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次会议，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毛泽东在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鲜明地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从根本上回答了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等重大原则问题。在《讲话》的鼓舞和激励下，广大文艺工作者遵循“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从革命战争时期到和平建设时期，创作出一大批文学艺术精品。令人瞩目的是，在这些精品中，有的已经成为传世经典，不但在国内历久弥新，而且超越了时代和国界，成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白毛女》：从延安的秧歌剧到走向世界的中国好声音

　　《白毛女》是在《讲话》公开发表后，延安鲁艺在新秧歌运动中创作出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它把秧歌剧表现手法、西方歌剧艺术与中国革命历史题材融合起来，成为民族歌剧的里程碑。

◆“鲁艺”版歌剧《白毛女》剧本封面。

　　新中国成立后，拍摄了电影《白毛女》，上映后，不仅在国内“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以来的票房最高纪录”，而且先后在日本、苏联、东欧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受到热烈欢迎，并在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中获得第一个特别荣誉奖。

　　《白毛女》是第一个真正登上世界舞台的中国好声音。它不但以歌剧闻名海内外，而且还以芭蕾舞剧再创辉煌，享誉世界，成为人类文化遗产。

　　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上世纪60年代初文艺界落实党中央提出的文艺“群众化、民族化、革命化”，探索在艺术形式上实践毛泽东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其核心是发扬光大《讲话》精神，文艺要走近广大人民群众，反映群众生活，坚持为群众服务。

◆电影《白毛女》（长影摄制）海报。

　　1960年12月成立的上海舞蹈学校，鉴于西方芭蕾流传到我国后出演的一些剧目，比如讲王子公主或神话中的爱情等，提不起广大群众的兴趣，决定开始探索走洋为中用的“三化”道路。他们一面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愚公移山》等毛泽东著作，一面观摩京剧现代戏。老师们自发成立了三个创作小组，在短时间内创作出小型《白毛女》（即只有原剧的片段）等三部小型芭蕾舞剧。由于《白毛女》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在1964年6月的“上海之春”中脱颖而出，赢得众多赞誉。

　　舞剧创作从一开始就确定走群众路线。在扩展成大型现代芭蕾舞剧过程中，领导和编导都感觉到，仅仅采用已有的芭蕾舞蹈语汇远远不够，于是安排师生深入生活以获取创作灵感。他们突破西洋芭蕾的框框，融入秧歌剧的载歌载舞，丰富了西洋芭蕾单纯的舞蹈语汇，体现了中国传统特色，从而使观众能够容易接受。《大红枣儿甜又香》《盼东方出红日》《百万工农齐奋起》《相认》等伴唱歌曲的创作都是来自编导们在革命老区采风的灵感。创作组先后到“白毛女”的故乡河北平山县以及地道战的产生地冉庄、白洋淀等地学习，瞻仰西柏坡，访问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群众，召开座谈会、讨论会20余次。当地干部和群众谈了许多抗日战争时期亲身经历的斗争故事，丰富了创作组的生活积累，也使大家对抗日战争前期的情况和《白毛女》的时代背景了解得更为具体。创作组还参加了两次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劈山开渠，学习河北民间舞蹈“地平翘”“拉花”等民歌和地方戏曲，并将其融入舞剧中，创作出“红枣舞”“红缨枪舞”“烧地契舞”“秧歌舞”等精彩的舞段。

　　针对演员多是糖水中泡大的，缺乏表演的感情体验，主创人员在农闲时分别带领学生先后前往上海市郊的崇明、奉贤等地区，深入农村访贫问苦。特别是1965年1月，全校师生前往奉贤护海一队劳动三周。师生分散住在贫下中农家，同农民一起生活、劳动，听他们讲旧社会当地“白毛女”苦难遭遇的种种经历，然后写出调查报告和体会。下乡期间，师生们真正体验了农民的生活，深深感受到贫下中农的思想感情，为创作和表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67年《白毛女》进京汇报演出，毛泽东等观看并高兴地与演员合影留念。

　　“文革”初期，校内有一派群众组织贴大字报，称《白毛女》是大毒草。对《白毛女》一直有深厚感情的毛泽东、周恩来知道后，于1967年4月24日观看了舞剧《白毛女》演出。毛泽东非常喜欢，每一场都热烈鼓掌，并称赞道：“《白毛女》好！”演出结束后，毛泽东上台亲切接见上海市舞蹈学校的师生并和大家合影留念。全国各大报纸随之以显要位置对芭蕾舞剧《白毛女》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报道。学校中原来认为“《白毛女》是大毒草”的同志基本上都转变了立场。

　　芭蕾舞剧《白毛女》又频繁地出现在舞台上，不但场场一票难求，而且引起访华外宾的浓厚兴趣和热情赞扬。1971年法国芭蕾舞团访华，其主演说：“法国朋友送别我们时，要我们用芭蕾征服中国，但现在我们被你们征服了。”1972年7月的访日是《白毛女》剧组历史上的高光时刻，史称“芭蕾外交”。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是该剧组入选非常关键的因素。剧组到达东京时，2000多人冒雨迎接；首场演出，尚未与中国建交的日本，两位内阁大臣到场观看并夸奖。报刊好评如潮，有专业评论家特地赞扬“演出具体体现了毛泽东‘洋为中用’的思想”。剧组8月16日回国时，在机场享受到国宾级欢迎待遇。一个多月后，日本首相访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芭蕾舞剧《白毛女》。

　　1983 年，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90 周年，停演了较长时间的《白毛女》展开复排并于1983年12月26 日再次原汁原味亮相上海舞台，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1995年赴武汉、广州、中山、深圳、珠海等地巡演同样受到热烈欢迎。在广州更是盛况空前，其受欢迎程度超过了同期香港歌星梅艳芳的羊城演出。

　　《白毛女》剧组1972年8月从日本载誉归来后，不断受邀到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进行演出，包括法国、加拿大、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等。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和高度的评价。巴黎的《世界报》报道说：“上海舞剧团演出的具有民族特色、内容和形式都丰富多彩的音乐舞蹈，反映了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加拿大的报纸评论道：“这个舞剧具有中国特色，音乐优美，舞蹈卓越。舞剧生动、精湛、情谊深长，令人兴奋、激动、深受鼓舞。”美国纽约时报评论说：《白毛女》蕴含着东方、神秘、爱情、复仇、红色、革命等文化密码，是它走红世界的原因。

　　2014年，在国际舞蹈艺术界享有很高声誉的美国蒙大拿州落基山芭蕾舞团，在广西南宁演出了美国版的《白毛女》，赢得满场喝彩。2019年3月，美国新世纪芭蕾舞学校演出《白毛女》，媒体称：“这又是一次世界经典舞剧在这个世纪里绽放。”

◆2015年是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首演70周年，文化部组织复排了歌剧《白毛女》。

　　歌剧《白毛女》一直在与时俱进。为落实习近平2014年10月关于文艺工作的讲话精神，2015年进行第三次复排。在复排前，《白毛女》剧组赴河北农村体验生活，大家分散住在老乡家，与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使演员们切身感受到农村生活。

　　2015年12月15日晚，复排歌剧《白毛女》首次登上北京舞台。此前，它已经巡演过延安、太原、石家庄、广州、长沙、杭州、上海、济南、长春9个城市，各地的演出都是在热烈掌声中结束的，展现出经典艺术的历久弥新的魅力。我国一位著名音乐家对新版的《白毛女》评论：“唱响了中国声乐的世界声音。”

　　《梁祝》：从乡土民间音乐到全世界演奏最多的中国管弦乐曲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戏剧呈现一派生机。一出对封建礼教进行愤怒控诉与鞭笞的浙江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进京演出，受到毛泽东的关注与欣赏。他先后三次观看了该剧，并与演员们在谈笑风生中给予支持鼓励。1953年，毛泽东亲自指示将《梁山伯与祝英台》拍成彩色电影。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舞台艺术片，上映后大获成功。一时天下争说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被“越”人之外的民众接受，越剧曲调也为全国人民所熟悉。

◆新中国第一部彩色舞台艺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

　　在毛泽东“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指示的指引下，文艺工作者以饱满的创作热情继续践行《讲话》精神，创作出一大批精品。其中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以下简称《梁祝》）成为了传世经典。2000年，香港举行了一次千年来“我最喜爱的十部交响乐作品”评选，《梁祝》作为唯一的中国作品排在了第七位。2011年6月，香港演艺学院授予“以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享誉中外的作曲家何占豪”为该院荣誉博士。2013年何占豪获得中国音乐最高奖项“金钟奖”的“终身成就奖”。2019年，何占豪在获得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的终身成就奖时说：感谢大家对其作品的热爱和喜欢；感谢党的英明领导，感谢上海音乐学院对自己的培养；感谢同学间的亲密帮助，特别是丁芷诺、陈钢同学的合作。

　　1933年何占豪出生在浙江农村，从小受到越剧的熏陶，喜欢音乐。杭州解放后加入浙江省文工团。1952年转入了浙江省越剧团乐队，在那里开始学习小提琴并于195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进修班。

◆上世纪50年代末，何占豪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小提琴。

　　上世纪50年代的上海音乐学院，有一批来自解放区的音乐人担任学院的各级领导。1939年入党的院党委书记孟波，曾任延安鲁艺教员，延安中央管弦乐团指导员。他本人既能拉中提琴，也擅长作曲。长笛演奏家刘品担任管弦系的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他们对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文艺工作的教导印象深刻：“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因此，如何践行“洋为中用”，怎样用西洋乐器演奏出中国的民族音乐，成为了他们经常探讨的课题。很多学生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何占豪后来回忆说，“我和我的同学们，有志气要为国家、为中国民族音乐做点什么。用外来形式音乐加上民族内容和戏剧风格。”

　　当时，随着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兴起，广大人民群众对文艺生活的需求也日益旺盛。和全国其他文艺团体和文艺院校一样，上海音乐学院也经常组织师生下乡演出。何占豪回忆：“我刚考进上海音乐学院时，我们一年级的同学遵循毛泽东主席的教导，满怀着为人民服务的一腔热血，下乡去听取农民的意见，了解他们是否喜欢我们的音乐。1958年秋，我们背着包、带着小提琴就去了。我们到了地方，还没有放下背包，很多农民就围过来了。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小提琴和大提琴，都问我们这是什么，还请我们当面表演一番。我们演奏的都是学来的外国乐曲，他们听不懂，而他们要听的，我们又不会。”有一次，对着一屋子农民朋友，学生们拉完巴赫再拉莫扎特。但是越到后来观众越少，只有一位农民老妈妈坚持到最后一首曲子。演出结束后，何占豪和同学们激动地拦住她，问她为什么愿意留下，那位老妈妈说：“你们演出坐的凳子是我的，我得等你们走了再把它拿回家。”

　　这种局面让何占豪和他的同学们感到尴尬。何占豪后来回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你的演奏大众不欢迎，这受到的刺激是很大的。”何占豪和同学们伤心地发现，甚至他们自编自演说相声，都比小提琴演奏受欢迎。

　　在何占豪记忆里，纯真的理想和昂扬的激情，是上世纪50年代青年的共同特征。从乡下返校后，同学们继续讨论让农民听得懂的问题。刘品提出一条意见：“小提琴要使工农大众所喜闻乐见，必须解决一个民族化的问题。这首先需要有民族化的作品。”刘品领导的党支部用了三天时间进行讨论，刘品的意见最后得到了大家赞同。刘品知道何占豪有比较扎实的民间音乐基础，所以确定以何占豪为骨干，加上丁芷诺等几位同学，成立了管弦系“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在实验小组的带动下，同学们自己编写、自己演奏，创作出一批包括弦乐四重奏《小梁祝》在内的具有民族风格的乐曲。

◆实验小组试奏新作品。(左起：俞丽拿、沈西蒂、丁芷诺、何占豪、孟波、贺绿汀、丁善德) 。

　　1958年10月中旬，学院领导将不同专业的学生混合编成六个团队，分别到六个不同的省进行“六边”（边劳动、边宣传、边采风、边创作、边演出、边学习）活动。管弦系实验小组成员与声乐系部分学生及作曲系的陈钢等，组成了“浙江队”。在开往温州的船上，实验小组讨论落实“六边”的创作计划时，提出要创作一部大一些的作品，向第二年的国庆十周年献礼。当时，先设想了“大炼钢铁”和“全民皆兵”两个题材，何占豪又增加了《梁祝》。三个题材上报给了院领导。

　　孟波选定了《梁祝》。孟波是一位具有相当高艺术造诣的领导。他知道表达前两个题材用小提琴难以全面展现主题，而把小提琴用在《梁祝》上则能充分发挥其长处，并有可能产生出奇的好效果。同时，“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剧，是对封建礼教的强烈抗争。我们中国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反对封建主义”。刘品也持相同的观点，他当时就认为这部《梁祝》“很可能会在中国音乐史上留下应有的地位”。

　　当时何占豪觉得自己没有专门学过作曲，难以创作出小提琴协奏曲这样具有首创意义的大型作品。知人善任的刘品特地用一个晚上时间来听何占豪哼唱越剧的各种唱腔。他讲了一句关键的话：“你不要以为贝多芬、莫扎特头脑里的音乐是天生的，他们的音乐也是从当时的民间音乐中提炼出来的。”这句话使何占豪豁然开朗。他从“要我写”的状态变成了“我要写”的状态。

　　适逢文化部党组书记钱俊瑞来上海音乐学院视察工作，孟波向他汇报了实验小组的情况。钱俊瑞听了“梁祝四重奏”后说，外国乐器演奏中国戏曲音调，这是一条新路，希望年轻人继续探索下去。孟波将钱俊瑞的指示向同学们作了传达，使大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何占豪觉得创作的道路一下子变得更宽，思维也更活跃了。

　　何占豪和丁芷诺合作写成初稿后，刘品看过觉得还不行，于是要丁芷诺请其父，该院副院长、著名作曲家丁善德来指导。同时请丁善德说服自己的学生陈钢也参加。此后，丁善德每周给何占豪、陈钢上课，对《梁祝》的创作做具体指导，使作品不断完善。《梁祝》协奏曲刚定稿，孟波就组织小提琴和钢琴两种乐器试奏了一遍，然后把录音带送给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征求意见。石西民听完录音后很高兴，对作品给予了很好的评价。

　　那是一个集体主义盛行的年代。《梁祝》的排练立刻成为整个管弦系师生共同的兴奋点，每个人都为自己能在《梁祝》诞生的过程中出一份力量而感到光荣。丁芷诺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这就是作为系党支部书记的刘品在《梁祝》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中的作用——把发展民族化事业的先进思想转化为群众的思想和行动，这是一个艺术团队的创作过程，而刘品就是这个团队的灵魂人物。”

◆1959年5月27日，《梁祝》在上海兰心大戏院首次公演，来自全国各地文艺团体领导、音乐家和乐评人齐聚一堂。

　　1959年5月27日，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在上海兰心大戏院首次公演，获得巨大成功。这部长达26分钟的协奏曲，后来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小提琴曲，完成了交响音乐民族化的创世纪，成为全世界演出和录音版本最多的中国管弦乐曲。

　　半个多世纪以来，每次提到这部传遍世界的名作，何占豪说得最多的是：“没有越剧就没有《梁祝》，《梁祝》是中国农民、是中国戏曲界、音乐界几代人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谁启发我写《梁祝》？农民。”“谁教导我写《梁祝》？纺织厂女工。”何占豪回忆，当年为了描摹祝英台少女怀春的心境，他跑到纺织厂女工当中，跟着她们上戏院，去了解她们真正爱听的曲子。何占豪还幽默地说道，他的谱曲是“从一代宗师尹桂芳（越剧尹派艺术创始人）那里偷来的”。

　　何占豪是这样总结的：“总的来说，我还是遵从毛泽东思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有些音乐形式我们本民族是没有的，比如《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也不是我们民族的音乐形式，但我用民族内容‘梁祝’故事，用民族的音乐语言，这就不一样了。”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何占豪最深的感触就是：它“继承了当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在经济大潮里文艺工作者不能迷失方向，娱乐也不能代替文艺创作，文艺创作什么时候也不能离开“人民”两个字，也就是必须要学习人民群众的音乐语言和思想感情。

　　《梁祝》诞生后，不但一直是国内群众最喜爱音乐曲目，而且成为了全世界演奏最多的中国管弦乐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3月，新冠肺炎在全球蔓延。在意大利米兰，“RAI国家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家阿尔多在自家阳台演奏了《梁祝》片段。如此纯美、动人的曲子，不仅抚慰了社区的邻居，还通过网络传遍全球。当看到数千条来自各国网友的赞誉评论时，阿尔多激动地说：“音乐让我们跨越了国界，我们在一起共同奋斗，对抗这场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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