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今年全国考研报名人数128.２万人，仅比去年增加7000人，而往年考研年增长率高达22％。不仅全国范围内考研增长率大幅萎缩，上海、湖北、四川、广东等省市的报名人数还首次出现下降；复旦、交通、同济、华东师范等大学的报考人数比去年分别下降了13.5％、11.3％、11.3％和８％。最富盛名的清华、北大，也不能免于报考人数下降的行列。

考研人数减少的主因是就业压力增大，大学生普遍认为“考研越来越不划算了”。当学生们付出时间、金钱读研，却不能得到期待的好工作时，考研自然开始降温。这种现象说明，高等教育的供大于求已经从大学本科延伸到了研究生的层次。当投入不再能够预期相应收益时，面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不需要任何先知启蒙，当事人就作出了理性选择。

受教育者的理性选择使中国教育面临危机。作为培养人力资源的行业，近30年中国教育一直以扩大教育规模、提高适龄人员受教育率为方向。这一思路隐含了一个前提：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高等教育将长期保持供不应求。但是，此种前提已经被高速扩张的高等教育现状所颠覆。据媒体报道，去年大学毕业生的首次就业率不足60%，工资要求越来越低，有些甚至已低于民工；预计今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

外部环境的变化、供求关系的逆转，迫使中国教育不得不进行转型，由原来追求数量增长转为致力于质量改进；在招生规模不再增加甚至还有所收缩的情况下，为社会提供更加适销对路的人才。换言之，中国教育需要来一场“就业率革命”，紧紧围绕“提高就业率”这一中心目标，全面改造教育体制、教学方式和内容，改革报考、招生、毕业等项制度。

高校是变革的主角，但它本身并没有足够的改革动力，因为多种因素遮蔽了它对危机的敏感。教育产业竞争既激烈，又不充分。不充分是因为胜负不完全取决于产品优劣，有多种因素介入其中。首先是政府因素，例如被列入211、985工程的高校，能够获得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国家金融机构的巨额资金支持，获得多方面资源优势。对高校来说，自我包装、勤于打点，争取进入政府重点支持的名单，远比提供市场和社会需要的人才更关乎切身利益。在就业竞争中，政府支持及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这种支持所支撑的名校品牌，往往比人才产品质量本身更起作用。不改变高校的这种利益格局，不从外部环境入手，改革主体就不可能产生足够的改革动力。

首先，应该改变政府介入方式。可借鉴美国的经验，政府投入按人数逐年均摊到学生身上，而非直接投向高校。学生选择哪所学校，资金就随之到哪所学校；学生转校，资金也随之转移。这样，学生的选择将决定学校的收益，而学生的选择必然以自己的最大利益即就业前景作为依据，这将迫使学校不得不围绕“提高就业率”进行改革。

不仅如此，教育既承载着提供人才的产业使命，也是现代社会实现阶层流动的主要管道。但这一管道在中国因高学费而被堵塞，即使政府出台再多扶助贫困生的政策，也似乎收效不大，因为关键的参与者，即上述政策的执行者地方政府和高校本身没有积极性。但是，如果改变中央财政教育投入的方式，就能兼顾效率与公平，打通被高学费所梗阻的阶层流动管道。

其次，用人单位应该介入高校改革，扩大定向委培的规模，改革其操作方式。当前大学毕业生之所以沦为就业竞争的弱势群体，供过于求固然是重要原因，人才不适应用人单位的需要也是重要因素。用人单位普遍不愿招收应届毕业生，而偏向于已有职业经验者。这似乎合乎情理，但如果考察应届毕业生与已有职业经验者工资要求之悬殊，从性价比来分析，颇有些不可思议。这只能说明，高校培养的人才与用人单位所需要的资源，实在相距太遥远。

因此，用人单位应该参与委培专业的课程设计，明确告之学校它需要掌握了那些知识的人才；用人单位还应参与对毕业考核的设计，毕业生合不合格，在相当大程度上应由用人单位说了算。通过考生对学校的选择，在学校间掀起一场争夺委培项目的竞争，使学校竞相争取更好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只有建立起这种动力机制，高校改革才能深入骨髓。

高校变革了，中学也要随之改变。在高校招生不再扩大的情况下，如果中学再以升学率为唯一目标、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显然极不明智。事实上，在独木桥之外另有康庄大道。近年来的多项调查显示，熟练技术工人是目前企业最急需也最欠缺的人才，严重供不应求。市场需求有了，关键是要让中等学校面对真正的市场压力，形成产业动力；通过学生的自主选择，扩大各类中等专业学校、技术学校、职业学校的竞争力，扩大其规模和比重。

只有通过这种“就业率革命”，中国教育才能回归本位。既为社会提供适销对路的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长期性支持，为建立创新型社会培植最重要土壤；又能有效承载阶层流动管道的功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