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一家传媒发表了一篇特稿《中国左翼自由主义的“香港共识”》报道了8月2日至3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左翼自由主义与中国：理念与实践”研讨会。参会的两岸三地一些在传媒里名声响亮、光环在顶的人物，打出了“左翼自由主义”的旗号。

  其实，在多年以前的新西山会议上，张维迎就提出，“打左灯向右转”。只是后来那些人觉得左灯没有必要了，懒得打了。如今左翼自由主义的出现无非是重拾这一口号，其中也的确有人就公然主张选择张维迎建立的社会。只不过，左翼自由主义在打左灯的同时，并没有熄灭自由主义这盏传统右灯，而是双闪着，似乎是要给什么人带路。

  事实上，号称与放任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相区别的左翼自由主义，仍然是西方语境下的“自由主义”。对于这一自由，马克思早就指出过，所谓的自由，无非是资本剥削的自由。因此，决不放弃市场体制和宪政民主体制并以追求全球资本自由流通的罗尔斯为师的左翼自由主义仍然是过度崇拜市场的自由资本主义，也就是传统的右派主张，而他们也认可传统左翼的知识分子转向他们是“右转”。因此，就像他们用自利取代自私一样，左翼自由主义中的左翼一词也只是这些人玩弄的一个词藻而已，并无任何传统的含义。这其实就是妄图掩耳盗铃，欺骗世人。

  中国过去的一些政策失误，尤其是打左灯向右转的一些人鼓吹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使国家经济失去了坚实的基础，上层建筑也有所动摇，出现了腐败的大老虎，这使得已经成为政府座上宾的自由主义学者们看到了和平演变的希望，可以耐心等待一个欺骗出来的政局。但是，随着新一届领导人的上台和强力反腐，自由主义右派们的希望眼见就要落空，于是一些担心“将来真正有什么事情发生，大家恐怕也不会选择右翼自由主义那一套市场至上的制度”自由主义者，决定将等待换成进取，从欺骗上层，转向欺骗民众，指望民众为他们夺取政权去火中取栗。在香港，他们已经通过占领中环，检验了自己的力量；在台湾也搞起了反服贸的学生运动，但是还需要进一步提出理论主张来引领这些力量。这才有了所谓的香港共识活动，并公开挂出左翼自由主义的旗帜。

  左翼自由主义者声称既要自由，又要平等。然而，他们对自由的看法只是“免于限制而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而现实中很多人都想免于囊中羞涩的限制而去做富二代那样的骄奢淫逸的事。因此，很显然，这种所谓的自由要么是不存在的，要么是只对极少数富人才是存在的，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没有钱就没有自由”、“钱多自由就多”，哪有半点平等可言？而他们的平等也的确只是口头上的，即所谓“平等的关怀与尊重”，并不能给人民群众带来半点实惠。至于主张轻松惬意的老板与汗流浃背的不知道能否及时拿到工钱的打工仔之间具有平等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则是一百多年前就已经被人揭穿的欺人之谈。而对香港中环的占领，只不过表明这种自由主义是以妨碍别人的（行走）自由为前提的，是反自由的自由主义。

  左翼自由主义其实只是让自由主义落地生根即欺骗民众的一种策略而已。它与其他自由主义的区别只在于骗民众与骗领导的区别。骗领导是要鼓吹右翼自由主义，胡说什么市场的高绩效、国有企业的低效率，让只是客体不是主体的市场去起主体才有可能起的作用，但是这一套说辞无法打动不看重业绩，只看重自身处境的民众，所以需要换一套说辞，这才弄出一个新花样的自由主义来。

  尽管这次香港聚首的左翼自由主义成员来自两岸三地，但是他们的针对对象却都是大陆人。其中的台湾学者“心系”内地，出版的书都不是针对台湾读者的；香港学者在香港写这个，是“没人看没人讨论”。可见，左翼自由主义根本不是一种学术思潮和学术流派，而是一个明确的政治派别，旨在与我党和我国政府争夺群众。在政治上，他们明确表示希望中国大陆社会变成台湾那样，鼓吹美国来支持中国转型，分享所谓的台湾经验，希望照搬西方制度，哪怕像肾脏移植一样有排异反应，并且鼓吹已经遭到西方人反省的历史终结论。

  然而，台湾的经验是什么呢？学生集会抗议，占领政府办公地区，听美国的号令进退。台湾的议员们在会场“自由”地拳击肉搏。而这种肉搏已经传到大陆了。台湾音乐人袁惟仁也与大陆的羽毛球世界冠军鲍春来玩起了台湾议员们的自由“暴打”。

   正如马克思曾经提到，不同派别的黑格尔主义者是抓住黑格尔的不同部分互相反对，或者抓住一些局部反对整体一样，在自由主义的各派中，也有人不理解左翼自由主义的用心，鼓吹纯正的自由主义来反对左翼自由主义。

   但是，不论哪一种自由主义，其本质都是共同的：

  第一，他们都是睁眼瞎。例如，左翼自由主义说什么，如果我们只是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的角度去理解国际关系和中国在世界的角色，而不考虑如何促进世界和平和更公平的全球资源分配，很不足够很保守的。这其实是配合西方攻击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然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直到今天，中国都是在国际上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是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倡导者。同时，这些自由主义者们从来没有看出，西方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其实只不过是那里的统治寡头内部的分赃制度。他们也看不到，他们所关注的许多问题完全是由于国内外资本的力量已经在大陆超过公有制经济的力量的结果，甚至鼓吹让前者的力量更加强大即市场化更加彻底来“解决”这些问题，就好比传统西医用放血来治病时，要把血都放掉来解决所谓放血不够才导致放血出现了问题的问题。

   第二，他们都不谈实现自由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什么。这次聚会的学者鲜有经济学专业出身的。于是他们只好空谈：“人有自己的生命，想自己的生活过得好，所以自然就想要自由发展，因为你不想别人操控和支配你。我们各有自己的信仰，渴望走自己想走的路。自由主义的根就在这里。”但是，妄谈马克思的自由主义者并不懂得，这种自由感其实来自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也就是经历过数千年历史的小私有制，而这种小私有制，早就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看，左翼自由主义相对于鼓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右翼自由主义更是开历史倒车，是更为反动的；而右翼自由主义相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已经是反动的，开历史倒车的。

   正因为左翼自由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小私有制，所以，他们赞赏同样基于小私有制的源于蒲鲁东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完全漠视正是信奉这一主义的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开启了现代世界大战的祸端，令同在第二国际旗帜下的各国工人阶级为了本国统治阶级的利益自相残杀，反而将这一恶果归罪于全力反对战争的列宁创办的共产国际。也正是一战末期上台执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叛变无产阶级革命，公然杀害了左派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导致德国工人革命失败，才使得希特勒有机会上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社会民主主义仍然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如果说，二战后，在欧洲一些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里，工人阶级的状况曾经有所改善，那也是因为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迫使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不得不对工人有所让步。而苏联解体之后，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和平红利，并不来自于军事开支的削减，而是恰恰来自于对于工人福利的削减和收回对工人阶级所做的让步。就连鼓吹社会民主主义的左翼自由主义者也认为，福利国家的公共政策难以为继。由此可见，这两者鼓吹的自由、平等和民主都不过是虚伪的口号，他们是一丘之貉，区别只是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

   第三，他们都本能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其理论基础全部来自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大师”，并把他们的理论建立在相信或信仰的而不是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他们的活动无疑也得到了境外势力的支持，他们也不排斥外国资本。他们对妨碍和平演变的反腐败并无兴趣，甚至警告严厉的反腐败措施使官僚们噤若寒蝉，可能会导致国家机器的冻结，从而跟一些人提出对右派们选择性反腐，相互呼应。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他们都要以立宪的名义消解中国的中央政权，把中国重新分裂成一盘散沙，每个沙子都随意活动，直到被西方列强结合在钢筋水泥中的垄断势力一一碾碎。

   可笑的是，在这场争论中，“左”的招牌，让一些自由主义者误解了他们的同行人。例如，某个认为“右”从未祸害过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攻击左翼自由主义反对资本，说左翼自由主义，“左”得像唯物主义一样，而且鼓吹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他也不想想，如果真是这样，挂唯物主义的牌子就好，又何必挂左翼自由主义的牌子呢？

   也许，由于大陆许多高校已经沦陷于新自由主义之下的缘故，左翼自由主义在香港和台湾的学运之外，还能在国内某地煽起一场学运，但这也就是他们能够蹦达的最高的高度了。除了不谙世事的学生们，大陆民众早就对改革中的某些自由主义性质政策及其鼓吹者深恶痛绝，并随着这些政策恶果的持续暴露而更加反感，一些在传媒中自娱自乐的红人们早就在民众中臭到家了，左翼自由主义只怕是自欺而欺不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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