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在几个获奖人中，以吴敬琏先生最为引人人关注，已经在几份主流媒体上见到了其相关报道与获奖致辞，从目前的评价来看，吴敬琏先生可谓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界“泰斗”了，在获奖颁奖辞中，是如此评价吴泰斗的贡献的“他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我国改革和发展的一些关键时刻，对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确定对国有经济进行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的战略方针，…在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组中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以及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努力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等重要问题，向中央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政策建议。”，也就是说，作出了根本性的、关键性的重大贡献。

    当然，吴泰斗也做出了相应姿态，发表了充满感情的答辞，以“经济学道路不平坦”为题，彰显了其内心一种在默认了“贡献”说基础上的感悟，当然，吴泰斗保持了足够的风度与矜持，没有“专美”，而是把“贡献”的功劳赋予了一个群体“参与改革理论研究并做出贡献的不只是经济学界的名家大儒，还有许许多多经济学人。经济学界为中国改革做出的是集体的贡献。”（吴敬琏），经济学界们已经在多个场合表白过他们的“不平坦”，比如另外一个“经济学界的名家大儒”张维迎大儒就多次放言过经济学界们“顶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搞“改革”。

    吴泰斗所表达的“不平坦”，有什么具体所指呢，“1990年7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上，年过八旬的薛老带领刘国光和我与主张‘计划取向’的经济学家们对垒，也充分显示了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经济学家的集体力量。”，从“对垒”草民似乎闻到了 “交锋”的火药味，和一种“决斗”般的激烈，当然，这“决斗”以吴泰斗们的胜利而告终，吴泰斗站在今天的领奖台上，就是明证，从“充分显示了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经济学家的集体力量”话语表达的自信，草民“分享”了吴泰斗及其经济学界们胜利的喜悦。

    无庸讳言，吴泰斗及其经济学界们市场化取向的成就是“明摆”着的，有GDP呀、财富总量呀，高楼大厦呀、人均突破1000美金呀、基本小康呀、几千亿美金存底呀，等等等等，最灿烂的明珠，当然是处在社会财富塔尖上，如同“灿烂明珠”般艳丽夺目的，傲视整个社会的，据说1000位亿万富翁、300来万百万富翁，而“经济学界的名家大儒，还有许许多多经济学人”，在“为中国改革做出的是集体的贡献”的同时，也跻身于那堆富豪之中，名利双收了。在吴泰斗及其经济学界们笑纳了如此份量的美誉的同时，另外一些“市场取向”下的“伟大成就”，该由谁来“领奖”呢。

    也就在吴泰斗发表深情感言的第二天，直播了颁奖过程的中央电视台《经济新闻联播》播发了一条长篇报道“盘锦惊现现代‘包身工’”，“包身工”是一个反映解放前资本家对工人进行残酷剥削的代名词，据说，夏衍先生写的《包身工》，已经随着时代的变迁，不能够“与时俱进”而从小学课本中删除了，怎么又“惊现”了呢？没有读过夏衍先生《包身工》的年轻人，可以从央视的报道中领略到“包身工”之惨状，“有一群农民工，活做得慢了，就会被工头拳打脚踢，被煽十几个耳光，甚至被扒光上衣，站在东北凛冽的寒风中，还要被浇上一桶凉水”、“同时这些民工也向记者证实，几乎是所有的人都被工头打过。…拉到工地先打一顿，完了以后天天开始打，每时每刻都看着，最多时候一天干16个小时，两肩都打断了，铁钩子把这地方都打成骨折了。”。

    其实，中央台犯了个“健忘”的错误，“包身工”的现象，岂止是2005年才“惊现”，光中央电视台，就不止一次地“惊现”过了，还有其它媒体的“惊现”，比如“民工遭非人待遇 每天劳动19小时监工带电警棍”、“被迫早上3点钟起床开始劳动,到晚上11点才收工,每天要干19个小时。我们干的都是做砖、拉板车、搬砖、卸土、拉碴煤等重体力活,却连饭也难吃饱。由于伙食差,劳动强度大,很多小伙子、妇女走路都困难。在这个厂里,电话不准打,每天还有两个带警棍的监工监视劳动。”（《四川日报》）。可以说，“包身工”只是“市场化取向”所带来的一系列“产品”甚至是罪恶中的九牛一毛。

    邓小平说过“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改革就走到邪路上去了”，区区1000个亿万富翁及300来万个百万富翁，80%的个人财富掌握在20%的极少数人手里，60%以上的人群的年收入低于2000元，有没有“两极”呢。国家宪法中写着“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当前的“市场取向”的经济制度中，是如何体现“消灭剥削，共同富裕，按劳分配”这些社会主义的核心原则的，“包身工”的一再“惊现”如何来印证这些原则，宪法原则的背离，算是什么“理论成就”。

    在“市场取向”实质是私有化取向下的企业“转制”中，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被鲸吞，数千万中老年失业工人再就业无门，养家养老无路；教育的“市场取向”带来穷人交不起高昂的学费，孩子上不起学，在有幸考上大学的学生中，近1/3是吃饭都困难的贫困生；医疗的“市场取向”，导致血吸虫病的再度大规模泛滥，艾滋病的肆虐，高昂的医疗费用，迫使全国每年近25亿患病人次无法走进医院；道德的“市场取向”，导致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的卷土重来，价值观扭曲，道德体系崩溃，“笑贫不笑娼”；住房制度的“市场取向”导致年人均收入区区万元的城市，房价居然高达万元以上；环境观念的“市场取向”，带来全国70%的水体污染殆尽…….。

    吴泰斗及其经济学界们，在自傲于经济发展成就，享受于丰厚物质成果的同时，能不能拿出负责任的态度与良知来，检讨与反省一下自身呢。当然，以吴泰斗及其经济学界们以往的表现，多半有两个可以转嫁责任的对象，一个是“政府”，但有关方面在给吴泰斗的颁奖辞中已经言明“吴敬琏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我国改革和发展的一些关键时刻…向中央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政策建议。”，是政策制定的参与者与理论基础提供者。另一个是“计划取向”的“体制”，但按照吴泰斗的说法，早在1990年的理论“决斗”中，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上，年过八旬的薛老带领刘国光和我与主张‘计划取向’的经济学家们对垒，也充分显示了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经济学家的集体力量。”，表明已经将“计划取向”们“寿终正寝”了，执中国经济话语权之牛耳久矣，怎么“包身工”们反而越来越多地“惊现”了呢。

    草民觉得，比之吴泰斗，“年过八旬的薛老带领刘国光和我”中的刘泰斗就显得聪明了一些，没有把“计划取向”们一棍子打死，刘泰斗说“有人认为，现在尘埃已经落定，市场占了上风，计划不再时兴了。我不完全这样看。计划经济在前苏联、在中国，还是起过光辉历史作用的。…在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目标时，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也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机统一体。好象这些年来，我们强调市场经济，是不是相对多了一点；强调社会主义，是不是相对少了一点。在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则强调它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即效率优先方面，相对多了一些；而强调它的共同富裕的本质即重视社会公平方面，相对少了一点。这是不是造成目前许多社会问题的深层背景之一。…邓小平早就告诫我们，改革造成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当然我们一定能够避免这个前途。我以为要做到这点，只有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努力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看来，刘泰斗算是给自己的“市场取向”留了一条后路，虽然是比较苍白的表白多于实质内容，毕竟是一条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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