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在南方视察期间，昭聋发聩地指出：尽管有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但中国仍然必须记取前苏联的深刻教训。这是向全党发出的一个重大警告！“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句老话正在我们身边验证。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人民主义。改革只有始终按照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办事，才能保持正确方向；国家权力只有真正在人民手中，才能不被人操纵走邪路。今日重以昆仑岩笔名，发表文章《正在重演的历史》。全文如下：

正在重演的历史

——再读大卫·科兹《苏联解体的原因》

昆仑岩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期间，昭聋发聩地指出：尽管有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但中国仍然必须记取前苏联的深刻教训。这是向全党发出的一个重大警告！想起十三年前，一位美国教授应中国人民大学邀请，就苏联解体的原因作过一次专题报告。如今联系总书记诫导重拾细品，“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句老话正在我们身边验证。

（一）

    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对苏联解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做过多年翔实的考证和系统的分析。或许因为属于”自由世界“的非正统说，当时，他的研究结论，引起中国一些有识之士的思考，也被一些人视为标新立异不屑一顾。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西方的主流观点认为：一是计划经济走不通，别无选择，只有实行市场化和私有化；二是苏联人民自己的选择，一旦给人民民主和自由，人民就要求废除社会主义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观点，在改革以来的中国，被一些有名堂的人物私下和公开不竭鼓吹，不但让人耳熟能详信谎为真，甚至在十八大之前大有主导與论、立变不殆之势。其实，身为美国学者的大卫早就直言：上述观点是缺乏说服力的，这不符合实际。

    对苏联经济怎么看？大卫指出：苏联计划经济体制1928年建立，到1975年大约50年间，不管用苏联官方统计数字，还是西方资料，都可证明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除日本以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而苏联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实现最大的社会公正”，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国家更做不到。从1975至1989年，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慢，这是相对于前几十年而言，并非像西方所说的“早在八十年代计划经济就开始崩溃了”。真正出现绝对下降是从1990年开始，其原因并非由于苏联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而是当选为俄罗斯主要行政长官的叶利钦和他的助手们开始采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坏国家的计划经济，导致国民经济出现明显下降，降幅约为2％。1991年，叶利钦又在更大范围破坏中央计划，他把俄罗斯税收的绝大部分截留下来，不上交中央财政，当年苏联经济下降13％。事实表明，九十年代初苏联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体制内部，而是人为破坏的结果。
    当然，大卫并没有否定，计划经济体制也存在缺陷和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国经济改革旨在建立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有人偏偏要把社会主义已成功运用的市场配置资源手段，与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对立起来，企图利用国家权力采取政治手段，人为地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完全彻底地搞垮和消灭国有经济，从根本上摧毁和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达成在中国全面实现经济私有化的目的，这比起当年犯上作乱的叶利钦，岂不有过之而无不及！

　　苏联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人民自己的选择吗？大卫指出，1990年前后，为研究苏联改革走向，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许多机构在苏联进行了多次测验，结果表明：支持实行资本主义的人在5％—20％之间，高达80％的人民都希望坚持社会主义。1991年5月，美国一个测验机构在苏联进行了一次一千人规模的测验，其中一项内容是“你是否赞成在苏联实行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只有17％的人表示同意，83％的人表示不赞成。由此可见，苏联公众的大多数并不想取消社会主义而建立资本主义。
    可以料想，这样的调查如果在今日中国进行，情况也不会发生逆转，因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心里比谁都明白，放弃社会主义意味着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将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对现实社会有意见，不等于对社会主义有意见；即便怀念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收入不高但地位高热气高的火红年代，也不迷信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能给人民带来什么好果子。这就是当今中国民众表达诉求都愿意举毛泽东主席像的原因，而愚蠢的西方“救世主”和所谓的“自由民主人士”往往弄不懂。

（二）

    “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这是大卫研究的结论。他指出，大约十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正是这个“精英集团”想实行资本主义，以便他们享有更大的权力，拥有更多的财富。所以，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

    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对掌握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做过一次调查，结果与人民意愿的测试完全相反：只有大约9．6％的人明确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而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在世界上存在最长、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党的干部队伍内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张实行资本主义道路，实在令人震惊。当然，这个“精英集团”中也并非每个人都赞成资本主义，大卫在交谈中发现，雷日科夫就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革最终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感到无比痛苦。可惜在苏联“精英集团”内部，这样的人太少了。“他们中的多数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且与城市中那些持相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这一点，值得中国特别重视。

    党内掌握重要职权、为自己既得利益而奋斗的官员与社会知识分子中主张西化的头面人物组成所谓的“精英”联盟，以改革之名，自上而下地走复辟变天之路，这样的情况不正在中国发生着吗？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也没有条件进行那种能真实反映当今中国党政要员政治倾向的调查，但是，通过各类场合各种渠道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并不算少。一些以反共卖国著称、受美国资助、以“中共的掘墓人”为使命的所谓自由派学者及其研究机构，长期得到上层保护，肆无忌惮，畅通无阻。“维基解密”披露的美国在华线人名单更是触目惊心，那么多党政高官和大牌学者赫然在目，奸贼当道根深蔓广，国家安全危如累卵！作为培养中共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中央党校，都在干什么？去年底，为纪念宪法颁布施行30周年，与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针锋相对，中央党校召开所谓“优秀骨干师生”参加的务虚研讨会，让做过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皇甫平作了极富煽动性的总结发言。“我们已经下了市场经济的水，更是下了私有化的水”，“摸不到石头就要学会游泳了，不要再想着石头了”；“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房子也不少了。但是哪天不知让谁发你一条微博，你就都没有了，多的怕是连一家子的命都要吐出来。不少同志的老婆孩子都去了国外，留下自己一个人，为了什么？这么大的牺牲精神，就只求留个种？何必不追求一家天伦团圆？何必不求长坐在自家江山上？布什他爹是布什，安倍老爸叫安倍，多坐几代人嘛，坐上坐不上也不死人嘛。蒋经国的子孙也比我们的子孙要安全些嘛。陈水扁贪腐被关起来了，可是我看他和他那一家人，都比我们很多干部及其家人要更安全些，更要自由些。何必呢？”“从根本上逐步消除这种不安全的状况”，就要“大胆追求宪政法治，大胆推进司法独立”，“只要有了法治作底线保障，只会比现在更安全、更自由”。“手上的核武器那么多，还亡党亡国的戈尔巴乔夫，我看他在台下时比在台上时还安全些。官也好，民也好，没人对他怎么样嘛。”“克林顿在办公室和莱温斯基的绯闻报出来后，无非也就是大大方方道个歉，他和民主党也都无伤大雅。”而“我们现在要是县委书记出个这种破事，……就是立马丢官，彻底搞臭，纪委再一查，怕就要丢命，全家搞死。”最后还警告：“一赢全赢，一输全输。 ”这不就是一篇活脱脱的“宪政”变天动员吗？恐怕讲到不少党政高官的心里去了，更令人遗憾和痛苦的是，没有听说当场有一个站起来反驳的。联想到习总书记所讲，苏共垮台时，偌大一个党，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就解散了，最后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这种情况不正在中共内部预演吗?！
　　　　
    习总书记深刻指出：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执政党领导者们的理想信念崩溃和人生观价值观转变，是他们运用权力不顾一切为改变社会制度开路的思想基础。正如大卫所述，七十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革命者组成，到八十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尽管这些“精英”们还在不断重复官方的论点，但相信者是极少数。他们开始考虑实行什么改革方案对自己最有利。许多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会减少自身的权力，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然赋予他们某些特权，但又限制了他们把权力传给子女和聚敛更多的财富。显然，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地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叶利钦之所以能够采取较为和平的方式迫使苏联解体，就是由于共产党内那些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精英”们的支持，使俄罗斯顺利地向资本主义过渡。
    对照之下，当前中国党政领导干部的思想信仰和意识形态状况岌岌可危的程度，决不逊于前苏。1991年夏天，大卫曾在莫斯科同一个叫尼库拉亚夫的苏共高级干部交谈，问他：“你是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当时苏联还存在，但听到的是让人感到不可理解的回答：“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后来大卫清楚了，他的回答明确无误地揭示了苏联解体的思想基础问题。试问，今天中共党员领导干部中还有多少真信共产主义、真愿意牺牲个人一切为这个崇高理想而奋斗的？像尼库拉亚夫这样的党员领导干部事实上已相当普遍，只不过，中共党内很多官员在中国改革的特殊环境中，训练养成了当“两面人”的超强本领。其实，在老百姓眼里，过去骂国民党“入党为做官，做官为发财”，改革后早被共产党的一些干部“化腐朽为神奇”了。

    更可怕的是，这些年来在中国由“精英联盟”主导、主流媒体操控的意识形态阵地，已经出现公然违反宪法、挑战国基，助长去党化、去马列毛化、去社会主义化、去爱国主义化，甚至企图脱离、取消和胁迫党的领导的危险倾向。且不说十八大前主张推进经济私有化、反对共同富裕、大造改旗易帜與论的鼓噪甚嚣尘上，即使到十八大之后，习总书记代表人民意志，反复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根基不能丢，强调道路决定命运，强调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强调在方向问题上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然而，来自新任最高领导人这一系列切中时弊的重要指示，出乎意料地在这个长期以集中统一著称的政党领导集团乃至官方主流媒体中竟然几乎听不到什么态度鲜明的积极回应，相反不同程度地被淡化、漠视、封杀、片面取舍和扭曲宣传，与人民群众盼得春雨般的欣慰和拥护形成了明显落差。一些党政官员和主流媒体还在顽固地吹自己的号、唱十八大前的调，只愿讲改革必要，不愿谈改革方向，连人民日报官方微博都仍然热衷高喊“宁要有风险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的片面口号，甚至有人还在咬牙切齿地叫嚣，改革必须“攻坚”，要“杀开一条血路”。“杀血路”这种话简直比“文革”还厉害，真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的名言，只要有百分之几百的利润，就连杀人屠血的胆气都来了！试问，在中国已搞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已公开宣布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加入WTO成为世界经济大家庭成员的今天，在改革的所谓“红利”分配已极度失衡、人民呼唤深化和完善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时，你把什么看成改革的阻力和对象，还要再攻哪个坚，杀谁的血，开什么路？

    其实，苏联解体的结果完全说明问题。大卫指出，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前苏共“精英”们并没有想错，如今俄罗斯最富有的人正是当年党内的“精英”。比如切尔诺梅尔金，八十年代他当过苏联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后天然气公司私有化了，切尔诺梅尔金摇身一变成了天然气股份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他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前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科尔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职位创办了一家大银行，把原属于人民的财富变成了他个人的财产。
    像这样的事情，在改革至今的中国已不稀奇，依靠权力贪腐和通过改制化公为私，鲸吞侵占国家财产造就的大鳄巨富及其家族比比皆是，惊世骇俗。如果说在苏联，“精英”们是用政治制度“休克式”的根本变革，为经济占有关系的根本转变开辟了通路；那么在中国，“精英”们不过是用更聪明更平滑的办法，先不动声色地推动经济占有关系的实质性转变，然后致力于用这种经济转变逼迫政治制度根本变革，进而达到全面复辟私有制、把贪公肥私的果实装进保险箱的目的。而所有这些，都是在“改革”的动人口号下进行的。就像大卫所揭露的，叶利钦掌权初期也还是顾忌到人民对制度的选择的，他在各种公开讲话中尽量掩盖其真实思想，不暴露他准备建立资本主义的企图，只说要通过改革，引入市场经济，逐步消灭政治精英的特权。这与那些公开宣称要在苏联进行一场资本主义革命的人比，无疑是高明的。可见，“只讲改革不讲方向”，不是中国“精英”的发明，更不是什么解放思想“不争论”，而是由于都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同类，包藏着的私欲和祸心见不得阳光。

    顺便澄清一下，邓小平在改革初期提出“不争论“是有前提，有条件的。他强调“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看准”的标准就是“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这是个大前提。对看准符合人民利益和意愿的事，领导就要胆子大一些，“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强调依靠实践来检验，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说到底，还是实事求是、按人民群众的意愿办。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和群众路线。

    可是中国的这些“精英”们偷梁换柱、断章取义，不讲前提地把“不争论”绝对化，实际上他们已把“人民拥护、赞成、高兴和答应”的大前提偷换成“精英”所代表的私利企图，把对领导层面的“不争论”要求偷换成不许群众质疑争论。他们其实也不要实践检验，根本不允许党和人民对长达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进行功过得失的反思和经验教训的总结，坚持对的、纠正错的。他们以“不争论”为理由，以反“文革复辟”为大棒，对改革搞事实上的“两个凡是”，即认为凡是改革做的事情一概正确，凡是改革出现的问题一律不许纠正。固然，实行改革这个大政方针是正确的，因为它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意愿，经得起实践检验，但不等于以改革名义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正确的，都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意愿，都经得起实践检验。如果真的在改革中做的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事情，那还有什么好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难道只能用于前三十年，不能用于后三十年？让实事求是打开的改革之路，走向实事求是的反面，这正是“精英”改革对人民改革的反动。

（三）

    所幸中国共产党在改革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做出了新一届中央最高领导接班人的正确选择，并且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再次宣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和方向。习总书记履新后的一系列言行表现，让人民欢欣鼓舞，让图谋变天者失望愤然。由此可期，国内外敌对势力把和平演变希望寄托在中共新生代领导身上的幻想将再度破灭，给中国人民赢得新的十年江山稳固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当然这个期间斗争还会异常激烈和复杂，而且他们还会再把希望放在、工作做在中共更年轻的一代身上，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还在后面。

    从战略上讲，中共新领导应当抓紧这新的十年难得的政治机遇期，承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期盼，把能够有效应对新形势挑战和考验、确保先进性纯洁性战斗性的党员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制度和机制，有利于既好又快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机制，充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清明严正规范有序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和机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指导、既健康向上又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制度和机制作为重点，尽快建成和完善，并以法制稳固强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方向道路立于不可撼动之位，更好地发挥和显示其比资本主义更有利于造福人民群众、更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优势，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命更加可靠地系于人民，系于制度，系于民主法制，不因领导人或领导集团的接替更换而改变。

    从当前重点看，要接受苏联教训，从党的领导干部抓起，从意识形态斗争抓起，从政治权力运用抓起，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和扭转历史覆辙的重蹈。

    一、应对执政和改革挑战，坚决有力地整党清党，确保党员领导干部队伍的纯洁性。

    堡垒为什么会从内部攻破?有外部势力的拉拢腐蚀，最主要原因还是自身的私利驱动、蜕化变质。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个根本问题。人的思想总是由一定的经济利益决定并为之服务的，就看你是以公利为基础，还是以私利为基础。共产党作为先进政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她没有党私，只有大公，她的成员能够自觉地把自己的利益融汇于最广大人民的整体利益之中，通过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求幸福，从而实现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个人自身利益。但是在执政前与执政后、改革前与改革后，条件完全不一样。执政最大特点是权力在握，领导者自身的利益需求可以脱离人民整体利益需求而依靠手中权力直接谋取；改革最大特点是允许先富，领导者可以借助改革得到率先发财致富甚或转移国外的契机和条件。鉴于执政和改革时期对共产党领导干部的侵蚀诱惑更多、挑战考验更重、从生活上经济上到思想上政治上蜕化变质的可能性更大，因而对他们考核选用的标准要求必须更高，检查管束必须更严格。但改革以来的实际情况是，对党员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和作风纪律素质方面，标准掌握放得越来越宽，管得越来越松，酿成大批官员腐败变质以及政治不坚、思想不纯、作风不正问题日愈严重的危难后果。
    为此，应当尽快针对执政和改革考验，在党章基础上，进一步严格制定共产党领导干部在新历史条件下必须具备的思想政治标准，细化明确应对各类现实诱惑挑战必须严守的模范行为准则和政策纪律底线。据此，以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自上而下地进行一次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组织上的全面整党清党，端正党风，严肃党纪。对不合格的党员领导干部要坚决处理，特别是要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不信仰、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信念不坚定、对党对国家对人民不忠诚的政治叛逆分子和贪腐变质分子坚决清除出党。并着眼长久、建立制度，将整党清党工作纳入常态化的领导干部选拔考核、任期考核、离任考核，定期进行重点或全面的党组织整顿清理，确保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队伍纯洁可靠。

    二、切实加强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建设和思想舆论阵地建设，坚决批判错误思想观点，始终坚持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

　　正如大卫指出，西方宣称美国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是靠大幅度增加军费，迫使苏联也搞军备竞赛，结果把苏联经济拖垮了，其实这只是里根政府的自我炫耀。美国资料显示，八十年代苏联军费开支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与五十年代是完全相同的。应该说，对苏联解体，美国和西方确实起了很重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主要不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而是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非常有效地渗透到了苏联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的思想中。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将苏联经济学家的思想倾向与英国经济学家比较，发现他们更拥护市场化和私有化，其实他们接受的不过是最简单、最天真的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观点。
　　无独有偶，在近年中国改革中那些“精英”们拼命鼓吹“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蓝图，不过也就是已被世界金融危机宣告破产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美国加州大学教授黄宗智惊讶地发现，中国高校“新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程度远高于美国。其实，这些年在美国对华思想渗透和资本控制下，从中国的政界、理论界、教育界，到各类媒体舆论，几乎都成了西方意识形态“一边倒”的宣传阵地。最近甚至发生了境内外敌对势力挑动广东某官方报刊闹独立、公然向党中央叫板的严重事件。

　　凡要推翻一个政权，都要先做舆论准备。苏联的教训提醒我们，必须直面兵不血刃的意识形态残杀，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袖，否定党的理论根基，一路否定下去，势必就要搞乱党的思想，搞垮党的组织，最终取消党的领导，摧毁党的执政地位。一个没有灵魂的党，再老再大，也必成虚散腐烂之躯，落到党乱国毁无男儿的境地。

    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力，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之路，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客观全面地看待自己的历史，总结自己的经验，纠正自己的问题，建设自己的理论，把准自己的前进方向，守好自己的思想阵地，绝不能政治头脑糊涂，被人摄魂、学人糟粕、上人贼船。要认真总结和吸纳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当代人类社会先进文明成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进行系统研究、充实丰富和总结提炼，用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在继承中发展的全面完整准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头脑。要组织力量，理直气壮地批驳各种错误的或反动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观点，揭示其伪科学性、局限性和严重危害性，坚决反对、防范和制止以改革之名行变天之实，搞全盘西化及其附庸化。要加强党对各种社会媒体和社会舆情的掌握和引导。坚持党办新闻、管舆论，新华社及其分社，各级党的机关报、刊、网，中央和地方电视台等，凡属代表党和国家喉舌的主要新闻媒体，必须统归党的宣传部门直接管理，重要新闻宣传和重要敏感舆情要由党的主要领导亲自抓。加强新闻媒体出版单位的党组织建设，选准配强主要领导干部，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坚定正确的舆论导向，严格依法管控，决不能让新闻媒体成为个人、金钱或敌黑势力任意操控的工具。要拿出比办党报和电视台更大的力度，由国家重点投入、集中力量尽快建设起具有权威影响力、社会吸引力和舆论主导力的中央大型核心网站，并整合有关媒体网站，组建由国资控股的国家级网络集团公司。对国内主要门户网站要严密加强管控，有意识地指导和组织正面力量，开展网上积极的思想舆论斗争，扶正袪邪、激浊扬清，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永远高扬。

    三、强化人民主权，完善人民民主决定、管理和监督国家权力运行的政治制度，确保民主政治不被“精英”政治所取代和挟持。

　　为什么在苏联，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为代表的党内“精英集团”和城市知识分子组成的联盟，竟能不顾广大人民的反对而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推向资本主义道路？诚如大卫分析，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广大人民虽然在生活上得到了很多好处，但在政治上是比较被动的，缺乏政治权利。一个由少数“精英”管理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旦老一代革命家过世，很难保证继承者们不想通过实行资本主义而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而当“精英联盟”要搞资本主义时，广大人民群众却无法采取有效的抵制措施来捍卫社会主义制度。
　　正是针对苏联党的演变，在中国毛泽东曾领导发动“文化大革命”，想探索一种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防止和纠正中央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办法，结果造成内乱而失败。其后，中国进入的改革时代并非风平浪静，如果不是有苏联解体的现实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能走不到今天。社会主义在经历痛苦的磨难后，需要理智地总结经验教训，搞无政府主义的“天下大乱”不行，搞少数“精英”的“天下大治”靠不住，只有充分依靠人民民主法制的力量治理国家，才是捍卫、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唯一正确可靠的选择。

    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政治制度改革应重点强化人民主权，真正落实人民直接参与决定、管理和监督国家权力运行的权利，从根本上改变用“精英”政治代替民主政治的状况。突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构的最高权威性，共产党主要通过人大及其常设机构来实现作为执政党领导人民民主管理国家的职能，人大代表数额比例应基本符合社会各阶层、各党派的结构比例，增加人大专题审议决定各时期国家战略性全局性重大事务的内容议程，加大代表民主议政、公开发表批评或意见建议、对政府和司法部门官员及其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质询乃至弹劾处置的力度，全面履行人大应有的职责权力。统一规范政府重大事务民主决策程序，形成硬性制度性约束。推行政府公开办公、敞门决策，充分利用互联网与群众直接沟通的功能，开展社情民意的网上调研、科学决策的网上建言、廉政反腐的网上监督、群众诉求的网上受理，使网络成为密切联系群众、实行阳光政务的基本平台和工作方式。建立规范的公民听证制度，凡事关民生的决策措施出台前，政府必须依法听取各有关方面群众代表意见，绝不允许搞假听证或强行推出。建立政府提案、人大审议的决策机制，凡属突破现有法律可依范围的重大政策变动、改革举措、法规制定和事关战略全局、事关人民长远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不能由政府直接决策，也不能以党代政决策，必须由政府在充分调研论证、公开政务、依法听证的基础上（通常经同级党委研究同意），形成决策提案，提交人大专门委员会乃至大会审议决定。加强人民法制对人民民主的保护职能，依靠宪法和法律制度的强制约束，既保护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也保护社会的民主秩序，一切反对、破坏、扭曲、损害人民民主权利和民主秩序的行为，无论发生在什么部门什么人身上，都必须受到法律制裁。

    人民群众是天然的社会主义派，是坚持、巩固、加强和捍卫社会主义的可靠支柱，也是改革、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主力军。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人民主义。改革只有始终按照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办事，才能保持正确方向；国家权力只有真正在人民手中，才能不被人操纵走邪路。紧紧地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站在一起，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在人民的支持和监督下，自觉荡涤身上污浊，真心实意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就变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摧不垮，必将以美好形象和强大生命力展现于世界。

                                                                (2013年2月写于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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