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坚持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鼓舞了士气，振奋了民心。随着查处的领导干部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贪腐数额越来越大，社会上也出现了种种疑虑：腐败会不会越反越多、越反越重，甚至无法根治？对此，笔者认为必须从国际视野和历史维度，理性、客观地看待中国当前反腐形势，切实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一、腐败是世界性历史难题，不是一时一地现象

　　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也是一种世界性痼疾。著名作家二月河说，腐败更多的和人心有关，贪欲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腐败一直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影随形，无法摆脱。公元前1700多年前的《汉谟拉比法典》就已对惩治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作出规定。

　　我国春秋时期晋国代理司寇羊舌鲋，掌管刑狱、纠察等事，却以贪坏法，卖法纵贪，成为我国史料记载第一位贪官，也是第一个被以“墨（贪污）”罪论处的官员。

　　一直以来，腐败都以其特有的形式影响着人类社会发展。封建时代突出表现为“王朝——腐败——新王朝”历史周期律，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也同样面临周期律的考验。

　　从国际视野上看，执政印尼30年的苏哈托集团因腐败普遍化土崩瓦解，而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根本上是统治集团腐化堕落被人民所抛弃。当前，西方发达国家腐败问题主要表现为政治腐败，并往往成为政党互相攻击的靶子和赢取选票的工具。如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期间，民主党利用共和党阿布拉莫夫游说案丑闻，大肆炒作，致使小布什总统支持率持续下降，并在2008年总统选举中成功获胜。

　　应该说，腐败问题已成为世界性历史难题，不仅古代存在，现代还存在；不仅中国有，世界所有国家都有。世界经济论坛报告指出：“腐败将在未来的时间里成为全世界共同面临的最大挑战。”因此，必须在历史、国际双重维度下，客观认识中国当前反腐问题，既要高度重视、引以为鉴，但又不能妄自菲薄，甚至认为“外国的月亮比较圆”，丧失信心。

　　二、腐败多发具有特定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发展都有其客观规律，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腐败同样如此。研究表明，在现代化加快推进、社会快速变革时期，旧有的利益格局不断被打破，新的格局形成需要不断磨合，其中存在相当一段“失序”时间，这就为腐败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

　　18世纪英国处于工业革命、全球殖民时期，更是腐败最为严重的时期，人们为求得官职，争相贿赂恩赐者；为谋取暴利，大肆官商勾结，导致“南海泡沫”事件爆发。美国政治家富兰克林考察英国时曾说：“绝对的腐败在这个古老国家的所有等级的人们中流行，从头到脚都完全堕落和腐败了！”。

　　19世纪美国同样是工业化快速推进、腐败多发高发并存，“城市老板”通过“政治机器”攫取选票控制当地政治和经济。恩格斯曾说，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收入丰厚的生意……美国人愈来愈深地陷入到贪污腐化的泥沼中去。美国经济学教授拉洛斯专门作出对比，这一时期美国的腐败指数，约是中国目前的5—7倍。

　　当前，中国既有工业化、城市化转型期的普遍特性，又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期的自身特点，同时还夹杂着长期封建社会落后文化侵蚀，造成当前中国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复杂。只有深刻认识当今中国腐败深刻背景和严峻形势，才能打赢反腐败这场战役。

　　三、腐败根源在于权力滥用，不在于政治体制

　　认识腐败是为了治理腐败。要想治理好腐败必须首先准确把握腐败发生的根源，否则只能缘木求鱼、劳而无功。当前，受国际敌对势力影响，社会上有种错误认识把中国腐败多发高发归结到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问题。研究和实践都表明，腐败根源在于权力滥用，与特定的社会政治制度无关。马克思指出，腐败是随着国家与私有制的出现而出现的。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有句名言：“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会走向腐败”。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认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新中国成立之初，同样在党的领导下，实行人民当家作主，让权力为人民服务，一改国民党政府腐败盛行风气。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一党执政，大力推行廉洁政治，取得了成功，为世界各国治理腐败提供了经验。反之，印度作为受到西方发达国家影响最深的民主国家之一，一直未能有效遏制腐败。在印度索贿行贿是公开的话题，腐败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近年来，俄罗斯腐败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据俄罗斯媒体披露，目前俄罗斯腐败官员平均每次收受贿赂金额较三年前激增近3倍，民众已经把腐败当做“平常事”。

　　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认清腐败根源，切实管好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才是治理腐败的治本之策。

　　四、遏制腐败需要持之以恒，不可能一蹴而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场硬仗，必须打赢打好。但也有个别人认为腐败“有益”。他们忽略了特定的前提和背景，引用亨廷顿现代化发展理论，认为腐败是“打通现代化道路的润滑剂”。事实证明，腐败不仅不是什么“润滑剂”，而且是走向自我毁灭的“销蚀剂”。经济发展再快、文化再先进，如果腐败蔓延，再强的国家肌体都会被腐蚀并最终会轰然倒塌。明末腐败严重，400万军队面对12万清军这把“尖刀”，只能成为一堆被剁的“腐肉”。大量实践表明，要想遏制腐败必须坚持不懈、坚定不移。

　　19世纪英国以文官制度取代恩赐体制，大力推行渐进的议会改革、传统的审计制度、新兴的反腐立法、广泛的社会改造等四项改革举措，经过近一个世纪成功走出了腐败高发期。1961年朴正熙开启了韩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反贪治贪以及经济现代化进程，相继开展了“庶政刷新运动”、“社会净化运动”、“新秩序、新生活”反腐运动，以及后来的制度反腐道路，最终在世纪之交取得了较好成效，为许多国家所借鉴。

　　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时期，观念多元、利益冲突，而法制还不够健全，腐败多发高发态势不可能快速改变，反腐败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对此，我们“既要坚持打持久战，也要打好歼灭战”，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抓，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让惩治更加有力，让预防更加有效，通过一个个阶段性成果，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把反腐败斗争推向深入，逐步把腐败问题减少到最低程度。

　　（作者：中共淮安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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