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飒：思想——正义的知识分子

《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第三章第一节

作为前殖民地的当今第三世界的人民，拉丁美洲人民最宝贵的素质，恐怕就是不屈服的性格、更可贵的是，拉美知识分子的中坚不愧为这种性格的代表，不愧为这些坚强民族的良心。
拉丁美洲经济上贫穷、落后，但绝不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大陆，相反却是一个思想性很强、表现思想的方式又很独特的大陆。马蒂曾经用很简朴的语言说过，真理向穷人显露得最明白。巴斯孔塞洛斯又用比较哲理化的语言说出了同一个道理：暂时的失败者常常能更好地解决思辨领域里的问题。
在西班牙语里有一个词inteligencia，它既表示知识，又表示知识分子。也就是说，思想是和思想者紧密相关的。在拉丁美洲，思想——有生命力的知识首先可以由一群活生生的人来代表。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利用他们的品格、行为、生命历程解释着什么是拉丁美洲思想的特点。知识分子群体如果想缩一本拉丁美洲思想史，恐怕不能按照传统的方式去罗列哲学家的名单，这块大陆上许多重要思想的代表者都无法用一个专门的职业来划定，比如：
拉斯•卡萨斯，教士、神学家、历史学家；
何塞•马蒂，诗人、散文家、爱国志士、古巴革命党创始人；
巴斯孔塞洛斯，作家、文学评论家、哲学家、教育部长；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散文家、政治活动家、秘鲁共产党创始人
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作家、教育学家、政治家、阿根廷前总统；
……
而他们每个人都是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代表，这个名单还可以无限制地列下去。所以，谈及拉丁美洲的思想；人们常常使用思想家而不使用哲学家的提法。这个现象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它来自一种深刻的精神传统。有些人以为这种学科不分明的特点是思想不发达的标志，其实，这是拉丁美洲人本能的抵制；抵制用职业分割人的事业，抵制用学科分割人的智慧，抵制资本主义体系用技术化、专业化的倾向使人异化的趋势。拉丁美洲人像用长矛攻击风车的堂吉诃德，貌似迂腐，本质深刻。
拉美知识分子的这种特点是人性强大的标志，琐碎细小、规矩框架无法限制他们对人生终极目的的思考。乌拉圭思想家《爱丽尔》的作者罗多和墨西哥思想家阿方索•雷耶斯都曾强调过，在人的各种具体职业之上，有一个关于“人”的总体职业。①这是最崇高的职业，从事这个职业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这个使命的神圣性远远超过了每个人赖以谋生的具体工作。
如果说美洲大陆提供的无限可能性也使美国人程度不同地带有一专多能的特点，但另一个特点却是拉丁美洲人——穷人大陆的知识分子——所独家拥有的，那就是强烈的社会正义感。许多拉美优秀知识分子既热爱生活，热爱美、热爱艺术，又痛恨人世的非正义，痛恨社会的不公正。对于他们来说，爱美和爱底层的人民是一回事，对于他们来说，为正义的事业牺牲，为艺术呕心沥血，为精神殚精竭虑，为纯真的爱情献身都是人性洋溢的表现。
拉丁美洲的优秀思想从来是对于人的总体思考，拉丁美洲的优秀思想者本身都是大写的“人”。
所幸的是，这种优良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早期历史，并且从未中断过。
拉斯•卡萨斯学识渊博，精通历史、神学典籍，他没有利用对美洲史料的大量占有去做一个千古流芳的学者，而是把生命消耗在为印第安人呼喊的正义事业中。
他是一个真正的斗士，又是一个宗教感极强的神秘主义者。在他那部大义凛然为印第安人辩护的《西印度史》中，有不少浮想联翩、赞叹大自然神秘的段落。那时的拉斯•卡萨斯俨然是一个游离于尘世、充满神秘主义之爱的神学家。
拉斯•卡萨斯在写到加勒比群岛某地盛产珍珠时，插入了大段关于珍珠的知识。他提到了珍珠在拉丁语词源学上的名称、区分珍珠成色高低的方法；并用神学家的眼光、文学家的笔触转述了古代学者关于珍珠诞生的方式；
在一年里的某些时刻，珠母贝产生了生育的愿望，于是来到海滩上并张开了贝壳，在那里等待着天空降下露水，几乎像是等待着、盼望着她的夫君。珠母贝接受了露水后受孕、坐胎，就这样生下了她的孩子们，那就是珍珠。纯净的露水带来洁白的珍珠，混浊的露水留下棕色或发暗的珍珠。所以拉丁自然学家普利尼奥（Plinio）说，人们推断，在珍珠诞生的过程中，天空比海水起着更大的作用。越是在黎明和清晨接受露水的母贝，造就的珍珠越是洁白，越是在午后或夜间受孕的母贝，生成的珍珠越是暗淡。母贝的年龄也影响珍珠的颜色，衰老的母贝育出的珍珠不那么白而年轻、新鲜的母贝则生下晶莹的孩子。②
《西印度史》中不时出现这样的段落，这些段落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饱满的人。
何塞•马蒂是拉丁美洲承上启下的思想家，拉丁美洲人民送给他的称号是“革命使徒”，其实他也是拉丁美洲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而且是他那个时代优秀的现代主义诗人。
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1867-1916）是马蒂同时代的人，他当时就享誉世界文坛，但是他尊马蒂为师。阿根廷大文豪萨米恩托在政治上并不赞同马蒂，但他极力推崇马蒂的文字。然而，马蒂生前只出了两本薄薄的诗集、在马蒂死后出版的20多卷《全集》里，诗歌只是一滴晶莹的水。他使用得最多的文体是新闻记事、信札和演说辞。在这些诗一般的战斗语言中，马蒂付出了作为优秀诗人的绝大部分心血和才华。他的生命诗篇没有来得及化成文字，他的诗演绎成嘶喊、拼杀和足迹。
《自由的诗》直至马蒂牺牲后才发表，在这部诗集的前言里，马蒂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这些诗都出自我的肺腑，是我战士们的蜂镝。我的这些诗，从我的脑海中喷涌而出，没有重新加热，重新加工或重新组合，就像夺眶而出的眼泪和从伤口中汩汩流出的鲜血。我没有织补过任何一首诗，只是切割我自己。这些诗不是用专业墨水写的，而是用我自已的鲜血写成。读者从中看到的一切，都是我过去亲眼目睹的事实。我看到的比这更多，但来不及把其面貌描绘下来……③
马蒂的另一部诗集《伊斯马埃利约》出版后，他耽搁了很长时间不愿意向外散发。他担心什么呢？他的担心意味深长。他觉得生活还没有给他充分的机会来证明自己是一个敢于行动的人。他担心人们如果在看到他的行动之前看到他的诗，就很可能认为他和别人一样，是一个只写作不行动的诗人。
拉了美洲人民崇拜将理想付诸行动的人，他们的崇拜造就了一代代用生命谱写诗篇的诗人。
切•格瓦拉传奇般的一生不仅使他成为拉美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也使他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理想主义的化身。不了解情况的人，只知道切•格瓦拉是遍游拉美的探险家，马埃斯特腊山上的卓越军事家，玻利雏亚丛林里的游击勇士，却不了解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知识分子。
他是一个优秀医生，一个熟悉绘画史的业余画家，一个一流的棋手，也是一个充满文学气质的人。他极其热爱诗歌从小就广泛阅读过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菜尔、魏尔伦，西班牙诗人加尔西亚•洛尔加、安东尼奥•马恰多、莱昂•费利佩以及智利诗人聂鲁达等人的诗篇。即使在九死一生的玻利维亚丛林战中，他也永远随身带着一个抄满了诗歌的笔记本。他在走向玻利维亚前夕，向战友索要的是聂鲁达的诗歌集。他从玻利维亚的深山里派遣游击队员进城执行任务时，还要托他捎回两本诗集。他在玻利维亚游击战中备受哮喘病折磨时，在病榻上读的是德国文学家爱米尔•路德维希写的《歌德传》。
在古巴革命胜利后，他不仅提出了内涵丰富、充满激情的“新人”思想，还提出过许多有系统的重要经济思想。
古巴革命的另一个领袖人物菲德尔•卡斯特罗在独裁者设立的法庭上，以律师的身份为自己进行了辩护，旁征博引，论古道今，这洋洋洒洒的几万字的辩护词，竟是在毫无一点文字资料的狱中准备的。
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的思想不能简单地用意识形态来划定，他们之中有人既缔造了一个革命政党，又同时崇尚乌托邦。有人可能既自命马克思主义者，又真诚地信仰上帝。
对于贫苦人民的同情，在拉美知识分子中间是普遍的现象，因此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的亲近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在拉丁美洲，凡优秀的革命思想，都像摆脱了教条主义束缚的阵阵清风，风中夹带着本土的尘埃，即使共产主义者也不例外。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1895-1930），这个典型的秘鲁混血人，从小一条腿残废，体内却蕴藏着极大的精神力量。年轻时，他和崇尚颓废派诗歌的朋友们对社会搞恶作剧，邀请来访的著名外国女舞蹈演员黑夜里在墓地随着肖邦的丧礼进行曲跳舞。21岁时，他自愿进入修道院寻求神秘的体验。就是这样一个人缔造了秘鲁共产党。
马里亚特吉的思想常被称为“本土马克思主义”，但是这种归类法并不能概括他丰富的精神世界。在他的代表作《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④里，他论及了秘鲁的历史、政治、经济、宗教、教育和文学、这些论述独到深刻，没有一点教条主义气息。他提到在秘鲁印第安人的原始村社组织里，有两条现代社会并没有解决的社会经济原则，多样的劳动合同办法；以较少的生理消耗在愉快、竞赛和亲密友爱的气氛中实行这种合同。他认为其中蕴藏着一种有价值的共产生义精神。马里亚特吉认为，唤起像秘鲁、印度、中国这样一些古老国度新生的不是西方文明，而是神话，是社会革命的思想。他大胆地提出，革命总是宗教式的，共产主义在实质上是宗教式的。这样的思想可能遭致误解，可以受到批驳，但却引人深思。
这位秘鲁共产党的缔造者还说过这样一句话：别再把人区分成革命派和保守派了，还是把他们区分成富有想像力的和没有想像力的人吧！
在“两个美洲”一节里，我们曾提到有一本在拉丁美洲思想界影响很大的书：《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它的作者就是乌拉圭新闻记者出身的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1940－ ）。这是一本带有鲜明60年代印记的书，也是一本带有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尤其是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印记的书。
此书初版于1971年，巳经再版40次左右，被译成多种文字。它是一本关于拉丁美洲的经典书，但是它的经典意义又绝不限于拉丁美洲。仅从它的一些标题就能看出涉猎的重大：“地球的富有造成人类的贫困”，“发展是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人们从这本书中可以获得一部关于拉丁美洲的活的政治经济学。
不仅书的内容重要，作者写书所遵循的独特的方法论也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加莱亚诺没有停留在图书馆里查阅资料，尽管他采用的各种文献资料可以囊括一个小图书馆。他登上了昔日玻利维亚波多西的银山采访那些被历史遗忘了的人们;他来到秘鲁塔马鲁卡尔荒原，记录了硝石矿衰败的景象；在去往巴拉圭的路上，他与操瓜拉尼语的贫苦农民们挤坐在同一辆超载的破旧公共汽车上，听他们结结巴巴地用西班牙语叙述生活的艰难；他把感情和足迹化成文字，使人们读到了最感人的史料；在30年前的一次罢工中，一位玻利维亚的女矿工高举着玻利维亚国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镇压者射出了雨点般的子弹，子弹把国旗“缝”在了这位女工的胸前┉
我们在拉斯•卡萨斯、马蒂、格瓦拉和加莱亚诺的脚下，看到了同一条跨越国界，通向底层的道路。
加莱亚诺在书中大量引用其他拉美作者的资料、分析和结论，甚至引用了由其他作者提供的尚未发表的著作。加莱亚诺声明自已的著作是对其他大量更优秀的著作的总结。透过加莱亚诺的这本书，我似乎感觉到一个具有同样感受、同等觉悟并互相支持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功利，而是共同的战斗。
在首次披露的资料处，作者—一注明“为了写这一段，我查阅了……”，或者直接叙述自己的大量亲历，作者还引用了不少欧洲、美国学者的原文著作。这种“我有证据”的话外音会使敏感的读音微微产生一种伤感：西方国家的知识分于不需要这样做，他们的国籍就是权威；如果他们为受害者说话，那是要感激涕零的；他们的每一点新发现都属于赫赫有名的各种新“主义”，而第三世界受害者的结论和感受。在这个充满歧视的世界上从来都被人怀疑。
加莱亚诺在书的结尾记载了有关书本身的几则轶事：在一辆穿越哥伦比波哥大街道的汽车上，一个姑娘正给身旁的女友读这本书，后来她站起来给全体乘客朗诵；在智利军人政变大屠杀的日子里，一位逃离圣地亚哥的妇女把随身带着的这本书裹在婴儿的尿布里；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学生一周内走遍了附近街区的所有书店，逐段阅读这本书，因为他没有钱买下它。拉美数国政府当时查禁了这本“腐蚀青年”的书，然而作者因此说：“事实证明了《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不是一本沉默的书，我由此感到的喜悦中不含有任何虚荣。”⑤
由于这本锋芒毕露的书，加莱亚诺成了爱与恨的对象，关于他的传闻很多，听说他始终元法进入美国，因为他在第一次填写入境表时，对“你是否想刺杀美国总统”的荒谬问题，恶作剧般地填了一个“是”。
这就是拉美的知识分子。在我接触的拉美人中，这样的行为规范屡见不鲜。
不久前，我们研究所与一位著名的秘鲁记者座谈，有人以学者式的语气问及美国和拉美的毒品走私及禁毒问题。那位记者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做一番学术式解释，他说着说着激动起来：“一个拉美人会这样问，而我认为不能说他问得没有道理。‘美国人向我们出口坦克、枪炮、子弹，我们为什么不能向他们出口可卡因？’”
这位记者的情绪激动和当年拉斯•卡萨斯在巴利亚多利德会议上的拍案而起犯了同样的错误：这样的回答容易授人以把柄。然而，这种激烈却往往暴露了思想深处的正义感。

不拘一格的作品

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的文字无法用人文学科来分类，他们的哲学散文化，他们的文学哲理化，他们的作品无视学科，难以归类，只好称之为一一作品。
乌拉圭作家罗多写过一篇题为《岩石荒原》的散文，那是一则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在一片无垠的布满岩石的荒原上，站着一个严酷的老人和三个瑟瑟发抖的孩子。老人抓过第一个孩子，让他用牙在岩石上给种子啃出一个坑。等到小坑够深了，老人把已是满头白发的小孩踢到一边，掰开第二个孩子的牙关，让他迎着风沙而立，从嘴里不断吐出稀泥浆。等到石头上的小坑填满了土，老人开始用力拧第三个孩子的胳膊，让他的泪水流成汩汩哀鸣的小溪，浇灌那一小块泥土。当种子长成大树后，老人一把拨开3个孩子伸向果实的小手，把他们带到另一块石板上，逼迫第一个孩子重新开始啃地面。而老人岿然不动。
讲这样一个故事，为的是使人们感受什么叫做意志；
“那片光秃秃的荒原便是我们的生活，而那个铁石心肠的精怪则是我们坚强的意志，三个瑟瑟发抖的孩子是我们的禀赋。我们的才能，我们的潜力，不管它们如何微不足道，如何被弃如敝履，我们的意志都能从中榨出强大无比的力量，用来征服世界，驱散未知的迷雾。”⑥
再进一步就是罗多的思想，即我们要用这样的意志来保持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个性：
“如果在一代代人的延续过程中，某种遗传因素不仅在体貌上，而且在精神上顽强地表现出来；从而使得绵绵相袭的上下几代人被一个崇高的意念联系起来，那么这个民族必然具有坚定和持久的个性。这种个性就是她的圣坛，她的法宝，她的活力，她的保障，是比称之为祖国的那块土地更为至关紧要的东西。正是由干有了这种个性，才使她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独一无二、必不可少的成员。她的与众不同之处恰恰是大自然给予她的恩赐，是无法转让给别人的而且一旦失去，必将万劫不复，除非潜入民族性的最深层去挖掘，是无法使之重见天日的……保持和维护自己的个性，从来都是各国人民悲壮宏伟的理想。”⑦
罗多就这样用一个醒目的形象比喻表述了关于民族性的重要思想。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也有一个很有个性的叙述方式。作者把鲜为人知的丰富资料、说服力强的数字、敏锐的分析、深刻的见解编织成一个个平易近人的故事，将我们身边司空见惯的现象，剥去层层伪装，让它们暴露出骇人听闻的“文明”本质。
按作者的话说，这是一本以爱情小说和海盗小说的方式来谈政治经济学的书。关于写它的目的，作者说得很清楚：“写这本书是为了和人们交谈，是以一个非专业作家面对一个非专业读者的方式，向人们揭示被官方历史掩益和篡改的历史，即胜利者讲述的历史。”⑧
这本“政治经济学”一点没有传统的类似书籍的那种可憎的教授面孔和枯燥乏味之感作者用了许多形象的语言来表达重要的思想。比如，他说，一些拉美国家的独裁者就像给人介绍淫妇的拉皮条者一样，用国家资源勾引外国资本，从中谋利；为了说明美国银行在拉美国家坐享其成的状况。他用了这样一个比喻：我们除了提供食物，还提供唾液，美国只需要劳神张张口就行；他在强调一些所谓国际经济组织对于美国的依赖时说，世界银行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就好像雷鸣与闪电的关系；论及西方国家所宣扬的“机会均等”，他引用另一位学者的话说：
“威严的法律的确是平等的，它对富人和穷人都规定了禁止在桥下唾觉、在街头乞讨和偷面包的条款。”
这种生动、机警的文学性语言在拉美知识分子中也是很有代表性的。

以现代的方式坚持正义

世纪末的世界是一个古罗马斗兽场式的残酷战场。在眼花缭乱的高科技率领下的全球化狂潮掩盖着几百年以来本质未变的生存搏斗、利润竞争。对20世纪中叶那个“人民时代”的反动，正方兴未艾。面对如此场景，具有不愿换血传统的拉丁美洲知识分子，是否也像很多识时务者那样，磨圆了棱角，缄口不语了呢？
并非如此。如同挥舞着堂吉诃德的永远的长矛，他们抄起了现代化的家伙，又勇敢上阵了。（图51）
一批乌拉圭知识分子以“第三世界中心”为基地，从1979年开始编写《世界指南》⑨。这是一部每两年更新一次的世界概况、各国要览手册，在有了互联网的今天，则每周都要补充新鲜材料。封面上有一个小标题：从南部看到的世界。《指南》选择联合国机构等几个比较严谨的世界性统计机构的资料，并尽量采用对象国本国以各种渠道提供的资料，进行分析对比，做出详略有致的描述。描述中坚决剔除带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倾向和偏见的内容。比如在描述一国历史、尤其是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历史时，避免了西方出版物常以欧洲人抵达为历史开端的写法，充分介绍该国真正的文化、历史源流，并加入了常规手册所不常收入的宗教、妇女、种族等社会、文化问题介绍。在分国介绍之前，《指南》列出当今世界20几个重大专题，如儿童的贫困和对儿童的性剥削，债务问题中的疑点，作为20世纪世界性帝国的跨国公司，潜在的水资源冲突、联合国危机、悬而未决的土著民族问题，等等。每一个专题都附有注明来源的各类统计数字、问题综述、典型现象描述等内容，使人们对当今世界大多数人面临的紧迫问题及其真实状况一目了然。
《世界指南》1987、1988年版的前言这样写道：“一天，纳斯拉丁•霍加（汉译俗称阿凡提）。这位13世纪的突厥哲人脸冲着毛驴的尾巴，按照不合习惯的方式骑驴走在路上。人们对他说：‘霍加，您骑倒了！’他回答说：‘不，我没有骑倒，是驴在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走。’从1979年我们第一次出版《世界指南》以来，这本《指南》就一直以一种不合习惯的方式观望着这个世界。今天，这个世界似乎日益观望着同一化的方向走着，而我们的文章则—一强调着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各自的独特性。当今的参考书竞相比赛着囊括尽可能多的信息，本版的编辑们则力争删减铺天盖地的细枝末节，以求获得一种更精确的概括。今天，人们每天听到的声音主要是对‘全球化’的赞誉，‘全球化’的飞船似乎正载着为数不多的亿万富翁、超级企业朝着新的千年飞去。我们的《指南》则向人们展示数以亿万计的普通人每天面临的困难，他们的希望只是获得起码的医疗条件，或者只是一碗充饥的饭。没有一本参考书不说自已‘客观’，我们则不隐瞒自己的倾向性：我们同情那些寻求公正的妇女，那些坚持民族特性的土著人，那些为保卫种子而战的农民，那些为世世代代争取来的权利而斗争的劳动者。但是，我们像霍加一样，知道驴在朝着另一个方向走。我们骑在驴背上，不得不随着时代的节拍颠簸。前几版《指南》的主要功绩，在于向人们提供了鲜为人知的、难以获得的资料。今天，人们要查找一个人名或一个问题，互联网上的信息之庞杂使人如坠烟海。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今天人们就更容易了解发生了的或者正在发生的事情。如今，我们的任务恰恰是在漫无边际的资料中进行选择和分辨。为了帮助人们寻找真实，也考虑到研究工作并不只是利用现有的结论，同时也意味着探察的乐趣，本版《指南》再次收入了各种图表和系统的参考数据。总之，作为《指南》的作者，我们可以朝着一个方向，任随驴朝着它自己喜欢的方向。至于这本书，它提供的是关于道路的情况，读者可以据此决定自己的路线。”
在上述乌拉圭第三世界中心出版的另一种刊物《南方杂志》（REVISTA DEL SUR）中，有一篇文章，题为《将伊斯兰教魔鬼化的宣传：传媒如何操纵关于恐怖主义的报道》。这篇文章指出，日前关于国际新闻的大部分电视报道都是通过西方新闻媒体传播的，其中包括路透电视台、全球电视新闻、APTV等媒体传送的“粗”新闻，以及CNN、SKY、BBC卫星和有线新闻网播放的完整消息。此外，美国之音和BBC国际台还通过它们的各种外语播音控制着全世界的电台广播。全世界每天转播的国际新闻中有80%来自4家国际通讯社，他们是美国的美联社、国际合众社、英国的路透社和法国的法新社。不仅如此。其他国家的报纸杂志坯纷纷引用来自上述渠道的消息，并以与这些主要国际媒体签有特殊协议而自豪。于是，以英美为主体的西方媒体实际上控制着全世界的新闻传播。更引人深思的，是文章作者在全文结束时写的如下一段文字：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记者，特别是他们中的精英分子，不仅以西方新闻媒体作为他们自己文章的来源，还模仿西方媒体的价值观、语言和口气，全然不顾这些宣传是否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正在发展着的社会。”
二十世纪的游击队司令
在对“游击队”统统冠以“匪”称、人人喊打的20世纪末，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群中仍然有格瓦拉型的游击队首领脱颖而出。
“冷战”结束之后，拉丁美洲固有的矛盾突出、激化，比如墨西哥印第安农民的贫困及边缘地位问题，墨西哥加入北美三国自由贸易协定后本国农业受到冲击，更加剧了这些问题。50多年以来，墨西哥一直存在着政治武装运动的传统。政府始终未能将它们彻底镇压。墨西哥中部、北部一些被打散了的游击队员活动到了南方的恰帕斯州，认为在那里，贫苦印第安农民的边缘人状况能够使他们组织起来。同时，60年代的“解放神学”思潮和左翼学生中的走“群众路线”的人物在这个地区也一直没有退出舞台。
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文化特点和意识形态主要由三部分内容组成：第一，具有当地悠久历史传统的玛雅人的组织方式和文化语言，比如印第安人内部的团结协调、“服从式的领导”民主组织形式、“时间循环”的意识、寄托未来的乌托邦观念、内部的顶言和寓言式交流形式等。第二，60年代左翼运动思想，墨西哥20世纪初思想家巴斯孔塞洛斯的反帝思想，以及以秘鲁共产党创始人马里亚特吉为代表的、将印第安主义与社会生义相结合的本土左翼思想。第三，解放神学思想，其中包括印第安人都是受难的兄弟，一如《圣经•出埃及记》中被迫离开家园的犹太人等赖以加强内部团结的观念。
在对外部的宣传语言上，萨帕塔民族解放军采用了幽默的、文学式的语言来“打动”人而不是“说服”人，称印第安人是“贫穷之中的穷人中的穷人”，是“反叛的和尊严的”、带着“泥土色彩的”、“来自遥远的时间、来自大地深层的人”。他们的斗争和口号不仅赢得了墨西哥本国知名知识分子、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门楚、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法国著名人物德布雷等国际著名人士的支持，也以哀兵致胜的方式赢得了相当多的一般国民的同情。
这样一支印第安农民游击队的背后，一定有知识分子的影子，他们的代表就是以“副总司令”（空缺的“总司令”位置永远给文明的主角——印第安人留着）著称的马科斯（Subcoman-dante Marcos）。马科斯出身于教授家庭，父母都是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这种精神影响了马科斯。马科斯本人曾在大学学习，后来在大学任教、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执政时，他去了尼加拉瓜参加农村工作。马科斯在印第安人的丛林里生活了10年之久，了解他们，向他们学习，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他的目标是改造整个墨西哥社会，但面对政府的镇压，现在只局限于改善印第安人的状况。作为一个很有能力的知识分子，放弃了个人前途、金钱、舒适的城市生活，为了事业做出牺牲。这是一种经典的叛逆者形象。（图52）
像许多21世纪的现代化革命者一样，马科斯也有自已的网页。在网页上，除了严肃的政治内容外，还经常出观带有文学幽默、人情味浓厚的内容，与传统左派的风格相比较，这是一个有意味的变化。比如，马科斯的网页上有一封于1995年“自墨西哥东南部山区”写给乌拉圭著名左翼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信件，信的革命内容完全融化在浪漫、幽默的文学语言中。
马科斯告诉加莱亚诺，他读了一本一个印第安女战士弄来的加莱亚诺的书，马科斯写道：
书是人所能给自己的最好的礼物……我的背包里总带着一个蜡烛头，我就在这烛光下读完了您的书……于是，我躺了下来，一边思考，一过拍着我的烟斗。那是个清晨，我头枕着步枪（事实上，那不是一枝步枪，是一枝卡宾枪，直到1994年1月，它还属于一个警察，过去，它被用来杀害印第安人，现在它被用来使印第安人不被杀害），没有脱去靴子，手枪近在咫尺，我想着，抽着。外面，在烟云和思绪的四周，5月欺骗着自己，伪装己经是6月，大雨滂沱，雷电交加，迫使不可能发生的事发生了——蟋蟀停止了鸣叫。
一个知识分子型的游击队员的生动形象就这样通过网络传达给了大众。
马科斯在信中给加莱亚诺讲了一个“老安东尼奥”（viejo Antonio，这也是印第安农民传说中的人物）教给他的道理：一个人所选择的敌人越厉害，他自己就越厉害；一个人害怕的东西越多，他自己就越渺小。
墨西哥政府害怕墨西哥人民，所以，它拥有那么多的军队和警察。政府非常渺小。我们害怕的是被人遗忘，我们以痛苦和鲜血为代价来缩小这种害怕，所以我们是强大的……请您在您的作品里讲述这个道理，您就说这是“老安东尼奥”告诉您的。我们每个人都曾遇到过自已的“老安东尼奥”。如果您没遇到过，这次我可以把我的借给您。请您在书里写上，墨西哥东南部的印第安人通过缩小自己的胆怯使自己高大起来，他们选择了巨大的敌人来迫使自己成长壮大。
马科斯的信以雨景开始，也以雨景结尾：
这就是我的想法，我相信您会以更美好的方式来讲述它。请您选择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您会看到故事就这样诞生……
马科斯还在1996年8月的一封信中称印第安人是“身陷奴役的王子，他们曾经名列前茅，而如今排在队尾……他们被剥夺了土地，他们被禁止发言，甚至被禁止回忆”。
由马科斯这样一些知识分子参与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采取群众动员战略、和平抗议、对话、回避提出夺取政权问题、宣传中采用幽默语言、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等一系列新型斗争方式，为“民主”、“公民权”等政治概念的更新提供了新的启迪。

“9•11”事件之后

200l年，骇世惊人的“9•11”事件发生之后，拉美国家政府基本上都谴责恐怖主义。绝大多数政府表示支持美国政府采取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的报复措施，但这种支持是有限和有条件的，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甚至公开谴责美国对阿富汗的轰炸。民众的态度则与政府出入很大。事件发生后，盖洛普所做一项民意测验表明，阿根廷和秘鲁和厄瓜多尔3国中只有10%的人支持美国采取报复性的军事行动。当时的阿根廷政府虽然较早表达了支持美国的意愿，但60%的平民百姓认为阿根廷应对布什总统的反恐怖主义行动采取中立立场。
由于这一突发事件引发了各种思考和辩论，所以它实际上造成了一个新的思想高潮。拉美知识分子不仅对事件本身发言，而且大量涉及对国际局势、历史趋势、政治哲学、国际法律、道德伦理的看法，长期郁积的反美情绪在各种分析、言论中溢于言表。
墨西哥著名哲学家塞亚在200l年底出版的第90期《美洲纪要》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文章。文章表达了作者的一贯思想：只有结束帝国主义的排他原则，承认每个民族、全体人民的平等权利，才能赢得一个正义、理智的世界。文章指出，冷战结束后，帝国主义继续在“肮脏战争”（针对第三世界人民的战争）中把“嫉炉和不满”的第三世界当做敌人：
“黑色星期二的恐柿主义行为是以一种野蛮行为回答美国的野蛮镇压行为。这种回答给新的野蛮镇压制造了口实，甚至使美国国民和各国人民的公民权利受到美国霸权的质疑。于是，肮赃战争又转变成冷战。”
作者在新的背景下闸述了他多年坚持的理论，美国新教白人文化的“天定命运”排他思想是帝国主义的理论基础。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还以明确的措辞提出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同一文化思想：
“在《旧约》里，以色列民族的命运被明确指出，以便证明有一个自私和残酷的耶和华存在，他把以色列民族当做工具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伟大。当这个民族违反了他的戒律时，耶和华严厉地惩罚了他们，而他们为自己的过错甘愿承受大灾难，接受惩罚。当以色列人把他们的造物主的愤怒转移到与他们习俗近似的其他民族身上时，他们所表现出的是种族主义吗？他们要制服的敌人包括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歪曲了传统经典，也包括伊斯兰教——因为伊斯兰教试图把犹太教和基督教统一为一体。以色列以这样的方式索取大灾难和民族离散的代价。犹太复国主义不是种族主义，它所表现出的是一个民族的天定命运观。”
塞亚指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由谁来决定善恶标难和人的权利呢？
“只有所有成员国具有同等权利、任何大国没有否决权、大国同样能受到审判的那种联合国”才有权回答上述问题，“这不是乌托邦，否则，世界将只能面临灾难，美国政府将在这种灾难性的局面中为自己干涉他人的行径寻找口实”。⑩
以《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著称的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发表了题为《善与恶的戏剧》的文章。他在其中写道：
“布什决定将人类一分为二，‘坏的’。当然，他们是‘好的’。他的听众们，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议员们，将军们、官员们，起立鼓掌。‘我们将消灭他们’——这句话使布什的支持率呼地上升。尽管谁也说下准‘我们要消灭’的是谁或谁们。难道一个民族出于哀悼自己的死难者、出于受到伤害的自尊心，就会如此丧失理智吗？看来是的……今天这个可怕的‘霍乱时代（暗示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霍乱时代的爱情》），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需要，需要公民们，需要被一些人称做的‘公民社会’、被另一些人称做的‘社会运动’积极地站出来；需要那些不身居高官要职的，那些每天早早起来认真干活的、创造的、生产的、干人事的或寻找一份体制拒绝给予的工作的，需要那些为抚养子女而奋斗的，那些梦想一个美好的、公正的、和平的、团结的未来的人积极站出来……在9月11日的攻击中几千个无辜者的死亡使我们感到震惊。在一个非正义的制度下几百万人的死亡同样使我们震惊……国际形势比布什浅薄的界定要复杂得多，尽管他的许多同胞决定把他提升到国务活动家的宝座……如果布什要发动战争，那将是‘他的战争’，而不是我们的战争……我们其他人相信‘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相信我们必须共同来创造它。那将是一个没有炸弹、导弹、禁运的，洋溢着公正、平等、尊重和团结的世界。”(11)
一些拉丁美洲知识分子还以敏锐的独特视角提出了在“反恐怖战争”言词与行动遮掩之下的巨大的帝国主义金融利益背景。
阿根廷资深记者兼作家维克托•埃戈•杜克罗特在题为《金融财团间的第一次全球战争爆发》的文章中，以大量历史事实从事件的经济利益背景角度进行了独特的分析。
“9月11日的攻击逼迫人们思考两个问题：谁干的？为什么要干？这是问题的要害。而眼下我们面对着媒体如此连篇累牍的废话，如此纷繁的筒单结论，如此多的政治烟幕、战争准备。下文将提出的疑问和思考会涉及一个谁也不愿意说的话题；听说——尽曾有人坚决否认——9月11日所带来的死亡和今后数年里将增加的死亡，并没有，也不会使世界权势们失眠……在我写作这篇文章之际，布什已经为他准备发动的阿富汗战争起了一个原教旨主义的名字——‘无限正义’。尽管他本来可以称之为‘圣战’。这个非常美国味儿的、对世界的西方式解释能成功吗？与此同时，另一场真正的恐怖之战，一场全球金融集团不同派别间的战争正在展开，他们的最初几场大仗己经在纽约和华盛顿打响了。”(12)
墨西哥教授海因兹•迪德里齐2001年10月4日发表文章《第三个世界秩序》，分析了“9•11”事件后世界格局的变化。文章写道：
“‘9•11’事件之后，正在诞生一个与1945年战后秩序非常不同的‘世界新秩序’。我们目睹的这个正在诞生的世界新秩序是大西洋资产阶级——欧洲和美国的资产阶级——策划的第三个战略蓝图。他们试图在今后的100年里把这个蓝图强加给全球社会。体制的主人所缝制的第一件全球性衬衫来自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谈判。这个瓜分世界的体系没能抵御住互相竞争的资本主义强国间不断增长的矛盾，仅仅20年之后就土崩瓦解。在1943年的雅尔塔会议和1945年波茨坦会议上，又炮制了第二个世界秩序，它的基础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间的两极对立和美国世纪的‘精神’。战后的这个体系随着两极之一的苏联在1991年垮台而崩溃，随之而来的是一直持续到200l年9月11日之前的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特点是3种主要倾向间的冲突：企图将美国生活方式作为统治全球的单一体系强加给世界，向多极化体系（中国、欧盟）的实际发展，以及以民主抵制新自由主义专制的斗争（比如在西雅图和热那亚进行的群众示威）。“9•1l’事件改变了这3种发展着的倾向间的力量对比使某些结构发展得更快，给全球体系带来了质的变化。”(13)
2001年10月8日至11日，也就是“9•11”事件后的一个月，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记者代表大会的与会者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发表声明，指出：
“我们谴责‘9•11’事件罪行后人类正在经历的进程，同时对美国人民表示同情。美国总统9月20日的声明扼杀了各国的独立，迅速把所谓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霸权变成了世异范围内帝国主义式的政治、经济、军事新统治。我们反对这种无视国际法，以‘反恐战争’为借口用新麦卡锡式的单方意志取代国际法的模式。这场以合法自卫为名的战争造成了以恐怖主义反对恐怖主义的恶性循环，并有发展为全球性国家恐怖主义的趋势。我们认为应该动员正义的力量，用人道主义的观念来对付这场灾难；这种人道主义应该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生命。我们之所以谴责，是因为在我们拉丁美洲大陆和加勒比地区，新的依附局面正在发展。我们认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哥伦比亚计划’等都反映了军事的、兼并的企图，就像曾在波多黎各别克斯岛发生过的情况一样。我们提醒人民，在我们的社会中，在不平等、不公正不断扩大的同时，正在出现一种削弱民主进程、恢复独裁统治、右翼抬头的威胁。我们认为，重要的传播媒体在寡头政治的控制下，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它们在歪曲事实、新闻检查、自我检查、操纵新闻、封锁新闻的基础上，用大众传媒作宣传，推行军国主义政治，在全世界范围内布下天罗地网来巩固一统天下的思想。面对这种精心策划的谎言所带来的威胁，我们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的记者将承担起自已的责任，捍卫人民要求新闻真实的权利，在我们的社会里提倡形势所要求的批评意识。”(14)
除了正式发表的文章和声明，在拉丁美洲国家的大网页上还出现了许多自‘9•11’事件引发的感想、杂文、这些文字虽然没有直接阐明观点和理论，但反映了民众阶层的思想情绪，比如有一首诗歌在网上被反复传播：
这首诗不是我写的，但我很希望是它的作者，它来自乌拉圭。

请你想像一下自己正坐在一架飞机上……。
忽然，
旅客们激动不安，
因为听说飞行将改航，
而自己可能飞向死亡，
你的一生在眼前闪过
几秒钟的紧张……
然后，一声巨响，一切化为乌有，
灾难、死亡、伤残，又是死亡，
无法替这样的大祸
找到辩解，
4架飞机……成千上万的死人，
汽车，炸弹，
我们做了什么，该遭受这一切？
想象一下你现在生活在日本，
你有着黄皮肤，细眼睛，
住在一个普通的居民区里，
这个地方叫做广岛，
突然，没有任何通知，
你的身体燃烧起来，剧痛难忍，
你看见你的兄弟们遍体鲜血
化为碎片。
又有一次，一架飞机将死亡
投向更多的人，
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你的孙子的儿子
一出生就少着一条腿，两条胳膊，
或者，将在8岁时
死于白血病。
现在，你还可以想像自己是一个越南人，
正在水田里播种水稻。
忽然
你看见一些西方人捣毁了你的村庄，
强奸了你的女儿。
杀死了你的兄弟，
被这些法西斯致死致残的人
千千万万。
也许现在是1956年，我们正在危地马拉，
一个叫做阿本斯的人成功了，
他是
一个维护民族主义的民主派。
你当时很可能是一名国家职员，
因此目睹了一场主要由外国人支持的
政变搞垮了他的政府，
成千上万的爱国者遭受死亡、迫害，
眼看着独立的渴望
被扼杀。
你也可以想象自己是加勒比的
一个混血人，
多年奋战
终于获得了自由。
然而，
轰炸，进攻，暗杀，
拷打，细菌战，突如其来。
我们也可以想像一下
几年前乘坐在一架——
古巴飞机上，
得到外国资助的，在外国受训的
恐怖主义者置放了一枚炸弹。
也同样，一分钟之内，你的眼前闪过一生，
也同样，一声巨响，
一切化为乌有。
也许坐在飞机上的不是你，而是你的儿子。
你的儿子还可能是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
的大学生，
失踪，被拷打，
或者被阿根廷的军政府杀害。
在巴西、乌拉圭，独裁者
同样得到外国的支持和煽动。
也许被独栽者诬陷为恐怖分子的
是你的未婚夫，
或者仅是一名左翼党员，
他被折磨，
你也被新磨，尽管你与一切无关，
同时受到折磨的
还有你的父母，兄弟姐妹。
现在我们还可以想像自已，
是一位总统，为什么不呢？
也许，你几年里走遍了祖国的大地，
进行学习，研究，
人民因此认可了你，用民主的方式
选举了你，也许这发生在28年前，
也许你将铜矿收归国有，
为的是减少人民的苦难。
你肯定勇敢地顶撞了那些
渺小的大公司，
你一定叫做萨尔瓦多，
而你的姓氏是——
阿连德。
或者，你名叫维克托，姓哈拉（指智利阿连德时期的抗议歌手），
或者，叫莱特列尔（Letelier），
叫胡安•佩雷斯（Juán Péres）
你的名字无关紧要，但是
恐怖降临在你的土地上……
就像这里。
你肯定用自己的生命
保卫了你的人民。
而飞机——又是飞机
轰炸了总统府。
28年前，就像今天你死于爆炸。
这是生命的悖谬吗？
或者是一种教益？
……
也许我们也可以想像
自己是一个新的失业者，
如何离开家门？
无处可去，
无法面对家人。
许多次
我们宁愿登上一架飞机，
然后在空中粉身碎骨。
……
这一切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那就是——美国。
石油有问题了吗？
我给你派海军陆战队。
他们不愿意交出运河吗？
我给你派海军陆战队。
他们不愿偿还债务吗？
我给你派海军陆战队。
有游击队吗？
我给你派海军陆战队，
不过我会说是为了对付毒品。
他们闹独立，提高出口价格，
把铜矿、能源和大庄园收归国有吗？
我给你派海军陆战队，
不过我会说是为了对付共产党。
敌人还不够多吗？
你豢养乌鸦，它有一天就会啄瞎你的眼睛。
暴力会生出暴力，
你播种苦难、担忧、仇恨、假象
那么早晚会收获恐怖……
死亡的无辜者会与日惧增。
我们真的是这祥无辜吗？
今天的无辜者与近50年来陆续死亡的无辜者
有什么不同？没有任何区别。
啊，我们从（CNN）直播上
看到了今天的无辜者。
而那些无辜者呢？
也许我们会偶尔从哪本书中读到，
因为没有人提起他们，
几乎没有一个人……

还有一些杂文以拉丁美洲人特有的黑色幽默方式表达思想情绪。一篇题为《墨西哥创造历史》的杂文写道：
“在9月份的标题新闻中，排在对美国攻击的消息之盾的，就是关于墨西哥在战争中创造历史的新闻，因为墨西哥在这场美国组织的战争中，不仅是拉丁美洲，而且是整个西班牙语世界首当其冲的国家。据鲍威尔先生的原文，‘在分析了支持我们反对恐怖主义行动的国家的军队之后，我们觉得墨西哥最拥有战胜恐怖主义的高精尖技术能力’。下面是我国将派出的一系列高级分队……”
文章接着以讽刺的笔调列出了包括军队、警察、情报人员、议员在内的8种分队，其中有：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破坏支队，他们是烧汽车、砸玻璃、抢商店、筑街垒、占领学校大楼、组织罢工和停产的专家，他们也是破坏艺术品的老手，尽管这一手可能并不妨碍塔利班……JX精英小组，他们包括国家和联邦司法警察及来自全国的警察精锐部队，这些人都具有骚扰、威胁、拷打的丰富经验。他们的高精技术可以让本•拉登承认是他向广岛投了原子弹，是他发动了朝鲜、越南和海湾战争，也是他侵略了格林纳达和杀害了阿连德……”
文章最后写道：“我们的总统认为，这支精锐分队能够在15分钟之内消灭恐怖主义。”
还有一篇题为《美元可能是传播炭疽的媒介》的讽刺杂文写道：
“既然毒害性巨大的炭疽传播是一种蓄意策划的扩散疾病的行为——现在大家都不怀疑这一点，那么有好几条理由让我们严肃考虑‘钱’被选择为传播炭疽媒介的可能性（它同样适用于天花等多种疾病）。”
在以黑色幽默的口吻抨击了美元文化后，文章这样结束道：
“如累您把健康和生命看得比保卫金融集团的经济利益更重的话，那么请在居民中传播这篇文章。如果您有办法，请把它转给当局，要求他们提醒人们注意这一危险，并尽快采取有关防御措施。”
在今天这个意识形态全球化的时代里，拉丁美洲一批知识分子在世界一角的明确发言，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① 林光主编，《拉丁美洲散文选》（扩充版），248页
②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西印度史》，I，541页
③ 毛金里、徐世澄编：《长笛与利剑》（何塞•马蒂诗文选），337页
④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白凤森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87年
⑤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438页
⑥ 同①，125页
⑦ 同上，128页
⑧ 同⑤，437页
⑨ 《世界指南》，El Instituto del Tercer Mundo：GUIA DEL MUNDO：EL MUNDO VISTO DESDE EL SUR，Uruguay
⑩ 《美洲纪要》，No.90，México，2001
(11) “替代性新闻服务中心”SERPAL：Servicio de Prenea Alternatíva
(12) 网上刊物：《伊斯兰网页》，WEBISAM NO.141，2001.9.28
(13) 网上刊物：《拉美综述》（RESUMEN LATINOAMERICANO）
(1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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