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包括社会党、工党)，是西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派，西方国家中的中左翼政治力量，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是他们的思想体系与意识形态的名称。

　　一、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由来和发展

　　1. 社会民主派最初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在19世纪中叶，在西方工人运动中进行活动和发挥影响的，不仅有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还有其他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代表，社会民主派、社会民主主义者就是其中之一。什么是社会民主派?马克思指出，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并不是为了消灭资本和雇佣劳动这两极，而是为了缓和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其实质始终是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1] 由于他们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一直不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作共产主义者。

　　但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出现的特殊形势要求工人政党在革命尚未提上日程的时候，要慢慢地训练人民群众，在日常斗争中善于妥协，服从策略考虑的联盟，既不回避选举，也不放弃议会斗争，这种形势使得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概念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迅速流行起来，但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广泛传播，又使得这些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也接受了共产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这种情况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个概念的态度作了一些调整，暂时容忍了它。

　　2. 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社会民主党

　　在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创建的第二国际，其所属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在其纲领上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经济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国家学说和革命理论为根据的，它们都在党纲、党章中阐明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把通过阶级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中就详尽地表述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如此，第二国际在其前期活动中，还清除和清算了无政府主义，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制订了一些有关工人运动的方针政策，使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和党组织都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不断壮大。

　　3. 19世纪末社会民主党演变为社会改良主义政党

　　但由于第二国际是在运动向横的方向发展的和平时期进行活动的，再加上第二国际所属各党忽视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就使它日益滋长和发展起来，特别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所属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加紧进行改良主义活动，在1896年7—8月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使社会民主党这个称呼所包含的内容发生了一次再变化：它虽然重申了“把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生产方式”的目标，但却把为夺取政权所应采取的措施归结为一系列有关普选权的要求。而随着伯恩施坦主义的出现，第二国际的右派和中派更把社会民主主义解释成一种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和平与合法的议会道路来使资本主义进化为社会主义的东西，把社会民主党变成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搞社会改良的党。

　　在1896年10月以后，伯恩施坦就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一系列文章，鼓吹修正主义观点。1899年，他又出版了把其修正主义观点全面系统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反对根据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来论证社会主义，并宣称，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取决于内在的经济必然性，给社会主义提供纯粹唯物主义的论证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使资本主义有了适应能力，经济危机已经可以防止甚至根本消除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不是趋于尖锐而是趋于缓和;随着技术和社会组织的发展，中间阶级的人数愈来愈多，社会关系的尖锐化没有按《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那样实现，资本主义的经济崩溃是不可能的;政治自由、民主、普选制已经使阶级斗争的基础日趋消灭，随着工人的数目和知识的增长，普选权可以成为使人民代表从人民的主人转变为人民的真正仆人的工具，而阶级专政则属于较低下的文化，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学说已经过时，在一百年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变革，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逼手段就能实现;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实践活动应当归结为创造条件去促成和保证现代社会制度在不发生痉挛性爆发的情况下，转变为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即通过改良使资本主义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与此相适应，社会民主党应当改变性质，成为一个力求以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的手段来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党。

　　伯恩施坦的这些主张虽遭到过党内的强烈批评和抵制，但也在党内外和国际工运中引起相当广泛的共鸣，法、德、英、意、比各国党内的不少领袖和工会领导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改良主义倾向。1910年前后，伯恩施坦主义更成为第二国际所属多数社会民主党的主导思想。

　　4. 社会民主党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社会改良主义的基本功能在于，和充当资本主义制度掘墓人的革命无产阶级相反，它主张成为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和护士。对此，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袖是直言不讳的，如在1975年5月25日，时任社会党国际主席的德国勃兰特和副主席瑞典帕尔梅，应社会党国际另一位副主席奥地利克赖斯基的邀请，去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交换意见的时候，克赖斯基援引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弗里茨·塔尔诺在1931年莱比锡党代表大会上把社会民主党说成是“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的讲话。他说：“这篇载入史册的讲话”，虽然遭到所有左派的激烈反对，但它因此也是“切中要害”的。帕尔梅则说：“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社会党人确实是同资本主义共同生存的”，“人们需要工业社会的基本设施，资本主义的现代危机同时也是工业社会的危机。这样，拯救工业社会就成了我们的任务”，他强调说“过时的废除资本主义的口号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现在不能简单地说什么我们要废除资本主义”。[2]

　　应当说，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其执政或参与执政的过程中也曾取得一些政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不仅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了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政策主张，而且在其执政实践中，确实为改善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做出过一些成绩，推动了人们的从公民权利到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发展，其中包括劳动、就医、养老、残疾人的福利、休闲、儿童的保护、家庭维持补助金、平等的教育机会、失业保险、社会保障等方面。据一些社会学家比较分析，和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右派政党政府相比，在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地方和时候，用于社会需要的国家拨款要多一些，社会保障的质量要好一些;二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还推进了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然而，由于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推行的终究是一条充当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和护士的路线，因而在把资本主义改变成为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就没有、也不可能取得什么成就。

　　二、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

　　1. 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道德需要、道德抗议，否认其历史必然性

　　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联系，而是一种道德价值，这种道德价值旨在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矛盾，实现人和人之间的超阶级团结。社会党国际在1951年的《法兰克福声明》的序言申明确宣称“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必然的”，之所以否认社会主义的实现的客观必然性，根源于社会民主党人把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同人的意志、活动绝对对立起来，并指责强调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反伦理倾向，因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确认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错误地等同于排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宿命论、等同于否定价值观念的“反伦理倾向”。

　　2. 以自由、公正、相助为基本价值，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

　　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到社会党国际的斯德哥尔摩原则声明，社会民主党人一直把自由、公正、相助奉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把民主社会主义说成是争取自由、社会公正和团结的国际运动，而在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平等、博爱这样一些价值概念，是反映资本主义买卖劳动力的商品交换关系的概念，因而独立的个人把不受约束的运动当作自己的自由，反而成为个人的完备的奴隶制和人性的直接对立物。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了关于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条件的理论，而着手唯物主义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在剥削制度的必然性时取得成就。

　　社会民主党人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制才能实现和完成，是以实行民主化为手段争取人类解放的运动，这是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局限和融解在资产阶级民主之中。然而，要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里实现社会主义，实际上却是不可能的，是在任意缩小工人社会主义的概念。

　　3. 以对经济的民主监督取代消灭私有制

　　在二战以后，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一项争取和捍卫自由和公正，又在自由和公正中接受检验的持久任务，而这个任务的实现，并不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时，他们就以对经济的民主监督去取代其战前纲领中规定的消灭私有制，强调不应把各种不同形式的公有制本身看成是目的，强调它本身并不是医治社会弊病的特效药。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党国际的代表大会宣言中，所有制问题已不再提及。

　　4. 用共同参与的经济民主来补充议会民主

　　社会民主党认为，与财产享有资格纯属形式上的改变(如废除私有制)相比较，经济中的决策权真正民主化才是真正重要的，因为这种经济民主关系到民主不只是作为一种国家政体，而且也作为包括职业生活在内的社会各领域的生活形式来加以贯彻实现的问题，关系到对议会民主作必要补充的问题，因为只有与共同参与制相结合的议会民主，才是解决民主机制发挥作用问题的最佳办法，因而经济民主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雇员参与企业高层决策和基层管理的举措，对于改善工人的处境、维护工人的眼前利益，对于改善劳资关系、缓和企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都有一定的意义。但由于西方国家都是在坚持私有制的前提下推行这种经济民主的，因而就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工人被剥削的雇佣地位，也不可能赋予劳资权利平等。它是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社会改良。

　　5. 普遍主张实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

　　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把实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认为应把它看作是确保全体公民积极参加为社会服务的项目的必要基础，是争取自决和自我实现的一个基本先决条件，表示决心消除贫困实现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保障人人都有权得到像样的收入。

　　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限扩大的趋势同有限消费之间的矛盾所规定的。这些制度的实行，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保证了劳动力的再生产，但却不是消灭剥削和贫困、导致社会普遍福利和阶级同化的“收入革命”，因为说到底，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基金，主要是把雇佣劳动者价值的一部分集中到国家的手中，然后由国家以福利的形式进行再分配，以满足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

　　6. 英国“第三条道路”的主张

　　英国的“第三条道路”是指英国工党领袖、首相布莱尔和其精神导师社会学家吉登斯所倡导的，主张在“老左派”即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右派”即新自由主义之间和之外走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实践，它出现的时代背景是在20世纪70—80年代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医治了西方经济“滞胀”现象的新自由主义，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美国以安然、世通为代表的企业丑闻的强烈冲击下，被证明其鼓吹的金融系统的完全自由化、完全解除管制、放松限制等政策是行不通的，它所鼓吹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宣告失败，形势的发展要求重新确立国家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去补充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但在资本主义发生了许多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再回到70年代以前那种国家干预已不可能，实践在呼唤一种新的经济模式，英国的“第三条道路”正是适应于这样的需要而产生的。它认为老左派的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过分强调国家干预的作用，新右派的新自由主义又太强调绝对自由市场，各有偏颇，必须扬长避短，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在调整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的关系中取得新的平衡。

　　英国的“第三条道路”以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自诩，宣称它热情致力于其社会公正和中左的政治目标，却以灵活创新和富有远见的方式来实现它们。其具体主张，一是在政治上打破左右两分法，抛弃阶级政治，追求跨阶级的支持，主张个人自由依赖于集体资源，认为好政府是自由发展和扩展的必要支持;二是在经济上创建新的混合经济，它不是在国有私有之间取得平衡，而是在管制和解除管制之间取得平衡;三是分解国家权力，把权力向下转移到地方和社区，向上交给跨国机构，政府不再以国家边界为活动范围，而把世界政府治理问题提上日程，同时要培养与平民社会中的组织进行积极合作的伙伴关系;四是建立世界主义的民族国家，在一个世界主义的世界中为民族国家寻找一个新的位置;五是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重点是使消极福利变为积极福利，使个人和其他机构同国家一样对福利的实现和创造作出贡献。

　　三、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评析

　　1. 从社会民主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再到社会民主主义，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

　　社会民主主义是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从建党时开始使用的思想体系名称，但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思想内容：最初它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体系，其特征是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巴黎公社以后到1896年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心广泛传播使得那些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的人也接受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使得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内容在这一时期交叉重叠起来;随着在19世纪末，第二国际的右派和中派跟着伯恩施坦把社会民主主义解释成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和平与合法的议会道路来使资本主义进化为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同共产主义的思想内容再度对立起来。

　　1951年社会党国际在其成立宣言《法兰克福声明》中把其思想体系的名称由社会民主主义颠倒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其目的在于凸显它是“民主”社会主义，以区别于共产党人的“专政”社会主义。然而，这也说明了在当时，虽然社会民主党人认为自己同共产党人之间，在是否能用民主、和平的方法去实现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极其尖锐的原则分歧，但大体上说来，两者在社会主义这个根本目标上还是基本一致的。

　　在1989—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又把其思想体系的名称再颠倒成社会民主主义，原因在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帮助促成东欧剧变以后，原指望自己在东欧会有巨大的发展，但实际上却只是鼓舞和助长了极右翼势力的发展，并使人们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招牌也提出了质疑，使他们在西欧也开始逐渐失势，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一词似乎把选民推向了保守派的怀抱，这使他们觉得，为了回避在苏东剧变中已被资产阶级妖魔化了的“社会主义”对自己的牵连，必须把民主社会主义再颠倒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这意味着同现实社会主义相比较，它并不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社会)“民主主义”。在苏东剧变以前，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实现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的最高形式;自由、民主和人权不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政治手段，而且是社会主义理想的根本实质;而在苏东剧变以后，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人又进而认为，不应再把新时代的社会主义视为制度、视为目标，从而要求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应把社会主义视为通过对现存社会的不断调整实现平等与互助的价值;不应再追求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而应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有效的进程;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存在局限、矛盾和不平衡的历史进程的不断改革。

　　所以，西方社会民主党人把自己思想体系的名称由社会民主主义颠倒成为民主社会主义，以后又再颠倒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表明他们离科学社会主义所说的社会主义越来越远。

　　2. 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活动有助于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却无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

　　在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民主党是一个社会改良主义政党，它们的社会改良主义活动，被证明有助于改善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有助于推进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但在另一方面，尽管他们把改良主义说成是改造社会的最重要工具，但在把资本主义改造成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却没有、也不可能取得什么成就。

　　对此，社会党国际也不得不予以承认。在1951年成立社会党国际时，与会各国社会民主党人被英国工党政府在二战后所实行的国有化政策和福利制度所取得的成就所迷惑，曾误以为他们的这种改良主义已经把英国的资本主义改变成为社会主义，因而在会议通过的《法兰克福声明》中说：“在某些国家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已经奠定，所以在那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的罪恶正在消逝，社会产生了新的活力”，“在社会主义力量强大的地方，都已经采取了重要步骤，以期创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然而，过了32年以后，当社会党国际重新审视它所面对的客观现实时，却不得不从根本上修改自己的说法，承认他们搞的局部改良，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在社会党国际十六大通过的《阿尔布费拉宣言》中说：“曾经有过资本主义已经得到改造的令人欣喜的幻觉，有过经济将无止境增长的田园诗……那时是将50、60年代的经验过分普遍化了，而今天则是一片混乱。”

　　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活动无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这也是为世界上具有各种意识形态色彩的有识之士所公认的：如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分子麦德维杰夫在英国出版的《列宁主义和西方社会主义》一书中认为虽然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对于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还是做了大量工作”，但“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过程中至今还没有取得什么成就”;日本学者冈崎三郎在《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一文中说，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政府“在推进产业和金融机关的国有化，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做出很多实际成绩，但同将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变成社会主义所有制、消灭阶级对立的目标相比，相差太远，英国、法国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前南斯拉夫理论家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一书中，分析改良主义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什么成就的原因在于“它使马克思主义认为绝对不应绝对化的实践绝对化了”，它“逐渐适应了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民主条件，而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即使已掌了权，也在很大程度上只在旧秩序范围内活动”;意大利的佩利卡尼教授说，虽然社会民主党“能使资本主义‘文明化’，并使建立在市场经济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不那么残酷无情和非人道”，但“社会民主党的战略肯定未给我们带来社会主义社会”。也正因为如此，在资产阶级的心目中，就正如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所说的，“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常常是同共产主义学说的吸引力进行斗争和为共产主义模式提供另一种民主选择的有效方法。”

　　3. 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

　　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地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不同态度和观点上面。

　　一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观点上，科学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又在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客观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之，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却由19世纪70—90年代的信奉马克思主义，变为19世纪90年代以后的在实践中抛弃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纲领上仍以马克思主义自诩，再变为在二战以后把世界观中立、指导思想多元化奉为自己的思想纲领。为此，它们时而把马克思主义同宗教原则等并列为自己的信仰基础，如1951年社会党国际的《法兰克福声明》说“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或其他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还是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时而把马克思主义从自己的纲领中完全排除出去，如1959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说“在欧洲植根于基督教的伦理学、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想宣布任何最后的真理”，只字未提马克思主义;时而又重新提到马克思主义，如德国社会民主党1986年党纲又说“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是人道主义哲学、基督教、马克思的历史和社会学说、工人运动的经验”，无论有些什么变易，其指导思想都不是马克思主义。他们之所以有时还要提到马克思主义，那是因为事情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早在1954年3月20日一期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在社会民主党那里，‘马克思主义’的作用要比党的宣言中对马克思的虚伪称赞所表现出来的小得多。实际上，那些虚伪的称赞与其说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或者对于这种理论的重视，倒不如说是由于害怕共产党人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中间成为马克思威信的唯一继承人。”

　　二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和观点上，科学社会主义根据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分析，从《共产党宣言》到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一再重申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科学社会主义又根据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的客观事实，从列宁开创的苏联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地强调社会主义要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反之，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却以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自居，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局限在资本主义的框框里，即使成了执政党、参政党，也仅限于为资产阶级管理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争取使之更加“文明化”、“人道化”而已。

　　三是在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和观点上，科学社会主义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亿万人民的实践与探索，不断深化着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如在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1992年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001年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2006年又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反之，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在还把社会主义当作目标时，就把它融解于和归结为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的资产阶级民主之中，如社会党国际18大的斯德哥尔摩《原则声明》说“民主和人权不仅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政治手段，而且是社会主义目的(建立民主的经济和民主的社会)的根本实质”;而在苏东剧变以后，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更不再把社会主义视为制度、目标，从而要求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把社会主义视为通过对现存资本主义的不断调整实现平等、互助的价值，对存在局限、矛盾和不平衡的历史进程的不断改革，从而把社会主义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选项中排除出去，而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无可取代，例如英国工党领袖、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就写道：“过去，社会民主主义总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现在，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的世界上，其取向又应当是什么呢?”其答案就是他所提出的被称作是“告别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3]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 北京：人民出版社，(1)：631-632.

　　[2]勃兰特、克赖斯基、帕尔梅. 社会民主与未来[M]. 重庆出版社1990，115、113-114.

　　[3]吉登斯. 第三条道路[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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