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生产方式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马克思毕生的理论追求。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剖析，同时构成了马克思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线索和立足点。在此基础上，五大社会形态和三大社会形态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对于当下社会形态的历史形成及其未来走向的说明；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到实际从属，以及资本原始积累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直接形成过程；尽管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第一个经济的社会形态反映了马克思曾经的历史知识局限，但其后对古代社会的分析以及东方社会道路的说明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拓展和深化。这种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是科学性和批判性的统一，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罗森塔尔曾提到，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辩证的历史主义原则依赖于唯物主义历史观。要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生、发展和灭亡做出符合历史运动的辩证解释，必须首先正确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结构和阶级结构，只有认清了社会机体内部的生理结构，才能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历史，理解历史上所发生的社会进化过程，因而才能为真正的历史主义提供坚实的基础。[1]69回顾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将不难发现：上述观点为我们准确理解“社会形态”的争论、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与“原始积累”、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社会道路等事关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重大问题，提供了清晰的方法论线索。我们也期待着这一探讨能为当今全球化资本主义条件下中国现实的科学把握，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牢固树立，提供理论支撑。

一、“五大社会形态”还是“三大社会形态”?

必须承认，在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中，并没有用多大的篇幅来专门讨论人类社会历史的具体发展，更多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分析过程中以插叙的形式表明了自己对于人类历史发展总体趋势的理解。这也就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出现的人类历史发展是“五大社会形态”还是“三大社会形态”的争论留下了不同的文本依据。应当说，无论是“五大社会形态”说也好，还是“三大社会形态”说也罢，都有自身存在的理论价值。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马克思具体说了什么，而是他为什么这么说，及其不同说法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理论承诺。就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把握而言，生产方式概念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为解决上述争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理论坐标。

虽然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就已经开始专门的政治—历史研究，但这种历史更多是在与法国大革命相关的政治史含义上进行的。这一点从他做出的“财产制度(所有制形式)决定国家形式”的结论中便可见一斑。以之为基础，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提出了古代社会、中世纪、现代和未来民主制的历史分期。在这一阶段研究的总结性也是超越性(在转向无产阶级立场的意义上)文献《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意识到了德国和英法两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差异，但他仍然把一个“市民社会形成的非市民社会的阶级”的出现看作是“世界历史”意义上的人类解放的唯一可能。

经过《巴黎笔记》和《布鲁塞尔笔记》的经济学研究，马克思开始接触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资料，这为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以“历史哲学”的方式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和趋势做出判断奠定了基础。在“生产方式”概念的理论视野中，以分工和所有制形式为线索，马克思区分了人类历史发展中已经走过的四种所有制形式，前三种分别是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现代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所有制形式是第四种所有制形式，也是分工和所有制发展的顶点。

正如既有的文本研究已经揭示的那样，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所有制形式的分析，在写作上要先于前三种所有制形式的分析，并且按照分工的发展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商业、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划分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仍然得到了保留，只不过是在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分析，即劳动对资本从形式到实际从属的分析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说明。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相类似，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区分为古代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社会：

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2]345

这里之所以不谈“部落所有制”，是因为“在这个阶段，分工还很不发达，仅限于家庭中现有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因此，社会结构只限于家庭的扩大”[3]13。而上述三种所有制形式或者说社会都是在私有制发展的意义上出现的。学界普遍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四种所有制形式加上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后来1859年《序言》中提出的五大社会形态的理论雏形。这种观点的确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但是在这种观点背后，有两个重要的理论环节需要我们特别注意，这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和经济的社会形态两个概念的存在。且让我们先看一下马克思本人的表述：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4]413

这里仍然没有出现与“部落所有制”相对应的阶段，而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的三种社会前面加上了一个新的范畴“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且将这四个阶段都界定为“生产方式”和“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就提示我们：首先，1859年《序言》中提出的四种生产方式只是“经济的社会形态”下的二级划分，能否与作为对对抗性生产方式超越的共产主义并列起来，成为所谓的“五大社会形态”需要进一步考量；再者，亚细亚生产方式进入到这一序列之中，一方面是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是与“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一特定范畴的界定相关。

结合《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原初意义上的地理范畴却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被转化为土地私有制形成，即直接的共同所有制或共同体解体的第一个阶段。同时，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构成了经济的社会形态，进一步说就是典型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形成的开端。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一章《商品》的一处脚注中这样写道：

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有制形式，就会证明，从原始的公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4]426

因此，无论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析的四种所有制形式，还是《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提到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抑或《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讨论的四种生产方式，都是在追溯当下社会形态历史形成的意义上得以展开的。只不过，这种社会形态的分析虽然都是以生产方式为基础，但在马克思的理论探索中也发生了相应的推进，这就是不同分期的直接标准的转变：从“分工和所有制形式”到“社会生产关系”再到“生产方式”。相应的是对人类社会当下存在的深刻指认：从“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到“社会”再到“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上述历史分期的思想并不能直接同共产主义或者原始社会并列起来，作为贯穿人类历史发展全程的把握。至多只能说，这些分期构成了当下作为历史发展顶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展开。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分期构成的历史与共产主义相对形成了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

可以作为例证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所有制形式的分析之外还保留了另外两种历史区分，这就是共同体和市民社会的区分，以及四种所有制形式共同特征的“自发结合时期”同共产主义的“自觉联合时期”的差别。共产主义完全不同于前两者，扬弃了“共同体”和“社会”之间存在的差别。就现代市民社会之前存在的共同体而言，马克思常常是与“虚假的”这样的修饰语在一起。这就表明共同体本身只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形成过程中，人们之间结成的一种特定的组织关系，并且是一种随着私有财产的发展而被逐渐摆脱了的形式。这种划分，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形成了著名的“三大社会形态”分析。马克思说：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5]107～108

对照上面提到过的“五大社会形态”，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之间的边界相对明晰，主要指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差别。但是从第一个阶段向第二个阶段的过渡，它们之间的分野却并不那么泾渭分明。这一点在《资本论》第三卷的相关论述中也得到了证明：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发展的前两个人类主体尚没有摆脱物役性的社会形态统一确定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必然王国”，而将人类获得最终解放的全面自由发展时期称为“自由王国”。

这一方面同马克思在此前的“部落所有制”和此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分析中展现出来的理论模糊相关。实际上，直到19世纪70年代之前，“原始社会”的研究都带有很大的推断性质，只是以摩尔根古代社会为代表的人类学研究才为这一分析提供了充分的经验资料。另一方面，马克思视野中的原始社会，并不是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而就是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形成和结构剖析的。因此，第一大社会形态和第二大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共同体和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没有也无法将这二者之间的界限绝对化，只是在第二大社会形态在人的依赖关系没落中得到发展的意义上加以讨论的。这也是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对“三大社会形态”进行新的说明的原因。在这里，三大社会形态被界定为：“原生的社会形态—次生的社会形态—再生的社会形态”，其中，“亚细亚生产方式”也被看作是从第一大社会形态向第二大社会形态的过渡：

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6]450

二、“本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原始”积累

由此可见，无论是“四种经济的社会形态”还是“三大社会形态”，都是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高点上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回顾及其未来趋势的展望。因此，这种历史理解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来说是一种外部的延伸，是透过这种特定的生产方式来把握人类历史发展总体进程的理论尝试。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还提供了另外一种更为具体的历史理解，即资本主义生产自身形成发展的历史。如果说前一种历史理解主要表现为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得以成立的基本要素追溯历史的起源和走向，那么这种历史理解则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分析直接结合在一起。

在《资本论》的逻辑布局中，我们既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上升，也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展开的历史运动。这一点在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中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证明：从商品经过货币再到资本的演变既是一种逻辑上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过程，也是人类社会历史从简单商品经济到发达的市场经济进而形成资本统治的历史过程。这一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不仅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绽放提供了有效的路径，而且也成功地勾勒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野中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真实进程。然而，如果说这种理解仍然潜在地隐含在理论逻辑的布展之中，或者说是以逻辑串起了历史的话，马克思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原始积累的分析中则包含着直接的历史分析，或者说，历史的进展本身即构成了逻辑的演进。

在马克思看来，相对剩余价值是资本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另一种方式，即“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相对剩余价值”[7]366。有关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分析，马克思是通过“考察相对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的生产方法”来实现的。简单说来，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构成了这些不同的生产方式。尽管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马克思就从分工的发展出发追溯了商业、工场手工业再到大工业的发展。但这种观点在直接的理论说明中还依赖于分工和所有制的分析，并且对于资本在这种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仍限于一种抽象的评说，或者说将其本质等同于它现象层面上的表现——货币。

在大工业和竞争中，各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制约性、一切片面性都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货币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偶然的东西。因此，货币就是产生下述现象的根源：迄今为止的一切交往都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个人的交往，而不是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3]71

反观《资本论》中有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分析，上述三个阶段在一个新的理论平台上重新得到了说明。这个平台就是劳动对资本从形式从属到实际从属的转变，或者说就是“本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

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劳动和从前的劳动使用方式之间的差别，与单个资本家所使用的资本量的增长即资本家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长，是以相同的程度进展的。只有具备一定的最低限量的资本，资本家本人才不再是工人，才能只从事劳动过程的指挥工作和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交易工作。只有在一定量资本直接掌握了生产的地方……才能发生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即本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8]87

具体说来，这样一个过程是由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三个阶段组成的。首先是协作，马克思说：

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人数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7]374这个起点是和资本本身的存在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这种社会形式表现为资本通过提高劳动过程的生产力来更有利地剥削劳动过程的一种方法。[7]389

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工场手工业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态。[7]390工场手工业分工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它在当时的基础上只能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中发展起来，——只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即靠牺牲工人来加强资本自行增殖的一种特殊方法。[7]422

在工场手工业的分析中，马克思专门提到了在这一阶段上所发生的一种新的分工：社会内部的分工。这一过程不仅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的客观历史背景和理论逻辑土壤，而且内在地包含着机器和大工业的发展。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它只是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把社会分工一般看成是用同量劳动生产更多商品，从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资本积累的手段。[7]422工场手工业最完善的产物之一，是生产劳动工具本身特别是生产当时已经采用的复杂的机械装置的工场。……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这一产物，又生产出机器。机器使手工业的活动不再成为社会生产的支配原则。因此，一方面，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职能的技术基础被消除了；另一方面，这个原则加于资本统治身上的限制也消除了。[7]426

在机器和大工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了自身的全面展开。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完成了对劳动的实际上的统治，进而实现了对于整个社会生产过程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相信：机器大工业不仅是“本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是“完成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机器大工业中，资本不仅实现了对财富生产的有效控制，还成功地把自身物化、自然化。基于机器和大工业生产的特殊性，劳动工具的变革成为了生产方式变革的起点。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不同于协作和工场手工业的新变化，就是机器价值向产品的转移。这是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却成为掩盖资本剥削本质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机器似乎成了“永动机”，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新的财富。此外，机器大工业还造成了工人范围的扩大、劳动强度的增加、工人被排挤出生产过程、旧的家庭社会社会制度被改造以及农业被卷入工业生产中等一系列效应。

总的说来，从“协作”到“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和大工业”的发展作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形式变革还是在“本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展开的意义上得到考察的。这一点也在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的关系中得到了证明：相对剩余价值虽然是劳动对资本从属的形式转变，这种从属本身是一种既成的事实，换句话说，就是以绝对剩余价值的存在为前提。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提到的那样：

我们已经知道，货币怎样转化为资本，资本怎样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怎样产生更多的资本。但是，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整个运动好像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7]820

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存在的前提是由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一“前史”完成的。

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占有者必须互相对立和发生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他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7]821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7]822

这样在直接的历史经验材料面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自然规律”便显得弱不禁风了。马克思在《所谓原始积累》章的最后写道：

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么，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7]870～871

结合上述分析，回顾西方学者关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争论，以及英美学界对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部分的关注，我们可以发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除了基于生产方式的分析，提供了一种对于人类历史全程的说明外，还立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形成了一种有关资本主义产生、发展进程的特定历史分析。前者是以“经济的社会形态”和“三大社会形态”分析的结合为特征的；后者则直接依托有关“资本原始积累”和劳动对资本从形式从属到实际从属的转变，即“本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分析。

也正是在这一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形成过程的特定分析中，马克思最终超越了直接存在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并以变形的方式存在于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资本主义“第二自然”，从而提供了一种立足当下、回顾过去、面向未来的真正的“历史性”概念。套用今天流行的哲学术语就是，正是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批判性分析中，才真正获得了一种超越“物化”的、革命的历史时间意识，超越并克服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幻象。

三、“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东方社会道路”

在讨论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理论视域中的人类历史发展全程问题时，必然涉及所谓原始社会和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基于生产方式概念，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构成了马克思晚年研究的主要内容。如前所述，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所做的种种分析，都是围绕着更深入地探索当下社会形态的本质这个目标而进行的，以期通过分析历史来为研究当下提供借鉴。然而，囿于当时人类历史研究的水平和《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理论框架，针对前资本主义生产的理解并没有获得完全的展开。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拓展，以及人类学研究中相关成果的陆续出现，马克思才在晚年笔记和书信中提供了有关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更多论述：首先是“古代社会历史笔记”中关于原始社会和私有制形成的分析；再是有关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之可能性的判断；最后，是“历史学笔记”中着眼于资本主义形成对欧洲历史发展进行的研究。

总体而言，对“古代社会历史笔记”的研究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为他更深入地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私有财产的出现)积累了新的丰厚的理论材料。首先是原始社会的发现。可以说，在马克思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理论域中，原始社会始终是一个带有推测性质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事实上，即便是在写作《资本论》及其手稿时，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史前社会的了解也是相当有限的，这种情况直至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才有所改观，一大批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在那个时期陆续出现，马克思恩格斯从而才得以真正接触到比“亚细亚生产方式”更早的人类社会组织形式，即原始共同体。从另一个角度看，在这次研究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中的逻辑范畴所做的一些历史分析，也对他更科学地批判资本主义并实现对之的超越具有重要意义。在有关“古代社会历史笔记”的研究中，马克思恩格斯自始至终都非常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

在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研究中，马克思认为氏族社会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发展过程中，私有制的产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随着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随着劳动工具的日益改进，剩余产品得以出现，占有性的继承也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家畜和土地耕种的结合导致了单个家庭的产生，也使私有制度得以相应地固定下来。更进一步，财产产生了人类的奴隶制作为生产财产的工具。[9]377在为时较短的文明时期中在很大程度上统治着社会的财产因素，给人们带来了专制政体、帝国主义、君主制、特权阶级，最后，带来了代议制的民主制。[9]558

基于最新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对私有制的起源和发展的分析，对于深化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具有重要价值。在马克思早年转向到市民社会内部寻求“苦恼的疑问”的解决之初，私有财产就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更是尝试以异化劳动来说明私有财产的产生。虽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是在关于生产分析的科学理论平台之上来理解资本主义的了，但是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特定范畴，私有制及其在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中的影响，特别是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仍然是马克思恩格斯着力研究的对象。囿于19世纪中叶的历史认知水平，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上述广义的资本主义形成的过程中，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提出有关私有制产生之前及其形成过程的科学说明。而“古代社会史笔记”中的相关内容，就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

除了古代社会的“发现”外，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也构成了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的重要一块。自19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形态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形成了某种对抗，就在这一系列对抗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东方社会形态进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视野。前文已经提到，在《资本论》手稿，特别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作为空间存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都被马克思看作是经济社会形态演进的最初阶段，即从土地的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化的第一个阶段。相较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阶段所进行的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进一步研究具有了全新的理论意义。

首先，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历史认知水平，在马克思以往的分析中，或多或少总是带有欧洲中心论的色彩。在晚年阶段的研究中，马克思实现了自身研究视界的转化，同时也收获了关于人类社会之多样性的分析。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的必然性仅限于西欧，一般性的历史哲学并不总是具有理论和现实上的合法性，对每一个民族或地区文化社会的历史发展，都应当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明确指出：

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6]130

其次，马克思还对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及其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做出了说明，即俄国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特设说明：如果俄国革命能够爆发，并能够引发成功的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话，那么，俄国农村公社就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曾指出：

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6]326

这是因为：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其时的欧美各国正在遭遇到的各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被消灭；另一方面，无论是与原始公社相比，还是结合俄国特殊的社会和自然环境来看，俄国农村公社本身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虽然俄国公社正在消亡并正在向私有制转化，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处于同科学、同人民群众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展开斗争的境地”[6]432的历史条件下，一旦这种当下同它并存的制度因“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宣告结束，那么俄国农村公社就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从中获得它进行集体劳动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

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剖析的理论平台上，如果我们说马克思晚年关于“古代社会史笔记”的研究和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分析所讨论的是前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和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广泛布展的条件下革命的可能性问题，那么，作为马克思的最后一部手稿，“历史学笔记”则可以被视为是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扩展了的历史过程的研究。虽然根据马克思自己的界定，资本主义社会是16世纪以来才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对于私有制确立后，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再到资本主义起源的过程的探讨，具有其自身特定的理论价值。也就是说，“历史学笔记”的产生，不仅仅是马克思研究兴趣的转移，事实上，对于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形态的进一步分析，同时也是为了说明欧洲资本主义的直接前史。

四、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整体上把“古代社会史笔记”、“历史学笔记”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历史分析结合起来并加以定位：它们是一种以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旨归的，针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拓展性研究。这种站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高度上，从生产方式出发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将生产理解为历史发展的一般基础的思考路径，与历史研究中的具体实证分析并不冲突。当然，马克思对古代社会史、东方社会的发展、欧洲奴隶制和封建制历史的研究则离不开科学基础上的具体实证分析。然而，如果说对氏族公社、奴隶制、封建制等社会形态的具体分析本身是一颗颗璀璨的珍珠，那么生产方式概念则是将这些珍珠串起来的一根红线，特别是对于历史的变迁和社会形态的转化而言，从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出发展开研究的思路是惟一能够能够提供科学说明的正确路径。

同时不能忽视的是，这条思路在其本质上又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本质的揭示内在关联。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为基础的、在自身思想探索历程中所形成的不同层面上的历史理解，具有自身独特的理论生命力。时至今日，这一将科学性和批判性内在结合起来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这样一种历史观从根本上不同于19世纪中叶以来逐渐形成并泛滥的线性进步史观。后者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得胜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辉格史观”，在线性发展的历史理解中实际上抹杀了人类社会彻底变革的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说，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内部一度出现的经济决定论观点扮演了这种观念“隐形同谋”的角色。回顾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及其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历程，有助于我们形成对于历史的真正科学理解，自觉摒弃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陷阱，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激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批判维度。

其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仅能够经受住20世纪以来西方学界一度流行的历史相对主义的无端指责，而且这种历史理解本身就是这样一种历史相对主义的解毒剂。受人类学发展(莫斯等)、结构主义兴起(巴特等)和科学哲学演进(库恩等)的影响，以萨林斯和鲍德里亚为代表，部分西方学者在反思“线性进化论”的同时，意图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价值。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科学立场上，这样一些观点不过是一种前现代“浪漫主义”的漫画式完成，并不足以真正指明人类发展的未来方向。

最后，科学理解并捍卫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有助于澄清上述理论误解，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可以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和征程中，总是无法回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等问题的纠缠。国际国内理论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道路的质疑和非议，也往往是从这些问题出发的。对于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批判方法的说明，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阐述，有助于我们科学回应这些疑问和挑战，在今天全球化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语境中，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中国社会历史的现实给出科学的说明。简单说来，一方面正视资本主义发展所创造的巨大物质生产力，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出发点；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发展及其转型中，科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及其所面对的机遇和挑战。这也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10]的要求和启示。

参考文献：

[1]罗森塔尔.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作者简介：周嘉昕(1982- )，男，山东潍坊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江苏 南京 21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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