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与今日革命的必要性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

闫月梅译

《〈共产党宣言〉在今天》英国默林出版社1998年版

　　 

近几十年来，环境问题上升为当代政治生活中的前沿问题，这促使人们对全部社会思想史重新进行彻底的考察。日益扩大的生态危机席卷整个地球，在这一背景下，现代思想体系中所有重要的思想传统，包括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女权主义，都力图对他们的思想先驱进行重新考察，他们丢弃一些思想，捡拾其他思想，努力“绿化”他们对社会的理解。结果是，从柏拉图到甘地的一大批思想家的著作中有关生态的论述都被人们仔细加以研究。

但是，一谈到马克思的著作，人们就会发现，这方面的文献最多，争议也最多。当然，这是可以预料的，因为马克思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卓越的批评家。因此，他的整个批判（以及由他引起的对各种传统的批判）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与从生态的角度对机器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结合起来，这个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的确，这里所牵涉的不仅仅是“政治上是否正确”的问题（从绿色词汇的角度来理解）。首要的问题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否在全球危机时代重建社会理论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还有，他提出的见解在多大程度上对于我们理解当代生态隐患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参加这场辩论的人分为三派：一派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在本质上是反生态的，这直接反映在前苏联对环境的破坏上；另一派坚定地认为，尽管马克思最终采纳了“普罗米修斯式的”（亲技术而反生态的）观点，但他仍在他的著作中对生态学作了“富有启发性的论述”，还有一派认为，马克思对生态退化问题（尤其是对土地或土壤问题）有深刻认识，他系统地探讨了这些问题，而且使这些问题成为他关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的一部分，这使他得出这样的观点，即可持续发展是任何未来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关于马克思同环境保护思想的关系问题的讨论主要涉及他早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的哲学批判，以及后来即19世纪60年代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因为在这两部著作中，他用很大篇幅谈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人们常常援引《共产党宣言》，说其中阐述了反生态的观点，有人可能认为，它阐述的正是反生态的现代主义的观点。 　　

　 　

的确，《共产党宣言》通常被看作是这样一部著作，它往好里说是对环境问题不太关心，往坏里说本质上是“生产至上的”——甚至是“普罗米修式的”，——充满了进步和征服自然的观念，这些观念是极其反自然的。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人们普通认为，《宣言》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最终无论发现什么漏洞，都可以从中找到根源。但是，《宣言》同环境的关系这个问题从未得到过系统的阐述。在我们这个时代，光这么做是不够的，我们有必要问一问：《宣言》，这一可能是所有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性小册子，在多大程度上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生态观是一致的？不仅如此，《宣言》在马克思恩格斯其他有关生态方面的思想中占有怎样的地位？ 　　

　 　

寻找确凿证据 　　

　 　

有人可能会说，在文字上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反环境的倾向并不难。在他们写作的时代，大多数思想家都持有机械论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把自然与人类看成是完全对立的。的确，从16和17世纪开始，大多数欧洲人的科学观就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即，科学使得人类摆脱了自然的统治，并反过来成为自然的统治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经常提到“主宰”、“统治”、“征服”和“控制”自然，正如19世纪几乎所有的（和20世纪的大多数）思想家所说的那样。 　　

　 　

但是，他们在文章中几乎全都避免把自然界当成对立面。相反，对自然的统治被他们看作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这是人类社会整个自我异化过程的主要部分，它也意味着人类社会同自然的异化——在共产主义条件下，这个阶段必然会被超越。散见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许多段落表明，他们对环境问题非常敏感。例如，23岁的恩格斯在他于1844年出版的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写道：“土地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生存的首要条件；把土地当作买卖的对象就是走向自我买卖的最后一步”。至于马克思，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马克思在同一部著作中抱怨说，在异化了的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这洞穴现在已被文明的熏人毒气污染。”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马克思在他的一些更为成熟的著作中日益关注生态危机的征兆，尤其是土地退化问题，这使他在很大程度上按照可持续发展来展望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论证中说，资本主义农业通过破坏土地的良性循环“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即破坏“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的基本因素。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的”。这是一种非常辨证的分析（它从多方面来看问题），因此威廉·莱斯在他开拓性的研究《对自然的统治》中总结说，总的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最深刻地洞察了19世纪的思想界中随处可见的、在早期著作中更是到处都可以发现的围绕着控制自然而产生的复杂问题。”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能阻止批评家们寻找“确凿证据”，以便确定无疑地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持有片面的、过度利用自然的观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绿色批评家不得竭尽全力。社会生态学家约翰·克拉克（不顾一切相反的论据）试图证明早期的马克思对自然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他强调指出，马克思通常在把自然称为“人的身体”的同时，也把它称为一种“无机的”身体联系。他在结束批评时说，“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和俄狄浦式的‘人’是这样一种人，他不熟悉自然，他不把地球视为生态意义上的‘家’。他是一个不屈不挠的精灵，在追求自我实现时他必须征服自然。”对此，克拉克只能提供几行马克思青年时代写的不太著名的诗歌（马克思19岁时写给燕妮的《爱之书》第二部）作为证据来证明他的上述论点。马克思在诗中写道： 　　

　 　

“而我心中却激荡着永恒的渴望， 　　

　 　

永恒的心潮，永恒的热情， 　　

　 　

我无法强迫自己顺应流俗， 　　

　 　

也不愿碌碌无为听天由命。” 　　

　 　

对克拉克来说，这就是确凿的证据，“对这样一个人（马克思）来说，必须征服自然力，不管这种自然力是以他自己未被驯服的内在禀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带有威胁性的外部自然力的形式出现。”人们不禁要发出疑问，依据类似的证据，有多少年轻的诗人不会被克拉克加以指责呢？谁没有想过要去“反对流俗”？ 　　

　 　

其他绿色批评家看起来似乎拥有更为确凿的证据，他们提到了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一个段落，这个段落论述了一旦人类超越了社会的异化，随之而来的就是日益增加的对自然的支配： 　　

　 　

“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已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特德·本顿批评恩格斯的根据是，这样一种观点“以控制自然为先决条件”，因而造成了“人的目的与自然之间的根本对立：不是我们控制自然，就是自然控制我们！”换句话说，他认为恩格斯采纳了极端的以人类为中心的观点，而不是以生态为中心的观点。但是，恩格斯的这些主张真的该受到这种批评吗？这段话中虽然使用了诸如“自然界的主人”这样的词语，但它的意思应当是非常清楚的。为使人类不至于简单地成为自然力（或者声称是“自然的”的力量，就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经济力量那样）的牺牲品，必须进行社会结合中的革命。实际上，这里所歌颂的与其说是人类对自然的主宰，倒不如说是人类对创造历史的主宰，这使人能够在人类自由以及在人类的需要和潜力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来重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恩格斯的自由王国这一概念中，根本没有与自然对立这样的含义。恩格斯在其他地方说过，共产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们将“不仅再次地感受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对“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作了与上述内容密切相关的论述，这些论述所遭到的批评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反驳。“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是在必然王国终结的地方开始的，“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因此马克思认为，人类自由的充分发展以及人类同自然的关系要求超越资产阶级秩序，这种资产阶级秩序使得劳动这种表达人类同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的手段，纯粹变成了工人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即使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和社会联合力量的增强，情况也是如此。正如保罗·伯克特所说：“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中，自由时间的增多以及对生产条件的社会运用的集体和民主的控制”“这社会关系和生态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因为它创造了“有助于对自然作出非工具主义的评价（即有助于在生产者的社会中进一步发展生态的需要和能力）的条件”。 　　

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贯认为，在人类发展的最为革命的阶段，应该以超越幼稚的“支配”自然的观念的方式来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恩格斯在晚年曾写道：“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一个有关自然界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就是相互作用，恩格斯由此认为，人们可以把这样一种要求，即“人应当把取自土地的东西还给土地”看成是一种自然的需要。 　　

　 　

的确，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注意力集中在人需要而不是自然的需要上，因此，可以指责他们是“以人类为中心”而不是“以生态为中心”。但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错误的二元论。在他们看来，不能把自然界和社会看作是极端对立的两个范畴，自然界和社会作为生机勃勃的“物质变换”过程的一部分，它们是共同向前发展的。大致看来，这类似于现在称之为“共同进化”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自然界和社会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复杂过程中共同进化。共同进化理论所设想的自然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并没有为诸如“以人类为中心”的和“以生态为中心”的观点多少留有余地，因为，即使在保护自然时，我们通常也是在保护某些已被人类改造过了的东西。 　　

　 　

农村社会和农业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很难找到任何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强烈的反生态倾向的言论，但是，批评家们通常总是引用《宣言》第一部分中提到的“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这种说法来作为他们主要的文字“证据”（这通常是他们这方面的惟一证据），以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具有所谓的反环境倾向。例如，维克多·费吉斯说：“马克思对自然的态度多半可以从他对诸如‘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的大量评论中推论出来。众所周知，他是农民的批评家并且的确是农民的敌人……这样的态度与那种将没有被破坏的自然理想化的做法是不相称的。”造诣很深的生态学家加里·施奈德持类似的观点，他声称，在当今的美国，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和马克思的唯心主义者结成联盟，向据说是马克思认为愚昧和乏味的农村发动进攻。” 　　

　 　

这些论述提出了许多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是什么意思？应该把它看作是反生态的言论吗？马克思真是是“农民的敌人”吗？为了做一个环境主义者就必须将没有被破坏的自然理想化吗？马克思果真像费吉斯和施奈德等批评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片面主张城市化而反对农村生活方式的人吗？这些问题最好是通过考察《宣言》本身以及马克思的其他著作而不是抽象地去解决。“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这个说法出自《宣言》第一部分歌颂资产阶级的革命历史作用这段话中。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这段话言简意赅，需要进行分析。首先，马克思受的是古典教育，我们可以假定，马克思知道，在古代雅典，“idiot”(愚昧者)一词源于“Idiotes”（伊迪俄特斯），他是这样一个公民，与那些花工夫去参加集会的人不一样，他与公众生活隔绝，并站在狭隘、私人的立场上来看待公众生活。前资本主义的欧洲——宗族的、封建的——必然使农民成为这个意义上的“愚昧的”人。在原始积累只是使这种情况变得更糟时，似乎没有理由怀疑以下的论断，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长远影响就是通过把这些人驱赶到城市并迫使他们在相互交往中采用新形式，从而把他们从这种愚昧状态下“拯救”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像19世纪欧洲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那样，认为他们那个时代的启蒙和文明的力量主要来自城市。但是不应该把他们对资产阶级用以使“农村从属于城市”的方式的认可看作是他们对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的不加批判的支持，因为在他们看来最多（至少在他们思想发展的这阶段）只能说，它是整个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它与后者的总成就是不可分割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农村从属于城市在某种程度上是资产阶级时代在城市中出现的大规模的“人口聚集”的结果——这个问题他们在紧接着上述引文的下一段话中进行了探讨。因此，正如《共产党宣言》第二部分（论述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的特殊的历史要求）中所描述的那样，在他们的革命变革观点中包含着这样的要求，“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坚持要求——在后期的著作如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中越发强调——消除城乡对立，以及二者之间农村从属于城市的状况。他们认为，这种对立是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矛盾，是对城市无产阶级和农村工人（在英国不再是农民）进行双重剥削的一种主要方式。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写道：“消灭城乡对立不是空想，不多不少正像消除资本家雇佣工人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 　　

　 　

这个意义上的城乡对立并不仅仅是从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口号，相反，它被认为是人类与自然之间必需的“物质变换”关系中的一种断裂形式。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通过将人口汇集在各大城市中心，（1）“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2）“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 　　

　 　

马克思认为，把所有的文化转移到城市中、把日益减少的农村劳动力分散到更广阔的农村中，以及破坏与土地和与人类社会的传统联系，这几方面联合起来成为资产阶级文明范围内“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的源泉。因此，他认真对待（尽管并不是没有提出批评意见）戴维·乌尔卡尔特的意见，即由于农村生活和城市生活被极端地割裂开来，社会日益分裂为“粗笨的农民”和“娇弱的侏儒”，这剥夺了一部分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另一部分劳动人民的精神生活。问题不在于自然受到藐视，而在于城乡对立是异化了的资产阶级文明的本质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认为，资本主义主要是沿着英国式道路前进的，他们在提到“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时，指的不仅仅是农民，因为使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与众不同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农民土地的剥夺十分彻底，留下了一个没有土地的农村无产阶级（以及土地占有者和佃农）。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较之费吉斯的批评——马克思对农民的态度是复杂的，因为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的确，他认为，在拿破仑第三的第二帝国时代，法国农民是一个起反革命作用的阶级，但是，他也把革命的农民同保守的农民作了区分。他用夸大的言辞把前者描述为“力求摆脱其社会生存条件即小块土地的农民”。对马克思来说，革命的农民的特征是“开化”，它代表的是未来，是“现代的塞文”。（ 塞文是法国南部朗基多克省的一个山区。1702-1705年爆发了大规模的新教徒农民起义。——作者注）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大地主几乎无一例外地比农民和自由的农业工人对土地更具破坏性。普林尼时代的罗马共和国以畜牧业代替了农业，由此使“意大利趋于崩溃”；在北美洲，“南部的大地主用他们的奴隶和掠夺性的耕作制度耗尽了地力，以致在这些土地上只能生长云杉”——这意味着对土地（对社会）的破坏性比自由农的劳动要大得多。 　　

　 　

而且，不应当把农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农民）的全部问题同原始的自然这一问题混淆起来——就像费吉斯所做的那样。农业本质上是非工业化的，它“与土地的联系更紧密”，但是，它已经走上了人类改造自然包括改造“人”的道路。如果人们回顾遥远的过去，会发现那里存在着各种自给经济——即不是由市场关系调节的经济——然而，人们应当注意别把它们理想化。在欧洲的大多数地区，在原始积累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出现之前很久，真正的村社农业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差不多全被消灭了。雷蒙德·威廉斯说过，在这样一些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是“工作动物，他们被强制性贡赋和强迫劳动所束缚，或者‘像牲畜一样被买卖’；他们只是像动物和溪流一样受到法律和习俗的‘保护’，目的是让他们从事更多的劳动、产出更多的粮食，付出更多的血汗。”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自然与人类历史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他们以此为根据尖锐地抨击了他们那个时代的那些保守的浪漫主义者，这些人力图把未被毁坏的自然这样一种观念当作他们自己和社会的理论基础——作为反抗资本主义的充分依据。因此，在批判把源于封建时代的农村制度理论化的做法时，他们并不因此而拒绝“未被毁坏的自然”——尽管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把原始状态的自然理想化。的确，马克思认为，在《资本论》第1卷中指出以下的事实是很重要的，“大家知道，英格兰没有真正的森林。贵族们的鹿苑中的鹿长得像家畜，肥得像伦敦的市议员一样。”而在苏格兰，为了猎人的利益（以牺牲农业劳动的利益为代价）而建立的所谓“鹿林”中只有鹿，没有树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写道：“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简直不起作用。” 　　

　 　

可持续发展和地球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革命变革的十项措施不仅包括以下内容：“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以及（前面提到过的）“9、……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差别”，而且也包括以下内容：“7、按照总的计划……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在他们思想发展的这一阶段，他们在“改良土壤”这样的问题上接受了一种可能被认为是早期的主张保护自然资源的观点。他们从很早开始（恩格斯早在1843年）就受到伟大的德国土壤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开创性的研究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李比希是资产阶级在农业领域的科学研究中最伟大的代表，他们从李比希那里，也从其他一些人如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詹姆斯·安德森那里了解到把取自土地的营养物质归还给土地的必要性。因此，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他们“按照总的计划……改良土壤”这一要求。 　　

　 　

马克思认识到，资产阶级就像利用贸易的其他每个要素一样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或土壤。马克思在1852年写道，对资产阶级来说，“土地应该成为市场的商品并按照贸易的一般规律来使用。应该有纺纱业和棉织业工厂主，也应该有食品业工厂主，但不应该再有任何地主。” 　　

　 　

从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写《资本论》时，他受到了欧洲和北美出现的、对土地或土壤危机的普遍关注这一状况的影响，这场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农业中采用的土地使用形式所引起的——一些思想家如李比希、苏格兰化学家詹姆斯·芬·韦·约翰斯顿和美国经济学家亨利·凯里的著作中都对这种危机作了明确阐述。在1859年，李比希认为，商人的“经验农业”导致了“掠夺制度”，在这种掠夺制度中，土壤的“再生产条件”被破坏了。“随着一年又一年的生产和轮作”，土壤中的营养物质（比如氮、磷和钾）“被带走了”。无论是美国农业的粗放式耕作制度，还是欧洲农业所谓高级的耕作制度都是“掠夺”的形式。相反，“合理的农业”会把“土地肥力的条件还给土地”。 　　

　 　

马克思对农业状况和土壤危机的忧虑，使得他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对环境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他主要关注生态的退化（破坏土壤营养循环）、恢复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在他的分析中，所有这些问题都与变革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他在《资本论》第3卷中结束对资本主义地租的批判的一章时写道：“大土地所有制使得农业人口养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 　　

　 　

在我们这个时代，可持续发展被布龙特兰德（Brundtland）委员会定义为“满足目前的需要、而不危及子孙后代满足他们的需要的能力的发展”。马克思所强调的恰恰是这个意义上的对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这是他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土地或土壤危机的结果，并且这成为他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本人是这样说的：“特种土地产品的种植对市场价格波动的依赖，这种种植随着这种价格波动而发生的不断变化，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指望获得直接的眼前的货币利益的全部精神，都和供应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有矛盾。” 　　

的确，对马克思来说，可持续发展问题是未来人类发展的中心问题，因为马克思知道超越资本主义农业的生态矛盾对共产主义社会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他指出，“对土地这个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所进行的自觉的合理的经营”是“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把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看作是自然强加给人类生产的必不可少的东西。马克思所理解的这种含义具有真正的全球性意义：“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 　　

　 　

因此，对马克思来说，不走资本主义社会破坏生态的老路，而是设计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解决办法，这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对社会进行彻底变革的问题。需要进行的根本变革就是向一个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所控制的社会转变，这个社会的特点是自由时间的扩展和集体——民主组织的扩大，并且对自然和人类社会采取一种非工具主义的态度。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须进行的革命变革之一是结束私有制中“对土地的垄断”。马在提到詹姆斯·约翰斯顿对19世纪中叶的土地贫瘠状况所作的分析时确信，“真正合理的农业到处都在私有制上碰到不可克服的限制”。 　　

　 　

马克思是“普罗米修式的人”吗？ 　　

　 　

安东尼·吉登斯在他的《当代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一书中认为，马克思著作中那些主张“自然不仅仅是人类历史借以展示的手段”的段落大部分只出现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但总的说来，马克思的著作中“很明显地”包含着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态度”，这意味着，生产技术得到歌颂，而对自然却简单地采取了工具主义的态度。的确，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会受到尖锐的批判，因为“他对变革阶级制度下人剥削人的社会关系的关注并没有延伸到对自然的剥削利用之上”。但是，前面的讨论表明，吉登斯在第一点和第三点上对马克思的指责（即在他的“早期著作”之后就放弃了对生态问题的探讨，以及不承认对土地的剥削利用）被许多证据是不对的。马克思曾一再提到对土地或土壤的剥削利用，他在后期著作中甚至提得比在早期著作中还要多。的确，如马西摩·奎尼所指出的，马克思“在现代资产阶级的生态意识产生之前就已谴责了对自然的掠夺”。 　　

　 　

但是，吉登斯对马克思还有其他的指责吗？说马克思对自然持“普罗米修式的”（这里指生产至上的或工具主义的）态度这一指责是什么意思？如此一般性的批判——如此泛泛而谈和如此包罗万象，以至于人们通常认为没有必要提供任何证据来支持它——不仅吉登斯提出过，而且其他许多人，如特德·本顿、凯特·索伯、罗宾·埃克斯利、约翰·克拉克和维克多·费吉斯等不同的思想家也都提出过。 　　

　 　

如果指责马克思是个“普罗米修斯式主义者”，意思是说他根据启蒙运动传统，坚信理性、科学、技术和人类进步，常常歌颂人类日益增强的对自然力的支配，那么，不可否认，情况正是如此。在这里，我们只要看看《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颂扬资产阶级的段落就行了：“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然而，以此得出结论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对科学、技术和人类进步这一观念作出任何批判，这是错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清楚地意识到，科学和技术可能会被资产阶级文明误用和歪曲，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文明这种社会形式“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说，由构成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力的科学和技术来支撑的现代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所有制关系这部庞大的机器经不起它自身创造的成就的冲击，从而导致经济危机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现代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的产生。而且，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强调的那样，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与现代科学和技术相结合而产生的同样的生产力，不仅导致了对人类的剥削，而且从损害了地球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这个角度来看，也导致了对地球本身的剥削。 　　

罗宾·埃克斯利在她的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环境保护主义与政治理论》中写道：“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技术成就，并且……彻底吸收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信念，认为科学和技术进步是人类得以战胜和征服自然的手段。”然而，马克思在1856年4月发表的《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下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退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和毋庸争辩的事实。”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的纯洁光辉”抱有坚定的信念，但是他们对科学、技术和人类进步仍然表现出了复杂的态度，这在他们分析对土地的剥削利用的段落中可以看出来。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农业中引入了机器和大规模生产，因此，“最陈旧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马克思还说，正是资本家手中的这种科学和技术，通过变成既剥削工人又剥削土地的一种力量，从而“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 　　

　 　

马克思常常遭到指责，说他通过经济学中的价值分析，贬低了自然的价值，为人类过度利用自然进行辩护，因为价值分析把一切都归功于劳动，因此否定了——批评家的指责就是这么说的——自然的任何“内在价值”，而把自然看作是给资本的一份“免费礼物”。一些人认为，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在这里表现得极为明显。然而，这样的批评是错误的。马克思并没有提出自然是给资本的一份“免费礼物”这种观点。这是由古典自由派政治经济学家提出的，尤其是在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经济学著作中得到强调。甚至在今天，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也存在着同样的观点。例如，在广为使用的坎伯尔·麦克康奈尔写的经济学入门教材第10版中，我们可以找到下述内容：“土地指一切在生产过程中有用的自然资源——一切‘自然的免费礼物’。”“在该书上接着还写道：‘土地没有生产成本；它是‘自然的免费的和不可再生的礼物’”。 　　

　 　

马克思也认为，在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下，自然未被赋予任何价值。他这样写道：“在生产一种使用价值、一种物质产品例如小麦时，土地是起着生产因素的作用的。但它和小麦价值的生产无关。”资本主义条件下小麦或任何商品的价值从劳动中产生。但是，这表明了资本主义及其只局限于交换价值的财富观念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对马克思来说，真正的财富是由使用价值——生产的一般特性组成的。因此，为使用价值的生产作出贡献的自然就像人的劳动一样是财富的源泉——的确，马克思一贯认为，从物质方面来判断，劳动只能改变自然最初所提供的物质的形式。他在《资本论》的开头曾写道，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物质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马克思实际上痛斥了他那个时代的这样一些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惟一源泉，并且无视自然的作用，从而“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条件下的财富，需要从更广泛的角度去看待，它为人的创造力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它扩大了自然所容许的并符合自然条件的相互交往的范围。 　　

　 　

革命的必要性 　　

　 　

约瑟夫·熊彼特强调说，《共产党宣言》中最富独特和最深刻的见解之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技术推动力的认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技术革新推动力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要求“对生产不断进行革命性变革”以便继续存在下去。实际上正是这种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内在动力的认识，使马克思极为全面地评价了资本主义对自然，以及对其自身之外的一切东西的影响。因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写道：“因此，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主义才创造出也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自然界第一次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  　　

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但是，决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并且，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 　　

　 　

无限的积累欲望、生产资料的不断革命化、使它自身之外的一切东西服从于它自己的商品逻辑——马克思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资本骇人的毁灭力量的一部分。资本只是把自然看作是一个对象，看作是有待克服的外在限制。马克思针对培根的伟大格言“只有服从自然才能征服自然”——培根在这一基础上也主张“征服”自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读到过。因此，他极力反对和当时的社会关系相联系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片面性、工具主义的和利用的关系。尽管资本很“狡猾”，但资本未能克服自然条件的限制，这些自然条件不断显示自己的威力，结果是，“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与马克思同朝代的其他思想家不能够，也许直到今天也没有别的思想家能够如此卓越地完全把握住了自然与现代社会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 　　

　 　

事实上，在生态学领域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大部分源自后唯物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生态学。这种生态学在今天已不再有什么影响了，它已被唯物主义生态学的发展壮大所取代。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的社会生态学常常是围绕“后唯物主义的命题”建立起来的，即环境问题只有在富裕的条件下才会产生。对发展的极限的强调被视为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制造了一种绝对的冲突，它常常使人们忽略从政治经济学方面对环境退化进行研究。相反，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文化因素上，这些文化因素常常从物质条件中抽象出来——诸如以人类为中心的文化与以生态为中心的文化的对立的问题。然而，近十年来，随着诸如全球变暖、对臭氧层的破坏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物种灭绝这些问题上升为有关生态学的讨论中的前沿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人类日益关注生物圈的未来。社会生态学分析家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可持续发展、环境方面的不公正（或者说环境退化与阶级、种族、性别和民族国家的对立交织起来）以及共同进化这些问题上。 　　

　 　

毫不奇怪，在这种不断变化的背景下，马克思对构成人类社会基础的自然条件这问题的认识——强调可持续发展，强调对土地的剥削利用和其他形式的剥削之间的联系，以及强调不断发展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所具有的互相依赖和“物质变换”的特点——应该激起人们新的兴趣。在所有这些方面，马克思都走在了当代最新的环境思想的前头。 　　

　 　

然而，马克思对环境问题的看法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不很恰当，这非常明显地反映在《共产党宣言》中。《宣言》首先是一个革命文献，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早期阶段就在他们的分析中注意到了生态矛盾，但这些矛盾在他预期的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中将不起多大作用，或者说根本不起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持续的时间将会比先前的生产方式短得多，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以及该制度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将使它迅速走向灭亡。这样，他们认为，他们已觉察到生态问题对共产主义的未来比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更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更明确地把对生态问题的思考写进《宣言》这一共产主义纲领之中，而不是写进他们对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条件的评价之中。 　　

　 　

今天，这种看法显然是不适当的，因为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它们无疑是促使该制度走向灭亡的主要因素——生态学现在已成为非系统地反对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源泉。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整个观念必须相应改变。马克思对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土地将“被改良后”传给后代——提出了设想，在按照集体实现人的需要的原则组织起来的、重新建立的社会制度的背景下，这种设想——从社会方面和生态方面来看——也许是迄今为止对一个可实现的理想社会所能提出的最完整的设想。因此，它是阐述真正革命的社会生态学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今天，我们必须赋予《国际歌》中的两名著名歌词比原来更全面得多的含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