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就是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消灭私有制

——评胡德平的“扬弃私有制”论

石兴国

胡德平近日公开反对《共产党宣言》的提法，将“消灭私有制”这个“共产主义的特征”说成是空想社会主义，并标榜自己“根据我们的现实，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源头，从理论上弄清楚，这也是不忘初心的一种学习态度”。因为，事关共产党人要不要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消灭私有制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我觉得不得不发表自己的一孔之见，一吐为快。

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并就此提出了八项基本要求。这一讲话深得人心，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走改旗易帜的资本主义邪路的共产党人和继续革命者是极大鼓舞。

大家知道，最早宣示共产党人初心的是《共产党宣言》。在《共产党宣言》 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言简意赅地宣告：’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可是想不到有一位共产党员却对此公开宣战，打着“不忘初心”的旗号，以扬弃私有制之名，否定“消灭私有制”。此人不是别人，竟是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11月4日，在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的开幕式上，做了题为《鉴别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一块试金石——是‘扬弃’，而不是‘消灭’私有制》的主题演讲。公开反对《共产党宣言》的提法，将“消灭私有制”这个“共产主义的特征”说成是空想社会主义，并标榜自己“根据我们的现实，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源头，从理论上弄清楚，这也是不忘初心的一种学习态度”。因为，事关共产党人要不要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消灭私有制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我觉得不得不发表自己的一孔之见，一吐为快。

一、《共产党宣言》德文原版中的“Aufhebung”这个词，翻译成中文“消灭”并没有错

胡德平在他的演讲中口口声声说“对马恩原著翻译错了”。

据查，在《共产党宣言》德文原版中，被翻译成中文“消灭私有制”一句中的“消灭”，德文原文用的是“Aufhebung” 意思是 “废除、废止、撤销、取消”等。英文中引入了德文“Aufhebung”这个词，中文可翻译为“扬弃”。只有将英文当成了德文，中文才会将德文原方文翻译成为“扬弃”。而就恩格斯亲自校订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恰恰没有用Aufhebung，而是另用Abolition，意思也是“废除、废止、撤销、取消”。由此可见，《共产党宣言》里“消灭私有制”中“消灭”一词的德文原文不是“扬弃”，英文原文也不是“扬弃”，中文原文翻译成“消灭”是完全正确的。

胡德平之所以要打这个官司，只是为他以“扬弃私有制”为名，否定“消灭私有制”制造理由而已。

张殿清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上发表的《对私有制是扬弃而不是消灭》一文中介绍了胡德平和他提出这个理由的经过：2000年12月22日，我去看望胡德平同志。他说：“最近，俄罗斯《真理报》政治理论部主任鲍里斯·斯拉温先生发表一篇文章。他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个关于‘消灭私有制’的问题，在德文原版中所用的不是‘消灭’而是‘扬弃’。请你明天到中央编译局去找一下殷叙彝研究员，请他帮助查一下在德文原版中这句话到底是怎么写的?”然后，胡德平就用电话同他联系好。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去找了殷先生。因为殷先生已经知道了我的来意，因此他一见到我，就很快地将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拿给我看。他说:“你看，马克思在这里用的不是Abschaffung(消灭)，而是Aufhebung(扬弃)! 然后，我就将有关段落复印后，拿回去给德平看。当他看后又经过我的解释而显得非常兴奋，就说:“这很重要，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写篇文章并公开发表!”当文章写好后，他说: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也牵涉到我国在建国后的重大实践问题，因此这就应向中宣部请示一下。但是，中宣部经过研究后给予的答复就是:目前，你们的这一文章还不宜公开发表，只能在内部的有关刊物上发表。2013年5月9日，胡德平在他的腾讯微博上说：此文成稿后，曾送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审阅，要求公开发表。丁部长阅后，即派理论局一副局长与我面谈，承诺可在内部刊物发表。这篇文章就是胡德平和张殿清在《民营经济内参》2002年第48、49期上发表的《对马克思关于“消灭私有制”的另解》一文，其中就针对《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发表了他们既否定消灭私有观念，又否定消灭私有制的观点，主张用“扬弃”代替“消灭”。只是没有提及翻译问题。

其实，当时殷叙彝本人就已经明确表示；“《共产党宣言》主张消灭私有制，无论从马恩的一贯观点看，还是从Aufhebung一词的通常用法看，马恩在这里都是在“消灭”的含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德文的动词Aufheben和相应的动名词Aufhebung是多义词，在不同的场合根据中不同的语境而定，只是在黑格尔的哲学著作中，它才具有“扬弃”的含义。”“中央编译局的专家们认为译语是准确的。”

2013年9月22日，奚兆永所写的《驳〈炎黄春秋〉〈对私有制是扬弃而不是消灭—兼评李桐、胡德平等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一文，作了更为详尽、严谨的论证，不再引述。

2016年11月4日，胡德平在演讲中仍极力主张是将Aufhebung翻译成“扬弃”，其目的用“扬弃私有制”来包装其否定消灭私有制的观点。

扬弃，是一个汉语哲学名词，包含抛弃、保留、发扬和提高的意思。其含义是指新旧事物转换过程中，应当抛弃和废除旧事物中消极的、丧失必然性的因素，又继承和发扬其中有意义的积极的、有一定合理性的因素。扬弃是黑格尔解释事物发展过程的基本概念之一。他认为，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阶段对于前一阶段来说都是一种否定，但又不是单纯否定或完全抛弃，而是否定中包含着肯定，从而使发展过程体现出对旧质既有抛弃又有保存的性质，体现出事物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扬弃，超出了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采取辩证法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对费尔巴哈哲学和黑格尔哲学进行扬弃，吸收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后形成的。

因此，扬弃只是新旧事物转换过程中，新事物对旧事物中的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去伪存真的要求，体现了事物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从而使事物发展表现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状态。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所有制的变革，新的所有制的建立就是对旧的所有制扬弃的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第7节《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描述了近代以来所有制变革中的扬弃过程：“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因此，对私有制的扬弃和消灭私有制属于不同范畴，例如，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过程中。我们不会抛弃它在社会化生产条件下创造的生产技术基础和积累的财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手段以及现代管理制度等。但不会因此得出否定消灭私有制，让资本主义所有制万古长存的结论。用“扬弃私有制”来否定消灭私有制显然是在偷换概念。

二、“扬弃私有制”论否定消灭私有制、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共产主义的特征”，将其说成“空想社会主义”，恰恰是在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科学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论述的精神实质

胡德平用“对马恩原著翻译错了”这个根本站不住的理由，在演讲中说“第二个问题，马恩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论述的精神实质是什么。我觉得上面说的“扬弃”一词的辨析是个学术问题，但其后面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马恩想要明确表达，那就是他们要在多种社会主义中要分清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按照传统的说法，科学社会主义要消灭私有制，空想社会主义也要消灭私有制。两者有什么区别呢?”德文两个用词的“这一区别划清了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这个试金石一个是扬弃私有制，一个就是要“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科学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论述的精神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在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废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因此，当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即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私有制的主要形式，并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体地位时， “消灭私有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种状况在近170年前《共产党宣言》发表时初露端倪，在今天更是如此。不久前，美国民众占领华盛顿时高喊“打倒资本主义”的口号。俄国普京总统愤怒斥责使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戈尔巴乔夫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叛国贼” ，“是那些把权力扔在地上，让一些歇斯底里的疯子捡起来的怯懦者”，虽然将俄国仍主要实行资本主义所有制，但已经国有经济恢复到占整个国民经济占60%。为防止国家官员贪腐，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率先公布财产，要求下面官员必须跟上，并不准国家官员在国外银行存款。欧盟中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民主党人执政后，普遍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机制，并增加国有化程度，用国家财政支持高社会福利，但不久就陷入债务危机。十年前的金融危机开始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至今仍困扰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难以自拔。美国和日本的全球和地区霸权主义捉襟见肘、力不从心。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推销西方议会民主制和价值观，在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叙利亚等地搞局部战争和颜色革命，不仅将原本富裕和安定的国家搞得民不聊生，恐怖主义横行，难民危机席卷欧洲。本国内部也是民怨沸腾。一个旧制度灭亡的前兆是公众失去自信。事实表明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

胡德平说“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这个试金石，一个是扬弃私有制，一个就是要‘消灭’私有制。”然而，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分析，消灭私有制，尤其是消灭现代私有制的最高形式——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根本不是什么空想社会主义，而恰恰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要求，是坚持消灭私有制还是反对消灭私有制，恰恰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还是主张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金石。

胡德平在演讲中把消灭私有制说成是“空想社会主义”，也就是反对这个“共产主义的特征”。这还表现在他对《共产党宣言》引言中的“共产主义的幽灵”的诠释上。

《共产党宣言》引言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 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为了这个目的，各国共产党人集会于伦敦，拟定了如下的宣言，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弗拉芒文和丹麦文公布于世。”

这段话最明白不过地表明了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说明被人认为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被“公认的一种势力”，是用《共产党宣言》公开说明的共产党人的观点、目的、意图组成的体系。而胡德平在演讲中却说“我说的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既不从概念也不从教条出发，更不是指现在还在游荡的空想社会主义的鬼魂和幽灵，对于这个表述并不认同，共产主义的‘幽灵’是指空想社会主义，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已经死亡了才有幽灵。真正的社会主义马恩才刚刚登上社会舞台，并不是“幽灵”。言下之意，就是说“共产主义的幽灵”就是空想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中公开说明的共产党人的观点、目的、意图组成的体系只是一种概念和教条。这与目前我国舆论界一些“公知”和 “大V”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说成是“幻想”、“欺骗”，将公有制说成是“对个人利益的剥夺”、“对人性的催残”等谬论异曲同工。

胡德平在演讲中特别推崇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版序言，他引用了其中的一段话：“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接着，他便做出了自己的结论：既然是一个自然的发展阶段，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这个自然阶段的发展。由此可见，马恩并不赞成废除、终止私有制的说法。我们只要看一下《资本论》的第一版序言，就可以发现对马克思主义修正的人惯用的一种手法，这就是断章取义。在他引用的这段话前面，马克思说：“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这也就是说，要传统的所有制进行彻底的决裂，当然包括消灭私有制在内。而在他引用的这段话后面，马克思紧接着说：“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这也就说，我们可以揭示社会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即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如《资本论》揭示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应当在革命或改革中运用这些客观规律，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措施，这样才能在革命或改革中新旧事物交替时，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而不能被旧传统所束缚，也不能被那些披着新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开放主张所迷惑。

如今，在一些公众场合，在互联网上，有的共产党员将公开反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作为一种时髦。从中共中央学校的某党员教授，到某著名房地产公司的党员董事长的胡言乱语，再到曾经担任过人大常委，至今还担任政协常委的胡德平公然挑战他也不得不承认是表达“共产党宗旨”的《共产党宣言》。这种状况值得警惕，也令人愤慨!这告诉我们。全面从严治党，首先应当整顿全党思想，具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才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三、胡德平用“扬弃私有制”论否定消灭私有制，首先是要否定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所有制变革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其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

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曾进行过两次所有制变革。

第一次所有制变革，发生在新中国刚建立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进行新民主主义改造。对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毛主席在1940年1月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第六节中就描绘了蓝图。他说：“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共和国，它在政治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应该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内部经济关系。这样的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这种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我们党领导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新民主主义改造，就是按照这个蓝图进行的。通过土地改革，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建立了全体农民的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通过民主改革，建立了全体手工业者的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通过实施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节制资本”，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发展。与此同时，通过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在苏联援助下进行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这就是当时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并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耕者有其田”，农民的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基础上，1951年9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在12月15日在党内发表，毛主席为印发决议草案写了通知，指示全党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1953年12月16日，党中央正式发布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此时农业生产合作社由300多个发展到14000多个。

第二次所有制变革，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从1955年春季，党中央决定将原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由65万个发展到100万个，7月31日毛主席发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总结以前经验，提出指导方针，9月7日发出“农业合作化必须依靠党团员和贫农下中农”的指示，在10月中共七届扩大的六中全会上发起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全党性大辩论，同时在9月、12月亲自组织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汇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典型材料，并亲自写了2篇序言和104篇按语，由此，在全国农村进一步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农村生产合作社由以私有土地入股、共同经营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转变成以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1958年8月底，毛主席亲自主持通过《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发动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农村建立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人民公社，建立起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1992年9月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人民公社实行了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恢复和扩大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全体农民的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随之消亡。在城市，通过手工业合作社，建立起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1956年3月5日，毛主席发表了《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指示，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政策。全体手工业者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随之消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公私合营、赎买政策进行的，通过向资本家在一段时间内支付定息，将私营企业转变为国营企业。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也随之消亡。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取得长足发展。形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所有制结构，即实现了完全公有化，基本上消灭了私有制，并完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且政企合一、政社合一，政府不仅管理经济，而且直接经营企业和公社。对于这次以全面公有化、消灭私有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毛主席在在1955年10月中共七届扩大的六中全会上谈到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时说：“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本主义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工农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利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的发展道路，现在通常被说成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但如果一分为二地分析，正是这种高度集中的完全公有化的所有制结构和计划经济体制，解放并促进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国家控制着关系到决定国家经济命脉和操纵国计民生的全部资源和主要行业，使我们能集中举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办大事，发展重工业，进行基础设施和国防建设，使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建成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虽然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但保证了人民基本物质文化需求，没有出现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并建立起强大的国防体系，顶住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压力，维护了世界和平，保持中国不断强大，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为以后的改革开放准备了基础和条件。至于 “封闭僵化”的弱点，主要产生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集体封锁，产生于政企不分、政社不分，造成部门分割和地区封锁，不能充分发挥企业和社队经营自主权，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当然过早地消灭了各种私有制，没有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也是缺陷。

胡德平在演讲中为了用“扬弃私有制”来否定消灭私有制，避而不谈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领导的两次所有制变革，尤其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避而不谈这场在经济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而正是这个经济基础和这些伟大成就为改革开放准备了基础和条件。他一言以蔽之，说什么：“我国的社会主义各项的体制改革，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人们逐渐抛弃我们头脑中的社会主义空想部分的改革”。

2013年1月6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讲话，他说：“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胡德平否定消灭私有制，正是在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他把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毛泽东时代进行所有制改革，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经济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而由此形成的信念说成是“我们头脑中的社会主义空想部分”，并要通过各项体制的改革“逐渐抛弃”。这显然是要人们首先在头脑中改旗易帜。改革开放离不了毛泽东时代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不然就会成为无缘之水，无本之木，而且会背离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走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使社会主义真正成为空想。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全面私有化就是其主要特征之一。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2013年12月，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拿中国革命历史来做文章，搞历史虚无主义，尤其是否定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毛泽东领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毁掉人们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习近平一再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最远，走到最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并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胡德平的上述说法，显然是在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搞历史虚无主义，与党中央唱反调。

四、2002年胡德平和张殿清第一次抛出《对马克思关于消灭私有制的另解》，旨在继承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开放观的衣钵，煽动全面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改变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突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底线

如前所述，2002年，2010年、2016年胡德平曾与张殿清一起，先后三次抛出“扬弃私有制”论，从内部刊物、到公开刊物，再到公开演讲，十四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否定《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的观点。其间，胡德平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真是万变不离其衷，不可谓不坚定和执着。而这三篇文章都发表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间点，分析其主要内容和社会背景，不难发现，胡德平每次发表“扬弃私有制”论，都鲜明地表现出了他对当时改革开放的立场和态度。

2002年，胡德平初次抛出“扬弃私有制”论，是他和张殿清所写的《对马克思关于消灭私有制的另解》中。先看一下社会背景。

中国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到2002年他俩发表此文时已经二十四年。这二十四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结构，并全面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国民经济总量迅速增长，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在此过程中，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观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开放观的斗争也一直在进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提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1981到1983三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内容主要是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废除人民公社制度。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和公布《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的重点转到城市。从1981年6月至1989年6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和赵紫阳。胡耀邦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在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辞职。赵紫阳在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当选，在1989年6月动乱后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被撤职。邓小平说：“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现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观点是：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作用，否定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扬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大陆不如台湾；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将社会主义等同于极权、专制甚至是法西斯主义抹煞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巨大成就；抨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认同所谓超阶级的、抽象的人权、民主、自由，主张以西方议会民主制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样板；主张政治上的“多元化”、“多党制”，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主张经济上的“多元化”、“私有化”，反对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思想上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鼓吹全盘西化。其本质是要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成为西方附庸。有人公然攻击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甚至本来就是错误的，说将来到共产主义仍然是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是万恶之源，而宣称“人间正道：私有制”。

资产阶级自由化产生的社会背景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正值西方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处于巅峰时期。我国小资产阶级思想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又存在崇洋媚外思想的影响。一些人是由于认识原因，也有一些人是由于投机跟风，更有一些人是到西方尤其是美国“取经”时，恰逢西方大力推销新自由主义，因而热衷于贩来这些时髦货，戴着 “改革派”桂冠，以学者或 “名人”身份，垄断了媒体的话语权，把纠“左”变为“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诠释和主导中国的改革开放。

早在1980年12月，邓小平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胡耀邦正是主要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于1987年1月引咎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1987年3月8日，邓小平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

1987年10月25日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会上，邓小平说：“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要“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逐步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指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根据邓小平设想，大会作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

然而，赵紫阳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如中央文件所说：“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赵紫阳也因此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被撤职。

从1989到2002年，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由于1984年至1988年经济发展过快重复建设浪费，通货膨胀严重，1989年至1991年，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进行三年治理整顿。而从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一方面，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另一方面，又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对姓“资”还是姓“社”问题不争论。1992年10月12日召开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江泽民在在1992年6月9日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14日召开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针对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开放观的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和媒体人的主要手法，就是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说成是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在所有制结构和经济体制等关键问题上，制造混乱。一方面煽动全面私有化，反对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另一方面，打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旗号，鼓吹自由市场化，主张照搬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建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削弱国家宏观调控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他们还凭借在媒体上垄断的话语权，把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观的人们说成是反对改革开放。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晚年，他继南巡讲话所说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后，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开放观，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设置了两条底线：一是“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二是“如果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1997年9月12日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大会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旗帜和指导思想，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确定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中国改革开放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向所有制变革领域延伸。当时，在所有制变革问题上争论相当相当激烈。持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开放观的人不同意把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家所有制看作“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必须追求的目标”，还说“把公与私抽象对立，其实就是改革前‘一大二公’思想的翻版”。持有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观的人则针锋相对地人批评他们：“已经制造并还在继续制造种种思想的和理论的迷雾误导人们。”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提出：要把公有制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分开；还提出，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明确地将改革的矛头指向传统的公有制。2000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以建立为世界各国都承认的市场经济国家为目标，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实现市场自由化，同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也明确以市场化改革为方向，“国退民进”，在国有企业不断退缩的同时，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以及私有控股企业发展进入黄金时期。稍有功名加身或者权势在握的人转而谋财成为潮流，下海经商之风蔚为壮观，由于内外私有资本一起行动，中国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成分迅猛发展，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中取得优势，新的资产阶级也相应产生。他们被称为“新社会阶层”、“民营企业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与此同时，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统计，2001年所有职业中企业董事长的年薪最高，平均21万多元。工人最低，在最好的情况下不足2万元，当时全国城镇居民低收入和中等偏低收入者占66%，至少有1.6亿人，年收入不到1万元。农村居民收入大约为城镇居民的1/3，其中货币收入，只有城镇居民的了。这就是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而且速度很快。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结构和章程也在变化。据统计，1998年至200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1189万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不少来自中产阶层，甚至还有私营企业主。共产党员中的工人和农民，在50年代曾经占90%，后来占70%，如今只占45%。

2002年11月8日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主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为主题，通过的党章修订草案，将党的性质改为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同时将江泽民2000年2月25日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之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指：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处于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对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同的改革开放观有不同的解释。持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开放观的人将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都视为先进生产力的标志；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是最完美的所有制，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是最优秀的经济体制，他们梦寐以求在中国实现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化，企图照搬美国模式，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所有制经济的一统天下。他们把充满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西方文化视为最先进的文化，顶礼膜拜。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他们或者不分良莠粗制滥造，让其占领国内文化舞台，或者专挑愚昧落后之处随意发挥，奴颜婢膝讨好外人，结果造成人们或者视钱如命、物欲横流、社会道德败坏、价值观扭曲，或者丧失信念、政治冷漠、看破红尘、纷纷投入各种宗教怀抱。社会上的黄、赌、毒泛滥成灾，屡禁不止。他们不屑于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将个人利益至于国家和集体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之上，在经济上，他们主张私有制万古长存，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使那些钻改革开放空子暴富起来的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得以固化而且世代相传，为此，在政治上他们一朝权在手，便利欲熏心，以权谋私、损公肥私、假公济私。还没有掌握权力时便拼命吹捧西方议会民主制、多党制等，鼓吹“精英政治”，或者通过贿选，获取权力。在我们的政治教育、思想工作、群众运动和民主监督削弱的情况下，他们以“个性解放”为名，宣扬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使共产党员丧失党性，使人民群众丢弃阶级观念、集体意识和统一意志，成为“经济人”和工具人，重新回到旧中国那种一盘散沙状态，对国内外敌对势力改旗异帜的伎俩一筹莫展。

在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胡锦涛接任江泽民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之职。也正是在这一年。胡德平从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调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胡德平和张殿清发表了《对马克思关于消灭私有制的另解》。初次借“扬弃私有制”为名，行否定消灭私有制之实，当然不是无的放矢，显然是要影响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这也是他接任全国工商联领导的一篇施政咨文。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胡德平和张殿清用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开放观大成，全面歪曲和攻击《共产党宣言》的一篇檄文。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他俩正是从否定与私有观念决裂入手进而否定与私有制决裂的。文章一开头，他俩自称是“受过国内大学本科的教育”的两位作者，“一位毕业于1964年，一位毕业于1967年。”接着便说，当时那一时期的大学生们认为“私”字是万恶之源。“私”可以使我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也可以使党内产生可怕的修正主义是错误的，并将这种观点与林彪提出的“狠斗私字一闪念”挂上钩，并认为不该批判刘少奇的“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市侩哲学，应当加以分析，恢复名誉。他俩说；七十年代初，党内有人私下写出文章，认为：公和私是事物矛盾对立的统一，也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生活之中。“这是文革后期，党内有觉悟有思想的极少数同志对公私问题认识上的最高水平。”

话锋一转，他俩便把矛盾指向《共产党宣言》中的名言：“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他们用不无讥讽的口气说，“这句简明扼要，提纲享领，直诉共产党宗旨的警句，似乎已把私有制、私有观念完全彻底的否定了。如果共产党员在社会主义时期还谈论私字，这岂不是叛离共产党的宗旨，丧失党性，向资产阶级投降吗?”然后，图穷匕首现，表露了其真实意图：“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国已出现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出现了私营企业主。若有人用《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置疑这一新的经济成分，我们认为不是没有原因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同时也为了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我们愿意就“消灭私有制这一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在论述时，他俩先假惺惺地说：“《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欧洲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是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的第一块理论基石。”然后，他俩便说，1649年出现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出现在克伦威尔军中的平均主义者中的激进者——“掘地派”。其主张是废除英国的土地私有制，将其变成公共财产。“时人称他们为共产主义者，他们的影响遍及英国乃至欧洲大陆，他们的运动虽寿命不长，但其秘密活动一直延续到19世纪《共产党宣言》起草的前夜。”言下之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消灭私有制就是受到这些“共产主义者”的影响，是这些“共产主义者”。他俩这种手法并不陌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是有人就攻击毛泽东“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后来又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攻击毛泽东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搞平均主义吗?

他俩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宣言》所阐发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并表态说“对此，我们深信不疑。”紧接着就在“但”字后面大做文章，他俩说：“但《宣言》中确有一处自相矛盾的地方。这就是，既然共产党人的全部理论就是要‘消灭私有制’，那么，为什么《宣言》中所提出的无产阶级取得自己的政治统治之后所采取的强制性措施，并没有完全消灭私有制的内容呢?”。接着，他俩引用了《宣言》提出的措施部分的原文：“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1. 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2. 征收高额累进税。3. 废除继承权。4. 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5.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6. 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7. 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按照总的计划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8.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9. 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10. 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他俩故意没有引用《宣言》中这段话的上文。上文是：“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从这段话，中明眼人一看便知，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消灭私有制，尤其是逐步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尽快发展生产力。至于十条措施实质上是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而“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断章取义，为我所用，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惯用的伎俩，胡德平和张殿清也没有避开这个俗套。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十条措施时，他俩简直是鲜明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例如，他俩认为“这些措施只是把国家资本和垄断权的国家银行、信贷、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那么，对资本主义性质的其他企业是否也要没收和消灭呢?《宣言》中没有这种措施，我们无需加码。”照这个逻辑，难道新中国成立时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官僚资本主义的企业是“加码”。改革开放中取缔那些非法经营的私营企业也是“加码”?他俩反对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认为这是对带有封建性质土地占有者采取的措施，对资产阶级不适用，照这个逻辑，我们就应当让城市土地私有化，不应当收取国有土地使用费和房地产税。这正是那些私营房地产企业主的诉求。他俩认为，“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这只是从政治角度而言采取的强制措施。如果无产阶级取得自己的政治统治之后，对新政权不表示反抗，又承认新政权的合法性的资产阶级分子的财产不会没收的。如果是没收，则把这些人等同于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如果不没收，则把这些人同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加以明确区别。这显然是要给那些以权谋私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和非法经营的资本家大开方便之门。最后，他俩得出的结论是：“以上这些措施绝不是完全彻底消灭私有制的措施。” “《宣言》中消灭私有制理论的概括与消灭私有制的措施之间存在的矛盾。”“是我们自己搞乱了自己的思想。”

在此基础上，他俩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扬弃的观点”，在对扬弃的概念作了一番解释以后，他们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将消灭私有制的扬弃过程变成了“扬弃私有制”，进而用“扬弃私有制”来代替“消灭私有制”，对此，我们在前文中已经作过分析。值得注意的倒是他俩引用的1844年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的这样一些话：“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私有制的产生有着“历史必然性”，“从现实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出资本家对土地所有者的胜利，即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胜利”，“资本必然要在它的世界发展过程中达到它的抽象的纯粹的表现”，它必然要发展到“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

从这篇文章发表时的社会背景分析，说到底，胡德平矛头直接指向《共产党宣言》，否定消灭私有制，否定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就是要哗众取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论证其“历史必然性”，目的就是要在中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有关键时刻，煽动全面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让资本在中国发展到“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从根本上改变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突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底线。从这一点上说，说他继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开放观的衣钵，一点也不冤枉。

五、2010年由张殿清出面第二次抛出《对私有制是扬弃而不是消灭》，表露出胡德平决心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开放观，继续煽动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化，在中国“最彻底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决心

2010年，张殿清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上发表《对私有制是扬弃而不是消灭》，第二次抛出“扬弃私有制”论。这篇文章虽然是张殿清写的，但从2016年胡德平的演讲看，可能仍是两人合作的，只不过是由张殿清出面，胡德平藏在幕后罢了。胡德平后来一度接任《炎黄春秋》社长，这也许是敲门砖或投名状。这篇文章表明，虽然时间过去8年，他俩的“扬弃私有制”论受到众人批判，仍然痴心不改，一意孤行。与2002年不同的是，这是首次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而且胡德平已经身居过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的权重高位，他的观点也许更具权威。

这篇文章的“新意”，就是第一次搬出论据；中文翻译成“消灭私有制”的“消灭”那个词在德文原版中用的不是Abschaffung(消灭)，而是Aufhebung(扬弃)! 他还对此论据的产生过程作了详细说明，给人的印象是论据最早是胡德平2000年12月22日提出的，具有优先权和发明权。此论据的正误，我们已在前面作过辩析，这旦不再重复。这篇文章还大量引用了《共产党宣言》发表前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问题上的有关论述以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论述，来说明他们二人对于私有制的立场和态度，始终都不是“消灭”而是“扬弃”。其手法仍然是用在消灭私有制过程中的扬弃来否定消灭私有制本身。2014年12月1日，乌有之乡发表署名05txlr的文章《“马恩从未说过要消灭私有制”——始作俑者，果然是胡德平!》中编写了马克思、恩格斯在撰写《共产党宣言》前后有关“消灭私有制”的论述。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在大工业中，生产工具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才是大工业的产物，这种矛盾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因此，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在过去任何时代，消灭单个分开的经济——这是与消灭私有制分不开的——是不可能的，因为还没有具备这样做的物质条件。”“各个人的社会地位，从而他们个人的发展是由阶级决定的，他们隶属于阶级。这同单个人隶属于分工是同类的现象，这种现象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劳动本身才能消除。”1846年10月。恩格斯在《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中指出：“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1)实现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 1850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指出：“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这足以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消灭私有制”，确实是出于本意。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的结论：“马克思的理论不是关于‘消灭私有制’的理论，而是关于‘扬弃私有制’的理论；同样，它也不是关于消灭资本主义的理论，而是关于扬弃或最彻底地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没有比这个结论更荒谬的了!马克思的理论竟成了“最彻底地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这是又一次“图穷匕首现”，正好暴露了胡德平和张殿清的所谓“扬弃私有制”实际上扬弃分明的，其最终目的是要“扬”即全面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在中国“最彻底地发展资本主义”，“弃”即是要抛弃改革开放中有利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实现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变成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野心。

六、2016年胡德平通过公开演讲，第三次抛出 “扬弃私有制”论，是与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着干，继续煽动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化，进一步突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底线，维持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趋势，为新的资产阶级 “喂定心丸”

2016年10月27日发布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第一次使用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提法。新中国成立后，以前只有过“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提法，这实际上是中央领导集体真正进入第三代的标志。也可以说，我们党已经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进入了习近平时代。我指出这一点，是要说明，在11月4日，胡德平先声夺人通过公开演讲，将“扬弃私有制”论公之于世，并将“消灭私有制”定性为空想社会主义，此举决非偶然。

从1978年至2012年共34年，属于邓小平时代，中央领导集体分别以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到胡锦涛为首进行了四次转换。从总体上看，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上根据邓小平理论进行着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次所有制变革，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结构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结构。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也由计划经济体制变为市场经济体制。

人类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所有制都会给社会生产力提供一定的发展空间，资本主义私有制更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说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从扬弃的角度看，资本主义所有制经济的积极因素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体制，比个体劳动私有制经济基于个体小生产和自然经济体制要优越得多。中国改革开放时，不少行业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资本主义所有制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为生产力提供一个较大的发展空间，可以并且应当充分利用。因此，中国现阶段实行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具有合理性。同时，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属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也具有合理性。

然而，中国进行第三次所有制变革，应当是以退为进，是为了使生产关系适应当时生产力水平，更好促进生产力发展，也就说：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不能向后转，抛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搞全面私有化，让资本主义私有制喧宾夺主，走改旗易帜的资本主义邪路。因此，这次所有制变革在质和量两方面都应当把握好“度”，注意纠正私有制经济和市场调节机制的消极因素，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

从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至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这十年，是以胡锦涛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共十八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完成了以胡锦涛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向以习近平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在十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总结了十七大以来的工作，或者说对十六大以来乃至整个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取得的十大成就：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民主法制建设迈出新步伐，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社会建设取得新进步，国防和军队建设开创新局面，港澳台工作进一步加强，外交工作取得新成就，党的建设全面加强等十大成就；并指出了六大不足、困难和问题：经济发展深层次问题突现，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社会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党的组织软弱涣散，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等。胡锦涛在科学发展观被写进修订后的新党章的总纲，确定为党的“行动指南”之一，胡锦涛在2003年7月首先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写进党章修正案中作为党的行动指南之一。胡锦涛2004年9月首先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的构想作为党的任务之一，也写入了新党章修正案，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构想可是说是胡锦涛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观的两大贡献，以取得十大成就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在他主政时期的改革实践中，遇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开放观的强力抵抗，是产生六大不足、困难和问题的主要原因。中共十八大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八大基本要求(即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并使之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信念。继续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并强调：面对人民的信任和重托，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考验，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宗旨意识、使命意识。

中共十八大鲜明地提出：“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是有针对性的。因为从实际情况看，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正在被遗忘，改革开放初期建立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正在被破坏，邓小平警示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底线——不能造成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和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正在被突破。

目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私有制经济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所占比重超过60%，税收贡献超过50%，就业贡献率超过80%，这说明私有制经济实际上已经喧宾夺主，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成分。国民经济中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正在动摇。改革开放三十八年来，我国企业改革总的趋势是国退民进，即公退私进。由于以权谋私、化公为私、权钱交易盛行，不少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源被廉价出售。一些原由国有资本控制的国家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企业被私有化。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比重过半的情况下，由于市场调节机制的局限性造成失效，计划调节无力和宏观调控失误，加上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2015年已经达到44.3%。经济全球化使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处在各国资本主义经济包围之中，往往别人伤风。我们也会感冒，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周期性的规律必然会对我国经济产生影响，乃至出现以生产相对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目前，中国许多大型骨干国有企业产能严重过剩，去产能的结果，不得不停止生产，造成生产力破坏，经济效益下降，职工大量失业。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6.1%，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增长1.4%；集体企业增长1.2%，股份制企业增长7.3%，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3.7%；私营企业增长8.6%。而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比上年下降2.3%。其中，国有控股企业下降21.9%；集体企业下降2.7%，股份制企业下降1.7%，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下降1.5%；私营企业增长3.7%。而目前我国正在继续将原来主要由国有企业经营的一些领域向私有制企业主要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开放。可以预料，国退民进、公退私进的趋势将继续发展。对外开放以后，我国大量引进外资，给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动力，但也不都是正能量。据2006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报告称：当时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特点有三个“必须”，即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必须超过15%。在流通领域，大型超市领域，外资控制的比例高达80%以上，中国零售企业只能在中低端市场经营。随着外资的延伸，中低端市场也将面临逐渐萎缩的危险。在进出口贸易方面，外资企业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支柱，远远超过中国的内资企业，外资企业的出口产品已经占到整个制造业总出口的64%。为了满足他们的生产需要，除了消耗中国资源外，每年需要进口石油40%以及大量各类金属资源。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国有银行打着“规范”的招股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旗号，将大量股权都以低得惊人的价格卖给了外国的垄断企业。

因此，改革开放后期出现的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化，正在改变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全面私有化，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成分膨胀，主要行业被外国垄断资本控制，会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相对畏缩，难以继续居于主体地位和发挥主导作用。市场自由化，市场机制既有提高商品经济活力，刺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积极作用，又有局限性，会造成失效，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占优势情况，放弃计划调节和宏观调控的关键作用，就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有效地确保供需平衡，造成通货膨胀和生产过剩。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国内外两个市场紧密连成一体，两种资源价格互相影响，两种资金投机频繁进出。而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居主体地位，国际垄断资本同盟起主导作用，制定国际经济活动规则的话语权和决定权还掌握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手里。这样，国内外两种消极因素共同作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就会发生作用，中国经济发展就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类似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受到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胡德平还在发出消灭私有制的鼓噪，煽动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化，客观效果，只能是要最终改革开放后建立起来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在为中国走上改旗易帜的资本主义邪路当吹鼓手。

中国所有制结构悄然变化必然后果之一，就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所谓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是指随着国民经济总量增长，整个社会的国民贫富相对差别日益扩大，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出现相对贫困化甚至绝对贫困化。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由于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资本主义积累的本质是将资本家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化，不断扩大再生产，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必然是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必然导致社会贫困两极分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单个企业生产的计划性和整个社会经济无政府状态的矛盾，从而导致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社会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和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最后出现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社会生产力周期性破坏，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激化，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不仅会出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也会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政策失误，出现了全面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从量变到质变，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被破坏，就会出现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趋势。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正是这样。改革开放至今，在我国城乡居民家庭平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社会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据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19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0772元。而在2005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10年名义增长率分别为197.3%和230.9%，年平均名义增长率分别为11.5%和12.7%。虽未扣除物价因素，但应当说，我国社会的平均富裕水平增长是很明显的。人们的消费的数量和质量普遍改善，贫困人口总数也迅速减少。这是我国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的结果。2015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676708亿元，折合103857亿美元，人均49351元，折合7534美元。2015年，美国和日本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161980亿美元和48175亿美元。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多数西方发达国家，迅速追赶美国，远远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居世界九十位左右，仍处于相对落后水平，居于发展中国家行列。

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社会贫富差距是一个相对指标。国际上通常用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来衡量社会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绝对平均，0.2-0.3为贫富比较平均，0.3-0.4为贫富差距在允许警戒区内，0.4-0.5为贫富差距过大，0.5以上为贫富差距极不合理，通常会引发社会动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是必然趋势，基尼系数都比较高，例如美国为0.42，欧盟由于近年来实行高社会福利政策，基尼系数已经降低到0.3-0.4的允许警戒区内。但随着经济衰退和债务危机加剧，基尼系数又有上升。据官方统计，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改革开放初1982年为0.25，贫富比较平均，2015年为0.46，其中2008、2009间最高达到0.49，与非洲的0.47和拉丁美洲的0.49处于同样水平，成为世界上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地区。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的统计数据更为惊人，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1995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竟然达到0.73。目前中国高收入群体的财富急速增长，顶端1%的350万个家庭已占有全国33%以上的财产，而底端25%的8750万个家庭拥有的财产仅占1%左右。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胡润研究院公布的《2016中国高净值人群出国需求与趋势白皮书》显示，截至2016年5月，大陆拥有约134万千万富翁，比去年增加13万人，成长率达到10.7%；其中，亿万富翁有8.9万，比去年增加1.1万人，成长率高达14.1%。另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6胡润百富榜》揭示，2016年前十名上榜门槛比去年提高20%，达到780亿元。 2016年中国内地有2056个家庭财富达到20亿元以上，是三年前的2倍，十年前的10倍，达到历年之最。其中，10亿美元富豪达到594人，领先于只有535人的美国。如果加上隐形富豪，中国大陆约有10亿美元富豪1800人。而北京今年已超过纽约成为全球亿万富豪之都。他们还调查了资产达1000万元的中国富人，目前中国此类人群的数量为134万人。其中的60%，约80万人的目标是将三分之一财富布局海外，纷纷到国外购买房地产和在国外银行存款，并计划移民外国。他们与苦苦挣扎在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费用这三座大山下的亿万工薪阶层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这说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扩大。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趋势已经发展到比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还高的极度不合理、不公平的程度。这着实是我们国家、社会的悲哀，其中隐藏着动乱之源。邓小平晚年曾说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

中国所有制结构悄然变化必然后果之二，就是中国新的资产阶级已经产生和并且形成。邓小平晚年说：“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2013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人均6130美元。是不是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呢?据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13年末，全国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企业法人单位820.8万个，其中，内资企业800.6万个，包括国有企业11.3万个，集体企业13.1万个，私营企业560.4万个；港、澳、台商投资企业9.7万个，外商投资企业10.6万个，实际也是私营企业，仅就上述数字计算，公有企业共24.4万个，占企业法人单位总数的3%，私有企业共580.7万个，占企业法人单位总数的71%。此外，还有有限责任公司149.4万个，股份有限公司12.3万个，股份合作企业6.5万个，联营企业2.0万个，其他企业45.6万个。这些企业共占企业法人单位总数的26%，这些企业投资中有公有成份，也有私有成份，有公方控股的，也有私方控股的。估计我国至少有3000万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占有或者说剥削雇佣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从经济地位上说，他们属于新的资产阶级。由于现代劳动的范围包括生产劳动、服务劳动、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因此，雇佣劳动者应当包括工人、服务、科技和下层管理人员，从经济地位上说，他们属于新的无产阶级。其中农民工占大多数，据统计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6894万人，他们中大部分在私营企业就业。城镇劳动人口38340万人，如果其中一半在私营企业就业，估计我国新的无产阶级人数不会少于4亿人。分析一下中国新的资产阶级的构成，其中大多数人，特别是中下层，主要是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制定的有关法规依法经营致富的，他们的财富主要来自合法收入，其中还包括一部分他们本人直接参加各种劳动的劳动收入。但是，这个新的资产阶级中的“关键的少数”即其高层中的少数暴富者，其财富除合法收入外，往往是非法收入。其中一部分人是权贵资本家，他们原先是党政领导干部，违背党纪国法，以权谋私，或者本人贪污盗窃、挪用公款，私下收受贿赂、回扣和干股；或者违反党政领导干部及其家属不得经商办企业的规定，公然让妻子、子女、情妇等经商办企业，利用手中的权力，损公肥私，为他们及其他至亲好友输送利益。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高干子女中的暴富阶层。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推出一份调查报告披露：到2006年3月底，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91%。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同时，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等可以谋取暴利的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到90%是高干子女，我们从一些垄断企业背后都可以看到高干子女的影子，他们大多数都有一个或几个高官父辈在背后支撑着，他们往往是利用父辈手中的权力来达到自己的私利，甚至在商场上是横行霸道，欺行霸市，打着父辈的旗号招摇撞骗。其中不少人为了保住非法获取或不能说明来源的财产，往往将它们转到海外，并且干脆全家移民国外，使他们的高官父辈成为“裸官”。由于中国经济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少数权贵资本家其中往往不惜出卖国家利益，谋取个人私利，并制造“中国和美国是夫妻关系”“应当结成‘中美国’”之类令人作呕的言论，具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特征，同时又带有封建继承性。实际上就是过去所说的“党内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或者“党内资产阶级”。另一类不法资本家，他们通常所用的手段就是通过权钱交易，例如，从党政领导干部中获批廉价计划内产品到市场上高价倒卖(即“官倒”)；取得廉价国有资源(如土地和矿产)囤积居奇高价倒卖或者开发后高价出售；取得廉价国有资产(如有的企业管理层先将国有企业经营搞坏，再借银行贷款将企业廉价收购化公为私，在企业正常经营后还贷，无本生利)等，实现暴富的。那些被利用的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实际上就是过去所说的“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这些不法资本家暴富以后，往往还想直接获取政治权力。他们往往一边鼓吹西方议会民主制，一边搞人民代表贿选或者出钱买官。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不仅具备旧的资产阶级的一切特征，而且更加贪婪和腐朽，如邓小平晚年所担心的：“如果风气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我们说中国新的资产阶级不仅产生而且已经形成，是因为他们不但数量多，实力强，在党内有他们的成员，在党政机关中有不少为他们服务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在社会上还有不少依附在这个新的资产阶级身上由“公知”、“大V”们组成的扛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为他们代言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中国梦”，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统一意志，开启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四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改善民生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以前所未有的自信与豪迈，向着“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阔步前行!

习近平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开启了中国农村70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攻坚战，城镇新增就业人口逐年稳定在1000万以上；亿万百姓开始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建立起全世界覆盖人群最多的社会保障制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不断增长。两者差距缩小。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开始下降，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的势头开始得到遏制。面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和国内经济增长动力衰减、经济结构扭曲等严峻挑战，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直以“经济新常态”理论，建构起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共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牵制住经济结构历史性转变的牛鼻子；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为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框定出全新路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经济增长获得全新驱动力；区域协调发展更加科学合理：“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建设三大区域战略全面实施；深化对外开放取得重大进展；新的利益分配格局加速调整，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和世界一起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从“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到亚投行数十个国家共襄盛举，从遍及五大洲的外交足迹，到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正在将一个大国的价值追求与使命担当呈现给世界。让中国梦对接世界梦，以实际行动，同世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伟大梦想。充满生机活力、不断发展进步的中国，正在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中国方案，传递更多中国信心!2015年11月，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提出 “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适应新体制、履行新职能、担当新使命，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开启了中国强军、兴军的新征程。中国在国际范围内的积极作为和改革强军战略，正在不断打破美国霸权主义在经济和军事上对中国的遏制和围堵。

习近平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方向，发表了系列讲话，拨乱反正，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更加全面、完整和系统化。在2013年2月26日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全会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2013年11月9日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明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国防和军队体制改革的要点；在2014年10月20日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2016年10月24日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从而形成了 “四个全面”(全面深入改革、全面建设小康、全面以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

在改革开放方面，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牢牢把握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八大基本要求和三大历史任务。以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宗旨意识、使命意识，以全新的姿态在继续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积极探索。党中央明确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在党内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和实践活动，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糜之风；开展了“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促使党员干部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开展了“两学一做”活动，组织全党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同时，在全国人民中开展了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从严治党之策清晰有力，打“虎”灭“蝇”之志坚如钢铁。习近平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领导全党以零容忍态度，开展反腐败斗争，他指出：坚定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也没“铁帽子王”，随着一大批“老虎”被绳之以党纪国法，消除了党内资产阶级特权势力，改旗易帜的重大政治隐患，据统计，截至2015年3月18日，十八大后全国已有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苏荣等国级、副国级官员5名。副部级、军级以上官93名落马，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平均每天有396名中共党员和公职人员受处分，每两天有一名厅级干部因腐败受到处罚。查处贪官人数之多，级别之高，行动密度之大，还是涉及领域之宽，挖掘问题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 “天网猎狐”行动布下天罗地网。截至2015年11月底，从国外追回外逃腐败分子863人，向腐败分子发出强烈信号：境外不是“法外”，避罪没有“天堂”，有逃必追，一追到底!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宣布“永远在路上”反腐败斗争，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中进行的持续不断的革命。通过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老虎”、“苍蝇”一起打，我们将清除党和国家机器上的毒瘤，从高层到基层打击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妄图使中国走改旗易帜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在反腐败斗争实践中，我们往往会发现揪出一个腐败官员，就会牵出一批上下勾结的违法的下属和亲友，内外勾结的行贿的不法资本家。因此，反腐败斗争将会触动改革开放中借机暴富的既得利益集团(胡德平所称的“特殊利益集团”)，将他们窃取的国有财产夺回来。同时真正实施依法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的政策，使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能够合法经营。

为了做到以全面依法治国确保现代化建设有序进行，以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中共十八大以来，一系列直指沉疴顽疾的法规和措施密集出台。党中央首先从制定并执行《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入手，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纠正“四风”。围绕节点，抓早抓小，寸土不让，锲而不舍。为治标到治本，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中央着力建立健全包括刚性的制度约束、严格的制度执行、严厉的惩戒机制在内的立体式、全方位的制度体系，先后颁发施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刚柔相济，指明道德高线，划出行为底线，实现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扎实推进巡视全覆盖。2013年6月，颁布《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巡视工作的意见》和《中央巡视工作2013~2017年规划》，从2013年5月至2016年10月，派出中央巡视组进行了10轮巡视。中央还制定了《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了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保障。深化党的纪检体制改革，关键在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与此同时，进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扩大监察范围、整合监察力量，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

为了刹住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化的势头，维护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不受破坏，习近平还多次强调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在国民经济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强调农村经济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现代化农业，同时强调计划调节和宏观调控的作用，在2015年10月26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总而言之，目前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排除干扰，推陈出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前进，坚持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粉碎走改旗易帜的资本主义邪路的阴谋，已经成为不可阻当的历史潮流。而就是在这种情势下，胡德平却逆流而动，站出来老调重弹，大声疾呼否定消灭私有制，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着干，只能说明他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开放观，继续煽动全面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其结果，只会是进一步突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底线。维持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趋势，并且越演越烈。胡德平在演讲说：“近4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私营企业已成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力度不谓不大，开放一事不谓不强，可是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还有一个人们内心深处不托底的问题未说清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在思想观念上对我国现存的私有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根本态度，不然私营企业喂了近四十年的定心丸仍然心神不定。” 这将他的心结表露无遗：他这样做，就是要为中国新的资产阶级“喂定心丸”。

七、胡德平难以理解的马克思的名言；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恰恰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二步变革的方向，也是破解目前我国改革开放中在所有制方面出现的问题的途径

在胡德平《扬弃私有制》的演讲中，谈到的第三个问题是“居民财产性收入是一种什么样的收入”。他讲了一个案例：“成都双流区，他们有一个双坝村，他们把节约出来的宅基地按股组成土地合作社，这类节约的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不能交易，同时它又不属于农村经营性的建设用地，仍然可以通过土地股份合作社到成都银行进行抵押贷款。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突破，这也是财产性收入，贷出来的钱给的额度是3500万，它的价值是6000多万，这个也不少了。当131亩的土地按照国土资源局要求完成验收以后，拿到了土地指标，便可以自行开展土地的招拍挂的商业活动，进行招商引资。尽管这个土地不是国有土地，但是仍然可以和国有土地一样做到同地同权同价，这是第二个突破。这样做不但村民得到了贷款建房，而且还可以获得一笔不小的土地使用权的所得的财产性收入。这让人想起马恩的一句名言，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原来我们都是觉得怎么解释也解释不通，怎么想也想象不出来。但是双流区双坝村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可以说用实践的做法探寻这一学说的可能性呢?这个问题不能小看。”

胡德平在这里所说的“让人想起马恩的一句名言” ，实际上是马克思的名言，我们在前文中曾引用过，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第7节《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那段话的后半部分的原文是：“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胡德平说“原来我们都是觉得怎么解释也解释不通，怎么想也想象不出来”。其原因就是因为他坚持否定消灭私有制的观点，因此“觉得怎么解释也解释不通，怎么想也想象不出来” 为什么又要“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又 “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的原因，这也可能是他在引用这段名言时删去“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这个前提的原因。

胡德平说：“这个问题不能小看”，他是说对了。不过与我们的理解不同。

马克思的名言实际上是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经历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应当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以个体劳动为基础上的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第二步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大协作的基础上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按马克思的说法就是要“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在中国，第一步变革，已经完成了；第二步变革，基本上没有做。我们应当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完成这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第二步变革。

在改革开放一段时间后，本来是可以尝试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二步变革的。2000年12月我曾在马克思上述论述的启发下，写过一篇论文《国有企业民营论——对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的思考》，并曾以此文为基础向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提出对十五计划的建议《实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转变——十五计划在改革问题上思路应当突破》，2001年4月1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来公函表示感谢。后来此发表在《技术经济》杂志2002年第2期，至今仍可以在互联网上搜索到全文。此文在回顾我国国有企业的形成和沿革历史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现状，指出目前国有企业的体制障碍仍然显得非常突出：国有企业资产运行效益低下，国有资产存量流动性差，国有企业在国有资产上吃大锅饭，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进展不快，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不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给国有企业造成沉重负担，国有企业体制上的弊端也影响了政府职能的转换，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还提出了内在动力问题。上述情况说明，国有企业还要进一步改革，仍然要在体制创新上做文章。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的取向应当是围绕所有制问题，实行国有企业民营化，即在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明确了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问题后，进一步解决国有企业“姓官姓民”问题。国有企业民营化，不是一股意义上的国家所有、企业经营，而是必须进行所有权改革，在企业中确立劳动者个人所有权，从而将国有企业改制成混合所有制企业，为企业民营奠定基础。而股份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民营化的适宜形式。国有企业民营化有八大优点：国有企业切实做到政企分开；所有企业统一国民待遇和公平竞争；促进经济货币化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为分配制度改革提供所有制基础；为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提供支持；配合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展开；便于企业体制进一步发展和创新。利于企业更好吸收外资和对外开放。

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如果国有企业能在保持部分以国家所有权形式所代表的国家全体劳动者的共同所有权的同时，确立企业劳动者的个人所有权，劳动者才会真正成为企业生产资料的主人，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由雇佣劳动者变为以联合劳动、自觉纪律、民主管理为特征的自主劳动者。形成由劳动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保障性收入组成的分配体制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也可以吸收私人投资(私人投资者，可以是企业外劳动者，也可以来自国内外资本家)。这里所说的劳动。是指广义的现代劳动，包括生产劳动、服务劳动、科技劳动、管理劳动等)。城乡集体企业和农村集体组织也可以按照上述方向进行改革。私有企业也可以通过确立企业劳动者的个人所有权，变成资本家为主、劳动者参与共同经营的企业，当然也可吸收国家和集体的投资。这样一来，我国所有制结构的主体就会变成以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各种劳动共同分担、分配体现共同富裕的混合所有制结构，这种混合所有制结构，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共有制。在这种生产关系下，才能真正实现“一切归劳动者所有”，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才能既是劳动者又是有产者，才能真正实现“有恒产者有恒心”，将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实现共同富裕。人民当家作主和人的全面发展才有了强有力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二步变革也可以称之为共有化。如前所述，目前我国改革开放中在所有制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被破坏，由此导致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底线被冲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和新的资产阶级产生。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应当在改革中解决。因此，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名言：“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仅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二步变革的方向，也是破解目前我国改革开放中在所有制方面出现的问题的途径。

在1997年9月12日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江泽民在政治报告中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他说：公有制应当包括更大的范围，不仅是我们传统的认识中所认定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两部分，还包括混合所有制当中的国有和集体成分；并提出：要把公有制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分开，显然他只是把混合所有制中的公有成分作为一种实现形式，并没有把劳动者的个人所有权视为公有制和其他所有制的重要成分。在国有企业、城乡集体企业和农村集体组织以混合所有制形式改革的实践中往往以私有化为取向。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接着提出了两个“允许”——“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201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又规定：“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依照相关规定支持有条件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员工持股，坚持同股同权、同股同利，着力避免大股东凭借优势地位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建立员工利益和企业利益、国家利益激励相容机制。深化金融改革，推动金融创新，鼓励创造更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使民众分享增值收益的金融产品，增加民众投资渠道。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粮食生产能力不减弱、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底线，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落实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用益物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增加农民财产收益。”实际上是为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确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 实现共有化，提供了政策支持。

也是在2016年11月4日，胡德平在公开演讲中却说：何为“财产性的收入”，我认为，就是全民集体法人、自然人的物权的收入，物权又称所有权，所有权还可以细分为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转让权、继承权等等。简言之就是资本性的收入。国家央企本质上因为它是全民性质的企业，群众如果在央企的利润中分享到了利益，这也是群众的财产性收入。他作为案例介绍的成都双流区双坝村，把节约出来的宅基地按股组成土地股份合作社到成都银行进行抵押贷款得到的是财产性收入。他的看法和案例显然与确认劳动者的个人所有权无关。而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如果离开了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权，就只会走向私有化。

事实上，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早就出现过混合所有制的形式，并相应出现劳动者的个人所有权的情况。以中国内地股市为例，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1991年7月3日开业以来，截止2016年10月12日，中国内地股市上市公司2，958家，上市证券12，758只，总市值496，438亿元，流通市值385，456亿元；截至1月28日，股民数量达到10038.85万人，证券公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余额达到16608亿元。上市公司大都是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公司，其中不少公司有内部职工股，具有企业劳动者的个人所有权的性质。占股民大多数的中小投资者大都来自劳动者，他们持有的交易资金来自于过去由本人或家庭的劳动收入，是省吃俭用后由消费基金转化成的投资基金，对于他们购买股票的上市公司来说，具有来自企业外劳动者的个人所有权的性质。此外，企业内外劳动者购买企业债券或直接投资企业实业也具有劳动者的个人所有权的性质。上述企业既包括原先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也包括私有企业、外资企业。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人民公社解散后一些仍保持着集体统一经营模式的村庄，如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等，它们在坚持以社会化生产方式组织现代化农业的同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既有集体成份，又有农民个人所有权成份。目前农村正在兴起的新合作化高潮中建立的农村经济组织也有类似结构。少数私有企业也有行动，如江浙沿海地区的一些私有企业为留住农民工，不仅发工资，而且给股份。对目前发展中的合法经营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企业，国家不可能再用以前那种公私合营支付定息实行公有化改造的办法，看来积极鼓励和引导利用混合所有制加确立劳动者个人所有权进行共有制改造，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真正对私有制进行扬弃，最终消灭私有制可选择的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