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同寻常的逢十周年纪念

 　　6月12日，即陈云110周年诞辰前一天，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中华王朝时代，不仅皇帝驾崩后要有谥号，而且重要大臣逝世后也赐谥号，目的是评议褒贬。中共虽没有谥号制度，但对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评议是存在的，而且微妙地反映到对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身份的表述上。按中共的既定说法，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他的纪念活动应怎样进行呢?

 　　1996年7月27日颁布的《关于举办已故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诞辰纪念活动的通知》第二条写道：“对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在党的历史上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诞辰纪念活动，在逢十、逢五十、逢百周年时举办。逢十周年，发表纪念文章;中央有关部门召开纪念座谈会，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并讲话;诞生地召开纪念座谈会。”但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不是由中央有关部门召开，而直接由中共中央举行;也非一般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并讲话，而是除正在俄罗斯出访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之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并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完全不低于逢五十周年的纪念规格，应该说非同寻常。

 　　习近平亲“左”

 　　中共中央为什么破格纪念陈云同志呢?历史学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这应该是难以逃避的现实，对中共可能尤其适用。中共历来高度重视历史，视历史为政治的一部分。这大抵也是中华的传统，所谓“古为今用”，说白了，就是拿历史说当下的事。毫无疑问，对陈云的破格纪念是与当前形势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内容看，还是从中共官媒的报道重点乃至标题看，都能够充分感觉到纪念陈云以强调从严管党治党及反腐败的重要用意，更何况陈云在改革开放后还做过多年的中纪委第一书记，对党风廉政建设发挥过重要作用。稍前几天，陈云长女陈伟力女士接受访谈，也强调大力支持当下的反腐败，似乎也能够佐证中央高规格纪念陈云以强化反腐倡廉的用心所在。

 　　但如果简单把中央破格纪念陈云纳入反腐败斗争的考量，无疑属于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不客气讲，神经过敏了。作为多年的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的确“一贯反对特权，反对腐败”，但如果以符号论，尤其从社会舆论看，与其说陈云是反腐败的符号，代表的是从严管党治党;不如说陈云是“保守派”的符号，代表的是反“自由化”，甚至反市场经济。坊间有一个说法，作为改革开放的搭档，邓小平是踩油门的，陈云是踩刹车的。单独论或许有些夸张，对照说可能不失为准确，相对于邓小平，陈云的确起到了踩刹车的作用。从更高的视角和更广的视域看，之所以非同寻常地纪念陈云，更可能反映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治国施政理念上对被一部分人视为保守派代表的陈云的某种亲近。

　　这应该不是猜测，事实上，习近平之前已经高规格亲近另一个更为鲜明的保守派代表人物——邓力群同志。2015年2月17日，邓力群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习近平率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出席，明显的高规格。邓力群的确属于老一辈革命家，但生前最高职务只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不属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从家庭关系上讲，据称邓力群甚至还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有过节。更重要的是，从符号性讲，邓力群不只是像陈云一样被称为保守派，而且几乎被公认为“左王”;也不只是像陈云一样为邓小平踩刹车，而且据称曾公开与邓小平“分庭抗礼”，称得上党内持不同政见者。 

　　陈云为何被认为“左”

 　　习近平为什么亲近被一部分人视为保守派甚至左派的代表人物呢?关键不在于保守派甚至左派代表人物，而在于保守派甚至左派代表人物背后的治国施政理念。在当前的思想理论话语下，“右”有真理的种子，“左”也有真理的种子;“右”有偏激的深刻，“左”也有深刻的偏激。但由于种种原因，“左”在中国的理论话语中被高度标签化，不仅沦为保守甚至倒退的代名词，乃至成为理论甚至政治棍子，从而导致所包含的真理的种子淹没于喧嚣之中。以陈云为例，他被一部分自由主义者或偏向自由主义的人士指责为保守派，但他实际上并不反对市场调节，恰恰相反，他堪称中共党内主张市场调节的始作俑者，正如习近平在讲话中所提到的，早在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陈云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要有市场调节的重要思想。

 　　那陈云为什么被指责为保守派甚至反市场经济呢?原因应该在于他对国家计划的坚持，话说得非常明确：“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他并且打了一个有意思的比方：“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显而易见，这与所谓的自由主义有冲突，鸟就是自由飞翔的鸟，西方主流经济学不认为自由市场只是笼子里的鸟。应该正因为此，陈云被指责为保守派——“左”!

 　　自由原本“笼子里的鸟”

 　　但实际上，陈云“笼子里的鸟”论道出了自由市场的真谛，构成真正的自由主义。鸟没有笼子，的确飞翔更自由，但导致什么结果呢?且看一具体案例：一群牧民在一块草场放牧，因为无偿，每个牧民都希望放养尽可能多的羊，结果导致羊的数量无节制增长，草场严重超载，质量大幅下降，最后沦为不毛之地，羊一只只饿死，牧民一个个破产。按主流经济学的说法，这是“市场失灵”导致“公地悲剧”。牧民为自我利益计多养几只羊，市场就失灵了?无论公地悲剧，还是别的市场失灵表现，市场个体都只考虑了一桩事，那就是现场中自我利益的计算，何错之有?不客气讲，市场失灵纯属胡说八道!不就是人性自利吗?如果人性自利有错，问题就远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整个市场无效，甚至人性该死——人就是个罪孽，当天诛地灭之!

 　　真实的原因就是鸟没有笼子!不管什么样的自由市场，自由都不是为自由而自由，而是存在价值方向。这一点从新兴的环境权益交易模式上得到集中而鲜明的彰显，为化解公地悲剧，尤其是为缓解地球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形势，市场机制被引入生态环境保护，这就是新兴的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典型的如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它的模式被称为“总量管制与交易机制”，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把笼子即“总量管制”扣在自由“交易”之先。一旦总量管制的笼子划定，市场交易就可以开启，要多自由，就多自由，再没有别的笼子或者说管制。事实上，这不是环境权益市场的独特模式，而就是市场机制的一般模式。如果以计划论，自由市场并非毫无目的的自由主义，恰恰相反，其目的鲜明而刚性，那就是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市场机制实是有计划的自由主义。

 　　蓦然回首，大自然中的鸟实际上也是有笼子的，鸟原本就是笼子里的鸟。首先是空气的笼子，没有一定的空气，鸟根本不可能飞翔，谈什么自由飞翔?其次是自身的笼子，即鸟本身是有限的，时间极其有限，精力极其有限，生理极其有限，有形的一切都极其有限，鸟再怎么自由飞翔，自由实质上也是有定数的。如果鸟没有笼子，如果自由没有价值方向，如果为自由而自由，后果不是资源配置最优化，而就是像公地悲剧一样的全盘皆输，再看“冰淇淋商贩难题”：

 　　一条街长100米，有两家冰淇淋商贩，显而易见构成竞争。假设冰淇淋消费者愿意为吃冰淇淋走25米，更远就可能放弃消费愿望。如为消费者考虑，同时也为冰淇淋供应商考虑，冰淇淋车柜的最佳分布方案是：把100米分成两个50米，两个商贩各自站在两个50米的中点，各自覆盖左右25米。但由于竞争的需要，两个商贩都会投机性地把冰淇淋车柜悄悄向对方挪动，从而吃掉对方一部分消费者。天长日久，两位商贩最后可能发现他们肩并肩地站在100米的中点，街两头25米的消费者可能放弃冰淇淋消费，商贩和消费者的利益同时最小化。 

　　融合左右，超越左右

 　　西方主流经济学一开始就以自由主义定位，并历经两百多年的发展，但至今也没有真正阐明自由市场的本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者，一开始即以社会主义定位，并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但至今也没有真正厘清市场与计划、政府的关系。陈云“只读过小学”，但长期在一线从事财经工作，尤其好学善思，并研习“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之“十五字诀”，始有“笼子里的鸟”之睿智，比那些鹦鹉学舌、蜻蜓点水、生吞活剥的专家学者不知其强多少倍也!

 　　中共十八大以来，有一种论调渐有声势，先是认为中共政治上在“左转”，随着前不久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党管国企”得到进一步的明确，一部分人开始认为中共经济上也在“左转”。这明显属于简单的标签化说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定形并不可逆转的大势下，中共已然不可能“左转”，如果说“左转”，“左转”反映出的正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治国理政上的实事求是与深沉审慎，这里面既包含有中共的独立自主，也包含对之前市场化改革的某种反思，更有习近平个人思想理论上素养深厚的因素。陈云的“笼子里的鸟”论属于毛泽东所强调的“实践出真知”，中共极其必要就“笼子里的鸟”的比方切入，从理论上彻底回答自由市场的本质问题，真正厘清市场与规划、政府的关系，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落实“右”所强调的个人自由，又落实“左”所强调的整体均衡，融合左右，超越左右，为人类社会创建真正的自由市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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