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民文化生活实践 看文艺家的社会责任 

——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80周年之二

李革新

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包括文化艺术生活在内等多种形式——这是毛主席在《实践论》中阐明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也是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中强调的“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1）的基本观点。

笔者认为，学习和坚持毛主席的《讲话》精神，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用人民的文化生活实践，检验文艺工作成败得失、经验教训，才能坚持正确导向，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文艺工作“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艺工作“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2)的责任担当。

人民是文艺工作的母亲、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是文化工作、文艺创作的源泉，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根本观点。文艺家只有深入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践中，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观察、体验、研究、分析文化产品的“原始材料”，才能创作、生产出人民群众喜爱的文艺作品。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换个角度说，文艺家又被称为“人类的灵魂工程师”，担负着教育、净化、美化人的灵魂的重大社会责任；人民群众思想文化素质、文艺欣赏水平的提高，必须依靠文艺家创作大量的优秀作品，来引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实践，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

然而，在这个关乎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问题上，文艺界一直存在重大分歧，尤其在某些“公知”的心目中，可以说是完全颠倒的认识。

一是直接否定人民群众和群众文化。某社会科学期刊一篇论“知识分子立场和现代性承担”的文章，作者摆出一副“高居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3）的架子，利用某作家的话，对抗毛主席《讲话》中关于“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的重要思想（4），制造所谓“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对立，说什么“雅文学在创作上是知识分子的……，引导人类走向文明和进步的”；而“俗文化的创作主体是民间大众”，“不是引导读者的精神走向更高层次，而主要是娱乐性的；它是消费性的”，“图书馆没有收藏的必要”，污蔑革命文艺工作者坚持《讲话》精神，“把旗帜树立在了民间的基础之上，是守错了阵地”；煽动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意识形态”对着干，鼓动作家“既不能屈服权威，也不能皈依民间”，而要“离开庙堂和民间”“独立地站着”，来“抵抗和拒绝权威话语对文学的压迫和利用”；恶毒污蔑人民群众为“芸芸众生”，扬言知识分子要以“启蒙的姿态、精英的姿态”、“救世主面对芸芸众生的那份悲悯的姿态”，来“教训大众”！狂妄地提出“真正的作家必须获得法官、救世主和启蒙导师的姿态”，用“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来占领“国家权威意识形态”的“阵地”、以“抵抗和拒绝权威话语对文学的压迫和利用” ！（5）

此文作者，正是在该刊2011年第4期发表攻击《讲话》是“政治权威的主体性置换了作家的主体性”，作家“不能够有独立的反思精神和独立的思考”，成为“任人摆布的奴才”，使刊物受到主管部门约谈、批评的那个“小书生”！

二是把文艺滑坡的原因归咎于人民群众。十几年前，著名作家王蒙同志讲过这样一件事：“一批精英意识比较强的作家气得要死。当他们看到自己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写出来的作品销量还不如一部胡说八道、装腔作势、空洞无物、虚情假意的作品时，真的非常愤怒”，说有几位全国公认的最优秀作家搞签名售书，但来人“寥寥无几”，事后记者采访他们“有什么感想”时，这四个人把读者骂了一顿，说“中国读者素质太低。” 王蒙说：“市场的‘手’正把文艺搞得铺天盖地。反而当年红极一时的像《人民文学》、《收获》这些杂志的销量就降低了非常多。”（6）看，这几位作家“非常愤怒”的话，不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批评的那种“以为人民不懂得文艺，以为大众是‘下里巴人’”（7）的思想吗？

三是公然侮辱、谩骂人民群众为“垃圾”。最典型的是有位著名导演，说什么“有很多垃圾观众，才形成了这么多垃圾电影”、“中国电影现在让观众吐槽垃圾遍地，一定和大批的垃圾观众有关系”。

令人惊奇的是，对这样污蔑人民群众的胡言乱语，竟有人认为他讲的“有道理”，是什么“话糙理不糙”；只有少数人软绵绵地“纠正”这种“说法”，而不是从实质上分析、批判该导演的反人民谬论，只是说这种“把某些电影质量不高归咎于观众的观影水平”是“有失偏颇”，因为“观众本身就是被动和无奈的”（8）；也有的把烂片生产归咎于“电影生产链的主动权并不在观众手里”，“不拍烂片，观众也就没有烂片看”，甚至把“烂片产生的根源”，扣在观众头上，说什么是由于“观众的喜好”、“大多数观众”“喜欢小鲜肉”，真真岂有此理！

不能否认，几十年以来,由于历史虚无主义刮起一股否定主流文化的歪风邪气，使一些人对政治题材的文艺不感兴趣，而对俗的东西趋之若鹜。虽然党和政府“扫黄打非”力度不断加大，仍有人不惜高价在黑市上购买黄色淫秽书刊和音像制品，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黄赌毒大行其道；有的大款、甚至有的官员，不惜千金，到夜总会寻求刺激，这些场合成了腐败分子的“伊甸园”；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在活跃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也使得高雅文化阵地日渐弱化；电视荧屏、娱乐圈也充斥大量的调侃挑逗、打情骂俏；有些纸质媒体书刊“门前冷落车马稀”，似乎不再是人们欣赏名家经典、陶冶情操、追求健康向上、实现人生理想的学习园地；有人“戏言”我们正处在一个“快餐文化”或曰“浅文化”时代，使优秀文化产品经常处于尴尬境地。

毫无疑问，人民文化生活实践中这种低迷现象，与整个社会大气候不无关系。但是，把文艺产品的水平低劣的原因，推到人民群众的头上，说什么“群众文化素质低”，指责读者、观众缺乏文艺欣赏水平，甚至污蔑人民群众为“垃圾”，则是从根本上违背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也完全不符合事实。

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看，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文艺欣赏水平，归根到底是社会文化生活实践决定的。一个人某方面素质的高低，取决于他在学习和实践中，掌握该方面知识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取决于他自身的主体能动性，即他的“内因”对该方面的信息“接收信号”的强弱和处理这些信息能力的大小直接相关。一个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吸收什么拒斥什么，和他在学习、生活实践中头脑中积累的相关知识密不可分。任何人的某种知识的增长、某种欣赏能力的提高、都是他头脑中“库存”的相关知识，与新知识、新信息、新材料“对接”的结果，都是他原来的生活实践、生活阅历的新的升华。

这一点在人们文化、文艺生活实践中，体现的最为明显—— 一个毫无戏曲知识的青年，对舞台上演员慢慢悠悠、咿咿呀呀的演唱，表示反感自有一番道理；而在行家和戏迷眼里，一板一眼、一招一式，都是剧中人物在特定条件下的特定性格的惟妙惟肖的表达，欣赏起来如醉如仙；我国西南边境地区，许多少数民族群众能歌善舞，连搞对象都用“对歌”的形式，张口就唱；河北吴桥县号称“杂技之乡”，连小孩子都会几招杂技、戏法，沧州一代有的乡村农妇也会几招“拳脚功夫”；七十年代，一些十几岁的娃娃，都能唱几段“样板戏”……；而80年代以来，随着夜总会、歌舞厅的兴起，“爱的死去活来”等一类流行歌曲和摇滚舞、霹雳舞，如“狗尿苔”一样“星光灿烂”起来，一时间便产生出来了一批批“追星族”和所谓“粉丝”群体；……原因何在？都是群众的文化生活实践使然。那么，这种扭曲的群众文化生活实践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就是文艺家中的所谓“歌者”。

因此笔者认为：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文艺欣赏水平，取决于文艺家及其作品的内容和质量；也就是说，人民群众的文化文艺生活实践，取决于文艺家群体的素质。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是由社会文化生活实践决定的；人民群众的社会文化生活实践，是由文艺作品的内容和质量决定的；文艺作品的内容和质量，是由文艺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决定的；文艺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什么样的，就创作、生产什么样的文艺作品；他们为社会提供哪方面的文艺作品多，人民群众该方面的文化生活实践就多，在一个时期内，形成某种文化生活氛围、某种社会文化思潮，以至影响一个时期的社会风气乃至政治稳定。

社会文化的“热”，是文艺工作的一面镜子。社会哪一方面的文化生活“热”了，社会就产生哪个方面的“追星族”和“粉丝”；反过来需求量加大，又会刺激该方面作品创作、生产“热上加热”。文艺家们为人民提供健康向上的文艺精品，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实践就是健康向上的；反之，文艺家为社会提供低俗、庸俗、媚俗的东西多了，人民群众就生活在一种“快餐文化”、“浅文化”和低俗、庸俗、媚俗文化的怪圈里。这种文化消费的恶性循环，是“三俗”之风屡禁不止的社会实践原因。君不见，有的“作家”受经济利益驱动，为了吸引读者和观众的眼球，把本来内容不俗的作品，也要加个带“色”的题目；有的为金钱所诱惑，耐不住寂寞，则有意“回避崇高”、远离高雅，放弃作为文艺家的导向意识、精品意识、责任意识，而追逐低俗。为什么“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就是人民群众“阳春白雪”文化生活实践太少；而“三俗”的东西在群众文化生活实践中铺天盖地，泛滥成灾，“闹腾”的天长日久，使得群众在文化生活实践中的“接收机能”发生了“变异”，社会人文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便随之“滑坡”。有人说，我们这个靠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夺得革命和建设改革伟大胜利的泱泱大国的一些青年，反而得了什么“政治冷淡病”，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的一些文化、文艺作品，放松、抛弃了对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实践的引领责任。

毋庸讳言，长时期来，确有一部分读者、观众不习惯欣赏高雅、经典文化。但根本原因不在他们，而是我们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不够。多年来，物质商品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产品，一直为广大消费者深恶痛绝，一经被识破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严重违法者还要追究法律责任；而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文艺作品中的“假冒伪劣”却能大行其道，货畅其流。

有人把物质商品市场上“顾客就是上帝”的口号，简单移植到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和消费中来，这是我国文艺作品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根本原因，更是人民群众文化生活，长期在低层次徘徊的重要原因，是人民群众思想文化素质提高的巨大障碍。

因此，笔者多年坚持认为：在物质商品市场上说“顾客就是上帝”是正确的；但对文艺作品来说“读着、观众是上帝”，则是违背人的思想、意识形态发展规律的。如果说在书、报刊的装帧设计、版面安排、印刷质量、销售服务、价格合理；文艺演出市场的场地舒适、票价适当、服务热情等方面说“读者、观众是上帝”无可厚非；但不管文艺作品的内容、质量，也说“读者、观众是上帝”，则是根本错误的。在文化产品消费者欣赏水平、鉴赏能力有待提高的情况下，借口“上帝”喜欢的就是好的，就必然使那些浑身沾满了铜臭气的“文艺家”，充当市场和金钱的奴隶，什么来钱就写什么、演什么、唱什么，于是就胡编乱写，粗制滥造出成千上万颠覆历史、调侃崇高、脱离大众、脱离现实、扭曲经典、是非不分、善恶不辨、牵强附会、搜奇猎艳、追求奢华、以丑为美，低级趣味、炫富摆阔，把文艺作品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追逐金钱的“摇钱树”，一批又一批“低格调的搞笑，无底线的放纵，博眼球的娱乐，不知止的欲望”

（9）的真正的文化垃圾，既毒害了人民，也糟蹋了文艺。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实践，必须有文化、文艺精品的引领，人民群众只有在中国先进文化生活实践中，才能提高思想文化素质和文艺欣赏水平；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文艺工作者，对人民群众思想文化素质和欣赏水平的提高，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中，理所当然包括用中国先进文化引领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实践。2012年11月11日党的十八大期间，一位党的宣传部门负责同志，在回答记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特色’在哪里”的提问时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首先是先进文化的发展道路，要牢牢把握文化之“魂”，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要坚持正确的导向，承担社会责任，坚守道德底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文联、作协代表大会等多种场合，发表多次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讲话，对文艺工作殷殷嘱咐。但不无遗憾的是，一些人并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有的人顶着作家、艺术家、导演的桂冠，干着诲淫诲盗、“毒罢天下”、祸国殃民的勾当，充当敌国对我和平演变的“第五纵队”，这笔账早就该算。在纪念毛主席《讲话》80周年之际，我们应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毛主席和习总书记讲话，大力“倡导健康文化风尚，摒弃畸形审美倾向，用思想深刻、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优秀作品滋养人民的审美观价值观，使人民在精神生活上更加充盈起来”（10），还人民文化文艺生活一片蓝天白云！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3卷1991年6月版第852页

（2）习近平 2021年12月14日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3）《毛泽东选集》第3卷1991年6月版第864页

（4）《毛泽东选集》第3卷1991年6月版第860页

（5）《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10期第 253、254页

（6）《文艺研究》2010年第7期第41、42页

（7）习近平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8）人民网微博《与其抱怨观众，不如认真耕耘作品》

（9）习近平 2021年12月14日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10）习近平2021年12月14日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2022年5月13日

（作者系河北省文化市场管委会办公室会原主任、文化市场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

献一朵花： 鲜花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