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佶:公有、民主和自由的内在统一
公有、民主和自由的内在统一
文|刘永佶
公有、民主、自由,是现代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势,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目的和主导。公有、民主、自由的根据是劳动,主体是劳动者。在劳动主义哲学理念的前提下,公有是民主和自由的经济基础,民主是公有和自由的政治机制,自由是公有和民主的文化导引。劳动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公有经济、民主政治、自由文化的内在统一。
现在中国的思想界,一些人割裂了公有、民主、自由的内在联系:一派强调民主和自由,反对公有,主张“私有化”;一派坚持公有,排斥民主和自由。主张私有制并以此为民主、自由经济基础的观念,是早在二三百年前就由西方思想家提出来的,当时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为了确立其统治地位,把民主和自由作为反对封建,进而反对专制的思想武器,并贯彻于由其统治的社会制度。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都是以私有制经济为基础,以保证和实现私有制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的核心,是财产的私有权,所谓“私有财产神圣”是其基本理念。由此而建构的经济制度,不过是这一理念的社会形式。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民主制”,是资本私有制的实现形式。它限定了拥有政治权利者的性别(不给妇女政治权利)和财产量(不给穷人政治权利),是典型的“财主”或“资主”。经过一百余年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才争得了普选权。但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本财团仍在以各种方式操纵选举和政治机制,“资主”的性质并未改变。而与资本私有制和以其为基础的“民主制”相适应的自由文化,其实质依然是保护财产私有权,为扩大私有财产而自由竞争。这并非人的自由,而是将人物化的自由,是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自由,劳动者充其量只有选择被哪个资本剥削的自由。
今天中国的“自由派”自诩的“新思潮”,不过重复西方二三百年前的陈词滥调。不仅思想上没有创意,也没有实行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与“私有化”配套的“民主”、“自由”,根本就不是真正人的民主和自由。相信“自由派”的朋友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只是读了些西方自由主义的宣传册子,并不清楚其原委,才跟着喊“私有化”的,但如果将公有经济全部都“私有化”了,中国也就没有了民主和自由的根基。
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明确了私有与民主、自由的矛盾。他主张的公有制——“重新建立个人的所有制”——才是民主、自由的基础。然而,首先实行公有制的“苏联模式”,却忽略、排斥了民主和自由,因而导致内在的缺陷。“苏联模式”只能以失败告终。“苏联模式”的教训,主要就是:没有民主和自由,也就没有真正的公有制。那种为保卫公有制而反对民主、自由的观点,也不可能真正保卫和发展公有制,只能给专制主义者对公有制的操控提供依据。而专制主义者所操控的公有制,只能演变为少数人控制劳动者的工具,甚至演化出官僚资本——比私有资本更落后,也更具危害的反动势力。
我坚持公有——但不是“苏联模式”的由专制主义者操纵的公有制,而是明确并保证劳动者的劳动力所有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并由所有权主体掌控占有权及其行使机构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正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公有制,必然要求以劳动者个人为主体的民主政治和自由文化。
我主张民主和自由——但不是建立在资本私有制基础上的“资主”和对财富“丛林法则”式的自由竞争,而是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是实现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政治机制的民主,是保证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并提高素质技能的文化导引的自由。这是真正人的民主和自由,是克服人性中动物一般性野蛮成分的唯一途径。
我相信,思想界不论哪一派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靠自己的脑力劳动而谋生,我们都希望中国进步发达,都希望有适宜我们自由的社会条件。之所以出现偏颇,在于学识、阅历和思想方法。当我们明确主体性、国度性和时代性,而非把思想依附于二三百年前的西方思想家和五六十年前的“苏联模式”,我们就能从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矛盾的辩证思考中,认知我们的共同利益和前途,这就是公有、民主、自由的内在统一。
思想只有新旧之分,没有“左”“右”之别。将公有与民主、自由割裂并分成“左”“右”对立的观念,是极少数既得利益者利用旧思想在思想界制造的混乱,是侵害我们共同利益的,更是阻碍中华民族和全人类发展大趋势的。公有、民主、自由的内在统一,是新时代劳动者总体利益和意识的概括,是新思想、新的时代精神。消除人为的“左”“右”之别,立新除旧,变革社会,解放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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