它们都是井冈山革命精神。”

将此文献与《年谱》的这段记述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分析、仔细研读，就大大扩展了《年谱》关于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历史空间，充实了毛泽东“故国人民有所思”的历史信息，有益于更加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强调要坚持井冈山革命精神和优良制度的思想背景和具体所指，同时有益于更加深刻地把握晚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深深忧虑的复杂心理。而更进一步将王卓超的这段回忆与张玉凤、吴旭君等人关于晚年毛泽东忧思焦虑的一些视频访谈、回忆文章进行比较分析，结合使用，就能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探索的深层心理动机有更理性、更客观的认知，也能对毛泽东对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关注重点的变化有更深刻的理解。

总之，在毛泽东研究的文献资源库中，无论是选集、文集等“直入性文本”，还是《年谱》、传记等“旁引性文本”都不能通过自身就能确证其存在性，必须把它们置于开放的文本网络、置于彼此与彼此之间、彼此内部之间的网络交织中进行研究。这就是说，“不能仅仅依靠对某种单一文本的解读便试图把握毛泽东的思想肖像，必须引入‘互文性’的视角，实现对多元文本的综合利用”，如此则能打破毛泽东研究中“碎片化”“片段化”的倾向。可以说，将《年谱》与毛泽东接触者相关回忆文献结合使用，会极大地丰富勾勒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彩料库，在与毛泽东著作研究相结合的过程中，就能缩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时空局限，使研究成果更趋真实客观，更具说服力。

三、在运用《年谱》中进一步提升毛泽东研究的问题意识

以《年谱》为中心研究毛泽东要强化“问题意识”。所谓“问题意识”“不等同于对作为具体研究对象的历史问题或议题本身内容的梳理和建构”，它“只有在研究者对自身和研究对象以及二者关系等根本问题产生深刻体认的基础上才能生发并得到进一步形塑”。就运用《年谱》深化毛泽东研究而言，就是要清晰明确地辨清毛泽东研究中的真伪问题、大小问题和新旧问题，并将这种自觉的问题意识贯彻于《年谱》的阅读使用，在运用《年谱》中不断明确毛泽东研究中的真问题、大问题和新问题，提升毛泽东研究的学理性和科学化。

（一）基于《年谱》发现毛泽东研究的真问题

“科学鉴别毛泽东研究的‘真问题’与‘伪问题’是推进‘问题研究’范式深入发展的重要环节。”“所谓‘真问题’即是从毛泽东时代客观历史情境以及主体思想发展的真实轨迹出发，并且契合当下社会历史发展现实需要的具有特定真理性与价值性的‘问题’。”“所谓‘伪问题’即是基于特定考量而产生的与历史、逻辑并不相符的主观性判断或曲解。”纵观基于《年谱》研究毛泽东的相关成果可以发现，其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著作并不很多，其症结在于研究者所涉及的一些议题并不是毛泽东研究中的真问题，而是一些伪问题。就一些选题而言，许多问题都是闭门造车、自己“苦思冥想”设定而非毛泽东研究界公认的前沿问题，其所针对的“问题”本身就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伪问题、假问题，特别是将时下一些最新的标语口号“移植”“嫁接”到毛泽东身上的各种选题，极大影响了毛泽东研究应有的学术性和科学性。

此外，从一些毛泽东研究的理论文章解决所设问题的逻辑理路看，其对相关问题的症结难点，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法及前景展望等均缺少全面详尽的分析论证，常常是按照自己设定的线索和思路推演一番便得出结论，这种“想当然”“自圆其说”式的研究固然是有局限的，也经不起推敲，根本上是一种只证实不证伪的伪研究，甚至陷入“扩张式”阅读或“象征性”解读的理论误区。进一步从研究结论看，许多旨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年谱》研究成果，其本身并无明确细致的解决方案或是仅给出比较浅薄的泛泛结论，也谈不上是真正严肃的研究。因此，基于《年谱》增强辨别毛泽东研究真伪问题的能力，从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视角出发，选择毛泽东研究中真正需要解决而尚未解决的重大现实与理论问题，深刻揭示对于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具有持续性影响的“毛泽东问题”，如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模式转换问题的思考，关于现代性难题的思考，等等，并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中得出新的认识或纠正以往的见解，这样才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基于《年谱》定位毛泽东研究中的大问题

毛泽东作为公平、正义、自强、奋斗的民族符号深刻影响着当代国人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结构，因此，毛泽东研究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根本上一个严肃的、大的政治问题，“当人们面对‘毛泽东问题’时，实际上其潜在的预设都存留着研究者自身对于良好社会制度和秩序的一种愿景(Vision)”。因此，为“推进我们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使我们对于目前的生活状况、我们这个国家的结构以及我们将来发展的方向性的把握，重新与毛泽东‘对话’，从他的著作和思想中间吸取正面和负面的营养，都是很重要的”。这就要对运用《年谱》研究毛泽东中的大问题有清晰明确的理论自觉，如基于《年谱》而展开的对毛泽东处理社会主义矛盾思路及方法论的研究，对毛泽东与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和突破口”以及“建构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都是值得关注的大问题。相较而言，基于《年谱》对毛泽东某一具体思想、具体实践、待人接物、个性风格的研究属于小问题。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不断在回答时代和实践发展提出的重大问题中进行理论创新，因此，运用《年谱》研究毛泽东更应是以回应与解决时代的大问题为主要侧重点和致思方向。

此外，也要基于《年谱》重视毛泽东研究中大小问题之间的“中层问题”“中层概念”的研究。如“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等，这些“中层概念”“既承载着毛泽东时代的宏大政治理想或主导型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与现实诉求，又主导着一系列次级群众运动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生成与发展”，因此，加强类似“中层概念”的研究，将其作为统摄宏观与微观层次历史的一种视角或手段，将“为整个毛泽东时代思想史的深度研析提供了有效的学术生长点，将极大地有利于重新理解和书写当代中国的历史脉络与思想景观”。

（三）基于《年谱》探究毛泽东研究中的新问题

为避免运用《年谱》深化毛泽东研究中相关议题的重复性陈述和阐发，拓展运用《年谱》深化毛泽东研究的创新性，一个重要路径就是要辨清毛泽东研究中的新旧问题。在运用《年谱》探究毛泽东研究中的新问题，就需要在《年谱》研究过程中重视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创新和转换。目前学界关于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等方面的研究仍相对薄弱，主要是将毛泽东的某一核心概念基于时间顺序加以简单界说，这就使目前学界关于毛泽东思想史的研究成果既缺少一定生命感、鲜活感和动态感，在总体上呈现出平面化、静态化的特征，又忽略了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的精彩细微之处，无法走向其思想历史和逻辑的深处。因此，以概念史为分析方法，基于《年谱》认真梳理毛泽东思想体系中重要概念的生成，尤其是这一概念在历史进程中内涵的嬗变及其原因和影响，理应是毛泽东思想史研究的重中之重。而对于毛泽东及其时代具有历史性象征符号的解读与诠释，包括毛泽东时代的题词、墙画、标语、口号、政治仪式等，也已成为新文化史的基本理论共识和学术诉求。

除引入新的方法论来增强运用《年谱》研究毛泽东新问题的能力，通过研究视角的创新和转换使毛泽东研究中的一些老问题释放出新意蕴，同样值得重视。如学界对毛泽东读书生活的研究早已展开，《年谱》也翔实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不同时期的所读书目，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前前后后所读的古籍篇目。越到晚年，毛泽东越倾向于与古人对话，与自己对话。因此，研究毛泽东的一个很好介入点，就是在具体的、历史的情境中对毛泽东所读古书进行解读。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是毛泽东读书过程中的“误读”或“超读”现象，“毛泽东孜孜不倦地研读史书，将其视为工作的一种需要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精神享受或个人偏爱，其目的是要从历史中发现未来，从历史教训中总结经验，挖掘和提炼出指导他所着手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方法和策略”。从表面上看，有些书里记载的人或事与毛泽东也许并没有直接联系，但毛泽东恰恰读到了常人根本读不到的东西，读出了超越书籍表面内容的东西。

如，1969年6月3日，毛泽东读《南史·陈庆之传》批注：“再读此传，为之神往。”已有学者对毛泽东重读此传并批注“神往”的历史背景和个人思绪做了精彩解读，但笔者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毛泽东“神往”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他在陈庆之身上看到了太多自己的身影：一位生活节俭随意，不会骑马射箭、舞刀弄枪却又在战争中无往不胜，多谋善断且深得人心的文韬武略型领导者，即“俭素不衣纨绮，不好丝竹。射不穿札，马非所便，而善抚军士，能得其死力”。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在临终前的日子里，毛泽东喜欢怀念往事，常谈起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事情，愿意看这方面内容的电影。有时，他还要来一些旧照片反复地看。据工作人员回忆，对两张旧照片，毛泽东看得津津有味：一张是他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在延安给一二〇师干部做报告（一九四二年），另一张是他骑马行军于转战陕北途中（一九四七年）。这或许为我们提供了解开这位伟人一生精神情趣、心理性格的重要钥匙。毛泽东久久回味这两张照片，与他对自身“文韬”“武略”的身份定位关系极大，“神往”陈庆之也概由于此吧。又如1973年9月下旬，毛泽东就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柳宗元《咏荆轲》，尽管毛泽东对此诗并没有相关批注，但联系他读此诗的时间点及“荆轲刺秦”这一历史事件中人和事在当时语境中的潜在代指，毛泽东此时心中的百感意蕴就颇耐人寻味了。

结合一定历史情境，具体分析毛泽东这种颇具创造性的“误读”“超读”中的某些话语表达和批解注释，恰恰能透视他晚年的思想、情绪、感怀和心境。毛泽东读书是个老问题，但毛泽东对某些书籍别具新意的“误读”“超读”恰恰又是一个新问题，是一个理解毛泽东很好的、新的切入点，这是在运用《年谱》深化毛泽东研究中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领域，同样呈现出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作者简介：代红凯，《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编辑部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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