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厘清四个概念，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兼议国际主义和帝国主义。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定义，二是定义的历史演变，旨在澄清有关认识。

　　民族主义很容易演化成帝国主义

　　以爱家乡为基础的高尚情感，层层扩展，扩展到热爱国家疆界内的社会共同体，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一旦混入对他国社会共同体的歧视，同意为本国利益牺牲他国利益，就成为民族主义。因此，爱国主义是内向的、防御性的。民族主义是外向的、进攻性的。

　　因为人类利益被国土疆界区隔的“国族”深刻分化，爱国主义不易演化为国际主义。因为天然的外向性和歧视性，民族主义很容易演化成帝国主义。

　　国际主义与帝国主义原本很容易区分：国际主义帮助他国，帝国主义欺负他国。但现如今，世界各国人民密切互动，帮助与欺负的界限经常被模糊。贴哪个标签往往取决于言者的价值取向。比如，支持列强入侵伊拉克和利比亚的说那是国际主义，反对者称其为帝国主义。同时，原本清晰的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间的界限也含糊了。一部分人讨厌本国政府或一部分国内人民，称帮助外国摧毁本国社会共同体为“真爱国”，称抵抗外国势力的人为“爱国贼”。

　　上述四个概念的定义并非从来就有。定义来自对历史演变的认识。

　　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历史演变

　　1517年，马丁·路德以《九十五条论纲》触发了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新教从天主教中分裂出来。百年后的1618年欧洲爆发了持续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即“宗教战争”。战后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了国家独立、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三大原则，是为民族国家及国际法的开端，也是欧洲近代史的开端。

　　从此，欧洲各国的生存竞争日渐严酷，国家规模大小和国内人民的凝聚力关系着国家生死存亡。于是，为王公立国的“诸侯国”观念逐渐式微，以“民族”(nation)立国的观念逐渐强盛。

　　“民族”大致是个以共同地域、宗教、语言为界限的人民共同体。如此，民族与国家是一回事。国家即民族，国家的人民也是民族。如此，爱民族就是爱国。但地域、宗教、语言这三大要素的边界绝非泾渭分明，地理边界都靠战争划定。

　　中国的历史不同，观念也有不同。类似“民为邦本”的观念有约三千年历史，比皇家的“家天下”观念还古老，而且二者混合在一起，就有“载舟覆舟”之说。同时，崭新的欧洲“民族”观与古老的“华夷之辨”也颇为不同。中华核心区对宗教不敏感，没有宗教间的战争。象形字与字母语言也不同。虽然疆界都靠战争确定，却往往与生产方式相关，比如农区与牧区比较稳定的区隔。

　　在欧洲，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间的惨烈竞争催生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两者不仅同时产生而且是一体两面。民族国家是伴随欧洲各国在海外开拓殖民地的浪潮而诞生的。哥伦布在1492年就到达了美洲。到18世纪中叶英国已经确立了“日不落帝国”的地位。因此，爱国主义从起初就带上了本民族优越论的基因。体质人类学在19世纪的诞生又催生了种族歧视，民族主义就同种族主义也挂了勾。换言之，在欧洲，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一开始就混为一谈。

　　华夏地区的社会共同体以国家形式出现得很早，也因此从春秋时代就有了爱国主义。但到现代大革命发生时才引入了民族主义概念。首先是以汉人对满人的民族优越感为核心，号召推翻满清政权。其次则以“五族共和”为号召，驱逐帝国主义势力，争取国家独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在此时的中国，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也没有区别。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时代，我们改用爱国主义而非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带有明显的国际主义特征，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非殖民化运动完成后，民族主义逐渐成了公认的贬义词，而爱国主义依旧是褒义词。爱国主义未必与国际主义相关，但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相关。

　　“以族立国”与“以国立族”之争

　　若仅说到此，这个问题还不够重大。21世纪更大的世界政治问题是“以族立国”与“以国立族”之争。经过三百多年的演变，西方自己采用了以国立族的立场，即国家行政疆界内的所有人都同属一个国族，即“nation”。国内的“民族”则被淡化、同化，仅能称族裔(ethnicgroups——其中没有“民族”字样)。一个世纪前诞生的苏联共产党则采取了“以族立国”的立场，支持各民族摆脱宗主国，反抗帝国主义压迫。

　　而今，西方列强对内基本完成了“以国立族”的任务，却在欠发达地区推动“以族立国”，煽动狭隘民族主义。苏联的崩溃清晰地展示出：“以族立国”是衰败之道，国内族裔的“民族主义”是条邪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确立了大国地位，中等规模的国家被迫离开世界舞台的中央，催生了欧洲各国联合成一个大国的努力。对我国而言，“民族区域自治”虽为当初的中庸之道，却在理论上偏向苏联模式。

　　在20世纪上半叶，我们把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混为一谈。在21世纪初，中国人常被指称“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有了清晰的定义就容易区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就不会把二者混为一谈，就不会被随意贴标签的舆论所左右。(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近作《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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