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中国社会的“十大疑难病”与“民间偏方”
当今中国,看似繁荣昌盛,实则问题重重,简单粗旷的快速发展之后,整个社会弥漫着戾气和匪气,各类人等均焦虑不安,信息掌握度越高的人群,其心理矛盾愈发尖锐,中国出现了普遍性的社会病,并且都是疑难病,不妨作简单解析。
第一大疑难病:左右撕裂。
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出现群体之间的争论和异议皆属正常,然而,象当代中国左右势力之间出现如此不可调和的分裂当属罕见,这种病本只属于少数人的专利,然而,信息社会的方便化让其迅速传染到社会大众身上,社会裂痕随着政治主题的翻新越来越宽。表面看,左右冲突源于对已故领导人的不同看法,其本质则是不同群体对社会制度的取舍有异。两大群体都死躺在历史堆里不肯醒来。
药方:《宪法》。
用药方法:用认真的态度和民主的作风对宪法进行一次大动作规范,然后,严格维护宪法地位与尊严,坚决维护宪法根本大法地位,政府、机构和个人都必须服从宪法,谁有违宪言论和违宪作为,均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大疑难病:房地产。
中国的房地产问题已经不只是问题,已经成为疑难杂症,几乎是癌症。时至今日,政府似乎还没有认真想过要好好治疗,总是以“骑虎难下”的心态糊弄百姓。当然,真治起来,问题不是没有,肯定有,国防开支这么大,反恐开支这么大,改革成本这么大,公共开支这么大,到处都要钱,头痛啊!“地产一减速,官员到处哭,地产一崩盘,政府要关门”,这已经成为真实写照。整个社会都知道商品房地产不能再畸形发展,但整个社会都拿不出解决办法。
药方:砒霜为主的组合。
用药方法:用温水强服,活也是它,死也是它,如果还迷信“软、硬着陆”的伪经济理论,真只有等崩盘,世界上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永远靠房地产支撑,不相信中国一治就亡。砒霜就是重税。必须让整个社会意识到拿着太多的房就是等死,不能靠吃房租生存。炒房决不只有大富人,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必须广服药。
第三大疑难病:创新不足。
中国为什么怕房地产出问题?并不是因为房地产能创富力都多强,而是因为中国经济有如此的落后,只能靠这种初级产业保本,除了极个别高新产业核心知识产权在自己手上,细数中国工业的每个毛孔,哪一个不是体现出外来技术的输入?哪一种“现代化产品”不取之于外?地产一停,实体经济就大面积死亡。所有的落后源于中国创新能力的不足,不提高原始创新力,中国还会继续落后下去,喊复兴也是空喊。喊了一百多年科技立国,到了今天,几乎所有的科研工作者还在搞复制拷贝。
药方:打虫药。
用药方法:全国范围内打假,科研人员太多,科研经费太多,鱼目混珠骗取科研经费的人太多,没有能力搞科研以造假为生的人太多,这些人就是蛀虫,比贪腐官员还可怕的蛀虫,他们的可耻行为蛀空的是国家精神和国民思想,现行的创新能力还不如改开前的创新能力,只是因市场换技术换来了现代属性,任由腐朽落后的科研体制继续下去,中国将永远落后。
第四大疑难病: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不需要举例,中国人已经渐渐开始适应,并变得麻木不仁,大家口中都流行“要怕死,啥都没得吃,饿死不如吃死”。令人非常不解的是,有关方面不但不提高食品行业的准入门槛,好象还在放宽门槛,“整顿”就是“混沌”,全是无能者有意制造的害人借口。
药方:弹药。
用药方法:让罪大恶极的害人者吃子弹,让失责渎职的监管者吃子弹,否则,无解。
第五大疑难病:两极分化。
人的暴戾源于心理失衡,心理失衡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一种特别突出的因素是两极分化,1%的人占有30%的社会财富,意味着1%的人抢夺了几十年快速发展的成果,而实质上,几十年的快速是社会底层人劳动创造的,资源的挥霍也是挥霍底层人的拥有,造成这一切后果的原因是极不平衡的造富政策,人们有理由对两极分化的现实产生抵制心理,这种局面必须改观。
药方:刚性分配与税收调节。
用药方法:由财政拨款养活的那批人实行社会主义刚性分配制,基本工资和津贴收入都纳入刚性分配范畴,约束各单位各层级一把手的分配权。其它各类灵活分配经济体采取税收调节,使各类工作人员的分配等级差别不高于刚性分配人员,高出的部分用高税收削平50%。
第六大疑难病:沉重的外汇储备。
一提到外储,大家立刻就会想到中国曾经购买的几千亿美元“两房债”,能收回几个铜板,大家都不太指望,其它债务的风险有多大,老百姓心中也没个数,总之一句话:美国欠的债终归是个大麻烦,能给点息钱就不错了,想它还清本钱不抱希望了,因为美国年年还靠借债过日子,债务上限一步步放宽,怎么还钱给中国?
药方:后悔药加醒脑药。
用药方法:已经犯下的错,就吃一副后悔药了事,当买个教训。但是,接着就要服醒脑药了,不能再迷信能从美国身上赚大钱,不要再把“中美国”看成命运共同体了,再稀里糊涂地玩“夫妻档”,最后恐怕只能吃催命药了。
第七大疑难病:腐败。
尽管当前中国反腐如火如荼,成果丰硕,但是,腐败病是否有就救了呢?我看还不一定,即使花十年功夫把主要腐败分子全惩治了,我仍然对腐败问题不抱乐观心态,为什么呢?因为腐败源于文化——封建奴性文化。行贿者奴性重,腐败分子本身也奴性重,全缺乏人格尊严,一边甘当奴才,另一边又想当主子奴役他人,一层层孝敬思想和一层层欺压思想根深蒂固。腐败被压抑,决不代表清除了病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要治好腐败病,先必须治好国民人格病。有人认为从严执法就可以根治了,不会,有不少腐败分子被枪决了,这在国外是罕见的,为啥中国人还不怕、还要腐呢?
药方:启蒙教育。
用药方法:中国需要通过教育对国民进行第二次启蒙辅导,从思想上、文化上对全体国人洗脑,彻底洗掉封建腐朽残留,惟有如此,腐败病才有根治可能。
第八大疑难病:环境污染。
一般来说,大家肉眼看到的污染通常指水体污染和空气污染,而影响深远的污染可能还要包括土地污染及自然生态污染,而土地污染中的耕地污染部分直接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威胁,重金属、化肥、农药等污染已经十分严重,涉及面也非常广,治理难度大。最核心的问题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GDP考核高于环境考核是各地默认的灰色原则,尽管治污口号喊得很响亮。
药方:休克药。
用药方法:必须按期对局部环境进行休克疗法,工业、农业该退出的要果断退出,休生养息不只是针对人,也是针对环境。
第九大疑难病:群氓化。
中国人很象小孩,喜欢听赞美,不喜欢听批评,更不愿意接受人格定性。中国社会的群氓化决不只指黑社会、传销组织、无业游民、邪教等底层人员,各类人员实质上都充满着氓性,并且还据此为乐,这种病害不了外人,只会害自己的子子孙孙,只会延长中国的落后期和愚昧期,甚至有可能成为国家民族灭亡的重要原因。
药方:制度。
用药方法:最适合中国的制度药是真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特色社会主义,“特色”是造成群氓的原因,不是解救群氓的药物,一个公平、公正、民主、法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才能治好群氓病。
第十大疑难病:外交守势。
从近两年的表现看,中国在外交领域已经比前三十几年要强硬很多了,已经明显的体现出大国主体风范。但是,纵观南海、东海、黄海、藏南、东盟等周边外交的局面,仍然要承认中国的外交还处于守势,国内的台湾问题、香港问题也愈发严峻。所有问题几乎都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短期看,还没有一个问题看到了全面解套的可能性,外交守势的根本原因在于硬实力不足,并非领导人和外交人员本身的缺钙所引起。
药方:大补药。
用药方法:中国的国防工业在改开后几乎耽误了二十年宝贵时间,虚胖了很久,现在,必须大补特补,补足国防体系的各个环节,迅速提高国防工业的研发创新能力,加大战略性装备的投入,让国防装备实现整体自主独立性。另一个方面,中国国民还要补精神意志力,国民整体意志坚强,执政主体才会坚强,国民懦弱,政府不可能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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