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主体和动力何在？从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中，我们认识到，不论制度层次，还是体制、结构及运行机制、经营管理、对外经济关系各层次，其矛盾的根本和核心问题，都在于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没有得到确立和保证，从而抑制了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并引发各层次的矛盾，制约中国经济现代化。　　

人类的历史证明，只有提高劳动者社会地位，给他们提供必要的思想和行动自由，才能调动其主动性，并由此提高和发挥素质技能，发展生产力。从奴隶到农奴到农民到雇佣劳动者的转化，是已有阶级社会劳动者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演变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人类社会经济的变革。中国在工业文明发展中落后于西方国家，当西方国家进入工业文明中级阶段后，中国才刚刚开始工业化。当前中国的产业结构和整个经济结构与西方国家相比，正是工业文明的初级阶段与中级阶段的差异。本来，中国以公有制来推行工业化，是有明显优势，且能避免资本私有制弊端，彻底解决所谓“经济周期”对人类生存的折磨和损害的。但由于苏联模式的局限和缺陷，使这些优势不能体现。其主要局限和缺陷就是不能明确并保证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对公有制经济的改革，关键就在于要以民主法制确立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提高其素质技能。　　

确立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的要点，一是明确并保证劳动者的劳动力所有权，二是明确和保证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虽然中国在“市场经济”上落后了，而且对劳动者的劳动力所有权的保证比不上西方国家，但我们有宪法上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规定，有以马克思确定其宗旨为“消灭私有制”的共产党，有名义上属于全民所有的巨量国有资产、资源和国有企业，这些都是恢复、改革、发展劳动公有制的基本条件。更重要的是，中国有十三亿勤劳智慧的劳动者，他们的根本利益，他们的前途只有一个，那就是劳动公有制经济。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全世界现代经济矛盾的演变进程中，中国是有条件率先实行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的。而这也正是解决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的唯一出路。　　

一些人认为中国经济落后，要发展生产力就只能走西方国家二三百年前的老路，实行公有制根本不能发展生产力，只能亦步亦趋地踏着西方国家的脚印前行，实行以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为根据的对公有制的“私有化”。劳动者作为“资源”的一部分，是与资本及其购买的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一样的，只要保持“市场经济”对其劳动力的购买，就可以活下去，并再生产新的劳动力。至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建立与改革，国家的经济、政治决策，都与作为“资源”的劳动者无关，而是少数精英们特有的权利与义务。　　

人类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以工业文明和公民社会为标志的，各个国家民族的发达程度，取决于科学技术和公民权利两个要素，这是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矛盾的具体表现。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公民权利，并促进公民权利的提升与实现。相比之下，中国在科学技术上是比西方国家落后，但并不是处处落后，西方国家也不是处处先进。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资本财团以金融资本为核心和主导，其发展的偏重点，转向虚拟资本，所谓“金融工程”的技术相当发达和系统，在这方面它们远远比中国“先进”。但这只是资本金融化,金融资本再异化的表现,对实体经济从整体上说不仅不具有促进作用,而且会起相当大的破坏作用。近年来屡屡爆发的金融危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金融工程”创新衍生品骗钱的技术，对工业文明发展而言，是一种负技术。　　

另一种负技术就是杀人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技术。核武器及各种大规模杀人的“常规武器”的研制，是美国大资本财团最为关注的，它们掌握的相关技术，也是最先进的。这种杀人技术不仅对工业文明，对整个人类文明都是负技术，但它也会产生一些对工业文明有益的副产品，比如核能的利用、电子技术的民用，对太空的探测等。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武器制造技术是相对落后的，但不是绝对落后的，或者说落后的差距并不是天壤之别。为了自卫而自主研制的“两弹一星”，以及海陆空军武器的研制，也都具有相当的水平。如果从杀伤力、破坏力的总量而言，中国远低于美国，但从保卫国民，并给外来侵略以必要报复或震慑角度看，我们还是有实力的。　　

去掉这两项负技术，在工业技术中还包括已经普遍使用的技术和正在研究开发的新技术。由于劳动力价格高和运输成本高，以及转移污染等原因，西方国家已将大部分制造业资本移至落后国家，或是独资经营，或是与落后国家的资本合资经营，其技术也随之用于这些企业，虽然核心技术还是保密的，但普通技术已无密秘可言。至于新技术研发，则是大资本财团相当看重，并投入大量资本从事的。新技术研究的成果，既可以高价出卖专利，又可以保守使用，以保证其在技术上的高端地位，由此来维持对世界经济的控制权。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在工业技术上的落后，主要就在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层次。至于通用技术中的专利，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高难的，而在于其严格保密和专利保护。而武器制造和使用的技术对于保卫国家主权与领土，是必须加强研究的，依靠中国的研究和技术人才是可以达到目的的。至于金融资本的骗钱术——金融工程，只是金融资本异化和虚拟化的表现，对于实体经济害大于益，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认清其实质和危害，加强防备，更不能将其作为什么“高科技”而全面引入我们的金融系统。　　

如此说，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虽然在工业技术上相对落后，但不是绝对的落后，完全有能力在提高和发挥本国劳动者素质技能的基础上，掌握并认真使用现在已通用的工业技术，研究创造新技术。中国在工业技术上相对落后的原因，既不在技术本身的难度，更不是中国劳动者的才智和创造力不够，而在于中国劳动者社会地位的相对低下，远没有确立并实现其社会主体地位。劳动公有制从其性质上说，是与工业文明的发展相统一的，即使苏联模式的公有制，在其刚建立时也曾极大地促进了工业技术的使用和创造。苏联从工业技术落后到足可与美国在军事、航天等尖端技术抗衡，只用了三四十年。中国在苏联援助下不过十年,就建立了基本工业体系,后来自力更生强化扩展这个体系,并在其基础上研究高端军事和航天技术,以及电子、航空、机器制造等技术，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只是由于行政集权体制限制，特别是其既得利益者集团的干扰，初级公有制对工业技术的创新和使用的促进作用才被滞缓。当苏联的官僚资本集团以对生产力的阻碍为由对公有制经济实行私有化后，不论俄国还是其他原加盟共和国独立后的各国，其工业技术才出现停滞，甚至后退。中国则在非均衡趋利机制的作用下,大量引进外国资本及其通用技术，成为低端产品的出口大国,同时中止了像大飞机、汽车制造的等技术的研发，致使“世界工厂”不得不依赖外国资本掌控的核心技术，并为其提供超额利润，成为“世界装配厂”。究其原因，根本还在于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不高，其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两个所有权都得不到明确和保证。如果按现在的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中国要在工业技术上摆脱落后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工业技术的落后势必阻滞中华民族的发展。　　

改变现行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已成为现阶段中国经济的直接而迫切的问题。靠打激素、吃扑热息痛的医术根本不能诊治中国经济矛盾，反而会形成更多的负作用。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及其表现的问题,原因在于经济体制和制度,现实中国经济矛盾的解决，核心在于改革和发展劳动公有制，其关键是明确和实现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即以法制规定和保证劳动者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及政治上的民主权。这三个权利是劳动社会主义理论、运动、制度的基本，也是中国人在工业文明和公民社会发展中从落后步入先进的保证。确立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这个根本点，是认知现实中国经济各层次矛盾的原则依据和标准，也是解决矛盾的根据和出发点，劳动者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及民主权，是其素质技能提高和发挥的社会条件，不仅是完善劳动公有制的基本内容，也将展开于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经营管理和对外经济关系各个层次。　　

生产力是劳动者素质技能的社会表现，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是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只有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体，他们的素质技能才能充分而自由地提高与发挥。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劳动者实际掌握的权利还远远不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中国劳动者素质技能相对低下，而且没有充分发挥的机会，导致生产力水平低的根本原因。但是，中国又有自己的先进之处，这就是我们在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和基本法律中对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的规定。虽然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有欠缺，法律规定的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也不充分，而且不能切实保证，但毕竟是我们明确和保证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的理论与法律前提，是中国劳动者一百余年艰难斗争的体现。必须珍视和有效地运用这个前提，以此动员和组织劳动者为争取自己本应有的权利和社会主体地位而斗争，由此为提高和发挥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创造必要社会条件。要发展生产力，必须首先克服将中国人、将中国劳动者视为“资源”和包袱的观点。在制度变革确立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的前提下，规定并保证劳动者的所有权和各种权利，以此为提高和发挥劳动者素质技能的基础条件，在经济矛盾的各个层次都把提高和发挥劳动者素质技能作为根本，更要强化教育和职业培训。这样，十三亿多人素质技能的普遍提高和发挥，就会成为中国工业化和发展生产力的内在动力，而人口多在这时也就充分体现出其优势。不用很长时间，中国就可以在工业文明的演进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劳动者素质技能中的身体素质、技能素质、文化精神素质是有机统一的，共同在生产力发展中起作用。直接作用并体现为生产力的，是技能素质，这也是变化最多、个体差异最大的，在工业技术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的劳动者数量之多,相当于美国、欧洲与日本之总和,之所以我们的生产力远低于这些国家,就在于技能素质低下。也拿GDP来说,美国的人口不过三亿多,与中国相差十亿,但其GDP是中国的八至十倍;日本才一亿多人,德国人口不过八千多万,其GDP总量都与中国相当。可见提高中国劳动者的技能素质,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关键。　　

这样说，并不等于身体素质和文化精神素质不重要。身体素质是多项指标构成的，是技能素质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基础，提高身体素质，不仅是提高和发挥技能素质的基础，也是从需求对生产的促进。文化精神素质看起来是“虚”的，有人甚至说它在经济中不起作用。如果将人视为生产要素或“资源”，上述观点无疑是合理的。然而，人，特别是作为劳动者的人并不是生产要素或“资源”，而是人，是有意识并由意识支配行为的人。人的任何行为,都是对其身体素质和技能素质的运用,而这种运用都是在其意识支配下进行的。劳动者的劳动与动物的自然行动不同的是,劳动者是按照其意识而行为的。文化精神素质，既包括文化中的价值观、思想和道德，还包括人的精神状态、意志等。对于劳动者来说，文化精神素质是主导他形成并发挥技能素质的主动因素，而这个过程势必要以身体素质为基本条件。劳动的技能、劳动的目的和态度、劳动者的身体条件，都要在文化精神素质的支配下结合起来并形成劳动力。劳动者文化精神素质的主要内容，是对其利益和权利的认知。这是劳动者社会地位与素质技能矛盾的集合点，只有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才有文化精神素质对提高和发挥技能素质的主导，从而提高个体的劳动力和社会的生产力。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是有先进的理论和基本的法律明确并保证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的，应依此而进行相应的社会经济变革。这场变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注重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精神素质，使他们自觉地意识到自己作为社会主体应有的权利，并积极地参与确立这些权利，进而履行相应的义务。这是制度变革的核心,也是中国劳动者素质技能提高并发展生产力的内在动力。　　

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是一个过程，对于中国来说，当务之急是熟练掌握并运用通用技术，在此基础上，研究其核心技术，探究新技术。作为“世界工厂”，现代的大部分通用技术已经传入中国，并为工人所掌握和使用。至于通用技术中的核心技术，外国资本或是对我们保密，其核心部件在其国内生产，运到中国组装，或是收取高额专利费。我们应在熟练掌握和运用普通技术的基础上，加强对核心技术的研究，如汽车发动机、电脑芯片及各种其他技术。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并不比外国的笨，况且外国的许多核心技术都是华人技术人员研究的。这里的关键,还在确立并保证工程技术人员的劳动力所有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一般说来，对核心技术的研究应由国有企业承担，在确保工程技术人员权利的同时，给予必要的资金和其他条件，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攻关，是可以研究出成果的。对于新能源、生物工程、制造业等新技术的研究，也主要由国有企业来承担，还有一部分可以由政府组织专门机构负责。只要能够使我们的研究人员确立主体地位，就能形成自主意识和积极进取精神，辅之以必要的组织和物质条件，在新技术上的研究和创造是完全可能的。　　

确立和保证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对劳动者素质技能提高与发挥的促进，不仅体现于劳动者个体，更体现于劳动者总体对制度、体制、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决定与制约，从而全面、系统地为劳动者提高和发挥素质技能提供必要条件。在完善公有制的过程中改革市场经济体制，改造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特别是改变以廉价劳动力生产低端产品“参加世界经济大循环”的格局，又要克服非均衡趋利机制的弊端。改进经营管理，将提高和发挥劳动者素质技能作为经营管理的核心与原则。与此同时，改革教育体制，强化在职培训，注重新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使企业成为学习型、创新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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