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投资“保增长”的长期风险

曹建海

继国务院2008年11月推出4万亿元刺激经济方案后，各地政府也先后公布了各自的投资计划。根据对已公布投资计划的24个省市的统计，投资计划总额已经接近20万亿，其中绝大部分以项目交通基础设施为主要投资方向。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计划，虽然有利于填补出口和私人投资滑坡带来的增长缺口，但也存在着影响我国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潜在问题，必须引起极大的警惕。

    一、保持投资和消费之间合理的比例关系

投资的目的在于扩大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说，缺乏消费拉动的投资，便成为无源之水，也失去了投资的意义和目的。从经济上看，没有消费支持的投资，注定将成为无效的投资，并因此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当然，过度奢侈的消费能使一个富裕国家很快破产，消费率过高也会限制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保持好投资和消费之间合理的比例关系，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

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社会产品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类，即投资部门和消费部门，两个部类的内部又可以进一步分为更小的生产部门；这些产品从价值构成上看，可以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即利润）三个部分。只要存在商品生产，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就要同时受到社会产品使用值物质形式的制约和社会产品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比例的制约，即社会总产品各个部分的价值和实物形态都要求在交换时得到补偿和替换。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看，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逐步提升，引起的投资率呈现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并趋于相对稳定的变动过程，总体的比重介于20%~30%之间。例如，2004年世界低收入国家投资率为26.6％，中等收入国家为26％，高收入国家为20％左右（见表1）。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延续了依靠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这种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在宏观经济上造成的不良后果，直接表现为投资与消费之间的严重失衡。2000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为62.3%，此后逐年下降，到2007年降低到48.8%，平均每年下降1.93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的投资率，从2000年的35.3%上升到2007年的42.3%，大大高于多数国家20％左右的水平。即使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战后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时期，其投资率也远没有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例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其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峰值也从未超过GDP的34％。消费不振使得我国对外需的依赖大大增加，2002~2007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7.6%、1.0%、6.0%、24.1%、19.5%和21.5%，特别是2005年以来净出口对GDP增长分别贡献了2.5个、2.2个和2.6个百分点。

投资率畸高和对出口的依赖，形成对国内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的巨大压制。如果排除政府消费对国内消费的拉动，更明显地看出消费不振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拖后腿”作用。2007年底，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为35.4％，只有一般国家的一半左右。这种状况必然在短期内导致由于市场需求导向不足而引起的投资机会减少、大量储蓄无法转化为投资，使宏观经济增长乏力，预计2009年和2010年中国经济将出现明显的增幅滑坡。从中长期看，必然导致投资效率下降，银行体系中潜在不良资产增加，企业财务状况恶化等等，蕴藏着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表1：世界各国的投资、消费比例关系（%）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际司《国际统计年鉴》（2006）；熊学华：《我国消费率和投资率的合理性判断: 1978～2006》，载《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在出口萎缩、消费不振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的十字路口面前，究竟是设法扩大最终消费率拉动经济增长，还是通过进一步扩大投资拉动统计意义上的GDP增长呢？我们认为必须以社会再生产理论为基础，正确地、科学地调整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通过扩大消费规模和限制投资规模，将投资引导到促进消费且与消费保持合理比例关系的水平，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否则，脱离消费能力的过度投资，必然会对经济发展造成更大破坏。

二、当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乘数”效应

投资一定要注重投资效果。如果我们投出去的钱只是一次性的、一锤子买卖，只可以拉动当年的增长，而投资支出由少数公司和少数人获得，这样的投资就不能循环地推动后续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如果能够按照投资计划顺利支出，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完成“保八”的任务，应当并不困难。然而，“保八”成功并不能意味中国经济好转了。这是因为，判断经济的好坏，不能单纯依靠GDP指标进行衡量。如果只重视投资的数量，而不注重投资质量，不对工程建设当中的腐败问题和工程质量问题进行严格控制，那么，即使2009年GDP增长保住8%，但是在2009年之后的隐患，例如银行不良资产问题的集中爆发，将可能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

此次中央和地方扩大投资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引起国家投资的增加，能引起有效需求和消费的增加，循环往复形成新的投资需求，将数倍于初始的投资数量。这在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投资乘数”效应。

凯恩斯在其绝对收入理论中提出，投资乘数的大小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有关，而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成反比；收入越高，边际消费倾向越小。因此，收入分配确实会影响总消费。根据一些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在我国的总消费与居民收入分配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关系，即如果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也就是说当一小部分高收入阶层拥有极高比例的财富(收入) ，而另外大部分人都只拥有少量的财富时，社会总消费就会不振[①]。另外一些学者则提出了通过收入再分配刺激消费需求的前提条件约束，认为只有在边际消费倾向与居民收入呈“倒U”型关系的情况下，收入分配政策才能起到提高总体边际消费倾向、扩大总消费的效果。计量结果表明，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大致呈“倒U”型关系，即中等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因此，实行缩小收入差距的收入再分配政策,能有效地提高我国居民的总体边际消费倾向，扩大总消费需求，从而刺激经济增长[②]。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7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到0.448，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意味着在当前世界国别比较中，我国扩大投资的“投资乘数”或投资效果是较低的、较差的。如果不能有效地调整收入在各阶层之间的分配，扩大投资不仅不能起到国民经济增长的“倍增计划”，反而会因为投资浪费、投资无法收回等，给我国国民经济和银行体系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

很久以来，我国工程承包市场存在高度的垄断性和屡禁不止的腐败问题，致使政府投资能在多大程度上公平地惠及众多建筑企业和庞大的施工工人群体，人们是表示怀疑的。在建筑企业和建筑材料、设备生产企业内部，生产工人又能从工程价格中获得多大比例的工资收入？这些都关系到政府扩大投资所能带动的消费效应和投资效果。然而，由于我国建设管理体制的固有问题，工程建设中的分包、转包和各种回扣现象严重，使得真正用于施工的劳务、材料支出的费用偏低，大量的工程费用以管理费、中介费、利润等形式流入少数人腰包。因此，当前由各级政府主导的各项固定资产投资活动，如果不能加以正确的引导监督，很有可能变成产生腐败和豆腐渣工程的源头，成为收入分配进一步分化的重要推手，其所引起的循环往复的拉动消费需求的过程，必然是一个急剧衰减的过程。

如果考虑到政府财政拉动公众收入的普遍性，则减税和加大对“三农”、社会保障和处于瓶颈地位的基础设施投入的效果是明显的。同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可能引起的各种负面影响相比，减税则是一种无代价的政府支出，而且涉及面是普遍的，只要政府加大对劳动者在劳资分配中的法律支持力度，减税有利于社会各阶层增加可支配收入，同样达到国民收入“倍增”的目的。政府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支持，包括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增加对农资补贴等，可以惠及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群体，这在农民工大量返乡的今天，显得更为迫切和及时。加强对医疗、失业、贫困人群的投入，同样惠及社会绝大多数人群，有利于解除受益群众的后顾之忧，可以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至于基础设施建设，应着力投资建设目前国计民生最为缺乏的公共项目，例如农业基础设施、社区医院、环保项目等，不可简单地为拉动GDP增长而匆忙上马项目。

政府投资效果好坏，必须与扩大就业紧密地结合起来。相对而言，目前各地打上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虽然在短期内可以带动建筑行业就业，特别是农民工就业，但考虑到建设的临时性和农民工工资水平低下的状况，这些项目对于扩大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相对而言，增加对农村、农业的基础设施投入，则可以极大地稳定庞大的农村劳动力群体的就业；城市服务业可以大量吸纳劳动力，主要应通过理顺体制、减免税赋等措施，扶植此类产业的发展。可以说，如果不能有效地、持久地扩大广大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则投资就不能起到促进居民收入持久增长，从而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持久增加的作用，反过来不利于投资回报的实现。

因此，政府扩大投资的过程中，既要做到工程建设的真实投入，也要防止政府支出为少数人获得，还要注意扩大就业的效果。只有同时符合以上条件，政府投资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拉动经济增长效果。

三、资金动员和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

中央和地方政府合计24万亿元的庞大投资计划，资金动员问题异常关键。相对而言，中央政府的投资是有保证的，但仅靠中央政府项目投资，显然无法实现政府“保增长”的任务。根据我们的分析，地方政府上报的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公路、铁路、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上，不少甚至是“十一五”时期规划内的项目，存在着重复计算、缺乏论证突击申报、资金来源严重不足等致命问题。如果只为保增长而不加规范盲目上马，所引起的恶劣后果，将给我国经济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鉴于我国地方政府多处于财政赤字状态，而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没有权力发行政府债券。因此，地方政府从根本上缺乏大规模推动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资金支持能力。虽然地方政府一些土地资金可以直接投入但毕竟数量有限；更多的项目将通过市场化运作的模式筹措资金，势必通过项目融资的方式大量从银行贷款。不过，银行贷款的前提，是项目本身必须具有充沛的现金流，但也势必将政府项目归类于商业化项目，很难摆脱政府投资项目向纳税人高额收费的指责，同时也无助于促进居民的消费需求。

如果政府项目主要来自于社会资金，而社会资金更多地来自银行贷款，从短期来看，由于市场需求萎缩，似乎不存在挤压私人投资的问题；然而，社会财富的总量是一定的，政府动员的社会资金越多，又会使私人部门可使用资金减少，经济学将这种情况称为财政的“挤出效应”。此外，政府通过向公众（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引起利率上升和借贷资金需求上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或非政府部门）支出减少，从而使财政支出的扩张部分或全部被抵消。民间支出的减少主要是民间投资的减少，但也有消费支出和净出口的减少。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缺乏建设资金，寄希望于国家财政的支持，导致大量建设项目沦为“钓鱼工程”，其前景不容乐观。截至到2008年底，我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30.35万亿元，近年来每年的贷款余额净增量不过3~4万亿元（见表2）。总规模达24万亿的政府投资计划，即使按照4年期的投资计划，每年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将达到6万亿。如果项目资金70%来自银行贷款，就需要银行新增固定资产贷款4.2亿元，而2008年全国金融机构各项累计贷款增量仅4.18万亿元。由此，要保证刺激经济的投资计划的资金，银行体系必然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收回金融机构在农工商业等领域的贷款，以满足政府主导投资项目的信贷资金需求；二是商业银行基于风险控制要求，不配合政府投资计划的融资要求，势必严重影响政府在公众中的信誉，政府刺激经济计划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表2：2001-2008年我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国家统计局：《2008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如果政府从社会中筹集资金规模过大，政府必然面临难以承受的财政赤字问题。而挤压私人投资、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并且有可能加剧银行体系不良信贷资产的风险，则会大幅度抵消政府投资效果。在笔者看来，中国在从外部需求转为内需的过程中，必然要适应低速经济增长。只要经济增长的质量是好的，即使速度慢一些，一样可以达到最佳效果。反之，基于经济增长目标的大规模投资计划，即使能够实现短期刺激经济增长的任务，但从长期观察，就明显得不偿失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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