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平是辅佐邓小平还是陷害邓小平？

——《当前中国面临的信息舆论战》系列之一

钟晟 深海智库研究员

2012年2月21日

目录

一、苏联解体与邓小平南方谈话：历史的终结？

二、信息舆论战的失败，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

1、苏联解体的根本性原因和直接原因

2、八十年代：美国瓦解苏联的攻坚阶段

3、美国如何影响他国政权

4、美国对苏联持之以恒的信息舆论战

5、西方信息舆论战的三个特点

三、对华信息舆论战的关键点：看皇甫平如何将邓小平理论曲解成新自由主义理论

1、瞒天过海的故招数：去意识形态化，对“姓资姓社”问题的百般抵赖

2、移花接木的老伎俩：歪曲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将改革引入新自由主义道路

3、指鹿为马的旧阴谋：将主要防“左”曲解为主要防邓小平理论

四、结语：皇甫平陷害邓小平，中国改革面临生死关

一、苏联解体与邓小平南方谈话：历史的终结？

2012年2月21日是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20年前，就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两个月前，即1991年12月26日，苏联正式解体：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这是20年前所发生的、决定21世纪人类历史命运的两件大事。

可以说，谁控制了人们的历史记忆，谁就能控制了未来。但是20多年来，国内外的新自由主义势力都把这两个事件看做共产主义彻底失败和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标志。在这些问题上，真正的共产党人无法沉默。

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不是因为内部经济危机、也不是因为外国的武力威胁，她在很大程度上是亡于美国的信息舆论战。

最近几年以来，尤其是在今年2012年，西方势力显然加紧了对华信息舆论战的力度。通过对比分析苏联在信息舆论战中解体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前某些媒体甚至某些官方媒体在涉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改革开放重大问题上所发布的舆论，已经透露出十分明显的西方对华信息舆论战的痕迹。可以说，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和解体前的苏联一样严峻。

本文将结合苏联解体的教训，以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皇甫平）所近期所发表的文本为分析案例，粗略探析当前西方对华信息舆论战的新特点。

二、信息舆论战的失败，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

1、苏联解体的根本性原因和直接原因

苏联解体，当然是一系列内部、外部综合因素相互作用演化的结果。其中比较根本性的原因有：

第一、苏联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在对外政策上发生重大失误。比如赫鲁晓夫在与美国缓和关系的同时，却用霸权主义手腕对付中国，由此中苏关系迅速恶化长达二十年，期间两国甚至在边境陈兵百万、兵戎相见，发生严重军事冲突。列宁、斯大林制定的联合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和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略被彻底破坏。正是在赫鲁晓夫妖魔化斯大林和中苏关系恶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陷入大分裂、大混乱，列宁斯大林时代长达几十年的勃勃生机的态势一去不复返，美帝外部压力客观上得到根本性地减轻。二战后，美国对苏联冷战分三个阶段，从1945—1958年是美国的战略防御阶段，1958—1980年是战略相持阶段，1980—1991年是美国的战略反攻阶段。中苏关系恶化，是美国转守为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第二、斯大林去世后，苏共官员逐渐加速蜕化变质，越来越多的干部开始丧失共产主义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列宁和斯大林时代，苏联分别建成了针对高层官员的自下而上及自上而下的严密的监督体制，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政策，但是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这所有的一切都在实质上被“改革”扫除干净了。这是苏联后期内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危机的根源之所在。

然而，作为苏联冷战主要对手的美国，其实在内政外交等方面的失误和问题的严重性丝毫不亚于苏联，比如美国在朝鲜战争及越南战争的失败、美国国内两极分化从未在根本上解决、六七十年代美国内部反资本主义体制运动走向高潮等等。

然而，冷战的结局却是苏联解体，最终美国战胜了苏联。造成这一结局的直接原因是：冷战后期（确切地说是自八十年代开始），苏联在应对文化战、信息舆论战方面的重大失误。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美国、苏联在七十年代各自都有一些根本性、结构性的危机，但是长期以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文化渗透、信息舆论战方面的工作远远领先于苏联克格勃。因此自80年代中期开始，一批深受美国影响的政治代理人（如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迅速进入苏共高层，整个苏联的意识形态开始发生系统性的紊乱。可以说，苏联在敌人一系列的军事干涉和武力威胁下发展壮大，却最终被敌人的信息舆论战所摧毁。

2、八十年代：美国瓦解苏联的攻坚阶段

八十年代，是苏联的一个转折年代。苏联克格勃资深局长、顾问维·什罗宁在以亲身经历的事件、亲眼所见的情景、亲手处理的情报写成的著作中披露，进入八十年代，美国已经加快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进程，肢解苏联的活动从战略上看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

“正是里根总统于1982年在英国议会的演讲中，仿佛窥觑那位于1946年在其有名的富尔顿演讲中实质上宣布‘冷战’开始的丘吉尔的桂冠，宣布全世界反共的‘十字军东征’。他在演讲中主张，西方有权干涉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其目的是改变那里存在的社会制度。”“里根所阐述的纲领不久获得了具体的组织形式。在美国其各指挥部以专门的‘部际小组’和‘总规划小组’的样式开始活动，这些小组都有国务卿和五角大楼的头目以及中央情报局局长参加。”[1]

从那时开始，美国反共反苏活动进入了新阶段。在此之前，美国反共反苏活动的领导者处于完全秘密状态，连政权机构都无法知晓究竟是谁，而现在正式由总统来担任：“里根签署的秘密总统75号训令，它规定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内政的干涉以破坏它们的制度。同时主要赌注押在建立和集合‘内部反对派力量’，它们应在外来的支持下争取政权并使自己的国家在政治上转向西方。”[2]

当时，美国为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所直接耗用的资金规模是庞大的：

“这一纲领特别规定为最近2年拨款8500万美元用于在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坚持社会主义定向的国家中培养未来的领导骨干和建立亲西方政党和工会。用于建立‘民族的和国际的工人运动’拨款1780万美元，而用于出版和发行批驳‘马克思主义辩证哲学’文献拨出约550万美元。”[3]

3、美国如何影响他国政权

其实当时的克格勃已经了解了中情局的最大秘密：用所谓“深层掩护计划”，影响他国国家政权机构：

“70年代末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反侦察人员们得以解开美国中央情报局最大的秘密，它在于这个部门制定，仔细准备并在80年代着手实施所谓深层掩护的专门计划。根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材料已知，该项计划的作者是中央情报局的前副局长比谢尔，他还制定了‘双重谍报网’的观念。根据这一观念推测，中情局将把在美国境外工作的外国人中最有价值和可靠的间谍用于侦察目的。”[4]

所谓“双重谍报网”是指在美国境外，比如在苏联和中国，美国中情局为执行“微妙性”任务建立“秘密谍报网”，这些秘密间谍在苏联和中国都有正式的身份，他们经过训练已经达到中情局骨干侦查员的水平，但是他们并没有正式进入中情局的编制。而居于“秘密谍报网”及中情局骨干之间的，是在美国公民中招收的谍报员，他们大多在“私人或合资商行和公司工作。”与大的公司相比，中情局更乐意利用工业联合会、合资公司、商会、咨询委员会、承包单位、中介公司、或者有侦查员参股的假冒的私人公司。——所以，对中国和其他国家来说，《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中的珀金斯并非真正的经济杀手，他仅仅负责某些外围工作，相当于处于中间地位的协调员。真正的经济杀手潜伏在中国的著名学者、智囊、官员当中。

这个“秘密谍报网”及深层掩护小组的侦查员们的任务是搞什么呢？什罗宁根据克格勃所掌握的文件材料指出，其中一个重要职能是渗透他国政权：

“给小组规定的任务是满足侦察届向主导的国家机关、政治领袖周围、代表及其他机构和组织进行谍报渗透的需要。即说得是‘培养’自己的影响谍报员，使他们向权力机构推进。

影响别国总统，影响其国家机构？难道这种事有可能吗？按照美国专家的断言，这不但可能，而且更有甚者，这是保障全国安全政策最便宜和最有效的方法。对总统可能用三种途径去影响。第一，直接通过高级会晤。第二，通过他的班子，要往里面打入影响谍报员。第三，间接地，在大众传媒中组织宣传运动，赞扬总统那些对美国有利的行动。”[5]

4、美国对苏联持之以恒的信息舆论战

显而易见，美国能够在八十年代成功地深度渗透苏共政权的核心，这是它长达几十年对苏联持之以恒地和平演变的结果。什罗宁将军在书中披露了一段美中情局奠基人、第一任领导人艾伦·杜勒斯于40年代末期签署的训示，这些内容与今天广为人知的《十条诫令》完全一致：

“在那里(苏联)制造了混乱以后，我们不知不觉地把他们的价值偷换成虚假的并迫使他们相信这些价值。怎样做呢？我们找到自己的志同道合者……我们在俄国找到同盟者和助手。将一个情节接着一个情节地导演世界上最不驯服人民的灭亡、其自我意识最后的、不可逆转的熄灭，按其规模来说是最雄伟的悲剧……

我们将千方百计地支持和发动所谓的艺术家们，他们将培植对色情、暴力、虐淫、叛卖，总之，对任何不道德行为的崇拜。在国家治理中，我们将造成混乱和不可收拾的局面……

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促进官员们、受贿者们地胡作非为，无原则性、官僚主义和因循拖延将被树为善行……

诚实和正派将被嘲笑并变成过去的残余。蛮横无礼、卑鄙下流，谎言和欺骗，凶杀和吸毒，相互之间动物般的恐惧和无耻、叛卖，各民族的民族主义和敌对，首先是对俄罗斯民族的敌对和仇恨--所有这一切我们都将巧妙地和不知不觉地培植，所有这一切都将盛开双瓣的花朵……”[6]

而什罗宁认为，当杜勒斯阐述自己的纲领时，他所依据的是“政府级批准的具体研制的成果和秘密训示。”为了集中地有效地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美国专家们设想，“首先必须打破苏联人头脑中的所谓‘列宁综合体系’。”[7] 什罗宁介绍，中情局之前曾慷慨拨款过一系列专门研究方案，如在慕尼黑实施的“加尔瓦尔德方案”：一些最好的苏联学家对来自苏联的新移民进行了细致的心理分析，正是通过这些研究成果，美国人锁定了“列宁综合体系”。

什罗宁认为，这个方案是西方和东方心理战的出发点。其要点有：

（1）、加尔瓦尔德方案的最低纲领是妖魔化苏联的奠基人和立国理论。“最低纲领在于向新的几代人灌输对列宁主义的怀疑，认为列宁主义简直是‘历史的错误’，人类一部分暂时的、不正常的和不牢固的社会现象。灌输说早晚要把它结束(“苏联是罪恶帝国”!)”。

“(反列宁题材)在80年代的俄罗斯几乎获得了国家地位，这时许多大众传媒开始鼓励破坏十月革命领袖(列宁的)纪念碑，销毁他的全集。反列宁题材充斥了报刊、无线电广播、电视和电影。新闻、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形形色色‘热心者’怀着受虐的满意心情去推翻自己以前崇拜的偶像(列宁)。”[8]“根据艾伦·杜勒斯的企图，关于‘德国黄金’、‘铅封的’德国车厢和‘雇佣间谍’这些早就知道的假造谎言竟然成了‘禁果’，它对许多人的耳朵感到好听。”[9]

（2）、加尔瓦尔德方案的最高纲领“包括更广泛的目标”，用所谓普世价值消解、代替爱国主义。“它提出的任务是破坏对祖国之爱。它渴望用所谓‘普遍人类价值’代替爱国主义。”[10]

什罗宁进一步指出加尔瓦尔德方案是如何在苏联进行的。西方最初的一个动作是尽一切可能给苏联人民“强加了所谓非意识形态化的口号”。“从第一位的国家人士、为数众多的顾问、政治学家的声明到无线电广播室里的目的明确的节目，都投人了‘非意识形态化运动’，赞同它，在物质上支持和促进它。”什罗宁指出，非意识形态化运动的后果十分严重：“非意识形态化有步骤地使党的工作，尤其是国家机关、军队分队的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造成混乱。”什罗宁还指出，非意识形态化运动“其中心是不断寻找以党伐、机关工作者和‘保守主义者’为代表的敌人……”[11]

在苏联解体后再来观察当年的所谓“非意识形态化运动”，其本质是清晰的，正如什罗宁后来所准确地总结的：“实际上任何非意识形态化也没有，而是在这一口号之下发生了将一种意识形态换成另一种——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换成资本主义的。”

什罗宁进一步指出，这种现象是苏联所谓“改革”的最有代表性的特点之一，其背后站着外国特工部门：

“这一般是改革最有代表性的特点之一——歪曲术语和概念，露骨的蛊惑人心用于掩护对一个一大国的破坏。对我来说不构成秘密的是，这个借助大众传媒所造成的蛊惑活动的烟幕是外国特工部门的秘密方法之一。”[12]

5、西方信息舆论战的三个特点

以上这些内容，是克格勃资深顾问根据他亲手处理的情报，对美国对苏开展的文化战、心理战、信息舆论战情况的简单介绍。首先，这是铁一般的历史事实。其次，这些情况对当前中国有极大的警示意义。可以说，美国对苏联所采取的分化、肢解、和平演变的策略跟对中国所采取的策略具有相当大程度的相似。

总结美国对苏联和平演变的本质，可以归结为利用一切力量和资源扶植“苏共内部的政治反对派”。而这些反对派在意识形态方面活动的特点有三个：

第一是瞒天过海，用“非意识形态化”模糊掉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

第二是移花接木，本来改革的实质应该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而他们却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改变、破坏、颠覆，将社会主义改变成资本主义。

第三是指鹿为马，将真正的社会主义领袖或者社会主义改革派妖魔化为“保守主义者”而进行否定和攻击，甚至不惜造谣。

三、对华信息舆论战的关键点：看皇甫平如何将邓小平理论曲解成新自由主义理论

西方对华信息舆论战与对苏信息舆论战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毫无疑问，“加尔瓦尔德方案”也在中国实施了。只不过，在苏联，美国集中打击的是“列宁综合系统”，集中妖魔化的是列宁和斯大林，而在中国，美国集中打击的是“毛泽东综合系统”，集中妖魔化的是毛泽东。熟悉当前中国社会舆论的人，对此恐怕深有感触，这里不再一一举例。值得提出的是，除了非法地下书籍（如所谓的私人医生回忆录）、境外书籍报刊网站外，中国境内的互联网是一个重要的传播平台。值得警惕的是中国某些官方报刊、网站也曾大规模参与其中，比如，关于毛泽东亿万稿费的谣言，便是以境外反华反共媒体为制造源，以境内官方报刊网站为主要途径传播的：除了广东官方媒体《南方都市报》刊登一个专题极力渲染外[13]，中央网站新华网也曾传播该谣言[14]，并且直到今日，该谣言仍然在被广泛刊登、传播。

可以说，自苏联解体后，美国信息舆论战的主要矛头就已经指向中国，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所谓私人医生回忆录及一系列妖魔化毛泽东谣言的出现就是其典型标志。也正是在苏联解体后，美国显著地加强了对台独、藏独、疆独的支持力度。从1991年4月开始，老布什总统首开美国总统会见达赖的先河，四任总统，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不管是左是右是哪个党派，无一例外都连续不断地会见达赖，其中老布什会见达赖一次，克林顿会见五次，小布什为三次，奥巴马截至目前为两次。[15]而也正是在苏联解体后，在美国的扶植下，“东突”势力也迅速膨胀，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副总统戈尔等政要曾多次秘密会见新疆民族分裂分子，美中央情报局指定专门机构的人员负责培训新疆民族分裂分子。克林顿甚至在公开场合与“东突民族代表大会”执委会主席会面。[16]

为了从根本上影响中国改革，影响中国政局，除了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毛时代、边缘化毛泽东思想外，西方对华信息舆论战的另一个战略要点是曲解邓小平理论。其最典型的招数是，打着拥护改革开放的招牌，用新自由主义理念替换邓小平理论的实质，进而试图在中国彻底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路线，让苏联解体及俄罗斯私有化悲剧在中国重演。在当前的中国，有相当多的学者、媒体采用这个手段。这里以自称“辅佐小平”的皇甫平（周瑞金）近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作为案例进行文本分析。

1、瞒天过海的故招数：去意识形态化，对“姓资姓社”问题的百般抵赖

苏联克格勃资深局长、顾问什罗宁曾介绍：在美国势力的策动下，苏联八十年代所发生的 “非意识形态化运动”，其本质是“将一种意识形态换成另一种——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换成资本主义的。”

在二十年后的、今天的中国，也在上演着中国版本的“非意识形态化运动”，这就是某些人鼓吹的，在改革大方向上、在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发展道路问题上不要问姓资姓社。

2012年2月20日，《南方都市报》发表皇甫平（周瑞金）的采访《改革又到了需要击一猛掌历史时刻》文中有这样一段：

【记者：你如何看待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及地位？

周瑞金：过来人都还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那几年，是中国改革向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的改革开放路线，遭遇方向性的挑战。比如，当时有一篇调门很“左”的文章，就提出：“改革问题的核心、焦点、要害是沿着什么方向和道路进行改革的问题”，有一种改革观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有的同志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17]

按照皇甫平的描述，当时有种观点认为“改革问题的核心、焦点、要害是沿着什么方向和道路进行改革的问题”。这种观点还批评：“有一种改革观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有的同志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

而皇甫平则把这种论调定性为“调门很‘左’的文章”，认为这种论调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的改革开放路线的“方向性的挑战”。其实这种论调，恰恰是邓小平理论的论调。皇甫平却把改革开放路线解读成这种邓小平理论的“对立面”，他显然是要干扰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

比如，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曾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我还要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18]

邓小平在1987年6月12日会见外宾时说：“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19]

邓小平在1989年5月31日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20]

进入2012年，皇甫平继续在姓资姓社问题上曲解邓小平南方讲话。他甚至将邓小平反复强调的“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等等姓资姓社方面的思想定性为“思想牢笼”：

“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冲破“姓社姓资”思想牢笼，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军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21]

皇甫平不仅认为“姓资姓社”问题是思想牢笼，需要被冲破，还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终结了“姓社姓资”的争论。在他看来，改革的目标与社会主义无关，而是“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文明和法治社会建设”等中性和抽象的东西，是某些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中都能存在的东西：

“20年前，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重新凝聚起国内的改革力量，整合并借助国际有利因素，在中国重启改革开放巨轮，终结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党内外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并从此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文明和法治社会建设，当做中国改革坚定不移的目标，不再动摇，不再倒退。”[22]

其实，正如上文反复引用的，邓小平理论所一贯强调的是，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就是说，改革应姓社不应姓资。

而且正是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邓小平指出：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23]

针对当时的深圳特区，邓小平指出，因为特区公有制是主体，外资只占四分之一，因此特区姓社不姓资：

“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24]

显而易见的是，邓小平南巡讲话本身就是在强调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强调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强调改革要姓社而不能姓资，特区要姓社而不能姓资。“邓小平理论”在改革性质、在国家发展道路问题上是要问姓资姓社的。而皇甫平却认为，“姓资姓社”问题是思想牢笼，而邓小平南巡讲话是冲破了这个牢笼，终结了这些争论，这不是在说“邓小平理论”冲破了自己、终结了自己吗？文革年代，很多的投机分子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反对毛泽东思想。而皇甫平们在改革年代的使用的手段就是典型的打着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反对邓小平理论。

2、移花接木的老伎俩：歪曲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将改革引入新自由主义道路

最近几年，皇甫平等人屡次在改革的方向问题上散播烟幕。他们总是割裂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他们总是高高举起改革的旗帜而砍掉四项基本原则的旗帜，他们抽象地谈改革，把改革神圣化，让改革高于一切，从而试图回避或者说试图扭转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他们的改革，并非邓小平意义上的改革，而其实是戈尔巴乔夫意义上的改革（перестройка），其本意是“改建”、“重建”。[25]在他们看来，“改革无止境，开放无禁区”，他们实际上已经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当做改革的对象从而对之进行深度破坏，将改革引入新自由主义道路。而这一切都是在曲解邓小平理论的招数下进行的。

最近几年来，皇甫平在改革大方向“姓资姓社”问题上散播迷雾的行为是一以贯之的。比如他在解释于2006年1月份发表《改革不可动摇》一文的动机时说：“我想说的就是，对改革反思的各种意见不应该导入姓‘资’姓‘社’的制度之争，而应该是改革如何深入的问题。”[26]

这里，皇甫平显然指的是，关于改革的所有各种意见之间不存在姓资姓社之争，改革的问题只有如何深入的问题，没有姓资姓社的问题。这篇文章发表的背景是郎咸平引发的国企改革大讨论，一切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路线遭受全党全民的强烈指责，这种改革当然不是邓小平倡导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改革。皇甫平的意思明显是要千方百计回避改革的方向性问题，他实际上是在为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改革路线辩护，认为这是“改革的深入”。

2012年2月皇甫平在《中国，是否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谈话”》一文中谈到了知识界对改革问题的各种意见：

【知识界层面，从当下的社会思潮看，也出现了多元化、多角度且水火难容的不同声音。

比如，南方报系和自由知识分子所主张的宪政改革，以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为代表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杜润生与张木生极力推崇的“可解决贫富差别和腐败问题”的新民主主义，重庆主政者力倡的“唱红打黑”，“乌有之乡”网站激烈褒扬的“文革”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微博言论中极易吸引眼球的激进改革和民粹思潮的合流，以及最近广东主政者以新思维新方式处理乌坎村社会群体事件……各种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一一浮出水面，互不相让，时有碰撞的火星迸出。】[27]

在这样的一种文本描述中，对其认同的理念，皇甫平显然进行了美化和合法化；而对其反对的理念，皇甫平显然将对手进行了丑化的处理。最奇怪的是，在皇甫平描述的知识界，竟然没有真正的邓小平理论的声音。皇甫平认同的显然是“自由知识分子所主张的宪政改革”，众所周知，这其实就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宪政、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

皇甫平认为所有这些关于改革的各种意见“不应该导入姓‘资’姓‘社’的制度之争”，其实就等于说：“自由知识分子所主张的宪政改革”并非资本主义，而是改革的深入。同时，皇甫平把他所反对的对立面丑化成“文革”和“计划经济”余孽，认为是改革的阻力，而非社会主义。皇甫平就是用这种手段鼓吹“自由知识分子所主张的宪政改革”。其实在近几年的改革争论中，皇甫平的真正的、主要的对手和对立面，恰恰是邓小平理论。

对于经济改革，邓小平于1985年3月7日指出：

“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28]

然而皇甫平却从来不强调“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不搞两极分化”、“不能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等内容。相反，却大力鼓吹、支持中国以私有制经济为主体。

比如，2009年7月皇甫平在《炎黄春秋》发文认为：

“众多的‘鲁冠球’，与千万个曾被蔑视的‘个体户’一起，把曾经被体制和政策“围追堵截”的灰头土脸的乡村工业和小摊点小门面，胼头胝足地壮大成蔚为壮观的民营经济，‘红头文件’从否定到默认、鼓励，最终在中国经济中三分天下有其二。……

作为改革开放产物的他们（指私营企业主等新社会阶层社会），对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能量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占GDP总量65%的非公经济贡献就出自他们之手，也强烈波及了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领域。仅从立法看，私有财产保护的写入宪法、非公经济36条的制定、《物权法》的艰难出台，都呈现着他们的强力推动。”[29]

再比如，2009年10月皇甫平在《中国青年报》发文认为：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为市场经济的大发展扫平了道路。……五大改革带动了1990年代私营经济的发展大潮，加上对外资扩大开放，新中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私营企业在内资企业的比重已经上升到7成多。据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介绍，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79年的不足1％提高到60％左右，吸纳的就业人数占全国城镇就业的70％以上。”[30]

显而易见，皇甫平认为，私有制经济“在中国经济中三分天下有其二”、“占GDP总量65%”、“吸纳的就业人数占全国城镇就业的70％以上”，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伟大成就，邓小平关于经济改革“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不搞两极分化”、“不能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等主要内容观点完全被皇甫平颠覆了。

甚至，皇甫平主张“私有制经济”应该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发展，国有企业应进一步私有化。皇甫平极力批判发展壮大国有企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观点，他认为：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发生了对于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争论以后，另一种政策取向占了上风。一种观点转而强调扩大国企的市场份额和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认为只有强化国企特别是央企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于是，在电力、交通、能源、电信、金融等领域，出现了超大型国企，块头之庞大直逼世界500强企业（但经济效益，如资源产出率等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它们不仅保持着经营高度垄断，而且影响到甚至一手把持了市场定价权和政府的产业政策走向。”

皇甫平指责国企发展壮大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国企产权改革（即国企私有化），为私企和外资控制国家经济命脉鼓吹：

“与此同时，普通民营企业介入大中型国企产权改革的通道被基本堵塞，公司内部人收购办法也被基本叫停。虽然在党内外有识之士共同努力下，政府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但实际上非公经济在金融服务、通讯电子、新闻出版等近30个产业领域仍然存在市场准入阻碍。”[31]

2012年2月皇甫平再次以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名义再次发文煽动国企私有化：

“从深化改革的节奏上说，改革也可以在梯度上这样有重点地推进——

首先，要下决心解决群众反映极其强烈的国企垄断，与计划经济彻底切割。现在，已经不占市场主要成分的国企，却有恃无恐地垄断了市场。国企的行政色彩过重，政府支配权过大，市场之手难以发挥作用。”[32]

其实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3]

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连“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而党中央后来在十四大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不要计划、排斥计划。据社科院原副院长刘国光介绍，十四大前夕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6·9讲话中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计划的关系说过：“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了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34]

然而，在皇甫平那里，在公有制经济已经不占主体地位的今天，要继续减少国有企业的比重，还要“与计划经济彻底切割”，换句话说，就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彻底接轨”。皇甫平显然是在曲解、颠覆邓小平理论。

皇甫平在2009年国庆60周年时感言道：“国企改制中出现了管理层MBO、员工持股、破产改制等多种产权改革做法，虽然存在国家监管不力、交易不够透明、国有资产流失等严重问题，但是如果当时不痛下决心改革，国有资产在市场发展的度量衡中会流失（贬值）得更快。”[35]对于国资流失严重这个问题，皇甫平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的存在。但是，皇甫平却认为国资流失不是MBO之类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错，因为不搞这些改革国资流失的会更严重，因此是国企及公有制本身的问题。

其实那些侵吞巨额国有资产的暴富的民营企业家及其保护伞——那些新自由主义官员们，完全是狼狈为奸的一群罪犯。正是诸多新自由主义官员主导了国企改革，他们任命了一批蛀虫去管理国企，他们把国企搞衰败后再搞MBO、搞私有化，联合他们的老婆儿子亲戚朋友（即所谓民营企业家）侵吞剩下的国有资产。正如苏联的历史所证明的，如果没有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破坏，国有企业的效率远远高于私有企业。这就是为何从建国后到90年代后期长达近50年时间里国有企业能发展壮大——中国正是以国有企业为载体实现了世界上最迅速最恢弘最壮观的工业化。这也是为何自2005年前后郎咸平声讨国资流失引发改革大讨论，新自由主义官员和学者的权力遭受一定程度的遏制后，仅剩的100多家央企再也没有出现大规模国资流失的原因。

显而易见，主要发生在1998——2006年这近10年的国企改制国资大规模流失现象，完全是人为的犯罪行为，是新自由主义官员和学者的犯罪行为。否则，皇甫平们无法解释，为何在这之前、之后都没有大规模国资流失现象。

皇甫平为国企私有化导致国资流失及资本家侵吞国资行为的辩护是徒劳的，更是无耻的，这等于说，面对严重侵害妇女权益的强奸案，皇甫平不去声讨罪犯，反而去声讨妇女太漂亮而自我保护能力不够；皇甫平不去声讨强奸行为，反而为强奸行为叫好，皇甫平的逻辑是这样的：强奸犯如果不搞这些强奸，妇女们的权益被侵害的更严重，没准还会碰上杀人犯（新自由主义官员不搞改革、不侵吞国有资产，国资流失的更严重）。

皇甫平可谓对国有企业恨之入骨。他一方面主张当前的大型国企（央企）必然是垄断企业、官僚所有的企业，因此，他认为需要打破垄断、需要将仅剩的国企私有化、让民营企业继续介入央企搞产权改革；另一方面，他又极力主张民主政治。其实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两者之间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一个国家是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政权属于人民)的，那么国有企业就是人民所有的企业，是人民垄断的而非少数人垄断的企业，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企业。

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皇甫平主张的改革路线，其实就是主张中国经济主体应进行彻底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路线。这一点，皇甫平虽然经常躲躲闪闪，“王顾左右而言他”，但是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

2006年1月皇甫平在《财经》杂志的文章《改革不可动摇》中曾认为：

“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实践，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改革的历史，也否定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36]

为何皇甫平认为批判新自由主义改革，就是批判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呢？原来，皇甫平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是正确的，甚至是改革的理论前提。2007年2月份，周瑞金打着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15周年的招牌发表《纪念邓小平：坚持理念创新》一文谈到：

“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也要作科学分析，并非都是糟粕，不能一概加以排斥。比如关于经济人的假设和人自私本性的论述，有一定理论价值，是我国启动改革的一个理论前提。又如私有制有效率的假设，也为世界经验所证明。我国改革将传统的大一统公有制转向多种所有制，国有经济退出竞争领域，鼓励私人、个体经济的发展，也是基于提高效率的考虑。……再如，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的假设，是市场化建设的目标和方向。……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关于政府作用最小的假设，是西方人文主义精神向政治领域的延伸。西方人文主义强调个人独立性、选择性、创造力、想像力、责任感，由此而保障人的权利，对政府机构加以制衡，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主张政府作用最小，这有一定积极意义。”[37]

在这里，皇甫平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经济人的假设和人性自私论”、“私有制（比公有制）有效率论”、“完全竞争迷信”、“政府作用最小论”进行了全面肯定，他还要主张用这些理念去指导中国改革。这暴露了他正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者。

值得警惕的是，皇甫平的这几段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论述，与徐景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核心理论都是糟粕吗--与国光同志讨论之四》一文几乎完全一致。[38]原来，刘国光同志曾将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前提和核心理论概括为：一、经济人假设，自私自利是不变的人性。二、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永恒的。第三、迷信完全竞争的假设和完全信息的假设。第四、主张政府作用最小化。而徐景安则站在刘国光的对立面，他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四点核心内容都是正确的，这四点都指导了中国改革并且应继续指导中国改革。

对比皇甫平《纪念邓小平：坚持理念创新》一文和徐景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核心理论都是糟粕吗--与国光同志讨论之四》可以发现，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内容二者完全一致，只不过，皇甫平对徐景安文的个别词句进行了某些中性化的改动（比如皇甫平把徐景安原文中“私有制对于公有制来说是有效率的，这已为世界经验所证明。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将传统的大一统的公有制转向多种所有制，国有经济退出竞争领域，鼓励私有经济的发展”改为“私有制有效率的假设，也为世界经验所证明。我国改革将传统的大一统公有制转向多种所有制，国有经济退出竞争领域，鼓励私人、个体经济的发展，也是基于提高效率的考虑”）。

有意思的是，皇甫平这些段落没有给出任何引用性的注释和说明，这等于是在大段大段的抄袭徐景安的文章。或许，一个概率最高的可能是，这些文本内容的真正作者既不是皇甫平，也不是徐景安，而是隐藏在他们背后的某个“秘密组织”。

到这里，皇甫平事实上已经承认，他所主张的就是新自由主义改革。与皇甫平犹抱琵琶半遮面不同，徐景安则干脆利落地承认，他所认同的中国改革就是由西方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指导的：

“主流改革派的指导思想就是西方经济学。中国改革以市场为取向，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自然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参照，以西方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改革主流派用的词语、概念、定义、方法都来自西方经济学，就其核心理念来说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没有说错。”[39]

众所周知的是，美国政府和中情局一直竭尽全力向发展中国家推销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据社科院经济学家杨斌介绍：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就将传播新自由主义作为对拉美国家进行经济文化渗透的重点，如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堡垒的芝加哥大学，1957年—1970年在美国政府资助下为智利培训了数百名经济学家，智利前外交部长瓦尔蒂斯称此为“有组织输出美国意识形态影响别国的惊人例子”。[40]美国中情局一方面培养的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另一方面支持智利军阀皮诺切特发动血腥的军事政变颠覆阿连德民主社会主义政权，随后这些经济学家大展身手，在智利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1975年美国参议院的调查报告披露，“中情局合作者参与了一项全面经济计划的初步制定，该计划成为智利军政府最重要的经济决策的基础。这份长达500页计划的作者有80%曾在芝加哥大学接受培训，75%以上的资助资金来自中央情报局”。[41]

皇甫平借邓小平的名义鼓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动作是一以贯之的。比如，西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走出困境，西方各国不得不放弃新自由主义，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而中国也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应该说，凯恩斯主义比新自由主义有其进步性，但是难以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危机。有意思的是，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张维迎、许小年则继续站在新自由主义立场上，猛烈攻击凯恩斯主义。而皇甫平则发文全面赞成张维迎、许小年们的这些观点：

“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提出，不赞成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应对这次严重的世界金融危机。……张教授指出，‘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才是治本之策。

另一位经济学家许小年教授也认为：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中国需要邓小平理论。在许教授看来，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让市场发挥作用，让民众的创造力充分地涌现’。因此，他呼吁解除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在医疗服务、金融服务、电讯服务、交通运输、港口机场等行业放开管制，让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让民众充分地发挥想像力。”[42]

在这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被概括成“让市场发挥作用”，而按照邓小平理论，应该搞全盘私有化让“让民间资本自由进入”，皇甫平和许小年们已经赤裸裸地将邓小平理论曲解成新自由主义理论，将邓小平主张的改革道路曲解成新自由主义改革道路。竭尽全力把中国引入新自由主义泥潭，这就是皇甫平们最近几年所发表文章的主旨。

3、指鹿为马的旧阴谋：将主要防“左”曲解为主要防邓小平理论

皇甫平在近几年的文章中，反复引用邓小平“主要是防止‘左’”的言论。但是，在皇甫平那里，改革开放理论、邓小平理论被曲解成了新自由主义理论，于是邓小平理论的真实内涵、真实理论在皇甫平笔下则变成了“左”的理论，就是这样，皇甫平拿邓小平当年“主要防‘左’”的个别观点来反对邓小平理论整体本身。

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指出：

“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43]

应该说，这段“主要是防止‘左’”的谈话是有具体背景的，这就是，从1989年到1992年这三年中，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些头面人物和很多右的东西已经在动乱中彻底暴露，并在当时得到相当大程度的清理。于是，反右必出“左”，“左”的东西成为当时的一个突出问题。

然而，反“左”必出右，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而今天，皇甫平却把邓小平“主要是防止‘左’”的言论剥离具体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场合，要让中国共产党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主要是防止‘左’”，这不是十分荒唐地吗？在89年，中国共产党能“主要是防止‘左’”吗？新自由主义者皇甫平无限制地夸大、拔高“主要是防止‘左’”这个论断，其主要阴谋就是歪曲邓小平理论，为经济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西方普世价值等右的东西保驾护航。

毫无疑问，邓小平南方谈话在今天是完全适用的，但是皇甫平式的解读完全是一种幼稚的刻舟求剑或者恶意的曲解。

在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的1992年，党内确实存在“左”的和右的干扰，而在20年后的2012年的今天仍然存在“左”的和右的干扰。二十年前后这些形形色色的干扰有一定程度的共性，具体化起来就是：

在经济改革领域，“左”的主张是：认为中国需要恢复毛时代一大二公、全盘公有制。右的主张是：认为中国应该以私有制经济为主体、搞大规模私有化、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邓小平理论主张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防止两极分化、避免新资产阶级的出现、走共同富裕道路；

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左”的主张是：认为中国应实行纯粹的计划经济，最大程度排斥市场。右的主张是：认为中国须实行纯粹的市场经济，最大程度排斥计划。而邓小平理论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

在政治体制问题上，“左”的主张是：认为中国须完全恢复毛时代群众运动甚至文革大民主运动。右的主张是，认为中国政治体制应全盘西化、接受西方普世价值。而邓小平理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坚持共产党传统的群众路线，结合时代特征借鉴人类文明成果，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改革道路；

在改革发展道路问题上，“左”的主张是：对所有事物、所有问题都问姓资姓社，反对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右的主张是：认为姓资姓社是思想牢笼，反对在国家大政方针、发展道路和改革性质等问题上问姓资姓社的。而邓小平理论则认为，对于某个具体的机器、具体的技术来说，没有姓资姓社问题，但是对于一个国家走什么道路来说，当然有姓资姓社问题，中国要姓社，而不能姓资，连特区都得姓社而不能姓资……

不同的是，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前，“左”的东西是主要的干扰。而在20年后的今天呢？显而易见，皇甫平所认同的那些新自由主义改革理念，正是邓小平所说的“右的东西”，而且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主要干扰。皇甫平们所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几乎把中国推入两极分化、民生凋敝、外资泛滥的深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大范围复辟，中国社会的性质几乎已经被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中央对毛时代基本上是肯定的，即便是对于文革，《决议》也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44]可以说，皇甫平们的恶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远胜于文革中的“四人帮”。

但是，皇甫平却把邓小平理论歪曲解读成新自由主义理论，所以，很自然的结果是，真正的邓小平理论（如“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分配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警惕出现新资产阶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两极分化”、“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等主张）就成了皇甫平口中“左”的东西，成了皇甫平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这里可以简单插一句的是，皇甫平使用的这些招数非常符合苏联当年发生的“非意识形态化运动”的特征：“其中心是不断寻找以党伐、机关工作者和‘保守主义者’为代表的敌人……”。只不过，今天隐藏在皇甫平们背后的人物，显然比当年美国在苏联派遣的第五纵队们更加狡猾。

对比苏联解体前第五纵队的活动的历史痕迹和今日中国生硬地把邓小平理论解读成新自由主义的皇甫平们的言行，我们可以断定的是，如果皇甫平们本身并非是美国情报机构所谓“深层掩护小组”的成员的话，那么他们一定是深深地受到了这些机构的影响。

四、结语：皇甫平陷害邓小平，中国改革面临生死关

到此为止，尽管我们只是以皇甫平发表的文章为文本解读对象，但是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对华信息舆论战是多么的狡猾、深入和疯狂。他们控制了多少媒体、舆论，又影响了多少干部群众呀。

皇甫平曾自述说：“取名‘皇甫平’，有‘奉命辅佐、宣传邓小平思想’的意思”。[45]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皇甫平将邓小平理论诠释成新自由主义理论，解读成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与其说是“辅佐、宣传邓小平”，不如说是别有用心地“陷害、抹黑并利用邓小平”。在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皇甫平们的影响下，中国主流媒体热衷于无限拔高“改革开放”，将“改革开放”解读为一切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而对“四项基本原则”则几乎以冷藏的方式处理。邓小平理论中“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出现新资产阶级”、“防止两极分化”等内容几乎不被主流媒体宣传。

既然皇甫平们主导的主流媒体如此宣传邓小平理论，那么，1997年后中国出现的种种弊端诸如国企私有化、几千万工人下岗、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一小撮“民营企业家”（其实是资改派官员的亲属）迅速暴富、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产业化形成民生三座大山、外资泛滥控制中国经济命脉……这一系列的新自由主义恶果自然都被普通老百姓认为是邓小平理论的恶果。这样，在皇甫平们的误导下，邓小平在很多底层群众看来自然就成了货真价实的“走资派”，于是，本来已经在全民当中彻底臭掉的毛泽东文革理论和实践，竟然在21世纪的中国重新获得相当多的正面肯定，尤其是在下岗工人群体及同情他们的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中间。这种极左思潮的出现，正是皇甫平们这些极右文人当道的恶果。

当前，中国社会极左极右各种思潮空前泛滥，在中国社会中、在中国政权内部、在中国人民内部、在中国政权与人民之间，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分裂，而造成这种分裂的罪魁祸首，正是皇甫平们。

毫无疑问的是，在西方对华信息舆论战的影响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遭受生死考验。改革开放的话语解释权究竟最终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导，还是继续被西方势力豢养的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新自由主义势力所主导，中国必须尽快做出抉择。

当前，或许有相当多的干部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对笔者“西方对华信息舆论战”的说法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在当代全球化的世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不存在针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其实这种完全违背邓小平理论的舆论的出现，正是“西方对华信息舆论战”大规模实施的结果。

邓小平在1989年11月23日曾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46]

这段话概括起来就是，苏联针对美国的冷战结束了，美国的外部环境彻底改善了（美国内部的共产主义运动衰落了，美国统治阶级的大规模镇压减少了，美国看起来也就“民主”“自由”了）。但是美国和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冷战没有结束，中国的外部环境及被西方“和平演变”的压力与美苏冷战的年代相比，并没有丝毫的根本性减轻。

中国遭受“西方对华信息舆论战”，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并不真心谋求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冷战结束了，但垄断资本的本性没有改变，帝国主义的本性更没有发生改变，他们的一个主要目标仍是“和平演变”、分化、西化、肢解社会主义的中国。邓小平曾于1990年3月3日指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47] 1992年他在南方讲话中又进一步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48]因此，某些人鼓吹“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并将其解读为西方对华“冷战”和“和平演变”不存在，这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其实，如果“和平演变”真的不存在，这就无法解释当前那些自称“辅佐邓小平”的皇甫平们那一系列无比可疑和蹊跷的“打着邓小平的旗帜反邓小平理论”的言行。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毛主席也有不少真诚的持不同政见民主党派朋友。但是皇甫平们显然不是那些真诚的主张用资本主义复兴中国的右派。真诚的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右派虽然不认同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也犯不着去妖魔化毛泽东思想、曲解邓小平理论。皇甫平们妖魔化毛泽东思想、曲解邓小平理论、鼓吹新自由主义改革、“打着邓小平的旗帜反邓小平理论”，显然是别有用心的阴谋活动。

如何有效地应对“西方对华信息舆论战”，避免苏东剧变的悲剧在中国重演，这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为迫切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