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建琪 樊宪雷：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党

    1961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报告的第三部分《我们要搞好，还是要抓党》，从党的发展战略角度出发，提出要从几个大的方面抓党的问题。他讲了七点，都很有针对性：一是要立志气，即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作为一个大党，志气不能“太小了”；二是要加强纪律性；三是要强调统一领导，克服小天地，不能各自为政，要全国一盘棋；四是要有全局观念，要讲大局，不能从局部出发看问题；五是要提倡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作风；六是要搞群众路线；七是要严格党的生活。这七个问题中，讲话的关键和重点落在“要搞群众路线”这一作风建设上。在讲话中，邓小平对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的关系的分析更为直接。他明确表示：群众路线不等于群众运动；“热闹”的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并不适合所有的工作；不是所有的群众运动都叫群众路线；有大量的工作更需要“踏踏实实的细致的工作”。

    （来源：《党的文献》2014年第4期）

    倪得刚：邓小平选人的五条标准

    改革开放后，怎样选出“成熟”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呢？邓小平在1989年5月31日 一次谈话中讲了五条标准。一是选改革者。邓小平说：“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向人民亮相啊！人民是看实际的。”邓小平指出：“有一个新的改革的面貌，是确定新班子成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要看到这个大局。”二是选开放者。邓小平指出：“一个好班子，搞改革开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三是选实干者。邓小平说：“新的领导机构应该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给大家看。三个月内，半年内，形象就可以树立起来了。”他还交待说：“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四是选公认者。邓小平说：“我诚恳地希望，在选人的问题上，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要用政治家的风度来处理这个问题。”他提出四条原则：一要在改革开放方面做出实绩。二要在四项基本原则方面坚定不移。三要在反腐败方面动真格的。四要在团结方面不搞小圈子。五是选人“三要”。一要要抛弃一切成见，寻找人民相信是坚持改革路线的人。二要“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三要“考虑人的角度，也要深化，这也是一种改革，是思想上的改革，思想上的解放”。

    （来源：《学习时报》2014年8月4日）

    尹汉宁：论社会主义伦理秩序

    伦理是人伦之理，是道德哲学。伦理秩序是多数人认同并尊崇的主流价值规范。伦理秩序，古今中外原本有之，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注视它、重视它。社会主义伦理秩序是符合当今中国实际的伦理秩序，是体现社会主义原则和精神的伦理秩序，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衔接的伦理秩序。社会主义伦理秩序，与社会主义法治秩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秩序共同作用于国家和社会治理。一是从价值取向看，社会主义伦理秩序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它与“共同富裕”“集体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民族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内容相衔接，具有道德高度和道义优势。二是从文化根脉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家与国相连，累积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家庭伦理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社会伦理。礼、仁、和相维，是我们探寻中华文化根脉的三个维度，也是中国古代伦理秩序的三个重要观察点。传习与教化共生成，中华文化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第一代原生文化没有中断过，祖先崇拜与重视历史，家国相通相连，有教无类与科举制度等，使中华文化深入民间，本根坚固，枝叶茂荣。三是从基本国情看，中国是超大型人口大国，是文明古国，又是多民族统一的国家，56个民族和睦相处，守望相助，在漫长的历史中，即便是少数民族居于统治地位，主流文化认同也没有受到影响。四是从社会秩序结构看，如果我们把现代社会秩序看成为政治、法治和伦理三维结构的话，中国的文化传统是看重礼治，“人情大于王法”，曲法从情，习惯于选择非正式规则之途径。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切实发挥社会主义法治秩序的功能作用。

    （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8月7日）

    学而思：价值重构对中国道路的历史性提升

    五四运动是一场精神革命，在文明核心价值上通过彻底打倒“孔家店”所代表的儒家价值，而拥抱现代西方文明的科学与民主等核心价值，从而在精神和价值层面上开启了中国通往西方文明的道路。五四运动虽然造成了中国文明的革命性断裂，但这个断裂是中国文明自身发展逻辑的一部分，即如此激进地反传统是手段，而真正的目的是在最高文明理想被毁灭的背景下，退而求其次来实现文明最低理想，由此形成了现代中国“为救亡而启蒙”的双重变奏。救亡是目的，启蒙是手段。正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使得面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条不同的西方文明道路时，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成为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正是由于中国走向了马克思主义所开辟的共产主义道路，才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并且初步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才能以第三世界领袖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成为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全球性大国。

    （来源：《经济导刊》2014年第7期）

    吴波：一些知识分子正蜕变为“功利分子”

    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群体不以言利为耻、关注物质生活的改善无可厚非。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有人却已然将知识甚至理想视为市场中可以兜售的商品，沽名钓誉，哗众取宠，以博取升官晋级发财的机会；有的借助自身的学术领导地位垄断学术资源，巧取豪夺，大获其利。这群人名义上关注的是公共事务，但落脚点无一不停留在对自身利益得失的考量上。也有部分知识分子，没有像“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般堕入红尘，而是选择在改革的大潮前做犬儒。去批判化和去思想化，是学术犬儒主义的当下写照，正是这一特点塑造出知识分子中“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明知是非却不管是非，明晓利害善能趋利避害。有的“精英”信口开河，发出的一些言论不仅理论根据不足，而且缺乏基本常识。有的虽然一副为中下层民众代言的姿态，但表里不一，思想和行为已严重脱离大众；有的则公开跳出来为异化的权力和欺压劳动的资本代言和辩护。不得不引起警惕的是，一些所谓知识精英与干部队伍中脱离群众的一部分人以及部分资本的所有者，已经组成与大众相对立的精英集团。他们相互唱和，试图影响中国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在智库建设正如火如荼的今天，如何有效抑制精英主义倾向，坚持大众主义立场，就成为一个严重而紧迫的现实课题。

    （来源：《环球时报》2014年7月30日）

    叶书宏：拉美城市化“大跃进”的教训

    最近,阿根廷“京兆尹”——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长马克里比较烦:十几个城市贫民窟代表,在首都地标建筑方尖碑下搭起了棚户,要求政府为他们解决住房问题,否则,就把共和国广场变成“方尖碑棚户区”。过去几十年来,拉美城市化走的是狂飙突进式的道路。联合国人居署数据显示,拉美用50年时间把城市化率从不足40%提升至约80%,已成为世界上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区。拉美“大跃进”式的城市化,不仅削弱了城市的集聚正效应,城市人口的过快增长,更引发了一系列如贫民窟、就业和治安等城市病。拉美城市化超速发展的另一不良后果,是农村以及农业的衰败，以致今日政府需通过征收出口税限制出口以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与此同时,粮食价格也因增长过快导致城市生活成本不断上升,城市边缘群体贫困现象日益加剧。拉美超速城市化进程,还导致了一个严重问题,即随着超大城市不断膨胀,过去一些对中央城市人口压力起到缓冲作用的城镇,因地区发展不平衡逐渐破败凋敝,最终导致城市化变成了城市规模的恶性膨胀。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2014年7月31日）

    托马斯·皮凯蒂：财富不均等乃民主之敌

    继承资本的分布在21世纪很可能会变得像19世纪那样悬殊。目前并无必然力量阻止财富高度集中的重新出现，假设因为各国税率竞争等因素引发增长放缓而资本回报率高企，那么这将引发剧烈的政治动荡。民主社会的根基在于崇尚奋斗的世界观，或至少是通过奋斗而实现价值的信念，即社会普遍认为，财富不均等应由能力和努力程度决定而不是遗产和租金。这种信念和希望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原因很简单：在民主体制中，尽管公民的生活条件有着巨大差别，但全体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因此要想克服这对矛盾，那么社会的不公平就必须是由理性和普世真理造成，而不是由不可抗拒的偶然性造成。因此不公平性必须符合正义，而且对人人有用，至少从道理上说是如此，在现实中则尽量做到。1893年，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凯姆预测，如果继承财富依然存在，那么现代民主社会必然不可持久。他认为，最终财产私有权将彻底终结，由此民主社会才得以延续。概言之，贫富差距的根本动因就是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导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机制与市场竞争不充分没有关系，因而也不会因为市场变得更加自由或竞争变得更加充分而消失。因此，认为完全自由竞争会让继承财富消失并让世界形成精英治理的公序良俗的想法属于危险幻想。

    （来源：《参考消息》2014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