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从苏联改革教训看十八届三中全会
改革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个深刻的利益再调整过程,必然涉及“动了谁的奶酪”问题。在当前社会分化加大、凝聚共识越来越难的背景下,深化改革首要任务就是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及“依靠谁,为了谁”的改革方向问题。前苏联改革就是因为没能把握好这点,最终全面失败。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的改革蓝图,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但也在关键问题上牢牢守住了底线。
首先,守住了意识形态底线。“举什么旗”直接决定“走什么路”。一旦指导思想出问题,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导致社会主义事业受损,乃至国家解体。“意识形态”“阶级专政”这些东西,听起来远不如“人性”“人道”等字眼舒服顺耳,但却是行之有效的逆耳忠言,和无往不利的苦口良药。然而,不是所有领导人都明白这个道理。苏联之所以最终在改革中解体,首先就是意识形态领域出了问题。赫鲁晓夫时期,用“全民党”思想取代“无产阶级政党”概念,这种对苏联共产党的再定位,偏离了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并开启了苏联共产党转向“权贵化”的大门。戈尔巴乔夫更加离谱,干脆将利益诉求主体从本民族扩大至全人类,提出“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并大肆宣扬“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实际是暗示,对人民民主和对极少数敌人的专政“不人道”“不民主”,并把对极少数人的无产阶级专政,偷换为对绝大多数人的资产阶级专政。哲学的贫困和指导思想的日趋庸俗化,导致苏联改革“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变成“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伯恩斯坦语),最终歧路亡羊,用最宝贵的东西换取最廉价的东西。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则守住了意识形态底线。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5年又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将四项基本原则放到与改革开放同等重要的位置。1991年10月,邓小平在总结苏联解体教训时又指出:“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而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再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即,新一轮改革的基本方向仍然是社会主义方向,指导原则仍是马克思主义。这种对意识形态底线的坚守,意味着中国的新一轮改革不会出现方向性和战略性错误。
其次,守住了政治制度底线。“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颈虽长,断之则悲。”政治体制改革最忌生搬硬套。前苏联和中国的政治制度十分特殊,二者都强调发挥党组织的先锋队和战斗堡垒作用,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权力结构强调党政军一体。这种制度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苏联能在很短时期内,由落后的、使用木犁的国家,一跃成为掌握原子弹的世界级强国,不能不归功于这种体制优势。二战期间,英法等西方强国在纳粹德国入侵面前纷纷溃败,最终靠苏联力挽狂澜,彻底扭转了二战局势,拯救了人类文明。中国同样凭借这种制度模式,在短时期内从传统农业国变成工业化国家,研制出核弹和氢弹,尤其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在朝鲜半岛敢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武力相抗。衡量一国政治制度优劣的根本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实现国家富强。就此而言,前苏联和中国的政治制度非但不逊于西方民主政体,反而比西方政体更优越。正是这种优越性,令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制度如此恐惧和仇恨,必欲瓦解而后快。
如果将政治体制改革比喻成收拾房间,那么政改的态度和方法大体有两种:如果认定房子是危房,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拆房子;如果认为房子本身没问题,只是内部有点脏乱差,那么进行“大扫除”就可以了。而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问题,就是他对苏联政体的优势缺乏认知,一味妄自菲薄,反将西方政治制度奉为圭臬,因此所谓“根本改革政治体制”就变成了“拆房子”,实现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这种生搬硬套的自杀性改革,等于将苏联政体的骨头与肌肉强行分开,因此最终结果必然是“手术成功,病人死了”,改革使苏联这一世界超级大国轰然解体。
在此之后,境内外反华势力又开始加紧“忽悠”中国,试图让中国照着戈尔巴乔夫的方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借此削弱和解体中国。因此,尽管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在进行政治改革(如实现任期制、差额选举、村民自治等等),但在西方战略家眼里这些都不算数。说穿了,在他们看来,只有将中国共产党“忽悠”下台,中国才算实现“民主化”。然而,苏联解体的前车之鉴,加上当前中东“阿拉伯之春”后的民主乱象,使中国越发认识到坚持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守政治制度底线,使中国再次绕开了前苏联以及当前埃及堕入的民主化陷阱,为深化改革提供了坚定的政治制度保障。
第三,守住了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底线。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前提。有道是“创业难,守业更难”。打江山闹革命,建立公有制经济体系不易;坐江山搞建设,巩固和维护公有制更难。通常来说,穷革命,富保守。一旦昔日被压迫者掌权后,在人性和利益的双重诱惑下,当权者很容易背叛群众路线和革命理想,转崇精英主义和物质享受。无数历史案例表明,正是从背叛理想信念的修正主义政策发端,最终导致各类王朝帝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苏联共产党就是因为没能克服修正主义,最终未能摆脱兴衰更替的历史周期率。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逐渐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特权阶层。这批人思想观念也发生明显变化。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指出,“当时在党的高层精英群体里,他们最渴望的就是把国家的财富化为己有。比如有人当上州委书记,就有各种各样的权力,他就可将权力转化为特权,控制那个州里的所有财富。特权阶层壮大,必然使主张私有化和自由化市场经济大行其道。戈尔巴乔夫正是沿着这条螺旋式下滑的道路推进改革,提出了取消公有制“垄断”地位,将公有企业私有化的方案,使财富在短期内集中到少数权贵手中,整个国家则经济恶化,普通百姓生活困苦。这种惨痛教训让我们深刻理解了,为何当年列宁和毛泽东等历史伟人,都不遗余力地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同样面临着修正主义的诱惑。那些用非法手段获得“第一桶金”的少数权贵,渴望通过中国搞西式民主,将非法收入合法化;境内外各种大资本渴望通过公有经济私有化,享受饕餮盛宴;西方敌对势力更是推波助澜,加速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由此不难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各种抹黑国有经济、推动国企私有化的报告和论调满天飞,试图压迫中国新一轮改革向私有化方向前进。幸运的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顶住压力,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由此守住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绕过了可能将中国置于万劫不复之地的私有化陷阱。在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站在劳动人民一边,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经济路线,反对资本主义经济路线。这条路荆棘密布,却是中国通往胜利和成功、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唯一出路。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田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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