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因为这是制定国际国内方针政策的重要前提。《毛泽东年谱(1949—1976)》在这方面披露了大量丰富材料，非常清晰地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应对及变化。重温毛泽东的这种思考和应对，对于我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国防军队建设，扎实推进军事斗争准备的指示，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

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毛泽东为防止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有一个比较和平的国际环境进行了多方努力，以便能够保证集中力量进行国内建设。建国伊始，毛泽东高度警惕帝国主义入侵和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到朝鲜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得出一个基本判断：世界战争大体上十年到十五年打不起来，争取十五年不打仗是可能的。1956年，他又作出新的世界大战可能会推迟三四十年甚至根本打不起来的判断。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这是毛泽东争取国际和平环境的重大外交活动。他对斯大林表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时间，以便用来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局势。斯大林认为：中国目前并不存在直接的战争威胁。日本还没有站稳脚跟，它对战争没有准备好；美国尽管叫喊战争，但它最怕战争；欧洲各国被战争吓怕了。如果我们齐心协力，不仅能够保障五至十年的和平，而且能够保障二十至二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毛泽东这次访问苏联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第一条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92页。)这对于防止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保障新中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义。1950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讲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说：中苏条约订下来，就有了依靠，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为建设，也为外交，而外交也是为建设。(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92页。)

作为正在领导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新生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把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来思考。他认为，战争还是和平，这是一个根本性质的问题，对此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尽管有了中苏同盟，但并没有排除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他更多地强调，世界战争在几年内打不起来。1950年，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作报告分析国际形势，指出：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参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当时，人们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场局部战争会不会因为美国插手而引发新的世界大战。一开始，毛泽东也有“美帝国主义也可能在今天要乱来”的担心，但他同时也估计到了美国要发动世界战争的困难。1950年9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说：由于美国的干涉，朝鲜战争将走向持久的局面。美帝国主义在今天是有许多困难的，内部争吵，外部也不一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184、185页。)

经过两年多的观察，到1952年，毛泽东作出了朝鲜战争不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判断。1952年8月4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扩大)会议上谈到朝鲜战争美国人为什么会停战讲和时说：因为长期打下去对美国很不利。一、要死人；二、要用钱；三、他们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四、还有一个战略问题，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基于这种判断，毛泽东认为：“我们要争取十年功夫建设工业，打下巩固的基础。”(《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582页。)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总结抗美援朝的意义时，更是明确指出：抗美援朝的胜利，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页。)

有了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就可以规划国内的和平建设事业了。1952年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同他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是分不开的。他估计，世界战争大体上十年到十五年打不起来，争取十五年不打仗是可能的。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进一步验证了毛泽东的这种判断。参加1954年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登上世界舞台。由于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的成功外交实践，使得国际和平力量有所增强，国际形势进一步缓和，新中国的国际威望进一步提高。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同美国矛盾日益明显的英、法等国，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一些转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外交政策及时作出了重大调整。这集中体现在1954年7月7日和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全国政协常委会上的两次讲话中。毛泽东说：现在要和平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毛泽东还提出了“与英国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争取与法国改善关系，建立邦交”“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内)，孤立和分化美国”等有关外交工作的设想。(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256、258页。)

1956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国内国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内，随着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正在向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转变。在国际上，正如中共八大所指出的：“世界局势正在趋向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中国同周边的睦邻友好关系正在建立，和西方大国的和解及贸易往来在逐步发展，美国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受到有效的制约，就连美国也开始同中国政府进行外交接触。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

基于对国际形势的这种判断，毛泽东在1956年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了新的估计：第三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时间也许会延长，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根本就打不起来。这年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乌布利希。当谈到西德有无打仗的可能时，毛泽东说：东面有华沙条约，这面墙碰不得。要么向西，打法国，但也有一座高墙，就是美国。东西都不好碰。这个时间至少可以争取十五年。毛泽东还说：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隔了二十多年，以后间隔时间还要延长，也许不是一二十年，而是三十、四十年；第二种可能，根本不能打。(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632页。)

1958年，为反对美国干涉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中共中央决定炮击金门。炮击金门会不会引发中美战争？这引起各方关注。毛泽东对此有清醒的估计。9月8日，越共中央总书记胡志明致电毛泽东，询问可不可能发生美华战争。毛泽东回复说：“美国人怕打仗，就目前说，很少可能大打起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4—445页。)

1959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主席野坂参三，进一步分析了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的原因。他说：西方统治集团，比如美国集团、英国集团的大部分，都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抱有恐惧。他们的困难比我们更多。我们利用他们的困难争取和平时间是可能的，而且和平时间不会是很短的，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团结的，阵营加强了。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已不是那么容易了。从总的情况来看，形势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争取到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假如这种情况实现了，那时要打世界大战，他们就比现在更加困难了。毛泽东还具体分析了美国、日本、西德等国的情况，指出：美国冒险集团在目前发动侵略战争还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西德和日本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要发动战争不那么容易。(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7、218页。)

以上是整个50年代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与估计。应当说，这种估计是符合实际的。

二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周边环境日趋险恶。东边，是美国支持的台湾当局叫嚣反攻大陆；南面，先是中印边界武装冲突，后又有美国侵略越南；北边，中苏关系由盟友逐步走向敌对，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在这种国际环境下，毛泽东对战争的威胁保持了高度警惕，并作了相应的战略谋划和应对准备，提出了要争取和平，但不怕战争，要准备打仗，从物质上和精神上两方面做好准备等应对战争的战略思想。

这一时期，有这样几件大事不能不影响到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和应对。

第一件大事，是1960年5月1日，美国派U—2型飞机侵入苏联领空，进行间谍活动，被苏联击落。5月16日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在巴黎召开会议，讨论苏美在欧洲进一步缓和关系和寻求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途径。会议期间，赫鲁晓夫要求艾森豪威尔对美国U—2型间谍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退出会议，四国首脑会议宣告流产。

这件事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国际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国际共运内部也出现一些思想混乱，甚至有人说这是“大战前夜”。

这件事也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他对美国的这种侵略行径非常愤慨，进一步看清了美帝国主义在和平问题上的虚伪。5月9日，他会见伊拉克文化代表团和工人代表团时说：美国人讲得好听，说要和平共处，爱好和平，可是最近5月1日美国飞机侵入苏联内地，侦察苏联军事基地，他们就是这样讲和平的。(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391页。)5天后，毛泽东会见日本等四国访华代表团时又说：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在虚伪的和平幌子下所进行的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进一步向全世界证明了这样的真理：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394页。)

对于有人说这件事是“大战的前夜”，毛泽东保持了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不必太悲观”，依然维持“两种可能”的判断，有持久和平的可能，也有战争的可能。但是，从毛泽东的谈话中还是可以看出，这件事对他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判断，多少还是有些影响，这表现在他对战争发生的可能性的估计比以前要重了，警惕性更高了。5月8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艾森豪威尔因为没有准备好，又看到我们力量大，不敢打世界大战。但是也很难说，有两个可能：一是有争取持久和平的可能，要为此而奋斗；另有一个可能是还有大战。”(《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390页。)5月21日晚，毛泽东同金日成会谈时说：“意大利共产党说，大战就要爆发了，陶里亚蒂他们悲观起来了。当然，也有可能打起来，但是，英、法不愿意打，西德、日本还没有武装好。我看不必悲观，自然也要警惕。”(《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398—399页。)次日，毛泽东又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说：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变的，因此有两种可能，现在是和平时期，将来有战争的可能。(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399页。)

影响毛泽东关于战争与和平思考和应对的第二件大事，是1961年美国发动的侵略越南的战争步步升级。1964年8月2日和4日，美国制造所谓“东京湾事件”，以此为借口在8月5日悍然轰炸越南北方，跨过它自己宣布的“战争边缘”，走上扩大越南战争的危险道路，构成对中国的直接威胁。

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对国家的安全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密切注视着越南战争的发展。美国8月5日派出海军飞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突然袭击的消息传来后，中国政府在8月6日发表声明，对美国的侵略行径提出警告。指出：“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毛泽东在当天审阅了这个声明稿。此前，毛泽东本来计划将沿黄河考察，有关方面也做好了这个准备。但形势的突然变化，使毛泽东不能不放弃他的这个计划。他在声明稿上的批示中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2页。)

8月12日，毛泽东把罗瑞卿5月25日报送的总参谋部起草的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找出来批阅。报告说：我们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从接触到的几个方面来看，问题很多，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报告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切实可靠的积极措施，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毛泽东阅后批示：“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84页。)

毛泽东的这个批复耐人寻味。总参的这个报告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的，罗瑞卿在5月25日就报送给毛泽东了。毛泽东在两个多月后的8月12日才批复，足以见出毛泽东在应对战争威胁问题上是反复慎重考虑的，也看出美国扩大越南战争的举动对毛泽东的触动。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研究落实。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三人联名提议，国务院负责这项工作的专案小组，由李富春等十三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恢复人民防空委员会，仍由周恩来总理任主席。毛泽东表示赞同。

8月2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听取薄一波关于计划工作的汇报。毛泽东着重谈了在中央的战略方针下工业的重新布局问题。他说：现在沿海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你搞到二线也好嘛!二线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山西、陕西、江西、吉林、内蒙，四川、云南、贵州是三线，都可以搬去嘛!要好好地研究、学习斯大林的经验教训，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这就是教训。一线要搬家，二线、三线要加强。(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91页。)

10月22日，毛泽东批阅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向中南局并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美帝国主义目前正在积极准备扩大对越南北方发动的侵略战争，广东省加紧进行战备工作是十分必要的。报告同时提出了加速地方军事工业的建设、从广州等前沿城市中迁建部分民用工业到三线去、加强国防公路和国防通讯网的建设等具体意见。毛泽东阅后批示：广东省是动起来了，是否可以将此报告转发第一线和第二线各省，叫他们也讨论一下自己的第三线问题，并向中央提出一个合乎他们具体情况的报告。毛泽东还表示：这样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22—423页。)

在1964年到1965年大部分时间里，毛泽东谈得多的是如何应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和备战问题。他对战备工作作出一系列指示，包括三线建设问题、作战方针和作战方法问题、后勤保障问题等，要求地方抓军事。在这方面《毛泽东年谱(1949—1976)》有大量详细记载。比如，1965年，毛泽东在1月23日的谈话中说：“两个阵地，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三线建设要抓紧，就是同帝国主义争时间，同修正主义争时间。”(《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73页。)在3月22日的谈话中说：“要打就早点打，趁我们还活着打完这一仗。”“要准备今年、明年、后年打仗。”(《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87页。)在4月11日的谈话中说：“美国也许向我们挑衅，我们正作准备。它要打，你有什么办法？只有打。怕打仗解决不了问题，不怕打仗也许好一点。”(《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90页。)在6月26日同汪东兴的谈话中说：“有人想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国主义不会等你的。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等你建设起来才打？也可能建设不起来就打，也可能建设起来又不打，要有两手准备。”(《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04页。)

上世纪60年代，苏联对我国的严重军事威胁，也是影响毛泽东思考和应对战争威胁的重要事件。进入60年代以来，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日趋恶化。苏联以重兵集结在中苏和中蒙边境，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特别是1969年3月，中苏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等地区接连发生武装冲突，双方多人伤亡，顿时战争阴云密布。

对于苏联的战争威胁，毛泽东自6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是警惕的，特别是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但对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他采取了克制的态度。4月28日，他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说：“我们是不打出去的。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页。)他还对来华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最高人民会议委员长崔庸健说：我们不希望打仗。中苏分裂，美国高兴。中苏边境已经有十几天不打了，只要他们不打，我们巴不得，我们是不希望打的。(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69—270页。)

但是，苏联方面不仅不断地放出战争威胁的言论，而且还调兵遣将，进行具体的军事部署。比如：增加在中苏边境和远东的驻军，在中苏、中蒙边境修建一系列空军基地和导弹基地，不断地在中苏边境举行“军事演习”，下令大规模征兵，向中苏边境大批“移民”并发给边境居民武器，频繁侵犯中国领空、领土制造边境挑衅事件，等等。苏方甚至放出话来：“苏联部队的核武器是有无限毁灭力量的带核弹头的导弹”，有关导弹部队已经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进行“毁灭性的核回击”。英、美等西方媒体报道，苏联人“在口头上向华盛顿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首都进行试探”，要它们“对远东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准备”。(《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1页。)

苏联方面这些不寻常的举动，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和强烈反应。4月28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说：“我们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都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48页。)6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讨论“准备打仗”的问题。

8月下旬，毛泽东先后批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简称“八·二八”命令》。《命令》要求边疆各地军民“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

9月，全军战备工作会议召开，传达毛泽东“军队不要松懈”的指示，对防止对手发动突然袭击，作好精神、组织和物质上的准备。毛泽东还特别指示：“今年国庆节，地方、军队的同志都不要去北京，怕敌人趁机消灭我们的中心。”(《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67页。)在审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稿时，毛泽东增加了一句口号：“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66页。)

10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到达武昌。当晚，毛泽东在停靠武昌车站的专列上听取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负责人曾思玉、刘丰汇报湖北工作时，还特别提到：“军队就是要准备打仗。苏修有困难，准备来谈判，能不能谈出名堂，也很难说。”(《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71页。)

总体上说，上世纪60年代，我国周边环境比较险恶。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战争威胁作出了较严重的估计，并作出相应准备。怎么看待毛泽东的这种估计和准备？笔者认为，还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来看待。

毛泽东这时对战争仍然是作“两种可能”的估计：可能打起来，或者可能打不起来；世界性的战争存在着可以避免和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只不过此时对战争发生可能性的估计，比50年代重了，战争的危险大于和平的可能。1965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南京了解备战等情况，得知群众中有些人不相信战争能打得起来时，毛泽东说：“不要说群众了，连我们党内还有人认为打不起来或者只是小打，大打不相信。他们是有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两手准备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40页)

在两种可能性都存在，而战争可能性大于和平可能性的环境下，毛泽东是立足于战争、立足于打来安排工作，这反映了毛泽东强烈的底线思维。1965年4月，毛泽东在同贺龙、罗瑞卿、杨成武等谈备战计划时指出：战争仍有发生和不发生两种可能性，但我们必须做到有备无患。他在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时说：“天天讲战争，他又不来打，那不变成周幽王起烽火？这是我叫起来的，你不叫，打来了怎么办？现在这么搞大三线、小三线，我看比较主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34页。)准备不准备，情况大不一样。如果不作认真准备，一旦战争爆发，就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后悔无及”。更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立足于打，是为了争取不打。他说：“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92页。)这就是作为伟大战略家毛泽东的卓越之处。

三

经过60年代最后两年的观察，进入70年代以后，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的估计又有了些新的变化。虽然他仍坚持认为这个世界还不太平，战争难以避免，但他判断：大的战争一时打不起来。

1970年9月23日，毛泽东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时说：看样子打不起来大战，几个大国都不想打，彼此都怕对方。同时，欧洲许多国家，英国、法国、意大利、西德也不想打。日本现在也还没有到打的时候，一打就是帮美国的忙，也是抢美国的地盘。至于打朝鲜，打中国，我看它现在这个决心还没有下。(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338页。)

10月8日和10日，毛泽东两次会见金日成，就国际局势交换看法。毛泽东说：现在世界大战可能性比较小，我看也是有原因的，就是帝国主义搞世界大战信心不足。美国的力量还是相当大的，但是它抓得很宽哪，力量不能集中，就难解决问题。现在还不能断定它一定不打。总而言之，美国人进退两难。毛泽东还说：我看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现在看来革命好像成了主要倾向。究竟哪一个对，我们以后还得看。美帝的朋友现在不多了。打朝鲜的时候还有十六个国家参加，至于打越南，欧洲一个国家都没有。如果打世界大战，欧洲国家不来，它打得起来啊？(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344、345页。)

1972年7月24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毛泽东说：我也不大相信会打，但准备打。苏联原来搞威胁，威胁不灵，威胁不搞了，只搞演习。如果是真要打，就不搞演习。(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441页。)

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毛泽东问田中：你看这个世界怎样呢？田中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大国想用实力政策进行侵略的做法到极限了，所以现在世界进入了新的谋求和平、以谈判解决问题的时代。毛泽东说：不错。(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449页。)

为什么毛泽东在这个时候会作出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的判断？毛泽东更多的是从美苏争霸情况和美苏两国的实际情况去研判的。

早在60年代末，毛泽东就已从美国陷于越南战争的疲态中看出端倪。美国扩大侵略越南战争一年以后，毛泽东就说：我看美国人软下来了。美国那里，一个总统，一个国务卿，一个国防部长，每天都要用全副精力处理越南问题，看来日子很不好混。我和胡志明讲，再打三年半就差不多了。那时，美国要举行大选，约翰逊会垮台。(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20、521页。)

的确，侵略越南的战争，使美国陷入很大困境。在国内，反战民意高涨，出现了毛泽东说的“过去不可能见到的”许多事情。(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147页。)在国际上，美国到处伸手，既插手亚洲事务，又插手欧洲事务，还要插手中东、非洲、拉丁美洲事务，力量不够，困难很大。1968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时说：美国也想同你们谈判，因为它的处境相当困难。它要顾及三个地区的问题，一个是美洲——美国，一个是欧洲，一个是亚洲。但是它把重兵放在亚洲搞这么几年，已经不平衡了，在欧洲投资的美国资本家在这方面就不满意。美国有个记者叫李普曼，他说在越南已经掉进一个陷阱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想办法爬出这个陷阱。毛泽东还总结了美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间规律，说：美国的规律是不愿意打长。他们的战争大概都是四年左右。(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17、218页。)

苏联同样面临这样的困境。1973年11月12日，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当基辛格说目前中东的问题是防止苏联取得统治地位时，毛泽东说：统治不了，野心很大，能力不够。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但苏联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它要对付这么多方面，从太平洋讲起，有美国，有日本，有中国，有南亚，往西有中东，有欧洲。统共只有一百多万兵，守也不够，何况进攻？(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03、504页。)

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会见英国首相希思。当希思谈到苏联有强大的组织来增强其实力时，毛泽东说：难道苏联就没有困难吗？我看它自顾不暇，它不能对付欧洲、中东、南亚、中国、太平洋。当希思再次强调苏军实力并问中国是否认为苏联对中国不构成威胁时，毛泽东说：我们准备它来，但是它来了，它就垮台了呢!它只有那么几个兵，你们欧洲人那么怕!(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33、534页。)

虽然毛泽东在70年代判断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但是，他仍然非常关注国际局势。他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对帝国主义发动战争仍应保持高度警惕。尤其在1973—1976年的这几年里，毛泽东会见外宾时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国际形势。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警惕，要准备，这个世界不安宁。

1973年，毛泽东对法国总统蓬皮杜说：我不信美苏两国的领导人有理由在现在成为爱好和平的人。战争总有一天是要打的。宁可放在这个“打”字上，第二个才放在和平上，不然就要丧失警惕。他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这个世界不安宁，口里讲和平，实际准备打，所以你们也要注意啊!(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498、501页。)

1974年，毛泽东对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说：和平是暂时的，将来就难说了。我们对“持久和平”这样的口号要看一看呢。大概一段时间可以，太长了不行，因为社会制度没改变。他在回答丹麦首相哈特林关于世界和中国的未来是否包含战争的可能性时说：我是不赞成所谓永久和平的说法。对欧洲来的朋友，我总是劝他们要准备打仗，如果不做准备，将来要吃亏。他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说：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头几年，不讲和平，不说要缓和紧张，而现在大讲特讲。我是持怀疑态度。美国这个国务卿到处跑，相当怪!黄昏的时候，燕子忙，飞得低，雨要下了!他对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说：我看这个世界不妙。到处吹这个“缓和”、“和平”，越说越不缓和，越不和平。现在的国际形势，比四年前更为紧张，乱得很呢!要准备呢!他对扎伊尔总统蒙博托说：这个世界不安宁，到处讲缓和，实际上准备打仗。(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24、554、556、557、560页。)

1975年，毛泽东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关于本世纪的最后25年将是极不安宁的说法表示赞同，说：我们也是这么看。我们不赞成吹什么“和平”、“缓和”、“友谊”这一套。他对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说：我劝你们欧洲要注意啊!一面讲缓和、和缓，一面拼命搞扩军。现在的世界不太平，不安宁。我不是吓你们，希望你们注意。将来怎么样，你们可以看，可能我说得不对。他对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比耶迪奇说：要准备打。中国、欧洲、南斯拉夫，都要准备打。准备打，没有坏处。不准备打，就危险。思想上不能解除武装。他对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说：你太忙，不忙看来也是不行啊。现在世界不太平，风雨要来，所以燕子就忙了。推迟可以，但要阻止风雨难。(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69、580、613、616页。)

1976年2月23日，毛泽东对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美国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护，苏联要扩张，这个没法子改变。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继续，和平就是政治。(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38页。)

今天看来，70年代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看法是具有前瞻性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世界的确不是很安宁。冷战加剧，并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告终，导致世界动荡不安。苏联入侵阿富汗、两伊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等局部战争，一场接着一场，此起彼伏。国际局势虽然总体上是和平稳定的，但局部战乱、紧张、动荡的局势一天也没停止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确没有理由放松对战争的警惕。

四

梳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考和应对，给我们最大的启迪，就是毛泽东对待战争与和平的态度。

毛泽东对待和平与战争的基本态度有三条：第一，我们需要和平，不要战争；第二，我们需要和平，但我们不惧怕战争；第三，对战争要有准备，准备没坏处。

首先，我们需要和平，不要战争。这既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也是新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新中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行“积极防御，绝不先发制人”的战略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229页。)毛泽东不光是这样说的，实践中也是坚持这样做的。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高举和平的旗帜，与好战的美国作斗争，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赏。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打，这样，它就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平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256页。)同年8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以艾德礼为团长的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有一段对话，很能反映毛泽东的和平意愿。毛泽东说：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艾德礼问毛泽东：中国能不能和英国工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和平共处？毛泽东说：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271、272页。)60年代，毛泽东还多次对外宾说过：“谁说一定要打仗？一百年不打仗，我都赞成。”(《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447页。)针对帝国主义污蔑中国是“好战分子”的言论，1964年毛泽东在会见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说：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美国说我们是“侵略者”，我们说它是侵略者；它说我们是“好战分子”，我们说美国政府和大资本家是好战分子。究竟谁是侵略者、好战分子，要叫全世界人民来看。(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65、366页。)

其次，我们需要和平，但我们不惧怕战争。和平是良好的愿望，但能否实现和平，并不决定于这种良好的愿望，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这个道理，毛泽东多次阐述过。他说：“帝国主义的策略是可以灵活运用的，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这是从资产阶级的本性不能改变而来的。只要有资产阶级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个时期，一个相当时期能够避免，这是可能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310页。)他对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说：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21、522页。)既然世界上还存在战争，我们就得正确应对。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163页。)“它(帝国主义)要打，你有什么办法？只有打。怕打仗解决不了问题，不怕打仗也许好一点。”(《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90页。)1959年3月，美国著名黑人学者、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杜波伊斯博士和夫人访问中国。杜波伊斯问毛泽东：“为什么中国人不那么害怕战争？”毛泽东回答：“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你害怕有什么用呢？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战争反正到来，你越是害怕，战争也许还会来得早一些。因此，我们有两条：第一条，坚决反对战争；第二条，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我们就同它打。把问题这样想透了，就不害怕了。”毛泽东还告诉杜波伊斯：“我并不要打仗，是帝国主义要打仗。”(《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632页。)1963年，毛泽东还告诉外宾：“我们热爱和平。如果有人危害我们的独立，我们的天性就是奋不顾身地起来捍卫。”(《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283页。)

第三，对战争要有准备，准备没坏处。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有强烈的底线思维意识。他从不打无准备和无把握之仗，考虑问题总是从出现最坏情况设想，作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争取最好的前途和结果；他从战略上藐视敌人，从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一点，在他对待战争与和平的思考和应对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战争与和平两种可能性都存在，特别是战争的危险大于和平时，毛泽东的应对是：“宁可放在这个‘打’字上，第二个才放在和平上，不然就要丧失警惕。”(《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498页。)这样，也才能做到有备无患。“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92页。)毛泽东这段话总结的是规律。1970年7月29日，毛泽东会见罗马尼亚武装部队部部长约尼查时说：“别人打我们，我们就要打，就是要有准备。准备没有坏处，你不准备人家就欺负你。你准备好了他就可能不来，打来了也不怕，有办法。”(《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314页。)

1963年9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加写了一大段话：“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

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258—259页。)“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这就是毛泽东的底线思维。

当今世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但是也要看到，国际竞争的“丛林法则”并没有改变，铸剑为犁仍然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我国正处在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面临的挑战和考验前所未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防和军队建设，强调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应围绕能打仗、打胜仗扎实推进军事斗争准备。他指出：军队要坚持底线思维，树立随时准备打仗的思想。“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52页。)我们一定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坚持底线思维，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作者陈扬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北京 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