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马克思自己没有总结过“五阶段论”，他只说过文明社会的三大奴役形式是“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是列宁在前面加上了原始社会，后面补足了共产主义，因此才形成“五阶段论”的。不管怎么说，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流传最广的历史认识“范式”，许多自由主义者在与新左派进行论战的时候，都潜在或者直接地以“五阶段论”为出发点，反过来倒是新左派里面一些人对“五阶段论”强烈不满。 

由于这个“五阶段论”非常方便地告诉人们，社会是线性发展的，可以简单地论证革命的必要性，特别是在“统治者无法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者无法照旧生存下去”的时代里，格外容易赢得人们的“打心眼里”拥护，共产党在延安的时候，以“五阶段论”的社会发展史来进行唯物史观的教育，最后确立了这个学说在新中国的统治地位，一些著名的知识精英如杨献珍、艾思奇、胡绳、陈伯达等人，都是其中的权威阐释者。解放后的学术界，已经不再可能进行系统的质疑和进行理论创新了，因为权威们不仅相对完善了这个学说的重要方面，更重要的是旧权威们已经有了很高的政治地位，政治权力已经参与维护话语权的过程了，所以解放后的学术争论总是在这个框架里进行，争论的主要问题主要是“什么时候中国进入奴隶制”而不是“中国是不是有奴隶制社会”，这些人后来死的差不多了，或者已经失去了政治权力的1980年代才争论“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但是他们的直系徒子徒孙还在台上把关，因此争论也不可能进行到底。 

“五阶段论”不仅可以论证革命的必要性，根据过去20多年的经验，还可以方便地论证“告别革命”。所以老权威们也可以方便地“与时俱进”，在不需要进行话语革新的情况下，继续垄断学术，实现自身的既得利益。确实经由“五阶段论”和“唯生产力论”可以方便地论证“补课论”，无须等待中国自由主义者翻译哈耶克、波谱尔、弗里德曼等人的著作，精英学术就已经非常有声有色了。 

不管怎么说，马克思曾经是一种革命学说，是作为捍卫底层社会政治经济权利的意识形态起过作用的，在改革的初期来一个坚持“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固然能够满足一定时期的政治需要，但是不管怎么说马克思是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在中国还是与革命家一代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好总是麻烦马克思去“为富贵人家”服务，因此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确实是“非常及时、很有必要”的。问题乃在于：许多老先生不会新自由主义理论，或者说原来学习的是马克思主义，要学习新理论与新一代竞争也不是不可以，问题在于没有什么竞争优势，除非自己已经被逼没有办法了，旧的话语资源还是不能轻易浪费的，还是要用来实现自己的切身利益。所以于光远贩卖了一阵“社会”“资本主义”，杜润生念了一段“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真经，厉以宁同志最近还在推广他的“新公有制”，北大晏智杰教授重新解释了“劳顿价值论”。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精英主义者，曾经在“低投入”轨道上把马克思理论塑成不招人喜欢的“僵化教条”，今天他们在做“与时俱进”的工作的时候，“反戈一击”的工作就显得不怎么费力气，当初的“粗制滥造”就活象是为今天的“翻案”打了伏笔似的。不管怎么说，马克思管了他们一辈子的饭碗，总算是很对得起他们这一群了，最后就算是他们彻底败坏马克思的信誉，把堡垒从内部攻破，也算是马克思对他们鞠躬尽瘁了。 

但是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为富贵人家辩护的人，分别掌握着两套极端不同的话语，而话语权背后的职业利益竞争也是互为消长的，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激烈的竞争。新自由主义的高人们反正对自己的话语权份额已经满意了，还愿意与“补课论者”和平相处，再后来的新新自由主义者就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他们看见话语权竞争的道路上不仅荆棘密布，而且地盘无多，所以尤其具有话语革命的热情。在革命策略上，对于新自由主义者前辈他们也只好恭敬有加，不好翻脸去夺他们的地位，但是对于“补课论者”他们就不那么看得顺眼，而且如果不把这些人彻底赶走，就空不出足够的席位来，所以恶狠狠地往上冲。由于这是同属于“为富贵人家念经”的阵营的内战，在性质上是典型的“饿狗斗饱狗”的战争。新自由主义的“饱狗”多数也是“补课论者”的直系子弟，基本上不参战（也许有师生情谊在？也许是自己的一份地位已经有了，革命不增加自己的收益，所以采取消极态度），新自由主义的“饿狗”感到“补课论”的“饱狗”可以“取而代也”，所以把战争搞得“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因为“补课论者”基本上是结合权力体制来强化自己的话语权的，这个所依托的权力体制在北大焦国标教授看来就是中宣部，所以挑战中宣部的“革命热情”都急剧高涨，如果“革命形势”不变的话，可以预料这一场战争的硝烟会越来越浓，直到全部“补课论”者退出历史舞台，让出全部话语权为止。 

新自由主义者为了进行话语权竞争，往往“言必称希腊”，很是讲究理论和叙述方式与世界接轨。问题在于这样一来就与中国民众脱轨了，结果使得替“富贵人家”辩护的效果很差，至少在民间的影响不怎么样。厉以宁先生是很清楚这个形势的，自己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就到政治会议上去说，看来是寄希望官员们出来想办法，以帮助解决“仇富心理”的问题。著名的主流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发现，今天主流话语对保姆学校里的学员们，竟然没有任何影响，她们在政治认识上还完全是毛泽东的“俘虏”，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诉求只有两个核心话语：出来工作就是“受剥削受压迫”的，靠努力工作改变自己处境是没有希望的，所以还是主张“造反有理”。 

中国精英主义者痛恨毛泽东是有充分道理的，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28年了，知识精英们还没有办法争取到工人农民的信任，承认自己无能总是困难的，因此就只好一味地咒骂毛泽东是多么的坏了。中国主流学术和主流舆论，在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努力耕耘了20多年之后，还没有彻底瓦解底层社会的竞争意志，即使单纯从为社会上层服务的角度去看，这一帮子主流精英的工作成效也是非常差的，最起码降低反抗的概率是要把新思想植入工人农民的脑海中间去，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话语权的争夺和在精英小圈子里的自说自话。今天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的工作成绩，无论是站在平民立场，还是站在精英立场上看，都还是很不够的，希望戒骄戒躁，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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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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