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晚23时53分，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将第四颗北斗导航卫星成功送入太空预定轨道，这标志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组网建设又迈出重要一步。3日的央视《新闻直播间》中，特约评论员宋晓军对北斗卫星的成功发射发表评论表示，
宋晓军表示，这一次北斗卫星的成功发射，是中国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一个里程碑，它意味着我们下一代的北斗导航卫星将会进入一个快速的组网阶段。从安全上来讲，现在的武器装备大概有90%左右都需要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比如说美国，美国的军用代码在亚太地区只开放几个国家包括地区，比如日本、韩国、科威特还有沙特，这意味着在亚太地区，中国导航的定位系统必须用别人的，同时不能军用。如果我们有了国产自主品牌的北斗导航卫星系统，意味着对我们的国家安全以及我们武器装备的使用，包括我们的军队的调动使用，会起到非常积极的意义。
另外第二代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本身是一个被动式的接收，相当于GPS一样，但是它是中国品牌的GPS，它对相关产业的拉动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汽车的导航，比如手机的导航，它作为消费类电子的嵌入式服务，市场的空间非常大，这也符合最近提出来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技术创新的发展趋势，同时中国拥有巨大的用户群，这为中国的产业升级，为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一个非常坚实的技术支持。
我们的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有哪些自己的优势？一个是我们后发，比如美国的第一代的GPS包括第二代的GPS，抗干扰能力都比较差，在军用上有很多的漏洞，而俄罗斯也发展出了它的干扰GPS的一些装备，同时俄罗斯自己的格伦纳兹，它由于没有走民用这条路，它军用销售的价格非常高，而且它基本现在处于一个停滞状态。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一个国家，可以吸取前面的经验。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就是我们人口数额非常大。比如我们是全世界手机用户的第一位，现在全世界汽车产量也到了第一，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我们国产的全球定位系统的技术拥有非常大的用户群，这也是希望我们广大的用户能够采用国货。当然我们的北斗研制单位也要提高它的服务质量和相关的技术水平。这几方面加起来，就给我们产业的税收增加了很多。同时它也会对我们每年千万级科技人才，毕业的大学生，包括中专生，包括研究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说它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富士康连跳与工业化社会的贾宝玉
(2010-05-29 10:36:44)
最近与朋友一起聊到了富士康跳楼事件，朋友提到了我在去年写的一篇搏客。上次写博客的时候也是朋友提到我去年参与写的一本书《中国不高兴》中对未来年轻人可能遇到的生活的一段话：：“从现在开始，他们（指年轻人）又要经历中国经济被美国金融绑架的痛苦，这种痛苦很可能成为他们毕生最深刻、最难以忘怀的记忆。”最近我恰恰在与很多70后、80后的年轻人就他们写的一部书稿聊了很多，在他们的书稿中有一章的小标题就是——工业社会的贾宝玉，我认为这也许是对目前每年以千万级增加的工业化年轻人口的一种状态的描述，但是他们还是有人尝试着想到或在探索着解决方案。若干年前亚述石板上就有“年轻人都在堕落，这个世界要完了！”的哀叹记录，但是这个世界仍会进步。我去年写的那篇博客是上世纪30年代一些人的哀叹，但是最终还是有一些年轻人为这个国家找到了解决方案。“80后是工业工业会里的贾宝玉，贾宝玉迟早要回到地球上来，农业社会安排贾宝的出路要不然当林冲，要不然当曹操。但工业社会贾宝玉实在太多，承受不起一半当林冲，一半当曹操。”那怎么办呢？这就是我正在看的这部年轻人写的书稿要探讨的问题。
下面是我去年那篇博客，我再贴一次：
日本全面对华战争前的中国学生就业
最近经常有人与聊大学生就业的问题，有人问我在《中国不高兴》中写的一段话：“从现在开始，他们（指年轻人）又要经历中国经济被美国金融绑架的痛苦，这种痛苦很可能成为他们毕生最深刻、最难以忘怀的记忆。”是什么意思？我说主要是产业结构过于扁平化，而高校扩招大都是“文、经、管”这种节省教学资源的专业，同时理工科很多学生的专业又有多少能与国有自主产业对口呢？
1937年，中国进入了危机的一年。我手头刚好有一本1937年6月10日、也就是距离“七·七事变”不到1个月时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这期杂志上有一篇由陆觉先、赵廷为撰写的《中国的生产教育》一文。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
杂志的第27页上刊载了《中国的生产教育》一文
中国的生产教育
陆觉先、赵廷为
中国自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武力、政治、经济、文化等侵略以来，自身的社会便在畸形的发展过程中，供列强无厌足的敲骨吸髓，既未跟着欧美资本的生产的路子跑，又不知自己去另闯出路，摆脱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羁绊，还是只向着不生产的不节俭的浪费方面奔走。于是有资产者把全由直接剥削而来的大量资金，聚集起来，不愿作生产事业，只知敛取利润以自肥，作个人享乐，甚至把数千万的现金送到外国银行去保险，间接帮助外国资本家剥削中国人民的汗血。这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方面来说，是得了极大的便宜，即利用我们的大宗游资，变为生产的资本，复以廉价来收买我国的原材料或劳动力，制造出商品，再用贸易的方式对我们实行剥削；但在中国一方面来说，却不仅是一种极大的浪费。白白断送了整千万生产的资本，而且还受了国际资本主义的贸易方式的剥削，加速地促进了我国农村的破产，工业的衰落，商业的调敝，而使中国的整个产业界，几乎很难有抬头和发展的希望。
中国产业界既如此不景气，当然无由容纳大量的具有生产技术的人才，同时他们莫不中了传统教育的思想的遗毒，对“学而优则士”的观念，还没有打破。因而学工程的、学采矿的、学纺织的等等，多跑入政军学三界。据何清儒氏的调查（注一）：职业学生就业的，占74%，而能用其所学的，仍属极少数，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可是军政学三界容纳人才究竟有限，学校的毕业生还是逐年增加，人浮于事的现象，日益显著，于是奔走、钻营、挤轧、为谋生上所必要。另一方面事业的学生多半在城市里已染上了奢侈的恶习，不大愿意还乡去从事农村或其他社会工作，其结果往往流浪在城市里，成为高等流氓；就使甘愿还到农村服务的，莫不装束入时，享用奢侈，其结果不过替帝国主义做推销员，实无异使生产加速地降低，而浪费一天天地增加。还有占绝对多数的农工，他们终日劳动，尚难温饱，当然也没有时间去受教育；同时其子弟的入学费用，不但无能力担负，而且还要牺牲他们的宝贵的应该用于求学的时间去帮工，以维持一家的生计，结果民众与教育绝缘的程度，使日甚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