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难”是房地产业非正常发展的必然结局

王炼利

从固定资产投资格局看危机显现

为了把中国的城市建设成橱窗，全国的城市掀起了大拆迁大建设的高潮。高潮时间长达十多年。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是要钱的。城市建设的钱哪里来？挤占其他行业的投资份额。

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数据：1998年到2006年，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包括了31个行业大类的制造业的投资额是9.15万亿，房地产一个行业的投资额是9.16万亿，房地产投资超出制造业投资0.1%；而在宏观调控前的1998年到2003年，制造业的投资额是3.01万亿，房地产业的投资额是3.94万亿，房地产业投资超出制造业投资近一万亿，超出幅度达31％（其中1998年到2002年的超出幅度达41%）。

而1998年到2006年城镇固定资产对农林牧渔业的投资一共是5168亿，是同期房地产投资的5.6%；1998年到2002年城镇固定资产对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业的投资一共是2136亿，仅是同期房地产投资的2.3%。

1998年到2006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共41.12万亿，其中房地产业占22.3%，制造业占22.2%,电力热力供应业占9.5%，公共设施管理业占6.5%，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占3.5%，教育业占2.7%，这五个行业都是这九年投资额达万亿以上的行业，足足占去了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分之二。

公共设施管理业指的是市政公共设施管理（包括城市污水排放、雨水排放、路灯、道路、桥梁、隧道、广场、涵洞、防空等市政设施的维护、抢险、紧急处理、管理等活动，但不包括这些项目的建造）、城市绿化管理、风景游览区管理，其中市政公共设施管理的投资要占85%左右。1998年到2006年，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已经高达2.66万亿，投资平均年增长幅度是24％，超过1998年以来城镇全部固定资产年均增长幅度19.8％。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猛增原因是由于城市都在大规模兴建“面子工程”——景观工程、亮化工程、走若干米路见绿地的工程……。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指的是党政机关、工青妇和民主党派机构。在世界各国中，毫无疑问，中国各地党政机关拥有最为豪华气派的办公场所，这取决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在这些部门上的巨额固定资产投资，1998年到2006年，用于国家权力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一共是1.45万亿,2003年到 2006年，投资额依次为1840.5亿、3165.6亿、2438.1亿、2655.8亿。在第三产业行业门类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据第三位（第一位是房地产业，第二位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第四位是教育业）。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在2003年和2004年两年中，全国教育经费用于39.4万所小学的基建投资（基建投资是固定资产投资的组成部分）一共是109亿（其中49%是自筹经费），平均每年投54.5亿；用于9.7万所中学的基建投资一共是310.7亿（其中65%是自筹经费），平均每年投155亿（见2004年、2005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所以，最牛校长叶志强要靠牛劲来“化缘”才能加固教学楼；所以，汶川大地震倒的最惨的是那么多的中学校舍小学校舍。这也反衬出中国权力机构的建筑既漂亮又最安全。

教育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1998年以来也已经达1.1万亿，教育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猛增其实从1996年就开始了，自从1995年提出重点建设100座高校（现有高校1700多所）、1998年提出中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从1999年到2003年，教育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每年都要超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超出幅度为6.1～15.8个百分点。

中国教育部门对教育投资的理念是要建造空中楼阁，小学、中学无所谓的，直奔“大学城”而去，直奔“世界一流大学”而去。不过我认为象如今这样的奔法，建设 “世界一流大学”铁定是个梦呓。提倡要建造“世界一流大学”的是本身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为了什么他们自己清楚得很，在这里多说就跑题了。

现在我们看到了，中国城镇对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的投资只是房地产投资的5.6%，对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投资更只有房地产投资2.3%，对制造业的投资跟不上对房地产的投资。农业和制造业是面对现实的，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是立足长远的，这些都不重要，唯房地产重要，那就业必然成为大问题。

当然，既然有“中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必然有“中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分集体投资和个人投资（包括农民自己投资）两部分，其中投到农业上的，不到全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15%（见2002年以来的《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

中国曾经是农业大国，如今是工地大国。中国这样的国家成了“工地大国”，“饭碗”就难端上了。

投资能带动就业，投资行为才属正常

大都市的特点是人口众多，能成为大都市，标志着城市具备了吸收从业人口的能力，并且，这种吸收还必须是积极的吸收，即无论是“资本密集型”还是“劳动密集型”，最能为全社会提供造血机能的行业部门对从业人口的吸收，应该超过低层次服务业对从业人口的吸收，这样的大都市才能有发展的潜力。即使是国际金融中心，从事金融业的也总是就业人员中的极少数（香港占5%）。大量适龄从业人口需要其他行业来消化。香港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与此同时，香港的制造业也在70年代进入巅峰，替代转口贸易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曾经是亚洲金融中心，同时也是国内最大的工业中心，那时的上海吸收了国内30%的产业工人；说其是全国纺织工业中心，单棉纺厂有65家，纱锭数占全国的47%，织布机占全国的58%（1936年）；说其是全国航运业中心，全国32家船厂，28家在上海（1934年）；拥有5000吨以上船舶的20家华商轮船公司，14家在上海（1934年）；说其是全国出版业中心，1927年到1936年，全国出版新书4.27万种，其中商务印书馆一家占48%，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占了17.2%（上海30年代工业数据见徐新吾黄汉民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说其是新兴民族工业的摇篮，有华生电扇、亚字灯泡、固本肥皂、双钱套鞋、佛手味精、民生墨水、鹅牌汗衫、新亚十滴水、飞人牌木纱团、如意牌搪瓷器皿等真正的名牌产品为华人争光半个多世纪。当时上海就有着发达的商业服务业，刚从农村出来没有文化的农民也能在上海以拉黄包车为生而站住脚，那是因为上海已经形成了需要他们提供服务的“市民阶层”—— 工人、职员和工商业者和他们的家属都是市民。如果没有数量可观的拥有较稳定职业和固定收入的工人、职员和工商业者群体，商业服务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如今上海市民人数都往2000万奔了，就业成了大问题。为什么成了大问题？政府只想着造他们的房子，而忘了老百姓的肚子。上海不再是工业城市了， 那算什么城市？算“打造”城市——不是吗？ “打造”国际金融中心、“打造”国际航运中心、 “打造” 国际购物中心、“打造” 国际商务中心等等。然而“打造”的都是“中心”，“中心”那是一打造就能成的？就不能“打造”些实在的供老百姓就业吗？

三十年代初是美国经济萧条期，罗斯福认识到新政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提高社会购买力，提高购买力就要让尽量多的人有活干，于是政府出钱创造就业机会，政府投资公共事业，投资农业保护，投资普通人马上能住的房屋，投资私营企业不肯投的项目。但是政府出钱创造就业机会，所用的钱来自纳税人，纳税人是要监督政府怎样用钱的，于是，《公共事业振兴署法》就增加了一条：“如果工程进展到不能继续保障就业时，则向总统提出终止工作的建议”。（ J·艾捷尔主编：《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赵一凡主译，海南出版社）这明白地告诉我们，美国30年代上基建项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

按常识思考，国家始终应该要把解决就业放在首位，但是，我国是把造房子放在首位，在规划造房区域时，又从未去想过需要住房的人们何以为生。还是以上海为例，30年代时，上海城区不过100平方公里左右，居住区就是工作区，现在上海“城区面积”有5000多平方公里，城区边缘倒是规划了“工业园区”，但那不是为城市居民考虑的——工业园区绝大 多就业者是住在单位宿舍里的外来人员。想一想吧，5000平方公里的只规划“生活小区”却没有规划“工作区”的城市，能算人性化城市吗？总不至于新增从业人员、外来从业人员、再就业从业人员都蜂拥到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服务业和居民服务业去吧！

我总奇怪，住房商品化的推出时间竟然会选择在在职工空前大下岗、职工靠什么生活已经成了问题的1998年！也不管居民买房的钱从何而来！ 记忆犹新的是建设部某司长在1998年说过：“买不买得起房，不是看你有多少存款，而是看你能不能通过借钱去买。”建设部某副司长说：“居民一旦从等、靠、要住房福利分配观念下解放出来，住房消费的活力将呈几何级数激发出来。因此推行住房货币分配已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没有问题”，1998年到现在整十年，十年中居民的确是通过借钱去买房了，结果是国家面临不可避免的房贷危机，老百姓面临着一世辛苦的买来的房将不可避免地贬值（可以是绝对贬值，也可以是相对贬值）。

房贷危机要来临了！

根据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00年到2004年“部分城市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债务负担率情况”（债务负担率指负债与可支配收入之比），2000年时，上海居民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债务负担率还只有29.8%， 2001年是49.6%，2002年是80.8%，到2003年达114%，2004年跃到141.6%（《中国金融年鉴（2005）》P605）。这样高的债务负担率，人民已经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了——2000年以来，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最高值不过是12.2%！居民“入不敷出”已是严峻的事实。

坦率说，要说世界上不愿多考虑老百姓谋生问题的政府是有，但是，不愿多考虑老百姓谋生问题的同时却竭力提倡居民买房、还身体力行去为房地产商作推销的政府绝无仅有。

解决就业，

需走出“第三产业发展要超过第二产业”的误区

早有学者提出：要学美国，使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超出第一、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想法并非没有根据——美国在1980年时以从事高科技为主的白领职工要占到职工总数51%，农业人口只占全部劳动力2.7%（何顺果：《美国简史通论》，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到1997年，仅占1.8%。但是，美国这样的就业人口格局并非是第三产业在挤占第二产业，而是美国将制造业外包了！全世界在为美国提供制造业工人和能源原材料，美国的第二产业从业人口当然少了！我们邯郸学步学着削减第二产业，但能学着把制造业外包到世界各地吗？而美国今天的发达就是制造业打下的坚实基础。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制造业借制造战争物资而得到空前大发展，1942年生产的战争物资产值是三个轴心国的总和，1944年战争物资产值是三个轴心国的两倍；1939年是4.6万人生产5865架飞机，1944年是210万人生产9.63万架飞机，从珍珠港事件到二战结束，美国共生产了21.5万架军用飞机；1941年，美国建造商船才100万吨，1943年就超过1900万吨，从1940年7月 到1945年8月，美国制造商船总吨位是整个同盟国商船总吨位的2/3。 二战刚结束，美国已经占有发达国家工业生产量的53.4％（（美）阿瑟·林克、威廉·卡顿著，刘绪贻等译：《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

美国的制造业在战争中发展壮大，美国的高科技迅速发展就是建立在战争中发展壮大的制造业基础上，高科技本身则直接是“二战进行中”的产物。第一座原子能反应堆成功实现人工裂变是发生在1942年12月的芝加哥大学，这个“曼哈顿工程”1940年才开始实施，两年功夫就硕果辉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在1945年12月投入使用，这是为了解决弹道计算问题直接由军方在1943年投资研制的。原子能和电子计算机问世引领了美国的高科技，战后的化学工业、电子工业、航空宇航业则提升了整个制造业的高科技含量，这高科技不是空中楼阁，是以成熟先进的制造业为牢固依托，并互相依存的。现今美国将制造业外包到世界各地，这不是美国不要制造业，相反，这是美国将高科技与制造业互为依存的总格局调整得更加有利于美国！

在美国的国民总收入中，制造业贡献的国民收入占比在60年代和70年代都接近30%，80年代90年代初在20%左右，2002年和2003年都占14%，（资料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June 2004）。表面上看，美国的制造业占比在下降；而根据我国贸促会驻美国代表处提供数据，2004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对制造业的直接投资比重是24.1％，2006年是24.8％。都不到直接投资的四分之一（数据来源：见中国贸促会驻美国代表处网站）；但是，如果我们将美国对外投资中对“控股投资公司（非银行）”的那部分投资去掉，光对其“实物和服务类”投资进行分析，那么，这比重在2004年是44％，2005年37％，2006年35％。这个比重就不算低了。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制造业的绝对值来看，1945年私人对外直接投资中，制造业是26.7亿美元，1960年是110亿美元，1970年是322亿美元； 2004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制造业投资是536.8亿美元，2006年是561.6亿美元（数据来源：见中国贸促会驻美国代表处网站）。这些数据都说明美国在成功转移制造业，而美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在2003年已经达到1.4万亿美元（资料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June 2004）。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007年9月3日发表文章，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在1977年至2005年期间，美国制造业产值从1.3万亿美元增长到历史最高的4.5万亿美元。文章分析：美国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5%，制造业却占全球产值的近1/4。数十年来，该比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中国虽然一直在增长，仍只占世界制造业产值的约1/10。

2003年，美国工业产值占全球的20%，中国工业产值仅占全球的7%（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马建堂、商务部政策研究室杨正位著网文）。军事工业是美国工业的重中之重，国防科工委网站2008年1月转载《国防科技工业》中的文章称，目前世界100强军工企业中有38家为美国企业，所占比例超过三分之一；世界军工市场中有近三分之二的销售份额被美国军工企业占据。

今天我们误以为美国是在放弃制造业，也就把放弃制造业当成“先进行为”在赶超，这是大错特错了。美国哪是在放弃制造业？人家是把制造业发展得更有利于美国！日本也完全是靠制造业兴国的。日本是世界船舶制造王国、世界第一汽车制造国、世界第二钢铁制造国、并且是用国策来推行重化学制造工业、使之“重化学工业化”的国家。

今天我们想学美国放弃制造业直奔高科技，那也先得把制造业成功转移呀，美国把制造业转移到世界各国，我们行吗？我们不行，又自废武功，全体国民节衣缩食创造的工业体系都不要了！

不要忘记：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国家利益。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从上到下都有着强烈而实在的国家利益意识！相比之下，我们似乎只对面子上的、嘴上的“国家利益”更看重！

要解决就业，必须重视农业

就业问题不是孤立的，这是一个经济链上的一个环节，就业问题今天如此严峻，就是其他环节都出了问题。

近十年来，国家对农业几乎是放弃了，一心想着让农村“城镇化”。城镇化似乎是农民的天堂。如果说城镇化能使农民广泛就业，那固然好。但事实上城镇化并没有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农民到城市只能从事最苦最累的职业，而目前城市中最苦最累的职业也已经饱和了，中国的城市普遍不象30年代的上海那样充满了造血机能，能容纳不断扩张的人口，中国城市连本城市的人口都容纳不了——容纳人口意味着有普遍的就业机会。

2006年，中国有8.9亿农业人口，乡村就业人员4.8亿；全部城镇从业人员（包括农民工在内）是2.83亿，即使其中有1亿是农民工，事实上还存在7.9亿农业人口、4.8亿乡村就业人员！面对庞大的农业人口基数——比生活在237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全欧洲人口还要多出1.6亿人的农业人口，让农民都成为市民或者尽快成为市民的想法很不现实，面对1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口粮全球化”决不应该是中国的理智选择。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比我们清醒多了！虽然美国的GDP中农业贡献只占1％，虽然美国是“全球化”的领军者和最大得益者，美国却不放心将自家的口粮去“全球化解决”。美国农业部长认为“数字（GDP）并不重要”，而“如果你今天要吃饭，那农业就非常重要” （见2007年1月23日《环球时报》：独家专访美国农业部长）！美国农业部长说得真实在，但仅仅是“实在”吗？

美国有着全世界最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26.4亿亩耕地（联合国粮农组织2002年数据数据，比我国2006年的耕地面积还多6.9亿亩），2002年有348万第一产业劳动者（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见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美国年鉴（200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348万第一产业劳动者将3亿美国人养活得够滋润，那是他们达到了高度的农业现代化。一个半世纪前即1860年的美国，有着3144万人口（1860年美国人口调查数据），耕地面积9.9亿亩，农业劳动者1100万左右，每个农业劳动者平均耕种90亩地，当时1000亩土地以上的大农场超过500个，已经实现了农业半机械化，30匹马拉的收割机已被投入使用，进入二十一世纪，美国是348万第一产业劳动者耕种26.4亿亩耕地，每个第一产业劳动者平均耕地758亩！而我国2006年每个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平均耕地才6亩——32561万第一产业从业人员耕种19.5亿亩耕地！如果我国要生搬硬套学美国的农业人口比重，我国的19.5亿亩土地任凭它去抛荒？中国的人均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仅只是美国的1%，无论从国情还是国家利益着想，中国都不能放弃农业，必须保住自己的口粮基地和经济作物基地。必须正视中国有8.9亿农业人口（2006年）这个事实！

要正视这个事实，袁隆平的提议是应该重视的，就是必须让务农的收入超过农民工的打工收入。要让中国8.9亿农民活得有尊严，必须在经济上提高他们的地位。中国的农民收入和城市工人收入其实都被人为压低的，这不是什么“经济规律”导致的。农民能在城市承受最苦最累的职业甚至忍受屈辱，只因为中国的农村实在太贫困，而不是城市对他们有多么好。但缺乏造血机能的城市本身空间也有限，农民想被“剥削”都难。这就非常需要国家保护农业，比起一锤子买卖的房地产——保护农业是值得的，比保护房地产值得得多。美国总统在2002年正式签署了农产品补贴法案，决定在十年内对农业的补贴要比2002年时提高70％，土地保护费用要增加80％，对农业的拨款费用要增加到1815亿美元。这是为什么？这就是美国农业部长说的：“如果你今天要吃饭，那农业就非常重要！”

要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需等房地产业发展回归常态

其实，制造业被放弃也好，农业被荒废也好。这里是有经济规律在起作用的。

如果我国不是畸形发展房地产业，如果政府官员不是因为利益关系在房地产业中极力掺和，那么，房地产业是不可能堆积起那么多资金的，房地产业堆积不起那么多资金，社会平均利润率就会保持在一个恰当水平——没有了无本万利的诱惑，资金是会随着“看不见的手”投资到其他利于国计民生的部门的——之所以当前资本到处找“投资渠道”而不得，并非是真正没有投资渠道，而是有了房地产这样的无本万利的“投资渠道”，其他渠道都算不得渠道了、人们都不甘心以获得正常利润为满足了。既然什么样的投资回报都比不上房地产业，既然房地产业的辉煌与“政府掌握土地”最为相关，那么在未发现其他“好行业”前，要想发横财就只能全力以赴打通政府关节，只能去“投资”房地产！

将这样的投资进行到底，中国的就业就成了大问题。要解决城市就业问题，有待房地产业回复常态，只有房地产业回复常态，资金才会为解决就业而投放——无论是主动投放还是被动投放。

本文凡有关中国的统计数据，如无特殊说明，均引自《中国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