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教授严锋2018年的“非必读书目”最近因为“全民阅读”活动被重新翻热)

一、一场南北呼应的“文化裁断”

近日，毕业于北大的“悦馆长”与复旦大学严锋教授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以互相唱和的方式共同炮制了一份“不必读书目”，在知识界引发轩然大波。两所中国文科重镇的高校教师(学生)，竟以如此轻佻的姿态，对百年中国新文学进行了一场粗暴的“文化裁断”——他们将五四以来的作家作品几乎全盘否定，仅鲁迅、沈从文等三五人拿到了“免死金牌”，而1949年至1976年这二十七年间的文学成果，竟被一笔勾销，无人能入其法眼。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也只保留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其实金庸的创作恰恰始于被他俩无视的前三十年)。

这种裁断的狂妄之处，不仅在于其审美判断的褊狭，更在于其历史认知的虚无。当“悦馆长”轻飘飘地断言“这个时间段以内的小说不值得看”时，她否定的何止是几部小说?她否定的是整整一代人在血与火中铸就的精神史，是一个新生共和国在探索中前行的文化足迹，是亿万工农群众第一次以主人翁姿态登上文学舞台的历史性时刻。

二、“非文学因素”的陷阱：一把指向人民政权的暗箭

最令人警惕的是，“悦馆长”在为其文学虚无主义立场辩护时，抛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借口——1949至1976年的作品“非文学因素太多”。这句话看似在谈文学标准，实则包藏着极其鲜明的政治指向。

什么是“文学的因素”?什么是“非文学的因素”?她自始至终没有说清楚。但这个模糊的概念，却像一把精准的暗箭，赤裸裸地射向了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政权在文学中反映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在她看来，描写土改、合作化、抗美援朝、工业建设的作品，因为承载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主题，因为呼应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便自动被划归“非文学”范畴，从而丧失了被阅读、被研究、被传承的资格。

这是何等精巧的话术陷阱!它将“文学”与“人民”“时代”“政治”彻底对立起来，仿佛文学一旦触及社会变革、一旦反映人民主体、一旦拥抱新的历史形态，就不再是“纯文学”，就不再具备审美价值。这种逻辑的背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只有疏离于时代、疏离于人民、疏离于革命的作品，才配称为“文学”;而那些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创作，则被开除出“文学”的籍册。

按照这个逻辑，《诗经》中的《伐檀》《硕鼠》是否也因“非文学因素太多”(阶级批判)而不值得读?杜甫的“三吏”“三别”是否也因“非文学因素太多”(战乱写实)而应被剔除?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否也因“非文学因素太多”(历史叙事)而沦为次品?文学从来就不是象牙塔里的自言自语，它从来都是时代精神的回响、人民心声的表达。将1949年后的中国文学以“非文学因素”为由整体否定，不是文学批评，是政治裁断;不是审美判断，是意识形态清洗。

(自称毕业于北大的“悦馆长”王飞跃，附和严锋的“不必读书目”)

三、当代文学史的“集体失踪”

最令人费解的是，这位北大才女似乎完全无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她所代表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如何给莘莘学子讲授“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当初受了怎样的文学教育?难道北大课堂上，当代文学史真的直接从1949年跳到1976年，再跳空到当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创业史》《山乡巨变》《红旗谱》《青春之歌》，乃至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凡的世界》《尘埃落定》——这些作品在北大中文系的课堂上，是否都被贴上了“不必读”的标签?

若真如此，那不仅是教学的失职，更是学术的渎职。文学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是几个“文化精英”凭个人好恶就可以随意删减的私家花园。当代文学七十余年的历程，有曲折，有教训，有高峰，也有低谷，但将其整体打入“不值得看”的冷宫，这不是学术批判，这是历史虚无主义在文学领域的借尸还魂。

四、从“历史虚无”到“文学虚无”的递进

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国人已有共识。它通过解构历史、丑化英雄、消解崇高，动摇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根基。而今，“文学虚无主义”又披着“审美独立”“纯文学”的外衣悄然袭来。它的操作手法更为隐蔽：以“文学性”为唯一标尺，以“个人趣味”为终极裁判，将文学与时代、与人民、与历史彻底割裂。

这种虚无主义的险恶之处在于，它看似只谈审美，实则重构历史。当《林海雪原》被斥为“宣传品”，当《红岩》被讥为“概念化”，当《保卫延安》被贬为“粗糙”，它们背后所承载的革命记忆、集体主义精神、民族解放的艰辛历程，也随之被一并消解。文学成了无根之木，历史成了断线纸鸢，最终受害的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认同。

鲁迅曾言：“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若按“悦馆长”们的逻辑，1949年后的中国竟是一片精神荒漠，灯火全熄——这是何等刺眼的历史虚无!他们口口声声推崇鲁迅，却忘了鲁迅生前最警惕的，正是那种“以今天的标准苛责前人”的历史傲慢。他们更忘了，鲁迅本人的创作，恰恰是“文学因素”与“非文学因素”水乳交融的典范——他的杂文，哪一篇不是“非文学因素”(社会批判、政治启蒙)与“文学因素”(语言艺术、文体创新)的完美结合?

五、文学批评的边界与底线

我们当然尊重个人的阅读自由，也承认文学批评的多元价值。严锋、悦馆长们有权不喜欢某些作品，有权坚持个人的审美偏好。但当他们以高校教师的身份，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姿态，向青年学子、向社会大众开列“不必读书目”时，他们行使的就不再是个人权利，而是在承担一种文化权力。这种权力要求他们必须审慎、必须专业、必须对历史保持敬畏。

真正的文学批评，应当如鲁迅所言“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而非“好处说坏，坏处不说”。当代文学确有诸多不足，革命叙事存在模式化倾向，政治话语有时挤压了艺术空间——这些都是可以严肃讨论的真问题。但“一个也没看上”的全盘否定，不是批评，是虚无;不是学术，是姿态;不是启蒙，是傲慢。

“悦馆长”那句“非文学因素太多”，恰恰暴露了其批评立场的政治底色。她不是在进行文学分析，而是在进行意识形态划线：凡是拥抱人民政权的文学，皆属“非文学”;凡是疏离于革命叙事的创作，方入“文学”正典。这种以“纯文学”之名行“政治排斥”之实的把戏，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学术发明，而是冷战时期“反共美学”的当代翻版。

六、结语：在文学中守护历史的温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正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实践产物。它有时代的局限，但更有时代的温度;它有艺术的天花板，但更有历史的地板砖。这个时期组织编撰的中国历代文学史，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读，都是用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从人民文学的视角来编纂的。不管是游国恩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还是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已经滋养了千千万万中国读者中国人的灵魂。那是从先秦到明清，人民文艺的光点从未熄灭，但是只有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才走上了舞台的中间，走到了聚光灯下。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那一套腐朽这玩意儿不再风光无限。否定这一切，就是否定几代中国人的情感记忆，否定一个时代的文化合法性，否定人民当家作主政权在精神领域的正当表达。

历史虚无主义尚未肃清，文学虚无主义又汹汹而来。面对这种态势，我们不能只做沉默的大多数。北大中文系需要回答：你们的当代文学史课程，是否真的跳过了这七十年?当你们的教师在公共平台以“非文学因素”为由否定社会主义文学时，你们是否认同这种“文化裁断”?复旦大学的文学教育，是否也默许这种以“审美”之名行“政治排斥”之实的行径?

文学可以多元，但立场错误;批评可以尖锐，但不能暗度陈仓;标准可以讨论，但不应成为排斥马列文论和人民叙事的暗器。在“悦馆长”们轻点鼠标、以一句“非文学因素太多”删除七十年文学史的时候，她们或许忘了：历史从不会真正被删除，它只会在沉默中积蓄回响。而当这回响到来时，一切虚无主义的沙堡，都将被时代的浪潮冲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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