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前途在于以民主法制否定行政集权体制 
 
刘永佶

 
社会主义，这个在20世纪风靡全球的术语，曾是进步、光明、正义的集合与象征，是人类的理想和希望。但到20世纪末，却又因“苏联模式”的失败被作为保守、落后、专制的代名词，成了一场挥之不去的恶梦。大资本财团及其帮凶们极力宣扬：社会主义已经彻底失败，人类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中安份守己，听任资本主宰的“自然规律”安排和控制。

如此巨大的反差，迫使人们不能不进行这样的思考：社会主义到底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思想狂人”的妄想与胡闹，还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必然？

这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大问题。你可以不去想它，但却不可以摆脱它对你的种种困扰。每个人的命运，都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密切相关。不论是美国大兵飞机坦克滥杀的伊拉克平民，还是非洲那些骨瘦如柴的难民；不论被高药费挡在医院外的危重病人，还是因为购买栖身之所而将一生劳苦都抵押给银行的“房奴”；不论每天劳作十几小时只挣几十块钱的“农民工”，还是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研究生，谁个都逃不过社会制度及其主义的控制。社会主义是劳动者利益的集中表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改变他们“弱势群体”的困境。而因资本逐利竞争导致的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和天气变暖，则平等地危害所有人。这看似自然的现象，也是资本统治的制度和主义所造成的。我们不可能感觉吸进的空气和吃进的食物中有主义的味道，但可以思想其中主义的因素。

资本主义并不是“自然规律”，虽然它以自然主义、物质主义为哲学观念，以“自然规律”的“绝对精神”否定了以上帝主义为哲学观念的封建专制，它仍是非劳动的资本所有者的主义，是资本所有者以暴力和欺骗占有他人劳动成果，支配他人行为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它比封建专制有实质性的进步，但依然是与人本质发展和人性升华相悖的，是以劳动者所创造的财富价值为手段对劳动者的控制。

社会主义是资本所有者统治对象的劳动者的主义，是与资本主义对立并以否定资本主义为目的的理论、运动和制度。与资本主义一样，社会主义也是植根于社会矛盾，并有现实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根据；与资本主义一样，社会主义也是人本质和人性的体现。资本主义是不劳动的资产阶级的主义，其根据是以对生产资料的掌控来操纵劳动者的命运，因而是人性中动物一般性的野蛮成分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则是劳动者的主义，其根据是劳动者以其劳动力所有权争取自主联合与自由发展，是克服人性中动物一般性野蛮成分，促进人性升华的集中体现。

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演化，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体系，社会主义运动成为与资本统治相对立的惟一社会势力。社会主义作为人类进步的大趋势，是现实世界矛盾演进的体现和要求。20世纪末“苏联模式”的失败，并不是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的错误所致，而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的错误理解所致，是“苏联模式”及其教科书的缺陷未能及时克服的表现。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矛盾，是总结反思一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制度化的经验教训，进而提升社会主义理论的必要条件。

由武装革命夺取政权而形成的“苏联模式”，只是社会主义运动制度化的一种特殊形式，由于其所处的俄国和中国资本主义并不发达，封建领主制和集权官僚制的统治仍严重存在，因此，“苏联模式”只能是社会主义在特殊国度的初级阶段，其特点是借用旧的行政集权体制组建新政权的国家机器，以对抗国内外旧势力并组织民众展开工业化。这样做虽是迫不得已的，但其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行政集权体制是革命所推翻的集权官僚制的体制形式，是旧的国家机器，以它为手段实现革命的目的，只能在特殊情况下、极短期内才有合理性，而且包含着对革命的极大危险。马克思早就预见到这一层：“当阶级统治的这一种形式被破坏后，行政权、国家政府机器就变成了革命所要打击的、最大的、惟一的对象了。”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如果不及时以民主法制对行政集权体制进行改革，那么，它的集权属性和结构、机制，就会在抑制民主、限制劳动者权利的同时，滋生出与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相对立的“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反社会主义势力，利用行政集权体制以权谋私，甚至改变社会主义的路线、纲领、政策、法律，形成官僚资本主义的理论、运动和制度。苏联的剧变和解体，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时下的中国思想界，盛行所谓“左派”与“右派”的分流争风。从形式上说，“左派”是坚守社会主义的，“右派”则是宣扬资本主义的。我历来不同意用“左”和“右”来划分思想派别，它们是表示方位的，并不能表示思想的主流和主张。而这两派的争论，往往集中在如何看待“改革”上。“右派”以改革的主导者自居，指责“左派”是反改革的；“左派”则以社会主义者自居，指责“右派”在搞资本主义。闹闹吵吵二三十年，但中国问题的症结，却被表面的激烈言词所掩盖。孰是孰非，不取决于所使用的是社会主义的言词，还是资本主义的腔调。关键在于论说中国社会主要问题时，是以多数劳动者为根，还是以少数“精英”为据。这里的一个关键，就是怎样看待“苏联模式”，怎样看待行政集权体制。

自诩“改革”倡导者的“右派”中的几个大佬大腕，是把否定“苏联模式”作为自家主要功绩的。然而，仔细审查他们的言论，只有在经济上对公有制和“计划体制”的批判，从来不去也不愿触动“苏联模式”的行政集权体制。固守行政集权体制，并以这个体制推行“市场化”“私有化”，是其主张的“改革”的实质。他们更愿意做的，就是以“稳定”“发展”之名，来捍卫行政集权体制——作为他们靠山和支配者的经济、政治权贵们，就是依据行政集权体制来谋取私利并强化专制统治的。

而“左派”中的某些人，则依旧抱着早已没有了苏联的“苏联模式”，认定这就是惟一的社会主义。他们的“社会主义”高论，几乎全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教科书的逻辑和言语。从道德层面讲，这些“左派”老先生无疑比“右派”大佬大腕高尚得多，起码他们不是卖身投靠权贵，也没有从权贵们切割国有资财大蛋糕时得到蛋糕渣。他们或许是真心为民众利益和民族前途着想，但他们对“苏联模式”及其教科书的固守，端的是事与愿违。他们看不到问题的实质：他们所痛恨的以“改革”名义对国有资财的侵吞，正是“苏联模式”的必然结果；他们所害怕的中华民族危难的根由，正是被苏联教科书论说成“社会主义制度”的行政集权体制的存留。他们也揭露权贵们的以权谋私行为，但却不去批判——甚至还会维护制造以权谋私的行政集权体制。有人还天真地以为只要强化行政集权体制，才能克服以权谋私和保卫国有资财。

如此看来，笼罩中国思想界的“右派”与“左派”，都有意或无知地避开了中国真正的病根——行政集权体制。就在两派吵吵闹闹的时候，权贵们利用行政集权体制，肆无忌惮地以“改革”的名义，以“发展”的鼓噪，展开了对中华民族、对全体民众的大讨伐。权贵们的势力日益强大，行政集权体制也就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就在这泡沫繁荣之下，步入了真正的“最危险的时候”。

我这里并不想多评价“左派”与“右派”之争，但我从这看似激烈的争论中，觉察到中国问题的严重。我对思想界某人某观点的评判，只有一个标准：如何对待行政集权体制。现代中国的多种弊端，根源都在这过时的、与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相悖的行政集权体制。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就在以民主法制取代行政集权体制。不论自封和他封的“左派”“右派”，只要维护这个体制，他就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只要站在民众利益和民族发展的立场，批判这个体制，他就是进步的，甚至是革命的。盼望那些不以投靠权贵乞求恩赏的“右派”思想者，看清你们队伍领导人物的真心真面，将批判的矛头转向行政集权体制；盼望“左派”思想者，在你们揭露权贵以权谋私的时候，更应集中批判其所依恃的行政集权体制。

对“苏联模式”的行政集权体制，既可以以社会主义，也可以以自由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在批判其弊端的层面，社会主义者和自由资本主义者是有共同语言的，也可以形成合力。但批判的目的和改革的目标又有差别，在这一点上又有分歧、有争论。对行政集权体制的批判和改革，是中国发展的大趋势，迟早都要进行，社会主义者必须争取主动和主导，否则，若任自由资本主义者主导批判和改革，势必因其阶级基础的脆弱和外来理论的陈旧（大体是西方17、18世纪的言论）而夭折。但社会主义者又不能以苏联教科书为依据——它已成为行政集权体制的理论依据，而应在概括并坚持马克思学说基本点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制度化的经验教训，概括劳动者的利益，分析现代世界和中国的矛盾，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只有以来源于中国和世界现代劳动者利益，符合历史大趋势的发展的社会主义理论，才能在批判并改革行政集权体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主动和主导作用。

对“苏联模式”的反思、批判和否定，是批判和改革行政集权体制，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而从理论上批判“苏联模式”理论的教科书，又是其必要环节。

我们对“苏联模式”及其教科书的反思、批判和否定，则针对行政集权体制及其滋生的反社会主义势力，集中于这个体制的理论和结构、机制错误。在这个过程中，要对社会主义理论体示的主干范畴，即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的哲学观念、方法论、经济观、本质和原则、对资本雇佣劳动制的批判、运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中国革命，都作进一步的探讨。

本书是作者近二十年来对“苏联模式”及其教科书的批判所形成认识的概要。书名“劳动社会主义”，这是我对社会主义性质界定的集中体现，本书的写作，并不是以批判“苏联模式”展开，而是在正面阐述劳动社会主义的观念和主干范畴的过程中，对“苏联模式”及其教科书的缺陷、错误进行批判。

本书初版于2003年8月，借此次重印之机，对体系进行了较大调整：一、第一章加“劳动社会主义哲学的基本观念——劳动主义”（第一节）和“商品经济和公民社会”（第十节）；二、将劳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从原第十章调至第四章；三、原第四章“资本雇佣劳动制度及其政治、文化”改为“资本雇佣劳动制度批判”，并调为第五章；四、原第五章“劳动者联合：劳动社会主义运动”改为“劳动社会主义运动：劳动者为主体并争取成为社会主体的变革”，并调为第六章；五、原第六章“中国革命——消除集权官僚制与官僚资本”改为“中国革命——以劳动社会主义消除集权官僚制与官僚资本”，并调为第十章；六、原第七、八、九三章位置未变，但将第八章题目“民主制是公有制的政治机制”改为“民主制是公有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政治机制”，第九章“劳动社会主义文化：劳动者主体意识与自由意识的确立”改为“自由文化：劳动者主体意识的确立与发展”。并对有些节的题目做了改动。虽有体系和题目、内容上的改动，但基本观点和思路依然保持，并有所充实。

劳动社会主义这个题目，不仅需要理论探讨，更需要实践的应用和验证。因此，对本书的修改、充实，将是持续不断的。望读者朋友予以批评帮助。

——摘自《劳动社会主义》2007年5月第二版，第1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乌有之乡书店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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