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这个时代以及记者在这个时代的使命

 

李北方

我不知道各位期待一个正在一线工作的记者带来些什么东西。可能我今天要讲的与各位所期待的不太一样，会离新闻实务稍微远一点，但是这些内容又和这个行业紧密相联。也许有些内容距离各位正在就读新闻专业的同学们稍远，因为没有切身的体会，在理解上可能也会有些障碍。在座的各位可能听过一些知名记者来学校演讲，讲他们怎么采访、怎么获得情报等的经验，说实话，我是不大瞧得起这些前辈和同行的，因为他们所讲不过是在复述自己的工作，却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心灵。一个人如果只有工作，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

今天的主题是“认识这个时代以及记者在这个时代的使命”，具体内容包括四个部分，一个是“中国传媒思想状况批判”，我个人是在传媒圈里是属于非主流的，这些观点各位在日常看报纸、杂志的时候不太看得到，听起来不知道是觉得新鲜还是觉得我荒唐；二是“媒体的生存环境”，讨论一下是什么在侵蚀媒体的自由空间；三是“认识这个时代”；四是“记者在这个时代的使命”；最后还有一个简短的结束语。

一、中国传媒思想状况批判

我这里所说的传媒泛指大家经常看到的、能够进入市场竞争的、主流的市场化媒体，不包括《人民日报》等纯官方媒体。我个人平时只上网获取信息，阅读主要是看书，报纸、杂志基本上不大看，所以我选取的例子可能是不全面的，也没有花太多的时间专门去收集，只是一个大概的感觉。我所讲的观点也不是全面的，带有较强的倾向性和个人色彩，请各位带一点幽默感和批判意识来接受。

我对中国传媒界的思想状况做了个带有讽刺味道的概括：一群“二鬼子”在办报；一群买办代言人在办报；一群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在办报；一群“无政府主义者”在办报。无政府主义者打了一个引号，因为无政府主义是一个专业的词，有它特定的含义，我这里的意思是指一种倾向，认为凡是政府干的事情，就是错的，只要跟政府对着就是对的。

我概括的传媒界的病症之一是“犯贱”，集体犯贱，望洋撒娇，隔着太平洋在内心深处流露出对西方的谄媚和对自我的贬低，这几乎已演变为媒体界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犯贱”这个说法我后面还会一再提到。“犯贱”首先表现为传媒界在历史观上出了问题，集体变成了“二鬼子”，更惯常的说法称为“二狗子”，比“二鬼子”更难听。

记者为什么要强调历史观？它为什么重要？因为记者的职责是采访和记录，记录这个时代的现实，但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什么叫做“现实”。“现实”不光是你眼睛能看到的和手能触摸得到的，“现实”是个历史的存在，你所看到的现实并不是昨天形成的，也不是你看它的一分钟之前形成的，它是一个历史演化的结果。所以，不懂历史就没办法正确地理解现实，更不用说正确地记录了。

历史观出了问题的典型是“冰点事件”，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大家肯定都清楚。一年多以前，《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刊发了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名字叫《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导致“冰点”停刊整顿了一段时间。我最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很遗憾，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又来这一套，搞得媒体来一点言论自由的空间都没有了。可是等我把《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这篇文章找出来看完的时候，我的想法就变了，这种文章在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报纸上刊登出来，无论如何是应该受到惩罚的，虽然我不同意那种愚蠢的惩罚方式。以袁伟时这篇文章为代表的历史观确实是出了问题，直白点说就是认贼作父、数典忘祖，宣扬这种历史观的人是想从根本上斩断中华民族的根基，尤其20世纪中国革命的传统。这是纯粹的汉奸言论，是自掘祖坟的行为，对此，凡正义感尚存的中国人都是应该抵制的。

讨论《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这种文章，我们是应该纠缠于历史细节，还是应该首先从根本上摆正我们的立场？在史实方面，袁伟时也许没有失实的地方，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有严密的考证和史实依据，但这不能说明他是正确的。今天的人无法还原历史的全貌，只能掌握一个个的历史片段，那么怎么组合这些片段就成了最大的问题，正如相同的一些影像素材，经过不同的剪辑方式，是可以组合出完全不同的故事的。这就是历史观的问题了，是站在谁的历史上解释历史的问题。让我们先从政治学的角度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对此我要多罗唆几句，因为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后面很多的事情很难说明白，我对现实的看法都是基于一个历史观的基础上的。

什么叫做国家？什么叫做政治共同体？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经典理论对国家的形成有一个的哲学假定，就是社会契约论，它假定人类社会最初处于没有秩序的状态之中，在没有任何秩序的情况下，人和人之间没有信任，用霍布斯的话说“人对人是狼”，人和人之间就是你争我夺，就是互相杀戮。这样的情况是不好的，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必须要形成秩序，秩序怎么形成？就是大家在一起签订一个社会契约，每个人让渡出一部分权利，组成政府，同时保留一部分不可让渡的权利。政治共同体成员的意志通过政府得到体现，与此同时，政府又能够凌驾于所有的个人之上，在个体之间维持秩序、主持正义。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都是有边界的，这个世界上有好多好多的互相独立的政治共同体，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公权力的责任是提供秩序、保障正义，那么对外就一定要有一个维护共同体安全的任务，说白了就是希特勒的话，要维持和拓展生存空间。这样看来，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天然就是一体的，二者天然结合在一起。思想界一个争论不休的主题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否矛盾，是否能并存，我个人一直不明白这为什么能成为争论的话题，二者本来就是一家的，一个主内一个主外。

政治共同体的成员都通过契约向政府让渡了一部分个人权利，所以这个公权力才可能有公信力的，才可以主持主义，也就是说只有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正义在哲学上才成为可能。那么不同的政治共同体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呢？它们之间发生了冲突，谁来主持正义呢？我们在政治哲学上能找到的答案是，每个国家都享有主权，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平等的，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没有一个由每个政治共同体通过契约联合组成的全球政府，无论过去的国联，还是现在的联合国，在世界上都不享有中央政府在一国内部的权威。独立的主权国家是这个世界上最基本的政治单位，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会如此。既然地位平等，国家间发生矛盾发生战争，是没有地方打官司的，联合国也不管用。国与国之间严格来讲是没有正义可言的，就是你争我夺，战争和矛盾冲突不断，你来侵略我、我就要抵抗侵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实质上的正义在国家之间是不存在的，国家间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做各自的阐释。包括纽伦堡审判，说实在话从实体正义上来讲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是战胜方对战败方的审判，如果希特勒赢了那场战争，审判者和受审者的位置就要掉换了，这种审判和被审判的位置都可能不确定的判决怎么能承载实体正义呢？远东军事法庭也一样，到今天还有日本人企图否认这个法庭的合法性，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要坚决与其斗争。前不久有个电影《东京审判》，讲的就是那段历史，我看到一个自由派的小知识青年评论说，电影把梅汝璈刻画成了一个士大夫，因为梅汝璈为法官的座次而进行斗争，还竭力使日本的顶级战犯判死刑，否则就对不起中国人民，这不是个合格的法官云云。这种观点是浅薄而可笑的，我对梅先生了解不多，但我想梅先生不会不了解所谓的“程序正义”，也不会不懂怎么做法官，他清楚他是代表中国去参加远东军事法庭的，要伸张的是中国人民的正义，而不是个抽象的、不存在的正义。梅汝璈的身份不是什么法官，更接近于一个外交官，他非常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这就是梅先生比如今那些食洋不化的小知识分子们高明的地方。

回到我们中国的近代史，中国从1840年开始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先是鸦片战争，然后英法联军进北京、八国联军进北京、甲午战争、抗日战争，都是西方列强来侵略我们，我们必须坚守住一个立场，然后才能谈论这段历史，那就是侵略是不正义的，抵抗侵略是正义的。这是最大的道理，其他的道理都是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袁伟时的文章问题出在哪里？袁老头如果是当年八国联军中无论哪一个国的鬼子兵的玄孙，今天站在为他老祖宗翻案的立场上这么来解释这段历史，我都还想得通，虽然我站在一个中国人的角度要跟他斗争。但是问题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的学者来这样的解释历史那就很可怕了。我们可以大略地看几个细节，袁伟时在文章里提到了“马赖神甫事件”，讲了这么一句话，“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关于“马赖神甫事件”的来龙去脉大家可以去看历史书，单说所谓的“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是为了保障实体正义的实现而发展起来的，二者在根本上是不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另外所谓程序正义的欺骗性也很强，名义上程序面前人人平等，可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的，享受程序正义是要花钱的，没钱哪请得起律师？回到具体的历史问题上来，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是非正义的，他们逼迫清政府签订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这种条约难道是正义的吗？大家都知道，如果我跟你做一个生意，我拿刀逼着你签一个对你利益不利的合同，这样的合同会受法律保护吗？当然不会。不平等条约来实体正义都没有，袁伟时还在大谈什么程序正义，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其本质就是站在列强的立场上鼓吹侵略有理。有一批人整天在后悔，我们中国怎么就没有亡国，我们怎么就没有当成亡国奴呢？我把这种倾向称为“犯贱”的历史观，我实在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词来概括了。

再来看一个细节，袁伟时在文章中列举了一些数字：

“全国各地1900年6月24日～7月24日期间，被杀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名。他们大都死于义和团之手。至于中国的教徒（教民）和所谓‘二毛子’被杀的，更是没有算清的糊涂账，其中绝大部分是被义和团杀死的，官兵也杀了一些。仅山西一省，就有中国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杀。”

他说的是不是事实？我相信这是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事实，但是我们必须往前问，这些事情的发生是因为中国人生性暴虐，仇恨现代文明吗？当然不是。我建议大家读一读唐德刚先生的《晚晴七十年》，其中有很长的篇幅讨论义和团事件是怎么回事。前不久我跟经济学家卢周来先生聊天，他说唐德刚先生十多年前的文章，简直就是为了批驳袁伟时的言论而写的。按照唐德刚先生的说法，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根本就不是什么良民，那些所谓的神甫也好，牧师也好，在中国各地横行霸道，外国教会就是中国的“二政府”，甚至是“一政府”，“据当时满清朝廷的规定：教会中的‘主教’是与中国地方官‘总督’、‘巡抚’平行的，‘副主教’与‘司’、‘道’（藩台、道台）平行；‘神父、牧师’与‘知府、知县’平行。”一般老百姓见到这些洋鬼子，是要下跪的。这些传教士也许本来是好的，在他们国家都是安分守法的良民，可是任何人都经不住惯的，一惯就学坏了，所以说胡作非为的事情非常多。教民或者所谓的“二毛子”又是怎么回事呢？那些入了洋教的中国人，也被洋鬼子以“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给庇护起来，也就是犯了罪可以不受中国律法的制裁，于是有些人干了坏事后干脆就去当教徒了，官府拿他没办法，老百姓更没办法，这些人被称为“吃饭教徒”（Rice Christians）。可以想象，在洋鬼子这种搞法下，社会矛盾会激化到什么程度。所以那个时代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作为根本就不是什么宗教自由的问题，教案的发生也就不奇怪了。

袁伟时列出了被中国人杀死的外国人有多少，好像很有说服力的样子，可是死在洋鬼子手上的中国人有多少呢？看唐德刚先生的研究：“笔者不学，曾就清末民初各种中外冲突中双方的死伤数字略作比较，所得比率大概可说是一千比一。换言之，在中外冲突中洋人如有一人殒命，无辜华民就要以千命‘相陪’。”这里面有直接被洋鬼子杀害的，也有被清政府杀掉的，因为官怕洋人，一旦有中外冲突发生，当官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中国人抓来，把脑袋砍了，企图安抚洋人。可是安抚也安抚不了，当年德国强占胶州湾的时候，就是利用了“曹州教案”，事实上早在两个德国传教士的死讯被德国人知道之前，地方官已经把这个事情处理完了，把所有涉案的中国人已经杀掉了，希望借此平息德国佬的愤怒，可是人家还是把胶州湾占了。义和团为什么会出现？唐德刚先生是这么说的：

斯大林说：“死一个人是件惨事，死一百万人只是个统计数字。”在那庚子年间，死掉任何一个洋人，都是个惊天动地的“惨事”，死掉千万个华民，甚至连“统计数字”也没有一个。但是中国人究竟不是个麻木的民族，在那千万家披麻带孝的寡妇孤儿的哭声里，有良心的血性男儿，都会拔刀而起和敌人拼命的，这就叫“民愤”。在全国人民都感到亡国无日，都要和入侵者舍命一拼，这叫做“民气”。

再来看容闳在1901年说的一段话：

予默观现时大势，及中国将来情形，当竭诚以授汝，汝其阐行吾志乎？汝以义和团为乱民乎？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纳民气于正轨，此中国少年之责也。十三州独立，杀英税吏，焚英货船，其举动何殊义和团？

所以说白了，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在被洋鬼子欺压下的一种反弹，如果说这是一种暴力的话，也是对另一种暴力的回应。从道理上讲，这是正义的抗争。外国人在中国横行霸道，犯了罪可以不受惩罚，可以随便欺男霸女，中国人能不愤怒吗？洋鬼子有枪有炮，我们中国人是弱者，但我捡一块石头拿一把大刀跟你拼命的权利总是有的吧？

我们今天是不是要检讨历史呢？当然要。但首先一定要站稳侵略不正义，反抗侵略是正义的这个立场。有人说义和团怎么怎么愚昧，从手段上来看确实是，希望靠刀枪不入和人家的火炮做斗争肯定是愚昧的；慈禧太后脑子发热，向十一国宣战，等于是以卵击石，最后她带着光绪跑到西安去了，整个国家赔偿了4.5亿两白银，相当于每个中国人要拿出一两多银子来。我们要检讨的是，面对一个问题，是不是要在手段上更聪明一点，能够综合评估各种因素后使利益最大化，再不能因为脑子发热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从这个角度检讨是应该的，可是像袁伟时这种人，一屁股坐到鬼子那边去了，这不是内心犯贱是什么？不是认贼作父是什么？这种学者没有被老百姓扔的臭鸡蛋和吐的口水淹没，实在是没有天理；中国青年报发表这种文章，报社也没被人砸了，真是便宜他们了。我们的人民真是太宽容了，宽容到了软弱。

“冰点事件”虽是个个案，但决非偶然出现的，这种历史观已经渗透到了传媒领域，根基非常深。经过停刊处罚风波，袁伟时本人没受到任何影响，反而被塑造成了一个英雄，在南方的传媒圈获得了教父一般的地位。这是个非常令人担心的倾向。

我个人历史观的形成受了一本书的影响，其中一个细节更是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这本书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那时候我在北大的昌平园上大一，每天稀里糊涂没有方向，早上不早起晚上不早睡，别人睡觉了，我跑到水房里去翻书，好无目的地看了几本书，其中就有《全球通史》。在这部书的上卷中有这样一个细节：“19世纪初，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人被登陆的英国人大肆屠杀，直至消灭，最后一名男子死于1869年，最后一名女子死于1876年，她的名字叫做特鲁格尼尼。”这个细节深深的震撼我，当时我非常有志于当一个文学青年，我想以《最后一个死去的人》为题目写一首诗，但一直也没写出来。

现在流行的历史观是所谓300年来的共同道路，这300年来是人类我们走向理性、走向民主、走向自由的历程，也就是西方的那一套，可惜我们没跟上，我们落后了，于是才有人拼命地美化侵略，为我们中国没有像印度那样彻底沦为殖民地而懊悔，因为当了殖民地，我们今天说不定就有了民主自由了。据我所知，我很多的同行都被这一套给洗脑了。可是在我看来300年来世界的罪魁祸首就是西方殖民主义、西方帝国主义，这是罪恶最大的根源。他们满世界烧杀抢劫，把东西都运到他们的家去，他们能不富裕吗？他们能不自由，能不民主吗？

所以，我强调的历史观第一个要点是，历史要综合看、全面的看，而不能割裂的、孤立的看。如果孤立地读英国史，一定会感慨人家英国人怎么那么有教养，有问题了就在议会里面辩论，就算决斗都还讲规矩，而且进步那么快。我从某杂志里看到了一篇文章，是社科院美国所的资中筠写的，题目叫《说不尽的大国兴衰》，在“社会福利的创新”这个小节下，有这样一段：

1845年恩格斯发表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揭示伦敦工人的恶劣生活条件，到1892年恩格斯为此书德文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就承认：从那时以来，城市触目惊心的恶劣条件已得到改善，原著中所描写的情况很多方面都已成为过去。

雨果说过，1830年的伦敦简直是一个人间地狱。这说明19世纪初的英国非常糟糕，民不聊生，但我们要问，人间地狱为什么没有爆发革命？为什么英国老百姓没有像我们中国的农民起义一样揭竿而起？为什么英国在从1830年到1845年到1892年这短短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国民生活状况就改善了？

只要换个角度来看，这段历史是和什么重合的？当时英国已经在印度建立殖民地，东印度公司在那里种鸦片。英国与中国长期保持贸易逆差，他要买中国的茶叶，因为当时英国缺粮食，所以有一种说法是喝茶叶可以抑制食欲，就不需要吃那么多的粮食了。同时英国人拿不出什么有竞争力的东西来卖给中国，来扭转贸易逆差，怎么办呢？他就开始使坏，开始贩毒，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种鸦片，然后再贩卖到中国来。这就不是贸易问题了，贩毒这是另外一个性质的活动，是犯罪。等到道光皇帝恼了，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结果怎么样？英国发动鸦了片战争，以国家行为为毒贩子保驾护航，这是非常非常卑劣的行为。英国又通过不平等条约逼迫中国五口通商，把他们的洋布大量的倾销到中国来。英国的殖民活动并不限于亚洲，他一方面明抢，把世界上的资源抢到他自己的国家去，同时通过殖民向外转移人口，减轻国内的人口压力。这才是英国能在短短时间内国内状况迅速好转的原因。好在资中筠在文章的后面，提了一点这方面的原因：“这些大国都有殖民扩张的历史，以种种巧取豪夺占有他国财富充实自己的国库。它们在国际上奉行强权政治，它们善待本国人，却虐待他国人，其依据是‘种族优劣论’。所以一方面在国内高举自由、平等、人权大旗，一方面可以心安理得地剥夺他国人的权利。”

后面的话是作为补充说的，资中筠的文章鼓吹的还是所谓大国崛起的经验。这还算好的，要命的是很多人把这点补充都忘光了，他们在孤立的看英国是怎么走向民主的，却不知道中国、印度等广大的地区是当了英国的垃圾箱的，他把垃圾扔过来，把我们的好东西抢回去，他当然有钱改善人民福利。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中国当了西方列强走向理性、自由、民主的代价，必须以这样的视角来看到中国人自虎门销烟以来的反抗史。他们洋鬼子走向了自由民主了，代价是我们变得越来越坏，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可以割裂开来看，割裂开来看就出现袁伟时这样的“二鬼子”。有些中国人老在说我们为什么没他们那么好，我们中国人怎么就没有洋鬼子那么理智、宽容，问题是人家允许你好吗？你要走向民主了，你要是富强了，他欺负谁去？他拿谁当垃圾箱去？大家千万不要让袁伟时这样的混帐把脑子给搞坏了。

不知道大家看过《走向共和》这个电视剧没有，我觉得有些地方编剧还是编得很不错的。它把李鸿章塑造得很正面，在李鸿章收拾八国联军进攻的残局的时候，有一场他去和列强的代表谈判的戏，李鸿章你们不要瓜分我们中国，也不要欺负我们太甚，如果你们要敢瓜分我们中国，连老夫都是义和团，你想想你统治中国能消停吗？当然，占主流地位的解释是，美国当时在搞所谓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摊，所以从中搞制衡，所以瓜分中国才没有搞成。但编剧安在李鸿章身上的这句话至少表明了一点，就是我们中国人还是有气节的，民气未死，在这方面中国人比印度人好一点。2005年我去伦敦访问，去过一个极端反动的组织叫大赦国际，我去呆了两天，算是实习。他们那些人一天到晚嚷嚷人权问题，我就跟他们很多人辩论。大赦国际里面有不少印度人，有个印度阿三跟我聊人权，我就问他，你们当年当英国殖民地的时候，英国人给过你们人权吗？他说没有，那时候英国人也没有。上午我正好看到一篇文章，是北大的姚洋教授写的，谈他在印度考察的感想，印度有大规模的贫民窟，政府也不管，或者说也治理不了，老百姓也不反抗，他们的忍耐力超强。姚洋教授问当地的人是怎么回事，印度人告诉他，普通印度老百姓的心态是，政府是来救济我们的，是施恩，如果我们恩人不再对我们施以恩惠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中国人不要跟他们学。

延伸一点，我们应该思考一下怎么看待网络上和民间的“极端民族主义”现象，媒体最习惯干的就是批判，动不动就“受害者心理”、“爱国病”之类的。但我们对照一下容闳的话，就可以看明白，“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我们年轻一代，尤其是受过高素质教育的一代，将来是这个国家的中坚力量，应该像容闳说的，“纳民气于正轨，此中国少年之责也”，而不是盲目的去批判。在网上骂两句话是不需要冒抛头颅撒热血的风险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如果连这个事情都没有人去做，那么中华民族就彻底要完蛋了，这个国家就离亡国不远了。我的一个朋友说，他老婆整天就上一些育儿论坛给人讨论怎么养孩子，结果前一段反对日本入常的时候，有人在网络发动网络签名，连育儿论坛上都行动起来了，有不少在呼吁，姐妹们，我们要联合团结起来反对日本鬼子云云，结果那次签了5000多万。也许乍一看，会觉得这些人很滑稽，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绝不是滑稽那么简单。

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是，解释历史不可以倒推，以今天的境地或者今天的感受去否定昨天是不对的，应该做的是先理解昨天，然后再看今天是不是有合理性。今天的“二鬼子”历史观是从1980年代反思革命和告别反革命开始，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知识分子是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关牛棚、剔阴阳头等等。毛主席对知识分子不大瞧得起的，据说是因为在我们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时候受过知识分子的羞辱。这是一种好玩的解释，我不太相信。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他就要站在他的立场上说话，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可是只要认真思考，就会发现，文化大革命和虎门销烟以来中国抗争史尤其是20世纪的中国革命历史是一脉相承的，有一个逻辑在这里面贯穿着，孤立地反对文化大革命是不成功的。他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必须从根上挖，从虎门销烟开始我们反抗就不对，西方人是文明的，是来给我们传播文明的，我们应该敞开怀抱，尽情的拥抱文明，那样我们也文明了。

有些人开玩笑讽刺说，80年代来的知识分子一部分“失语”，就是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不知道该说什么，闭嘴成哑巴了；一部分人“失禁”，就是胡说八道了，我觉得可能指的就是这样的状况。倒推历史，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而从1840年开始否定，这是不可以的。我们要历史地看，从1840年开始、或者从1840年以前开始，中国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再来判断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不是有合理性，文化大革命的出现是不是有合理性，有哪些要肯定，有哪些需要检讨。袁伟时的文章提到了所谓的“狼奶论”，我印象中“狼奶论”好像是朱学勤发明的，说我们中国人是吃狼奶长大的，要把这口狼奶吐出来。好奇怪的事情，中国人是吃狼奶长大吗？近代历史是一个中国不断被一群饿狼撕咬的过程，我们从洋务运动开始学习西方，把他们的理念引进来，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让自己变成一只狼，或者至少能跟狼相抗衡，学会能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的本领。不久前，我跟一个同行争论历史观的问题，我问他，近代中国面临的第一要务是什么，他回答说是实现现代化。既然如此，他就不得不承认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我们必须承认，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将一盘散沙的旧中国团结了起来，并且通过自力更生为这个国家积累了工业化基础。毛主席很清楚，中国之所以被列强侵略，主要是因为没有组织起来和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所以毛主席准确地判断出了他所面对的中国的核心问题，并且做出了非常好的解答。

袁伟时的文章发表后，也有一些就史实和历史观进行探讨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支持袁伟时的文章把实话说出来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王小东把这种史学称为“奴化映射史学”。一个辩护，一个批驳，点出的本质是一样的。这种史学秉承的其实就是“历史婊子论”，这个理论是在一本叫做《雪白血红》的书里面出现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作者的原创，说的是历史是个婊子，谁都可以捏一把。这个观点一般被用来批评当政者，但袁伟时之流也学会了，也来随意地歪曲历史。这种歪曲的历史解释流毒极广，在媒体圈里，我很难找到立场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被这种史观同化了。我感觉很孤立，不是开玩笑的。

媒体界的第二个病症盲目接轨（鬼），“拥抱文明”，成了买办代言人。为什么这么说？现在在媒体上占主导地位，或者说已经占有唯一合法性的声音就是我们要拥抱全球化，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开放的不够。全球化是什么？全球化的前身就是我一直在骂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今天只不过变换了一种新的形式而已。当然这只是一种观点，一部分人持这种立场，还有很多人不这么看。

我们需要认识这个全球化的本质，极端点说，全球化就是一个谎言，因为今天所谓的全球化只是资本的全球化。经济生产的三个要素是，资本、土地和劳动，真正的全球生产应该是所有的要素都能自由流动才对。首先，土地是没办法流动的，否则的话把乡下的土地搬到北京来就值钱了，搬到东京纽约就更值钱。其次，劳动力资源也没有全球配置，在美国打工多赚钱啊，如果想攒钱，我宁可不当记者去美国打工在酒吧里耍酒瓶子，但美国佬让我去吗？我们有大批的人可以出国打工，把他们的劳动力市场价格压下来，为什么不允许这种资源的优化配置呢？所以全球化是资本单向的，是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利润的最大化。

全球化是一个食物链的关系，在最上端的是美国，往下可能是欧洲，我们中国可能在中等偏下的位置，最底下是非洲和拉美这些地区。有人说欧洲也反全球化，但我们要看清楚他反的是什么，他反对的是自上而来的全球化，也就是来自美国的全球化，而不是反对向下推广的全球化。德国的大众、法国的雪铁龙这种公司在中国投资，他们反对过吗？好象没见过有谁多少反对。中国生产的鞋在欧洲遭遇过抵制，被烧了，据说理由是他们觉得中国鞋厂里的工人工作条件太差，他们为这个抗议，可这个理由有几个人会相信呢？抵制中国的产品无非是因为他们的市场受到了冲击，就业有了压力而已。在欧洲，一些批评欧洲公司向外迁移的理由大概也是如此，因为这样减少了本地的就业。

虽然中国是处于食物链的中下游，但现在中国资本也开始走出去，到非洲等地去投资，这也是全球化的一种。我们应该对全球化的趋势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的观点是说要站在中国利益上来看全球化：对自上而下的全球化，如果我们要吃亏了的话，我们要一定程度的抵制；而中国主动推动的向下的全球化，我们是应该一定程度要支持的。有一次我跟朋友聊对全球化的立场，他说我的观点不统一，既可以反对也可以支持，好像我这个人很滑头。其实不是的，只要看清楚全球化的食物链关系，有一个中国立场，就很好理解了。

但在媒体界，全球化已经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变成了一种不容置疑不容讨论的东西，大家都要喊一喊口号表示支持和欢迎，甚至失去了批判和严肃讨论的勇气。我听一位同行说，他在文章里表达了一点反全球化的意思，结果领导就让他修改，理由就是，发这样的文章，我们不是成了反全球化的杂志了吗？我们怎么反得了呢？有一位年轻的同行曾跟我说，他给所在的报社提建议，应该如何改进，第一条就是引进国外的战略投资什么的。这是很令人费解的，无论引进外资还是引进内资，目的都是把事情做好，可是现在已经变成目的本身了，年轻一代的媒体人无条件地认为外国资本就是好的，中国人是干不出什么好事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观察和记录的现实会是什么样子，就可想而知了。

胡适先生讲，上帝我们都可以批评，蒋委员长有什么了不起；对我们而言，毛主席我们都可以批评，全球化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不可以，但是事实是，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确实不可以。这里说的不可以批评的全球化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而一旦谈到中国到海外投资的问题，比如投资非洲的能源行业，这些人又开始嚷嚷了，跟美国鬼子穿一条裤子，说我们中国在搞新殖民主义，这种说法私下里更容易听到，因为有言论的控制，公开发表的还不大见得到。欧洲人和美国人这么说是出于嫉妒，他们被中国挤出非洲了，咱们和非洲的关系更好。可“二鬼子”们这么说表明什么呢？只能说他们不但没有中国立场，而且几乎是站在反中国的立场上的。

与全球化的霸权地位相对应的是美国文化和美国价值观念的霸权地位在媒体界人士头脑中的确立，不容置疑，不容讨论。想我这样对美国鬼子一脑门子意见，在这个行业内是要冒“自决于人民”的危险的。我个人在工作中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写了篇小文章，有理有据地批评了一下美国宪法的虚伪，观点还是被篡改了才发出来。如果我差不多批评的是共产党，骂得狠了可能会有麻烦，编辑们来修改一下我可以理解，但说说美国佬有什么不可以呢？难道还怕我引起外交纠纷吗？搞不懂。

第三个病症自我矮化，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盛行。北航的韩德强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一段话：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屈辱史，近代中国的思想史是一部由屈辱而丧失自信的历史，是一部用西方左右两翼理论武装自己，而最终失去方位感的历史。这是中国的悲哀，更是中国思想界的悲哀。

我认为这句话概括的是很到位的。再举一个某媒体上的一段话为例：“《易经》里没有强大的秘诀，《庄子》里没有自由的路径，《资治通鉴》中找不到民主人权的旗帜，《论语》里也没有宪政的痕迹，要去《尚书》中发现共和同样只会是无益的徒劳，而秦皇汉武们留下的只有奴役和专制。”需要补充一句的是，这段话是有上下文的，单独看有一点断章取义的味道，但大致的倾向上没什么问题。这种论断隐含的前提是，人家这些东西是高级文明，我们是低级文明。这些价值我们有没有？确实是没有。但是我在前面谈历史观的部分铺陈了那么多，就是想问问洋人的民主、自由、理性是怎么来的。对洋人自己来讲是民主、自由、理性的发展史，对我们来讲就是侵略、剥削和奴役。换一个角度来看，就会发现这些所谓先进文明的本质是不对味的。我们要不是接受这些所谓全人类的普世的价值观？我们当然要接受，但是不要忘了为我所用的原则，我们中国人在接受这些理念的时候，要结合中国的现实，而不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去做这些事情。

西方走向民主自由的过程，就是一个吃人的过程，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对内他吃的是产业工人，通过羊吃人把失地的农民逼到城里出卖劳动力，比我们今天进城的农民工还要惨，所以说1830年的伦敦是一个人间地狱；对外就更不用说了。而所谓的人类的概念也是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的。西方人虚伪得一塌糊涂，人人生而平等、生而自由，喊得多么好听，可是他所谓的人是有界定的，看着这些高尚的理念激动的时候，要搞清楚你有没有被包括在“人”的范围之内。美国的国父们在制定宪法的时候，是没把美洲的原住民算做人的，连牲口都不如。这些白人跑到美洲大陆殖民，为了制造一片空荡荡的大陆，就要把印第安人杀光，于是什么猎狗、天花、枪炮等所有的方法都用上了，把印第安人几乎是斩尽杀绝，这是比纳粹屠犹更严重的种族屠杀。杀得差不多了，给了印第安人一点保留地住进去，不把这片土地的主人当人看，为什么？未被课税！美国宪法开始对黑人是按0.6折算认可，为什么呢？因为要给奴隶主分配政治权利，众议院是按人口比例来分类的。也就是说，把黑人按0.6折算，也不是为了黑人考虑，而是为了奴隶主的利益。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先生有一个精彩的说法：我们不是一个人类。没错，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

今天的美国看起来政通人和的，可这不过是1960年代学生运动和黑人民权运动已经反越战运动之后的事，到现在不过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看西方不能只看今天的现状，要看到演变的过程，这是多少白骨和鲜血堆出来的啊。有些人对此根本视而不见，企图混淆视听，对人过度吹捧对己极力贬低已经发展到了极致，大家都知道江平这个人吧，在媒体上也很热，差不多算是第一号的有名的法学家了。他不久前有一篇文章鼓吹宪政，主张中国要搞宪政社会主义，这本来没什么不对，但是他瞪着眼睛胡说，说什么“美国因为有了一部宪法，200多年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云云。我看到这段话把肺都要气炸了，想到了当年好象胡汉民骂吴稚晖的八个字：苍然老贼、皓首匹夫。简直不可理喻，1789年美国宪法生效，过了不到70年，也就是1860年美国发生了南北战争，在这场战争里面包括士兵和平民有100万美国人死掉了，可是江平竟然敢自欺欺人地说，美国因为有一部宪法，200多年来没发生过什么动荡。同学们千万不要被这种禽兽教授蒙骗了，看东西要批判的看，当然也要批判的听我讲这些内容。

    其实我们是有必要树立一种中华文明的自豪感的。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发明了一个软实力的概念，我们中国有一定的软实力，因为中华文明里面有非常包容的一面，这是其他禽兽文明所不具备的。我们中国讲什么？讲有教无类，从孔子就开始讲，不能因为是异族就差别对待，要一视同仁。中国是没有什么民族主义传统的，就算金庸的武侠小说里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话，也是作为批判用的。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侵略扩张，也没搞殖民。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些藩国，就是一些小国家，挂在大清王朝的下面，或者大明王朝下面，作为中央帝国的属国存在，他没有自己的主权，在外交和军事上要听命于中国。但是这种藩属关系和西方人搞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殖民者来了拿被殖民者是不当人的，烧杀抢掠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可是中央帝国对藩国负有义务，发生灾荒和动力都要出面援助。满清入关之后明朝亡国，当时的越南人起来要反清复明，我们能想象一个殖民地在他的宗主国出了问题后，要为保护他的宗主国卖命吗？他除非是被迫的。

    另外我们还要认识一点是，我们中国经济的积累，无论是新中国的成就还是大清王朝的基础，是近现代历史上唯一没有通过对外扩张和对外掠夺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叫阿瑞吉的学者提出了一个概念，相对于西方的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他说中国人靠的是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当今世界各地有偶尔发生一些排华事件，大都也是因为中国人太勤劳了才导致的。我采访过一个在北京的南非人，我问起来说你们当地排华是怎么回事，他说当地人在吃苦耐劳这个上面是绝对竞争不过中国人，被抢了饭碗才排华。外国人被中国人抢了饭碗，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他们没有中国人勤劳。有几个数据说明，1830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大概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1/3，比现在美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还高，那时候的采访就是靠中国人的勤劳革命积累起来。另外就是新中国1949年建国以后，西方封锁，中国完全靠自力更生，靠勒紧裤腰带闹革命，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到毛泽东时代的后期，中国在主要工业指标上已经达到全世界第6。经过那么多年的内战和军阀割据，在几乎是一无所有的一片土地上，从没有任何的工业基础经过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搞到世界第6，也是完全靠中国人自己，在那个过程中，中国还要支持亚非拉美人民反对西方霸权主义的斗争，对外还做很多的贡献，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所以现在有些人在提出来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我想从这一点上来讲，中国也许真正能为世界的重建发挥一点作用，我相信一个由中国发挥重大作用的世界要比美国领导的世界更美好些，因为我们中国的民族性里没有对外扩张和对外欺压别人的基因，让中国人干这样事情，也不大干得出来。这只是一家之言，仅供批判。

    媒体的病症之四是愣头青，是我所谓的加了引号的无政府主义，就是一定要和政府对着干才能把杂志办好，能把这个媒体办好。我们的领导去开会，跟其他媒体的老总说，我们这段时间把握的很好，大半年没写过检讨了。有人就问了，这么久没写检讨，你们这个杂志是不是快死了，意思就是不写检讨媒体就肯定做不好。政府当然有非常多的问题，但政府是不是唯一批判的对象？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媒体人集体变成“无政府主义者”的原因是分析能力的贫乏，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沦为为反对而反对，既然总要找一个东西反对，那么找政府来反对是最直接最保险的。这里不展开说了，后面还会谈到。

    媒体界的第五个病症是人格分裂。我跟好多的同行交流时发现，他们内心有一种对资本、资本家的感恩戴德，反应在报刊杂志上的论调也大致如此。我要是有一点批评资本的话，他们就说你叫唤什么，没有资本家你上哪儿找工作去？这是不对的，错误的根源在哪里呢？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资本和劳动力都是经济生产的一个要素。千千万万像我这样的人在市场找工作，靠挣工资活着，我们都是受雇于资本的劳动力大军的一员，我们应该抽象地、把劳动力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它和资本在经济生产中是两个同等重要的要素，在价值上是完全相等的。劳动力有什么道理要对资本感恩戴德呢？如果把劳动者个人孤立看待，而把资本抽象地来看待，那就必然出现二者地位不对等的结果。全世界资本家联合起来是很容易的，他们有自己的政治诉求，也比较清晰，我作为一个原子化的个人去跟整个资本势力对抗，我当然对抗不了了，所有的企业都抵制我一个人，我当然就失业了。可是如果我们把劳动和资本全都抽象起来当做整体来看，有一个强大的工会把所有的打工者能组织起来，把劳动者的利益集中地表达出来，劳动就能跟资本取得一个对等的谈判地位。

到底是劳动怕资本，还是资本怕劳动？让我们假设一个理想状态，我们每一个打工者都备够5天的面包，然后全中国的劳动者集体罢工5天，这5天里靠啃面包可以活过来，这是很容易实现的。对资本家来说结果会是什么？所有的工厂可以承受停工5天吗？你说资本家害怕还是劳动者害怕？欧洲动不动就有大规模的罢工，因为他们的劳动者能够统一行动，有一个协同的意志，他们一罢工，资本家立马会跟他们坐到谈判桌上来，工人有什么要求，是要提高工资，还是要保证生产条件的安全等等问题都可以谈了。现在我们的打工仔是，到工厂去找工作，管吃管住一个月200块，你干不干，不干后面有好多的人在等着。我们现在的劳动者一个一个地原子化化，被一个一个击破了，所以资本可以无限的压低劳动者的工资。

    最近看姚洋教授的文章，他到南方的工厂做调查，在工厂里面打工的都是些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有好多人没读过什么书，不会填问卷，有一个小姑娘填得特别快，还帮别人填，调查结束后她不走，跟姚老师说她的境遇。她想唱歌，但是她爸爸比较传统，非要让她参加高考，她就跟家里反抗，不念书了跑出来到工厂里面打工，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不但没赚钱，还欠了老板的钱，因为她打碎了一件半成品。资本所有者占有了剩余索取权，因为你的收益大，所以你承担的风险也要大，劳动者拿固定工资，他的收益少，也就不应该承担风险。怎么可以让劳动者承担所有的风险，又把工资压得那么低，而资本家拿了那么多的钱，你自己还不承担任何的风险，这成什么事了？造成这种局面的最主要原因是劳动力无法团结起来，工会没有了，在面对资本势力的时候就完全丧失对等的谈判地位。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在一定程度上重拾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让政府回归把的本位，重新能把工人组织起来。比如这个小姑娘所在的工厂，每一个工人都和那个小姑娘一样受气，如果他们能够团结一致的话，集体罢工一天两天，老板就傻了，所有的打工仔都能一致行动的话，闹一次罢工看看，资本家肯定要乖乖地把多拿的利润吐出来一部分，该给多少工资给多少工资，并且把劳动条件改善了。

    文化大革命有一首歌，“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到底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相应地，不是打工仔怕黑心老板，而是黑心老板怕我们打工仔才对。我的同行们犯了一个错误，孤立地看劳动力，抽象地看资本，自己作为劳动力大军的一员，却自轻自贱，觉得自己矮了一头，在内心对资本感恩戴德了。这就是媒体人的一个典型想法，他们的头脑没有任何的抽象思维能力。

传媒界人格分裂的另一个表现为良心与理智的矛盾。我们不能说媒体人都没有良心，遇到有血汗工厂之类的事情出现，他们也吹胡子瞪眼大肆批判；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在无条件的鼓吹全球化，而看不到二者之间的联系。这是一个大趋势，中国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所以中国的劳资关系和全球化紧密相关，如果你在道义上谴责血汗工厂，那么你一定程度上就必须对全球化持一个批判的态度。韩德强先生有一个精彩的比喻：美国是客厅，中国是厨房。厨房里被屠宰的鱼肯定是恨做饭的人，但如果没有客厅里等着吃饭的那位，它是不会被宰掉的。可是传媒界很少有人能看到这中间的联系，我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一位发言者的说法，我觉得感慨得非常好，他说《南方周末》这样的报纸整体上是分裂的，前面的新闻说的都是人民多苦多难，后面开出来的药方却都是加重老百姓苦难的。这不是《南方周末》一家的问题，是个普遍性的问题。

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前副院长刘福垣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做了如下概括：

和谐社会是这个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的矛盾，处在统一性相对稳定的状态。现在咱们的主体生产方式是什么？是企业化的生产方式，就是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生产目的是利润。这个时候我们说的和谐是指谁和谁的和谐？是劳资双方的和谐。

也就是说当今社会最大的对立冲突，已经从政府和非政府的对立转变为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了。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出在政府身上，板子不要全打在政府屁股，有一些坏事是黑心老板干的，就要打到他们的屁股上去。我们要做的敦促政府回归本位，回归你共产党的本质，站在工农的立场上，把工农团结起来，组成工会，然后跟黑心老板取得一个对等的判断地位，我们该拿多少钱，你必须给我多少钱。刘福垣先生还算了个帐，什么叫工资？工资至少要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这里面包括吃、穿、住、行，住的部分可以不包括买房子的钱，但是应该包括房租，工资的20％左右应该可以支付工作地点附近的房租。但对现在北京打工的农民工来说，即便把天通苑的房子免费给他住，不收房租，只让他交水电费、物业费，他的工资都不够。可以想象，劳动力的价格已经被无限的压低到什么样的程度，劳动者在市场上处于多么极端不平等的地位。这一点并没有被中国的传媒界认识到，更不用说充分反应了，一谈到存在的问题，几乎一致的口径是政府权力太大了，要继续市场化，要深化改革，哪怕是改革改出来的问题，仍然要靠“改革”来解决。

对第一个部分做一个小结，中国的传媒界丧失了历史、丧失了主体意识，人云亦云，西方人怎么说我们跟着怎么说，丧失了历史地、全盘地、综合地看问题的能力，眉毛胡子一把抓。

二、媒体的生存环境

在这一部分，我想针对到底是什么在危害着媒体生存的自由空间来谈谈我的看法。

如果你去问做媒体的人，最大的障碍来自哪里，得到的回答几乎百分百是舆论管制，我们没有言论自由。这方面的问题存不存在呢，当然存在，而且是个很大的问题，但决不是问题的全部。具体看一个例子，听我们领导说，我所在杂志每年大概要接到500份左右来自各级宣传部门的禁令，数目好像是很多，但是我们要讨论的是，这些禁令有多少是有效的？禁令里面有一部分是说，街头出了一个车祸，发生了一起抢劫案，先不要报道。这些事我本来就不会报道，下禁令和不下是一样的，你不说我们可能还不知道有这个事情。还有很大一部分禁令涉及的事情不在我们的选题范围内。算来算去，每年最多也就有100条和杂志的选题发生关系吧，也就是说，本来考虑做报道的，但不得不取消了。同样多的禁令对地方性的日报影响更大些，但是一份日报每年要发表多少条稿子呢，我没计算过这个数字，但可以肯定的是，要比500大得多得多。我们这个社会正处在一个剧烈变动的转型时期，真正值得关注值得思考而又没被宣传部门的官僚们注意到的事件多的是，难道说每年只有那被禁令涉及到的500个事件才是有意义的吗？不可能的。你如今谈论媒体的生存环境，过多强调舆论的管制没有意义，因为这已经称为媒体生存环境的一个部分，已经从问题蜕化为背景了，做新闻工作必须在笼子里跳舞成了我们日常要呼吸空气一样自然而然的事情。如果我问同学们，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男同学可能假惺惺地说是事业，女同学呢可能酸溜溜地说是爱情，可是都不对啊，对人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是空气。人不吃饭可以挺一个星期，不喝水可以熬三天，但窒息一分钟，人就要休克了，再长一点就死掉了。是这样吧，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说空气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呢？只是因为它太重要了，重要到不需要再强调了，否则就会让人觉得好笑。所以我说舆论管制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表演的这个舞台的一个背景，一时无法改变，只能去适应它就好了，还有那么多宣传部没有想到的，你做了他也不管。但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去做，我常使用的一个比喻是，房间里有很多苍蝇，最大个的那个打不着，难道就不能先打小的吗？打死一个是一个，都是有意义的。所以不要把责任都推倒管制上去，这等于媒体人为自己的无能寻找借口。一群“无政府主义者”办报者，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到政府身上，却不检讨自己的责任，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如果舆论管制是造成中国媒体所有问题的全部根源，那么要求一个前提必须成立，就是完全的言论自由一定能带来负责任的言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是方舟子在他的网站上开列的不良记者名单上的人物，方舟子的新语丝网站设在美国，不受中国宣传部门的审查，想封它也封不了，他言论自由几乎是百分之百，但是他负责任吗？事情是这样的，大概三年前我在参与办一份叫《时代人物周报》的报纸，做过一期写环保人士的专题，那时方舟子正在和环保人士打架，批评环保人士不懂科学。方舟子是个所谓的科学主义者，用上海交通大学的江晓原教授的说法，他其实应该叫科学麦卡锡主义者，拿科学的大棒子乱打人。我和他从未没见过也没有谋面也没有谈过话，我在那一个专题中写了一个小评论，批评他视角的狭隘。我的观点是，环保人士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是个政治主张，他们不是搞科学研究的，其主张也未必就要符合科学，政治观点相对于科学有其独立性。比如，日本捕鲸船跑到公海上捕捞鲸鱼，绿色和平反对捕鲸，可是他们反对并不是因为什么科学理论告诉他们应该这么做，他们就是认为不可以这么做，而且不光停留在口头上，还要付诸行动。我看过一张照片，日本的捕鲸船把带钩的标枪射到鲸鱼的身上，要把鲸鱼拉上去，而绿色和平的人士会跳到水里，爬到鲸鱼身上去用刀把绳索割断，捕鲸船拿高压水龙头对付他们，这简直就是玩命。有时候他们把自己的船横在捕鲸船前，你要是想捕鲸，就从我们的身上踏过去。这些人士完全是为了一种信仰、一种理念在斗争，跟科学不科学完全没有关系的，他是一种政治立场，他就没有什么对和错的问题。我就写了这样一篇小评论，说方舟子就没有看到这一点，盲目的拿科学说事，这是不对的，是缺乏政治学的视角。结果文章发表之后，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回应，我一看就觉得这个人很下作，我在讲政治学视角的时候特地引用韦伯的定义，把我说的政治问题界定得很清楚，可是他说李北方的政治学视角是不是太富裕了，然后就把国内的环保组织和接受国外基金会的援助联系起来，从这个方面说环保组织搞政治。我觉得接下来就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了，就没做任何的回应。我跟方舟子的的交集仅限于此。但后来方舟子更新不良记者名单，赫然就把我列上去了，括号里面给我加的罪名是“造谣”。这就奇怪了，我什么时候造谣了呢？如果方舟子先生不认同我的批评，你可以看不起我，我最大的罪名也就是“水平差”而已，这么说我都没意见，可造谣的意思是指编造谎言，这个罪名从何说起呢？方舟子是一个言论自由的人吧，有一个自己的网站，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自由带来的是什么？就是这样的胡说八道。他的服务器在美国，想打官司都困难，耽误不起那工夫，所以我就在网上写了个帖子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然后骂了他祖宗十八代，气消了也就拉倒了。

传统媒体还要接受一定程度的管制，但互联网的发展已经使人们在网络上的言论自由的空间接近于百分之百了，每个人都变成了媒体，可以在匿名发帖写博客，有很多记者就把所了解的情况中在报上发表不了的写到博客上去。确实有人的博客因为涉及到某些敏感问题而被关闭，可是东边不亮西边亮，他立刻可以在别的地方开一个新的，搬家过去，再封就再搬而已。现在的管制方式已经有原来的积极变为消极，不会斩草除根，加上技术的发展，使得游击战成为可能的。可是自由空间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绝大部分是堕落的言论，到网上去看看，大部分是扯淡，小部分是骂街，剩下一点认真讨论的，水平还不见得有多高。言论自由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高质量的媒体界出现的充分条件，媒体要提高，关键还在于自身。

我这样讲不代表我同意现行的管制方式，不是要给宣传部门辩护，我反对的是把责任都推给管制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事实上，一定的管制是必要的，各位新闻专业的同学一定了解国外对媒体管理的经验。没有哪个国家是对媒体完全没有管制的，只不过中国的宣传部门那帮官僚脑袋太坏，把好多对的事情给做错了。

在上述这个大背景下，我认为对媒体生存的最大危害恰恰来自媒体人自身，来自思维能力的崩溃，但很多媒体人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第二我认为是来自市场的力量。金钱是这个时代的语法，哥伦布早就说过：“黄金成为财富，谁拥有它，谁就可以在地球上随心所欲，甚至可以让有罪的灵魂进入天堂。”现在更是如此了，金钱几乎成了判断一切的价值标准，正在取代责任感和道德准则，媒体人和知识分子群体坐下来谈论的都是房子、汽车、股票之类的，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社会，认真地讨论问题。我们经常听到的一种宣传是把一个房地产项目称为某某高尚住宅区，某某高尚公寓，我曾经写过一个小文章批评这种现象，高尚是什么意思？高尚是形容一个人的道德水平的词，一个楼房造价有多高、配置有多好，也不过可以用高档来形容，跟高尚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一个道德水准低下的有钱人住进一个好的房子，就变高尚了？我调侃说，开发商想得真周到，只要有钱，不但让你活着可以住洋房，死了还能上天堂，这真是全方位的服务。

媒体受到来自两个市场的压力，一个是读者，一个是广告主。总体上来讲，读者是浅薄的，我们办杂志的人按理说水平要比读者高一点，否则没法把杂志做好。完全以读者的喜好来办报是很危险的，一定要把报纸杂志拖入低俗，媒体的职责不仅是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还要塑造和引领读者。《财经》杂志的主编胡舒立就说过，现在要是一下子放开对办报的管制，满街都会是黄色小报，我是认可这个判断的。如今的媒体过分关心的是什么东西读者会喜欢看，在这个方向上展开的较量导致了整体水平不高，李普曼说过，真正的政治家，不是要给予人民所希冀的，而是要给予人民他们将学会希冀的。一个好的媒体对它的读者也负有这样的责任。

我个人的理想是办一本不登任何广告的杂志，谁卖这本杂志来读谁养活它，形成一个固定的读者群。读者才是杂志和报纸真正的衣食父母。但现状是媒体要看广告主的脸色活着，很多媒体为了拿广告可以满足来自广告商的任何无理要求。这里举一个好的广告主的例子，就是壳牌，壳牌跟很多媒体都有合作，它做广告还是非常巧妙的，它不要求媒体做任何实质性的配合，只要求合作媒体开一个新栏目，叫“关注可持续发展”，也不干涉选题，只要能跟可持续发展扯上关系就行，然后配合这个栏目投放广告。在很多媒体看来这是很彬彬有礼的做法了，并不直接伤害到媒体的独立性，也不粗暴地要求配合它的宣传。可是我们要看到这里有一个潜在的风险，壳牌用这个手段消除了它被批评的可能，即便壳牌在中国干了什么不该干的事情，对环境产生了破坏，媒体也就都睁一眼闭一眼了。这不是个假设，我听朋友说，已经有确切的消息，壳牌在广东的项目对海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但它的公关做得好，各方面都摆平得差不多了，所以批评的声音出不来。比这差的广告主就更多了，比如惠普的打印机的宣传策略就是尽量少做硬广告，它要求媒体去找些商务精英来做人物专访，在其中要谈到使用他们产品的心得，他们给被访对象一台打印机作为酬谢。这跟软文差不多了一个意思，是非常无理的要求。但媒体也要生存，你不做还有人做，结果各个媒体都争着这么干。

为了拿广告收入，媒体还不止迎合广告主的要求，还要主动献媚跟企业搞好关系，也是“犯贱”的一种。有一家财经类报纸搞了一个“最受尊敬企业”的评选，举办了好几届了。听听这个词，最受尊敬的企业，企业是用来尊敬的吗？当然，“企业”只是个障眼法，媒体谄媚的是企业家是老板，这个奖颁给联想也好海尔也好，会是普通工人或工会主席去领这个奖吗？还不是柳传志、张瑞敏享受这份光荣。在市场上，我们作为消费者卖东西的时候，就已经给企业贡献利润了，是消费者养活了企业，反过来我们还要尊敬这家企业，我想不通这是什么道理。如果我花钱买了海尔的产品，我和海尔是什么关系，或者说我和张瑞敏是什么关系？按理来讲我是他干爹，顾客是衣食父母啊，自古以来就有这个理，今天怎么都反过来了呢。这里面一是有前面说的媒体人对资本势力的感恩戴德，二是出于直接的利益冲动，当一家媒体用这种谄媚的方式和企业搞好关系的时候，其他的媒体都要跟进，就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比拼。

三、认识这个时代

作为一个记者，在面对一桩桩具体的事件要做出判断的时候，需要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否则会迷失方向。借用李敖的一句话，“形势大好，人心大坏”，可以作为我对这个时代的整体评价。这部分要讲到三个方面，一是以中国视角认识全球化时代；二是认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路径，三是中国人的道德状况。

第一个问题前面已经讲了很多，重申一下我的观点，全球化是一个食物链，观察和评论这个全球化时代，要站稳中国立场，该反对的时候反对，该表示支持的时候就支持。不久前恰逢中国加入WTO五年过渡度期满，很多媒体对此都策划和写作了专题文章，可是看下来几乎都是在说我们中国多么圆满地完成我们的义务，多么全面地兑现我们的诺言，这就很不正常了，中国加入WTO干什么？中国全面参与世界市场，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空间，获取更多的利益，在与全世界进行贸易的时候，也就促进了全球的福利，中国加入WTO不是为了学雷锋吧？这是中国媒体沦为买办代言人的一个明证。有时候觉得我的很多同行的立场真是无法理解，有些被骂得很多的经济学家为国际资本或私人资本当代言人，其间可能有利益交换，大部分记者编辑根本连好处都得不着，跟着起什么哄呢？只能借用鲁迅的话称他们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了。

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当务之急是要提升在食物链的位置，中国不能满足于永远做世界的加工厂，给外国人打工，让洋人把利润都给赚走，而给我们留下一批血汗工厂和一批断了腿、断胳膊的年轻的残疾人。中国加入WTO参与全球化是为了这个吗？当然不是。经济学家卢周来先生有一篇文章谈重庆的“棒棒军”，他就跟那些挑担的人聊天，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他说我要培养下一代，让他好好读书，将来不要像我这样。人家没说当“棒棒”挣钱娶媳妇，生了孩子继续当“棒棒”啊。卢周来通过这个事情来讽刺有些中国经济学家还不如这些重庆的“棒棒军”，他们虽然没有文化，至少还知道要让下一代过得更好一点，还有一个理想，可是我们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呢，还在一个劲地鼓吹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廉价劳动力，说白了就是要维持现状，一直停留在世界分工的下游。媒体的阵地大部分被这些主流经济学家占领了。

中国一直存在着两种发展路径的争论和斗争，一个是独立自主，致力于产业升级；一个是走买办路线，“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前一种无疑是正确的，这是个浅显的道理。有了这个大的方向判断，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就不会出现偏差，今年中央政府决定上大飞机项目，搞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客机，作为记者，要写这个题材的话，该采取什么立场呢？反对自主搞大飞机的声音很多，波音那么成熟了，空客那么成熟了，我们直接买不就完了吗？中国造得出来大飞机，卖得出去吗？投入那么多，周期那么长，能赚钱吗？你买不就完了。缺乏大方向把握的话很容易就被搞糊涂了，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搞这种自主知识产权的大飞机，具体的问题再谈。在这种大型占领产业问题上，我赞同经济学家王小强的观点，不能拿开饭馆那套逻辑来套战略产业，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其他具体问题再讨论，这个前提是不能动摇的。我本人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是按这个主题先行的模式做的，在导语里我是这么写的：“即便可以抛开是否应该崛起、如何崛起的争论，中国也无法抛开作为一个大国的自然属性。在世界舞台上，大国必须担负起她的使命，那就是维护全球均势，维护世界和平。若要担负起这个使命，大国必须作为世界的一极出现——即便在这个号称全球化的时代——而不是成为全球经济的一环。”

全球化是个谎言，是假的，还有一个可以证明的理由是，有些东西是钱买不到的，比如大型飞机的核心技术，美国和欧洲是无论如何不会转让给中国的。原子弹这种东西，中国人不自己搞的话，花多少钱也买不回来。在一个完全的市场条件下，是不应该有这种情况的。

出于食物链高端的美国等发达国家维护这个食物链体系的工具，无非就是技术和贸易的壁垒，还有知识产权。打破技术壁垒的唯一方法就是自主研发，甩开他们自己干，毛主席不就说过吗，封锁吧，再封锁个十年八年的我们就什么都有了。另外就是知识产权，美国鬼子来一次谈一次知识产权的问题，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关于知识产权的理论有好多，也有不少人反对过分保护知识产权，后发国家要是接受这个道理，那就要永远被锁定在一个落后的位置，永世不得翻身。有人说，过去洋鬼子来中国，带着洋枪大炮，现在来中国改挥舞知识产权了。

这里不探讨知识产权理论，用一个直白的方式来做一点讨论。讲一个小故事。查尔斯·狄更斯大家都知道，他是英国的二号大文豪，排在莎士比亚的后面。他跟盗版问题有点历史瓜葛，这个家伙一辈子去过两趟美国，第一次是在在1842年，当时才30岁左右，还没有写出《双城记》呢，但在美国已经很有名的。我记得在伦敦的狄更斯博物馆里看过一幅画，表现当时他怎么受欢迎的场面，人山人海啊。他在美国期间给他的朋友写了一封信，说我在这里什么也干不了，哪儿也去不成，一上街屁股后面就跟一大群人，跟今天的超女似的，屁股后面跟的就是粉丝。话里面透着洋洋自得。可是他从美国回来之后又写了一段话，也是给他一个朋友的，说“这不是我想要看到的共和国，这也不是我想象中的共和国”，意思这个共和国太堕落了。知识分子是很无良的，他有一支笔啊，有点不爽的事被他抓住了轻易没完。狄更斯后来写了部小说，叫《马丁·翟述伟》，虚构马丁这个人，让他去了趟美国，然后对美国尽情挖苦。

狄更斯为什么这么恨美国呢？是因为美国人盗版了他的书，还盗版得理直气壮。那个时候美国人了解他的作品的方式，就是看盗版书，盗版把狄更斯搞得很有名，但他拿不到版税。于是每次狄更斯演讲，就对着追随他的美国谈盗版的问题，你们怎么盗我的书不给我钱啊。说得多了，美国人就烦了，结果美国的媒体调转炮口，写文章大骂狄更斯这个人太势利太庸俗。把狄更斯搞得很郁闷，忿忿回到英国。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这本书里，称19世纪是美国在知识积累方面的黄金时代，也就是狄更斯去美国的时代，他把这个时期的美国称为“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人人都读书，读书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可是那个时候的美国没有现在这么强大，不仅经济上不够强大，文化上也不强，但是这个新生的国家有知识上的需求，想读书又付不起版权税，可又不能不读书，怎么办呢？只好靠盗版，当然主要是盗版英国人的作品。英国就不乐意，说你们要立法保护知识产权，读我们书得给我们交钱。美国人就拖，用李敖的话说“拖死狗”，一拖拖了50年，大概一直到1900年左右，才正式立法保护知识产权。盗版、不尊重知识产权的行为为美国人素质的提高赢得了充分的时间，但是等他一旦自己强大了，马上拿知识产权这套要求后发国家，无论用点什么东西都要交钱，连救命的药也不例外。可是我们没钱怎么办呢？没有钱还不念书了吗？没有钱还不看病了？没钱还不用电脑了？当然不行，美国人对待狄更斯的方式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歧视，偷书能算偷吗？这是孔乙己的名言。

以软件为例，电脑现在已经成了工作学习的一个必需品了，可是我们要用正版软件的话，一套WINDONWS操作系统和基本的OFFICE软件得多少钱？而北京的平均工资才多少钱？一个月才1000多块钱。也就是说，对很多来讲，一个月的收入都不够买一套软件的。怎么办，我们中国人还不用电脑了？那不是被人越落越远了吗？

这来面还有一个小偷与强盗的问题。美国的佐力克跟吴仪谈判的时候，说你们中国人盗版，是小偷，我不跟小偷谈。吴仪也很厉害，说我不跟强盗谈判。没错，盗版行为是可以称之为小偷，可是中国人的盗版都是个人行为，我们政府从来就没有支持过盗版，而且在积极打击盗版。但是英国鬼子侵略我们的时候，美国鬼子跑来利益均沾的时候，都是你们的国家强盗行为，所以我们今天才可以笼统骂英国人，骂美国人，当然这么说不排除有个别的好人。这笔帐从来都没算过。我们中国又没有由国家出面组织全民盗版，性质是不一样的。有人说，我们中国人一次次给洋鬼子赔款，早就把版权费预付了。这些话现在很难登大雅之堂了，政治不正确，但我们心里要有这个数。

如果我们要打破上升的壁垒，一方面是自主开发，另一个方式就是借点所谓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先用用。记住孔乙己的千古名言：偷书能算偷吗？

接下来谈谈如何认识这个时代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开的改革开放以来这30年的成就。江泽民总书记退休的时候，在党的报告里面总结说，这是“千年未有之盛世”，当然这说的是那“13年”，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高潮时期。这13年，是新自由主义高歌猛进的13年，是国退民进的13年，是经济高速增长的13年，也是不正义迅速累积的13年。到底我们有没有过“千年未有之盛世”，是要打个问号的。

谈论这段历史，就不能不说新自由主义，这是主导这30年改革，尤其是那13年的意识形态。从80年代开始，弗里德曼、张五常这些新自由主义的祖师爷们就跟中国的领导人关系密切，弗里德曼跟赵紫阳有交往，这后来还是赵紫阳的一个罪状；他们跟江泽民这批领导人也有交往。新自由主义的观念是被官方接受了的，成了指导中国改革的纲领。这套理念也在媒体上获得了几乎是唯一合法的地位，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是，媒体人的脑袋基本也是被这一套给洗过了。我的理论功底不行，就直接引用几位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概括。首先是Parry Anderson的一段话：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二战后的西欧和北美。它对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展开了猛烈地抨击，是它们在理论上的反动。1944年，著名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思想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冯．哈耶克发表了《通往奴役之路》，它可被认为是标志新自由主义创立的宪章，它带有激情地抨击了国家对市场机制自由运转的一切限制。”

这是对新自由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的一个概括。它是对罗斯福新政以来的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的一个反动，是有其特定的指向的，中国没有新自由主义要冲击的那个背景，所以把它简单像中国移植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

另外就是汪晖教授的概括，他是国内左翼势力的领军人物：

“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纲领，而且还经常是一种以反政治的形式出现的政治纲领，它的话语形式包裹在‘经济’的范畴——如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解除金融管制、效率优先、利润最大化、反对国家干预、私有化，以及WTO、IMF等新经济秩序的中介组织的功能，等等——之内。用一位学者（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的话说，它‘在一个有各种强力关系构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强力者一边’，‘对任何可能对纯粹的市场法则构成障碍的集体结构提出质疑。这些集体结构包括：民族国家、工作团体、捍卫工人权利的集体组织、工会、协会和合作机构，甚至还有家庭’。”

新自由主义主张是纯粹的经济自由，而不是政治自由，它是一种政治纲领。它主张的是纯粹的市场法则，纯粹的市场法则是什么？就是弱肉强食。所以一步一步推演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理念所维护的自由是资本的自由，完全是站在资本的角度来谈问题，而不是站在劳动人民一方。新自由主义批判国家、批判政府干预，这是表面现象，他们的真正敌人是工会，是维护劳工权益的组织。所以新自由主义反政府、反集权是假的，反国家干预是假的，反人民是才真的，他们很容易跟集权政府搞一块去。弗里德曼死后，好多的文章提到他们芝加哥大学培养出的人跑到智利去和皮诺切特沆瀣一气，跟一个独裁政府合作。在韩国，这些新自由主义者也朴正熙的政府打得火热。

在这套理念的作用下，改革开放以来走的路线发生了双重的偏离。首先是发展的目标本身。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没错，不发展不行，但是不要忘了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让大部分人过上好日子。发展经济是为了给人更多的选择，给每个社会成员更多的能力，增加人的自由空间，除此之外不应该有别的理由。可是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的支配下，发展的手段却演化成为目的本身，经济总量、GDP的增长成了一切，至于财富在不同人群中的分配被严重忽视了。只看总量不看分配的增长，自然而然演化出一个结果，即本来应该作为发展目的的人，下降到跟桌子、椅子、机床等一个层次，变成了为资本创造利润的生产资料的一种。主流经济学家们最喜欢说的就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我们有充裕的廉价劳动力，而且我们要发展就必须维护这个优势，甚至反对政府出台最低工资制。赤裸裸地把人和机器放在一个层面上看，在购买设备上可以压缩成本，搞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压缩成本，在劳动力价格上当然也要压缩成本。总之，在他们眼里人打工仔就不是人了，连牲口都不如，农民养头牛拉车，还得喂饱了才干活，活重的时候还要加点料，在草里拌点粮食。可是血汗工厂里的工作条件是什么样的，多少年轻人在污染的环境下得了病？为什么不强制要求对工作条件的改善不进行投入？简单，连牲口都不如了，还管什么健康问题。

一方面打工仔不是人了，另一方面资本家就成了人上人。新自由主义为资本的自由张目，但资本是死的，它是要被资本家掌握的，所以归根结底是在为有钱人服务。这些人不但暴富，还被塑造得无限高尚，成了对社会有贡献的人，需要被善待的人。我们的经济学家，我们的媒体把经济发展的贡献算在企业家头上，把企业家说成打工仔的恩人，却对劳动力对发展的贡献视而不见。所以，“我们不是一个人类”的说法，在这里也是切合的。政府一个劲地说要维护投资环境，不但是土地和税收，还包括高档的酒店不能随便查，资本家白天干活已经很累了，晚上也要开开心，警察怎么能打扰呢？

可是这种政策善待和纵然是些什么样的企业家呢？刘福垣先生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把话说得很尖锐：“真正的外国企业家，看重的不是你的低工资，不是三免两减半，看重的是市场，你的市场大，在这搞企业就地就赚钱了。真正看重那些东西的是那些没出息的假的企业家，上我们这来捞便宜的，而且给我们带来的文化、理念都是落后的，都是（上世纪）30年代水平的，所以才出现血汗工厂。”我们自己土产的企业家，大都是这些没出息的同行的好学生。

这种不顾分配、不顾劳动者死活的发展模式，到今天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一个社会的财富要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有个合理的分配，广大劳动力本身也是消费者，如果他们赚的太少，房租都不够付，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还有更多的钱去买别的东西吗？大量的利润截留在资本家手里，一个人再有钱他能花费也是有限的，他大不了买一架私人飞机，然而航空市场要做大，最重要是有更多的人能坐得起飞机。不能靠少部分有钱人来支撑经济发展，必须是绝大多数人都能参与进来的经济循环才是健康的。对劳动力无限盘剥的导致了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均衡，真正有需求的人没有消费的能力。经济学那一套很讨厌，经济学讲的需求不是真实的需求，有一次我问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怎么老说我们内需不足呢，老百姓缺衣少穿的多得是，大家都有需求啊，他说我们经济学上讲的需求，是有消费能力的需求，叫有效的消费需求。可是我们在这种分配方式格局下需求怎么能有效的起来？一个打工妹打了一个月的工，可能因为打碎了个东西，到头来她还欠老板的钱，就算不欠钱，除了基本生活消费，也所剩无几了。她有钱去买化妆品吗，她有钱去消费吗？假如她打工的地方就是一个生产化妆品的工厂，这个老板难道会不明白，你的产品的目标消费者被你盘剥到连吃都吃不好的地步，谁来买你的口红？这是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分配机制不合理，导致需求不足，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危机。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就是因为20世纪初叶美国日益增长的劳动生产率和工人工资的增长严重失调造成的，《全球通史》中有如下数据，1920年至1929年间，美国工人生产率上升了55％，而他们的平均工资水平的增加却只有2％。越来越多的财富聚集到少数人的手中，5％的人掌握了美国三分之一的财富，绝大多数的家庭挣扎在温饱线上或者连温饱水平都达不到。所以美国的经济陷入危机，经过多年才得以修复。

我们发展模式也是奔着经济危机去的，暂时之所以还没事，是因为大量依靠出口消化生产能力。我们现在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超过60%了，经济就在靠出口和投资在撑着，消费在GDP中占的份额这么多年来呈下降的态势。如果国家间的关系有点风吹草动，比如万一台海发生什么冲突，中国被国外封锁，进出口贸易停止，中国的经济立马要崩溃。前几年，中日关系紧张了，山东的大葱大蒜就都烂到地里了。这种发展模式是不能长久的。

其次是改革手段发生了偏离，变成了目的本身。这么多年我们听到的理论都是说，国有企业为什么没有效率？是因为产权不明晰，所以要明晰产权，企业要是个人的，就万事大吉了。于是私有化变成了国企改革的目的，地方政府限期卖国企，卖光了，就改革完成了。借用电影《疯狂的石头》里的一句台词，就是“早死早超生”。国有企业是谁的？是全体老百姓的，是中国老百姓在计划经济时代勒着裤腰带节衣缩食积累出来的公有资产。按理来讲它属于每个人，人人有一份，如果在决定要搞改革开放的时候把这部分资产均分了，达到一个起点的公平，也没问题。没有均分，那么国企就要让全社会都受益，只有让全社会受益越来越多的改革，才是成功的改革。可是当国企改革和搞私有化划上等号，被卖掉的企业单独看可能是效率高的，吸引就业增多了，可是原来的企业是大家的，现在无论好坏都只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了，在本质上变了。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的不正义。还有MBO，管理层收购，秦晖教授早就批评过了，是从掌勺者私分大锅饭到掌勺者私占大饭锅，他批评的时候还是偷偷摸摸在占，后来就光明正大地占了。也有学者批评，如果给了国企领导人把企业变成自己的私产的可能，就等于鼓励他把企业往坏了搞，然后好MBO。这等于给“吐痰论”披上合法合理的外衣了。没有这么干的。

1996年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听厉以宁给我们讲“靓女先嫁”的理论，那时候我也不懂怎么回事。等到开始反思改革的时候，又过去10年了，靓女丑女都卖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这些主流的经济学家也都不说话了。2005年两会期间，我采访厉以宁，问他对反思改革有什么看法，为什么不发言，他说不谈这个，于是跟他谈新农村，问了几个问题，我又把问题拉到改革上去了，他火了，反正就是打死也不谈。当年他鼓吹的时候多起劲好像都忘了，跟没事人似的。

再谈一谈如何看待政府行为，我们要在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大背景下来看待政府行为的失当，就会发现其中的双重性。首先是腐败问题，政府掌握公权力，而掌握公权力的人有私欲，这个体制给了他们利用公权力满足私欲的空间，所以他要搞腐败。政府是一级组织，是由人组成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承认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利益集团，他有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冲动。腐败很普遍，也越来越严重，迄今为止的反腐败措施让人看不到任何扭转这个趋势的可能。

腐败是政府行为失当中的重要一部分，但绝非全部。另外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代表性上出了问题。政府官员也是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洗了脑的，如今不但资本家可以入党，而且这个党和它领导下的政府事实已经变成了企业利益的代表者，不再代表工农，失去了普遍性。当政府官员也认可企业家是对社会真正有贡献的人，而打工仔变得和桌椅板凳一个样的时候，这个党这个政府就变质了。一定要认识这一点才能解释现实中发生的一些事，比如说今年年中杭州市委市政府发布了一个文件，当地包括徐传化、马云、李书福等在内的150名民营企业家，每年将接受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安排的专项体检和疗养休假。理由是企业家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他们的健康状态关系到经济全局，关系到民生，因为老板倒下来，打工仔就将失去被剥削的机会。官商勾结自古就是最招人恨的东西，可是这么明显的官商勾结为什么敢拿红头文件的方式发布出来？这用腐败可以解释吗？不能。腐败至今还是见不得人的，我去给你送礼，你偷摸的收礼，有时候不好意思就要老婆收，老婆不好意思收，就要小老婆来收，怎么着也得私下里干腐败的勾当？可是政府对企业家如此关照说明什么呢，是这些企业家给杭州的领导送礼了？我们不能排除杭州的官商勾结搞腐败的可能，但具体到这个事情上来，肯定不是的，没人傻到要把腐败关系公之于众。可是杭州市委市政府理直气壮的这么干，就是因为他一屁股坐到跟资本家一条板凳上去了，跟企业家穿一条裤子了，在代表性上出现了一个转折，偏离了他的职责。你的职责是保障社会公平，是照顾低收入的人，给连最基本的医疗保障都没有的人提供救助，照顾什么企业家啊，这不是神经病吗？他们什么东西没有，还要你安排体验安排疗养？混蛋事做得如此大义凛然，完全是被一种乌七八糟的发展观控制头脑的结果，不是用腐败能解释得了。

政府应该是超然的，凌驾在资本集团和劳动力集团之上协调二者利益，而且应该更多地站在弱势的一方，给他们提高基本的保障，维护正义。可是现在他大义凛然地坐到资本家那边去了，二者形成了事实上的利益同盟，而且是公开的结盟。腐败结盟还好办，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可是非腐败的结盟就没那么容易解决了。这两种因素夹杂在一起，官商同盟共同对付劳动力，欺压人民。

政府与资本的结盟中还有个递进关系，就是政府选择结盟的对象时是有优先考虑的。前面提到布迪厄的说法，“在一个有各种强力关系构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强力者一边”，所以在打工仔和民营企业这对矛盾体中，政府选择站在民营企业这边，但是外资进来之后，他就抛弃了民营企业，又一屁股坐到外资那边。也是刘福垣先生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骂的，沃尔玛都开进我们的北京市中心了，你去美国看看哪个沃尔玛开在市中心？政府以吸引外资为荣，为目的，吸引来500强就更了不得了，只要500强愿意来什么事情都可以干。沃尔玛一旦进入到北京市中心，周边一片的超市全得死光了，这就是引狼入室。为什么一定要把沃尔玛弄进来，把自己的超市打死呢？可以美其名曰与狼共舞，可是要搞清楚，是否具备了驯兽师的本领，如果让走路还没学会的孩子去与狼共舞，那除了被狼吃掉，没有第二种可能。“强力者原则”是成立的，因为外资比内资强，谁强就站在那边。

作为一个记者观察政府行为的失当，一定要认识到这种双重性，看清楚哪些是纯粹的腐败行为，哪些是权利与资本结盟的结盟，而其中又有哪些是由政府主导的，哪些是由资本家主导的。所以不能说一切恶都源于腐败，也不能以市场化冲击政府权力来作为解决问题的惟一方式；板子也不能只打向政府，不能做一个简单的“无政府主义者”只打向政府，也要打向资本势力。我不是为政府辩护，是要拆分这个问题里面的复杂性，而不是简单地当一个愣头青。作为记者，要批评和揭露腐败，同时也要敦促政府回归本位，代表工农利益，同时一定程度上去伪存真地重拾20世纪中国革命的传统，把工农组织起来取得跟资本家对等谈判的地位，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血汗工厂，消除经济危机发生的风险。

说几句算是题外的话。权力和资本结盟了，但是经常受到批判和攻击的只是权力，资本往往跑掉了，这是不对的。大家将来有一部分会做记者，我提醒大家观察现实、评论时事也好，一定要对资本保持足够的警惕和批判性。消费主义是这个年代里比新自由主义还要有生命力的一个意识形态。不久前我和一个朋友聊天，他是一个小公司的老板，是有一点小钱的人，他说他感到很奇怪，他们公司的小姑娘每个人用的手机都比他的先进，他就有个疑问：我有多少存款，她们有多少存款，为什么用那么好的手机？为什么？因为这个时代堕落了，堕落到人只能靠用什么样的手机来证明自我了，这种趋势就是资本势力制造出来的，它推动了时代的急剧堕落。哪来那么多的节日，父亲节完了母亲节，然后情人节、圣诞节的，说白了就是制造出来控制人们的头脑和钱包的。我们必须要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资本家比政治家更会骗人。为什么这么说？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网上关于电视新闻是怎么编排出来的帖子，找一个人站在镜头前，拿张纸写好了，让人念。看电视新闻的时候，大家本能地会有种厌恶感，如果新闻是在骗人，我们很容易意识到并在内心有所抗拒，比如找来一个农民说今年的粮食大丰富了，都是党的政策好啊这种话，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会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多数人对政治的警惕是本能性的，可是看广告的时候有多少人在多大部分时间内反感过？当然，我们不说脑白金那类以恶心人取胜的广告，咱们只说正常的。在好的广告你可能会发现美感，却忘记了所有的广告都是骗人的。比如有个洗发水的广告，是郑秀文代言的，她说用过了头发可以挤出水来，一捋头发，还真出水了。这就奇怪了，可能的情况只有一个，就是抓住郑秀文的脑袋，在水里泡一会再捞出来，只有那时候头发才能挤出水来，平时怎么可能呢？明明是特效做出来的，蒙人的，但它给的感觉是创意很不错，很美，而不觉得是在骗人。2006年世界杯期间我正好在德国，看球的时候有个广告反复播，法航的，大概的情节是这样的，一个窄窄的游泳池，旁边坐着一个男模特，然后一个女模特走过来，从游泳池的一边下去，游到另一边上来，然后两个人一起坐在座位上，是一对沙滩椅。画外音是，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就要降落了，请回到座位上之类的。最后，LOGO打出来，Air France。这不是胡扯吗，我算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客机空客A380的最早几批参观者了，大不了在机舱里弄了一个挤挤巴巴的小吧台，飞机上怎么会有露天的游泳池呢？说白了，这就是赤裸裸地在撒谎，可是观众却不以为这是骗人。整个商业世界就是一个又一个谎言构建起来的，不只是广告，品牌也是。这种资本的思维已经蔓延到大学里，把大学也变成了它的一部分，每个学校都有一个骗子系，广告系，专门培养职业骗子。这真的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年轻人的意识不知不觉就被消费主义给占据，变成一个个的欲望机器。赚了钱就买所谓最先进的产品，给那些大公司大品牌做了贡献。

简单对改革开放这些年做一个概括的话，我会这么说：对公有财产的瓜分基本完毕，利益集团的结盟基本完成；既得利益者已经企图将现状进行合法化和凝固化并且取得了成果，标志就是强行通过《物权法》，这个法很多人反对，但是上头明令不许讨论，媒体上不许有质疑《物权法》的声音；改革造成了起点上的不公，使得改革成就，所谓大好的形势的合法性大部分值得怀疑的。如今在媒体上经常露面的那些鼓吹市场化的“自由派”和“改革派”，已经成为了事实上的保守派，这些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利益集团的一个部分。这个说法在媒体界算绝对的非主流声音。

这部分的第三个问题，即中国人的道德状况问题。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全社会的道德底线失守，干啥的不像啥。道德和制度是什么关系？我以为，道德具有元制度的地位，所有的制度都是人制定的，要靠人来执行，如果人的道德底线崩溃，是不可能有好制度的。我一贯反对泛泛地谈“坏制度使好人变坏，好制度使坏人变好”，从来是先有好人，再有好制度。我们处在一个“百废待兴”的时刻，是一个需要破题的时代，所以道德的重要性是前所未有的。

电影《阿甘正传》里面有个细节，阿甘小的时候，他妈送他坐校车去上学，后来阿甘又送他的儿子，司机是一个人演的。我记得特清楚的是，阿甘带他的儿子坐在凳子上，等车已经停下来，他们才开始翻书包又翻本子的，还掉下一片羽毛，走到车门口还絮絮叨叨跟司机聊了几句才上车，整个过程持续了至少一分多钟。所有人都安安静静等着。我看得真着急，怎么可以呢，如果我坐公共汽车我可不好意思让车等我，或者说我不敢，司机会骂我的你敢磨磨蹭蹭的让司机等你？大家都知道，就在北京，一个小女孩在公车上跟售票员绊了几句嘴，被一把给掐死了。还有，盲人坐公交车，公交车不拉，这种事非常普遍。我在英国的时候，曾经跑到剑桥去玩，我喜欢瞎溜达，走到哪算哪，当时我在一条路边东张西望，忽然看到有一辆车停了下来，他以为我要过马路，就停下来让我先走。搞得我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不想过马路，但人家都停下来了，我就走到马路对面，还跟司机摆摆手，等他开走了，我就又回来了。都是一样的人，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前些天我到深圳出差，在深圳的同学给我讲了一个事，他的一个同事给朋友做伴郎，新郎家在山东，挺有钱的，为他负担了全部的旅费，然后为了感谢他，大家猜送了他一个什么？送了他一个女大学生！听听这叫什么事？这个时代是怎么了？看看社会新闻，各地警方抓的卖淫的女大学生多了，古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话我不太同意，我虽然愤世嫉俗，同时也是一个比较宽容的人。当人的生存和尊严发生冲突时，哪怕这个冲突不对生命构成威胁，而仅仅可能损害一个人的生存品质，我也可以认同在尊严上做一点让步的行为。可是现实中人们的尊严感全盘崩溃掉了。大学里面是相对有人情味了，如果有一个大学生的生活有困难，那么他肯定比其他地方的人有更大的可能获得帮助，比如勤工俭学、助学贷款或者来自老师同学的资助等等。那些走上卖淫道路的女大学生并不是要饿死了，无非是想过更奢华一点的生活，用好点的手机、好点的包、好点的化妆品，就可以被人家当礼物送来送去。

让我们试图分析一下礼崩乐坏的根源。儒家讲“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句话从现代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是很反动的，因为它把人分为三六九等，没有平等看待。可是这句话包含了深刻的哲理，社会规范有两种，一种是法律和日常的伦理道德，一种是高层次的道德规范。法规是强制性的，以暴力为后盾保证其得以实施，“刑”的标准是底线，每个人都必须遵守，否则要受到惩罚，这可以保证社会有一个基本的秩序，而底线的突破对一个社会是灾难性的；日常的伦理道德虽然不由国家暴力支持，但也有一定的强制力，周围人的眼神可以让一个人抬不起头来。道德则是引导性的，不具备强制力，却能成为一般人向往达到的目标，“礼”的引导作用可以让社会变得更美好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在人群里面有道德高尚的人，有些人确实比我们普通人的境界高，这样的人可以叫圣人，圣人不是用规范要求出来的，他是天生的，可以敦促大学向圣人学习，但不能强制每个人都变成圣人。对一般的普通老百姓，要求他们不要触犯最底线，即不要犯法就可以了。把标准搞乱了的话，后果会很严重。我认同20世纪的中国革命，但是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到到文化大革命，革命是革过了头。艰苦朴素闹革命，艰苦朴素搞建设，原本是非常理性的选择，因为建国初期我们没有那么多东西消费，又必须要积累。人都有私欲，艰苦朴素对人来讲是高层次的要求，但那时必须这样做。可是后来层层加码，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普通人的行为规范的要求已经从“刑”这个低标准，跃升到了一个连圣人都达不到的高度，圣人也会有私心，但那时候要求所有人要“狠斗私字一闪念”。拿圣人都达不到的标准来要求每一个人，结果是什么？就是大家都达不到，既然大家都达不到，那么每个人就都坦然了，很坦然地接受了一种以破坏规则、践踏规则为常态的日常伦理。

社会规范的底线确定是有些艺术的，因为底线还不能低到没法再低，要留出一点点的空间来给人试探，人都有调皮捣蛋、突破一点底线获得快感的欲望。易中天讲曹操的时候说，男孩子小时候要调皮一点，否则长大没出息，有人因此批评他，但他说的是对的。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一群北大毕业生结集出了一本《北大往事》，评价不错，我本人也很喜欢，认为这本书是给北大争了面子的，阐释了什么才是北大精神。其实这本书从头到尾讲的就是北大学生怎么胡闹，怎么视校规校纪为无物的。这些人的年少轻狂劲过了，现在都是遵纪守法的良民了。所以说底线之下还要留一点空间，要使触犯一下底线高兴劲过了就回归常态是可能的，不能一碰就成犯罪了，就万劫不复了。

在革命革过头的年代，底线提高到了所有人都达不到的水平。全社会是需要底线来兜底的，可是这个兜底的东西高高在上，大家都达不到，大家伙就全都在底线之下了，再往下看，啥也没有，于是大家伙就可以尽情地在烂泥塘里打滚了，毫无心理负担。我的一个大学同学跟我讲，他有一个小学同学，在北京混，他老婆出去不学好，后来干的不错，从妓女做到老鸨，日子越过越好。他就感慨，这个社会真是笑贫不笑娼啊，全村人都知道这两口子在外面干什么，但全村的人都在羡慕他们，认为人家都有本事，能赚到钱。

多年革命革过了头的起因还可以从善意的角度去理解，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一贯相信群众，相信人性可以改造，相信“六亿神州尽舜尧”，所以出现了拿圣人标准要求庸人的事情。走出文化大革命，到了1980年代，有一部分人先知先觉，早早地抛弃了理想主义，但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坚守理想主义，忧国忧民，所以有文化热和当年的社会运动。也正是对社会运动的镇压比较彻底地打消了这股势力，一位学者朋友给我转述过他的大学同学的思想转变，当年他同学一腔热情地参加游行，被警察当头打了一棒子，当时就浮出一个念头：我对这个国家的责任到此为止了。这虽然是个进不了史书的细节，但很有代表性。然后没多久就开始了真正的“盛世13年”，全国人民都放弃理想为钱奋斗了。80年代还说“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进入90年代就开始彻底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了。可以说如今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法律、制度、道德规范等就是用来说说了，说说而已。

如今和革命的年代虽然让人有晃若隔世的感觉，可是有些东西还是有连贯性的，当然一般是错误的东西。社会倡导的行为规范如果发现错了，明智的方法是立即改过来，让受到破坏的社会回归原状。比如1920年美国通过禁酒法案，以宪法的形式在全国内禁止饮酒，这是一个用清教徒的道德标准作为全社会的行为规范的典型案例，结果全美国人都私下里喝酒，养肥了贩卖酒的黑社会组织，全国人民变成了罪犯，形成一种践踏法律的常态文化。好在美国人知错能改，到1933年就用另外一个修正案把禁酒法案取消了。可是我们到今天也没吸取这个教训，一方面是物欲横流男盗女娼，一方面是官样文章在唱高调，一会“三个代表”，然后就是“保先教育”，后来又有了“八荣八耻”。在高调的同时，也有些低得离谱的“低调”，比如教师守则里要规定“男教师不准强奸女学生”。我在深圳出差时住的酒店里放着深圳市公安局的告示，规定“严禁住宿人员和来访人员对旅业工作人员进行谩骂、侮辱或殴打等行为”，让人搞不懂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经常有住店的客人打服务员什么的。

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个道德水准一步步走向沦丧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爱因斯坦说过，“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可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从一个整体上而言，实在是要烂得多。大家都知道，知识分子在文革里面受了些苦头，于是文革过去了，他们就开始叫苦，开始索取，要把过去失去的全补回来。太多的人以个人一时一事的得失为转移，完全抛弃了站在历史的、国家的、民族的立场上看问题的意识。市场经济大潮一来，知识分子脱裤子脱得比谁都快，当不了资本家就要当知本家，再不济也要当资本家的吹鼓手，这样一群社会文化的塑造者能打造出什么样的文化来，就可想而知了。作家阿城早就批评过，你在农村下乡几年就说浪费了，但是跟你一个村的老百姓呢？他们家世世代代都在浪费，说这话有良心吗？邓小平也批评过，哭哭啼啼，没有出息。胡耀邦也说过，不要让后人笑我们太小气。按说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平应该比政治人物高一点，可是他们连政治人物都达不到。市侩化的过程在80年代就开始了，所以费孝通当年有个说法叫“从十年动乱到十年乱动”，王蒙有句土话，“屁股眼里插草棍，谁也坐不住。”骂得都是这种趋势，可是没用。90年代以后，就进入“一部分人失语，一部分人失禁”的状态了。

任何时代都离不开道德，离开了道德什么都玩不转。如果没有了医德，卫生部怎么管医院也管不好；没有了师德，教育部怎么管也管不好。当然了，卫生部教育部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那就更完蛋了。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提出一个概念，基础秩序的缺失，就是从道德文化层面上说，好制度建立和运行的基础已经没有了。基础秩序的缺失、道德底线的全面崩溃让任何良好的制度设计都无法实现，甚至会出现反作用。比如说司法独立，很好的制度，但我们的法官拉出来站一排，全枪毙了也许肯定有冤枉的，但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这样的法官队伍还想司法独立？那还不烂透了，所以我写文章公开反对所谓的司法独立。教授治校，很好吧，可是我们的教授，包括我们北大的好多教授，都变禽兽了，社会上有个说法，老百姓怕三条蛇，眼镜蛇说的就是教师。有人鼓吹改革高考，让大学自主招生，那结果肯定是农民的孩子都不要上北大了。所以，这种改革我明确反对，高考有没有问题另说，至少有个客观标准，可以比较，有点公平性存在，所以我这样的人才有机会上北大。

如果说唯一还有点安慰的话，就是我们中国人对腐败现象还没有彻底丧失感觉，反腐败还是有共识的，党中央还在推动，管不管用是另一回事。在南亚的一些国家，腐败公开化、制度化了，没有任何的廉耻心可以，我一三五腐败，你二四六腐败，还是民主国家呢。

中国迫切地需要道德重建，这个进程要比法制进程更难也更缓慢。唯一的方法是一代有道义的人站出来。各位同学们将来都会是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可能握有笔杆子影响社会风气，一定要做一个有底线的人、有责任感的人、有担当的人，不要轻易被时代同化，不要同流合污，不要突破底线。只有更多这样的人站出来，才是希望所在。所以说天将降大人于今日之青年。

四、记者在这个时代的使命

最后一部分就是记者在这个时代的使命。前面铺垫了那么多，就是为了提出这个问题。

媒体的本质是什么，媒体的本质是商品，天然就有倾向性，谁出钱代表谁的利益，这是个浅显的道理。英国的《泰晤士报》被默多克买下之后，明显开始向右转。

记者的本质是什么？我没学过新闻，不知道新闻系老师是怎么讲的，如果我做新闻系的老师，一定要把一篇文章作为必读，就是马克斯·韦伯的演讲，《以政治为业》。其中有这样一句精彩的概括：

“只有新闻工作者是拿工资的职业政治家，只有报纸的经营可以算是不间断的政治活动”。

总是听到记者应该客观中立的说法，这是值得怀疑的。客观很好理解，对事实的阐释要有依据，不能臆造，但从哪个角度看问题总是有选择的，这个社会变得高度技术化，事件也纷繁复杂，记者要报道一个事件，必然要把了解到的一个个片段用自己的方式串联起来，就像剪辑师一样，剪辑的工作本身就是立场，就是主观的。记者也有直接发表评论，撰写评论性文章的时候，其主观性就更不必说了。中立就更做到，要知道中间在哪里，必须要确定边界，可是边界的确定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宣称中立的新闻工作者就等于赋予了自己确立坐标系的权力，这是对自己的职责的一种僭越。客观中立不应该成为记者的职业伦理。我们还听说记者的任务是追寻真相，报道真相，可是真相从来都只有部分的，没有全部的，记者带着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世界，看到什么、对什么视而不见，是有选择的，记录下什么、突出什么更是经过主观设计的。所谓追寻真相，只能作为一个口号吧。另外，对真相的探寻的意义何在？这也是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抛开意义，那就把是把新闻当作消费品，让读者看着好看，刺激发行量，这是不够的。任何写作的背后都少不了一个为了谁的问题。

我提倡的是，作为一个记者，需要带着一种深刻的偏见观察社会。偏见，是要有一个自己的视角和世界观，没有视角就出现“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局面，眼前走马灯似的乱转，但什么也看不清楚。偏见是个贬义词，所以要提倡深刻的偏见，通过学习和思考形成一套自己的历史观和分析方法，带着“有色眼镜”观察现实，看到表象背后的本质。

让我们回到韦伯关于记者这个职业的定位，“拿工资的职业政治家”。这个说法跟共产党提倡的“政治家办报”差不多，只是对大家对政治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或者说政治立场的选择可以不局限于宣传部的官僚们所限定的范围。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记者，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站在谁的立场看问题，为了谁的利益而呼吁，拿起笔做刀枪，你在为了谁而战斗。在当今这个时代，作为政治家的记者第一要有中国立场，在全球化的时代从中国利益出发，在做一个世界主义者之前，首先做一个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而不能动辄“犯贱”，充分“买办代言人”。其次，在面对劳资关系的问题上，坚定地站在维护劳动力的一方，道理很简单，记者本人就是劳动力大军的一员，维护劳动的地位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资本与劳动在利益分配上已经严重失衡的状况下，站稳劳动者立场就是为全局做贡献。万不可沦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政治是一门不以追求终极真理为目的的活动，其真意是在遵守基本的职业伦理的前提下不断地斗争与妥协，这个过程本身才是真理。在政治活动中，对与错这个评价体系是失效的，没有对错，只有输赢，说你黑心老板是混蛋，你就是混蛋。任何政治性的辩论都是手段，不是真正探讨问题，作为政治家的记者第一要务就是站稳立场，不能被对立一方的道理所说服，让黑心老板们说说，他们也能倒出一肚子苦水来。任何阐释都可以合理化，所以该拒绝的时候一定要明确地拒绝理解。政治也拒绝换位思考，守住自己的位置不动摇，就是对建设一个健康的公共生活最大的贡献，而动辄换位思考则是在鼓励和参与构建一个赢家通吃的恶的社会。不止一个同行朋友跟我说过，任志强说的有道理啊，房子确实不是每个人该买得起的，房地产商确实也不容易。这是非常危险的想法，他是卖房子，我们都是买房子的，二者之间是个对立统一的整体，站在他的立场看，他说的当然有道理，可他为什么不换过来站在需要房子住又没什么钱的人的立场上想想呢？买卖双方讨价还价，没见过买东西的帮卖东西的说话的，但在今天的房地产市场上就有，翻翻报纸，替任志强这种人着想的记者还少吗？这还算个记者吗，那么多年的书不知道念到哪去了，见到势力大的就骨头发软。

记者要学习才能担负起自己的使命。2006年，我参加了一个德国的记者交流项目，在他们给我寄来的确认通知里附了一个该项目的简介，开头第一句话是：Journalists shape our perception of the world，意思就是记者在塑造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这句话看得我热血沸腾了老半天，从来没觉得自己这么牛过。可是静下来想想，如果我们自己都没知识没头脑，拿什么塑造别人对世界的看法，凭什么塑造别人对世界的看法呢？这是其一。另外，我开玩笑说，这个时代最大的威胁是流氓正在变得越来越有文化，要跟有素质的流氓交手，必须用理论武装自己。记者不能只懂新闻，一定要多看各个领域的书，这样才能够跟不同的人对话，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且发现问题。

来看一下这段话，也是出自韦伯的《以政治为业》，实在是太精彩了：

“许多人并不了解，在新闻工作中，一项真正出色的成就所需要的‘才干’，同任何学术成就所必须的才能绝对不相上下。我们尤其应该考虑到，新闻工作必须按要求随时交稿，我们也得考虑到，新闻工作者必须在显然是完全不同于学者的创作条件下，立刻产生影响。人们几乎从未认识到，同学者相比，新闻工作者所承担的责任要大得多。如果按平均水平，任何一位有荣誉意识的新闻工作者，他的责任感同学者相比，不但毫不逊色，而且较学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已由战时的情况得到证明。”

韦伯这里所谓的“战时”，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看看韦伯的话，应该知道从事这个职业所担负的责任是多么重大，而对这个职业的要求又是如何之高。以此对照，当下中国新闻界根本就够不着及格线。再来看接下来的一段：

“人们对新闻记者的评价不高，是由于在这方面，人们对一些不负责任的新闻工作者的表现，以及由此造出的往往十分可怕的后果，总是念念不忘。如果说，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要比普通人更加谨言慎行，那是谁也不会相信的。但事实正是如此。同其他职业相比，新闻工作这一行包含着一种极强的诱惑力。今天，新闻工作又遇到了一些其他的特殊条件和环境。由于这些因素的作用，使得公众在看待新闻界时，习惯于采取一种鄙夷和可怜的心情交织在一起的态度。今晚，我们无法讨论该如何对待这个问题……” 

韦伯在这里提到的对当年德国新闻界的评价已经社会对新闻行业的反映，简直可以直接挪来今日的中国。

结束语

我发现今天所讲的，可以用“三讲”来概括，即“讲政治、讲正气、讲学习”，当然在内容上与官样文章所宣传的是不同的。共产党直到今天所宣扬的某些理念也还是正确的，有进步意义的，可惜都被愚蠢的官僚们搞坏了，以致于大家一听就反感。

简单做一个总结，记者应该是一个政治家、学者、思想家，这是新一代媒体人需要努力的方向。各位还在学校的同学们，不能满足本专业的学习，要广泛地涉猎各领域的知识，深刻理解未来可能要从事的职业的本质，就是只有理解了这个职业才能担负起肩上的责任，也才能有这个职业的荣誉感。在这样一个好与坏交织，善与恶，并存，美与丑莫辨的时代，天将降大人于现在的青年新闻工作者。作为不算老的学长，我向诸位学弟学妹提一点希望，首先要做一个有水平的人，多学习，形成自己看问题的独立的方法，不要被媒体上宣扬的浅薄的东西控制头脑；其次要做一个有担当的人，这在这个道德沦丧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不要轻易地变得市侩化，不能变成消费主义的欲望工具，坚守作为一个公民和记者的伦理底线。不是每个人都要靠用好的手机和名牌产品才能证明自己，你们应该用你们的思想，用你们的内心来证明你自己存在的价值。

我佩服一个人，就是谭嗣同，我对他的了解并不算多，为什么佩服他？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是有机会跑掉的，可以从日本使馆出去流亡海外，但他没有走，在可以活的时候，他选择了死，慷慨赴义。这是真正有担当的人，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对谭嗣同是这样评价的，他说谭嗣同是一个真君子，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好男儿。女同学也不用失落，我们还有秋瑾，还有刘胡兰，她们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好女儿。

如果我们北大的学生不去担当这个时代的使命，还能指望谁去担当？况且，我们并不需要再像谭嗣同那样去抛头颅撒热血，只需要做到坚守做人做事的底线，不被时代大潮轻易吞没，保持独立的思想和人格就可以了，这不是多么难做到的事情。

在这个演讲的最后，我还要引用韦伯那篇演讲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怨无悔；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

请允许我套用一下这句名言。对新闻工作也是一样，我愤世嫉俗地批判我所在的行业和我的同行们，如果各位部分接受我的看法，可能也会觉得，在今天的中国，新闻行业是多么的愚昧不堪，根本不值得你们为它献身。可是，你们仍能够无怨无悔地进入这个行业，尽个人绵薄的力量，为这个行业进步和时代的进步做出一点努力只有做到这一步，才能说各位真地听到了这个职业的召唤，你们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记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