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高绩效与制度优势  

建国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长足的进展。有必要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绩效作一客观评价，由此得出一些制度分析的结论。

一、新中国30年的经济绩效

国民党留给新中国的是一个带有显著封建性、买办性和官僚性及物质技术基础极其薄弱的烂摊子。据资料记载，①1949年我国的社会总产值为557亿元，工农业总产值466亿元，而人均的国民收入只有66元，从总量上看国民经济十分弱小。再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约占58.5%，第二产业为25.9%，第三产业是26.4%。当时，我国是一个农业国。

在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国家经济工作的中心是恢复生产、增加供给、稳定市场、初步解决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严重失衡。通过仅3年的努力，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矛盾得到了缓解，国民经济的总量有了较大的增长，其主要标志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较高。在这期间，我国农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达到14.1%，远远高于历史上的各个时期；而同期工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更是超过了农业，竟高达34.8%。一些主要的工农业产品产量，也都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从总体实力上说，我国已超过了亚洲的另一农业大国──印度。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经济总量的增加，为我国进入工业化的进程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外，在产业结构上也有了一定的改善，交通运输业和商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如按可比价格计算，1950年我国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仅为170.6亿元，而到了1952年，就发展到276.3亿元，增长幅度达62.3%。

我国的经济体制，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以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实行的是保留一定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体制，并进入全面的工业化建设阶段。1957年，我国高效益地完成了“一五”计划，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获得了显著的展示。但随后出现的急于求成的“大跃进”，重工业异军突起，导致了轻重工业结构的急剧变化和严重失调，使轻工业产品市场供给严重短缺，最终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不便。在政策部份失误、自然灾害严重和苏联停止援助三重因素制约下，国民经济进入三年调整时期。经过正常发展几年后，又开始受到10年“文化大革命”的某些不良影响。接着的两年，经济发展较快。总之，在1952～1978年间，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是相当快的，国内生产总值从679亿元上升到3 624.1亿元。年均增长6.1%；产业结构也有了显著的改善，三次产业的比重从50.5、20.9和28.6调整为28.1、48.2和23.7；尽管人口增加太快，但生活质量综合指数年均仍增长2.5%。同时，我国已从建国初一个相当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较强综合国力和初级工业化的国家，形成了独立的工业体系、技术体系和国民经济自我发展体系。

二、改革开放20年的经济绩效

改革开放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更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20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总量迅速增强，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

1979～1998年， 国内生产总值由3 624亿元猛增到79 552.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9.7%，于1995年提前5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计划目标。1998年，我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七位，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379元提高到6 404元，剔除价格因素，平均每年实际增长8.4%。长期以来的商品短缺问题得到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轻重工业生产增长经历了“轻重工业优先发展、轻重工业同步发展、加强基础工业建设、重工业加快发展”的不断变化过程。改革初期至80年代中期，摆脱了过去那种重工业自我循环、消费品工业受到抑制的局面，以尽快满足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需要。80年代末期发生的全国性的抢购风潮和90年代初呈现的市场疲软现象，一方面说明人们消费心理的不稳定，另一方面也标志着我国居民消费的数量扩张阶段已经结束，注重质量、注重服务、注重享受等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需求逐渐增强。与此同时，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受到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的“瓶颈制约”。9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对基础产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的加大、加强，重工业开始了较快的发展。简言之，在产业结构方面，通过优先发展轻工业，扩大高档耐用消费品进口，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使我国产业结构逐渐趋于协调，并向优化和升级的方向发展。1979～1998年，我国各种产业都有了较快的发展，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7%和10.5%；三次产业增长速度的不同导致了产业结构的明显变化，三次产业增加值在宏观经济的总量中的比例关系，由1979年的31.2、47.4、21.4变为1998年的18.0、49.2、32.8。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市场商品供应紧张的矛盾明显缓解。目前，在统计的商品中，已不存在供不应求的商品。消费者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有了较多的挑选余地。国内市场保持繁荣稳定。199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29 152.5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比1978年增长18.7倍，年均递增17.0%。

改革开放的20年，是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2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1998年的2 162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5元增加到5 425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年均增长7.9%和6%左右。此外，城乡居民拥有的金融资产总额超过7万亿元。随着收入和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住宅条件和生存环境进一步改善；医疗保健条件大改善，人民的体质明显提高；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建立健全；精神生活更加丰富，文化素质有所提高。1997年，我国居民整体生活水平已接近小康生活目标。其中，城市居民整体生活水平小康综合评价得分已达90分；农村居民整体生活水平小康综合评价得分达81.5分。

三、基本结论

建国50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绩效名列世界前茅。这表现在：其一，国内生产总值由1952年的679亿元增加到1998年79 553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7.7%，大大高于同期世界年均增长约3%的水平。国民经济的总量从解放前居世界第40多位上升到1997年的第7位。其二，综合国力得分由1952年的42.766  2迅速上升至1978年的112.869 6和1996年的283.5，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81%和5.25%。综合国力从建国前世界排名的第13位提高到1962年的第10位，70年代中期的第7位和现在的第5位。

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表明了如下事实和理论：

首先，在近代史上，洪秀全、孙中山等杰出领袖试图通过各种私有制方案的社会变革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但均未成功，这促使中华民族顺应世界潮流的本质趋势，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此种制度选择不能说为时过早。因为，包括国民党统治在内的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极其缓慢，留下的是一穷二白的面貌，与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差距是在拉大的，而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差距逐年缩小。它充份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一原理的正确性。

其次，尽管有霸权主义国家的封锁和遏制、中苏关系破裂和苏联东欧剧变、对外援助较多、国防开支较大、“左”右倾思想干扰、体制弊端较多、人口增长太快等一系列国内外不利因素，但得益于公有制内生机制的优势、共产党的执政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改革前30年也取得了不可否定的史无前例的变化和绩效，而改革后20年的绩效更高。假如这些不利因素大幅度减弱，中国的发展实绩完全可以远远超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

第三，只要坚持公有制在经营性资产的质和量两方面都占优势，实行市场经济并不会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精神实质不是混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和公有制占主体的条件下，利用多种产权制度和政策手段，加速推动生产力发展和加强公有制经济，以便在逐渐消除剥削和两极分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新中国制度变革后的社会主义，比发达资本主义能更快地处理好公平与效率这一对矛盾。

第四，新中国的崛起和强大，引起具有“冷战”和“新经济殖民主义”思维的人的惊慌，某些本性自私的西方国家及其代言人，害怕我国走社会主义市场道路经济成功后变得更为富强，因而通过经济遏制、文化渗透和政治干涉，诱迫中华民族走苏东私有化的分裂主义衰败之路。然而，中国领导人和思想精英经历过或研究过多种健全与不健全的私有制制度，其旨在赶超一切私有制国家而实行“市场社会主义”的理念，是建立在新中国纵向比较和中外经济横向比较的经验基础之上的，代表着当代人类的先进思想。只要科学地操作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种东方公有主体型“经济美”的社会必将成为世界的楷模。

注释：

①中国的数据部份引自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和《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国外数据部份引自《国外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6）》。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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