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不是大河，是那个曾经高唱“红歌”的香港

王洁莹

1971年7月7日保钓示威。浸会学院摄影学会「1971年学生摄影集」

四十年前的香港，曾经泛起了什么涌浪，让《我的祖国》成为许多大学生的集体回忆？

龙应台2016年10月在香港大学演讲。席间，作为观众的浸会大学副校长周伟立称他的启蒙歌是《我的祖国》。龙应台问“这首歌怎么唱”，周和台下多名听众立刻和应并合唱了第一段。该段录影在网路上引起巨大回响。在一片或理解、怀疑甚或声讨的声音中，龙应台撰文回应：“一首歌，在不同的时空里，撞见不同的记忆，就产生不同的情愫和意义。有时候，真的，大河就是大河，稻花就是稻花罢了”。

在“本土”、“港独”激起激烈论辩的今天，网民看来给龙应台“打脸”的《我的祖国》，和周教授以及他学长们的“大河”，当然不一样。但这首“红色歌曲”，真的只是旋律优美，“大河只是大河”而已吗？在四十年前的香港，在这个小小的英国殖民地上面，曾经泛起了什么涌浪，让《我的祖国》成为了他们的集体回忆？

 “后六七”时代，香港学运的降生

在香港，七十年代被很多过来人称为“火红的年代”。这段历史，始于“六七暴动”之后。

1966、67年，香港爱国左派发动激进的暴力冲突，触动了殖民地政府的神经。有关骚动细节暂不赘述，重要的是，“六七暴动”作为香港社会发展的分水岭，使殖民地政府开始尝试加强港人归属感。随即而来的是每年一度的“香港节”歌舞升平，组织青年舞会，让年轻人发泄精力。但这种由上而下的生硬节庆，似乎得不到太多回应。

在七十年代前期，先是1973年股灾，紧接著是之后两三年，殖民地经济受到石油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影响，通货膨胀和失业率高企，直到1970年中后期，经济才好转。当时的香港社会，充斥严重的贪污、犯罪和街头暴力。特别是在公共屋邨和基层社区，暴力频发，人们对社会治安的信任感极低，尽管殖民地政府开始“做嘢”，例如在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但市民在初期也对其缺乏兴致。这是一个市民觉得疏离、冷感的香港十年。

在这样的“后暴动”局面下，香港年轻人对殖民地政府没有任何亲近感，相反，他们向另一方向培养社会关注和归属。

六十年代末，身处香港社会金字塔顶尖的大学生精英，已经开始组织串联，走进社会。早在1963，各大专院校学生就成立大专学生社会服务队。最初是为大陆逃港难民建屋，探访社区，或在台风暴雨造成的破坏之后帮助重建。

六十年代后期，从1966年反对天星小轮加价的苏守忠自焚事件，到1967年五月风暴，整个社会陷入“恐左”情绪中。但与此同时，知识精英阶层看见赤裸裸的社会不公。紧接著的世界学运潮流从欧美燃烧到亚洲，推动著香港大学生也积极参与校政改革和维护学生权益运动，例如1969年，学运声援因为不满校方对学生言论过分控制而对外投稿，最终被珠海学院开除的大学生。又如1970年大学拨款委员会大幅削减中大四年发展计划的财政预算，引发大罢课。之后，浸会学院和中大等院校加学费，均引发学生声势浩大的示威抗议。

从1968年开始，学界酝酿争取中文列为官方语文的运动，到1970年九月，港大学生会举办公开论坛，其后学界推行万人签名运动，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张贴标语，派发传单，印制运动恤衫宣传，此运动辗转持续两年多，得到社会各阶层广泛支持，促使政府在1970年成立委员会研究公事上使用中文。

各院校学生大团结，加上中文运动的洗礼，令紧接下来的保钓运动成为学运生态转化的催化剂。如果说中文运动是七十年代香港大学生对于家国认同的萌芽，那么接下来的保钓运动，则引入了“火红”的主旋律。

1971年，美国在归还冲绳给日本之后，欲将钓鱼台列岛屿也一并划归日本。海外华侨和留学生发动保钓反美示威，迅速蔓延到香港，“香港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保钓会）旋即成立，学联也紧跟其后成立保钓行动组。从2月到4月，一连串示威活动在香港街头发生，不少学生参与其中，甚至因为运动，几乎没有回过学校。在连场集会、静坐、游行和高唱的《钓鱼台战歌》中，警方多次镇压，多人被捕。7月7日各保钓组织近万人在维多利亚公园的“游击式集会”，最终遭到防暴警察镇压，进一步激发怒气和抗争力量。学联在1971年7月8日发出号外声明：“钓鱼台列岛是中国神圣领土，绝无疑问。我们身为中国人，坚持保卫国土完整的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同年9月18日，保钓会在维园举行示威，在该次集会上，保钓会连同各大学生组织提出“全世界中国人民团结”，呼吁“全港同胞保卫国土”，要求中国先得到统一才能真正最终保卫钓鱼台：“不论何党何派，都应站在一条共同的战线之上，打倒侵略者再说！”。从这阶段开始，香港学生运动的焦点，逐渐由保钓运动转到更大公约数的“认中关社”（认识中国，关心社会）。

 “认中关社”：点燃祖国想象

中国大陆的政治形势是一只“无形的手”，影响著香港学运的发展。紧接著保钓运动的高峰期的，是美国总统尼克逊（尼克森）访华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1年10月取代台北的中华民国，重夺联合国席位，国际声望大大提高。香港大学生已经酝酿成熟的“中国情感”终于找到寄托。

七十年代的中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狠斗私字一闪念”，群情汹涌，宣传机器开足马力所向披靡，给予这个在中国南方的小小英国殖民地一线可触及的集体主义式光明。所谓祖国风物，对香港人来说不算陌生。在五十年代始变得不断巩固的基层左派机构，已经渗透社会方方面面，形成一个影子社会。如长城、凤凰、新联等左派电影公司，在邵氏和嘉禾两大公司竞争下保持一股理想的清流。《大公报》、《文汇报》等左派报纸是文字工作阵地。而对于活在那个年代的理想青年来说，《红岩》和《林海雪原》等战争、革命题材小说，都曾是枕边读物。用乒乓球开启中美关系破冰之旅的中国乒乓球队应邀访港，在湾仔修顿球场献技，疯魔全港，观众一板一下喝彩声，年轻时的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是多少青少年的偶像。

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之后，1971年12月，香港大学学生会组织了首次“回国观光团”。是次团员二十多名，从广州到北京，沿途有各省市官员接待。中国给这些作为外宾的香港学生留下了很好印象：“这些首长都没有官架子，接待我们都非常热情，有些更削好了梨子，拿了一大把糖果，跑到我们跟前派，最令人舒服”。观光团“欣赏祖国河山”、参观工厂、拜访中小学（看“红小兵”演出）、观看革命样板剧（《沙家浜》、《红色娘子军》等等），也同时学习了许多“歌颂社会主义祖国”的歌曲。这次引发热议的《我的祖国》，就是其中之一。

在旅行中，当然少不了随团的大陆“同志”为香港学生介绍国家建设成就。而令香港大学生最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大陆与自己熟悉的殖民地那截然不同的社会观感。他们认为：“国内的人和香港的人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他们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他们要把自己的心、力奉献出来，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

对这样一群被殖民的，历经了中文运动和保钓运动的洗礼的青年，这种景象激发了他们心中的热血澎湃，对深圳河对岸的那个“祖国”产生无限憧憬。神秘的社会主义理想仿佛在那片土地上实现：淳朴、集体主义、互助、积极向上，一切美好的名词都在实践著马列毛理论，给予这群遭到殖民体制压制的理想青年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旅行团的团长冯绍波回港之后撰文《问苍茫大地，谁主浮沉！》，刊登在1972年1月16日的《学苑》上，文中写到：“……新中国的状况就得要在眼前涌现，只觉得很高兴很高兴。抛下了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香港，变欣然踏上旅程。我们跑过了八个城市，穿过十个省，跨过黄河长江，渡过了廿九天愉快的旅程……在国内逗留日子久了，对各方面的建设、发展加深了了解，才体会到‘伟大’二字并非是虚的。”该团学生回港之后举办汇报会，港大陆佑堂座无虚席。及后各大专院校相继成立国事学会，校园中的“国粹派”应运而生。

1973年暑假期间，第一届中国周盛大举行，为期五日，参观的大中学生及社会人士超过一万名。中国周打破了很多学生对中国抱有的神秘感和恐惧，并且挑动了人们对祖国的憧憬和激情。这一活动，之后连续举办了五届，每届都有数万人次参观。顺应著潮流，1974年学联第十六届周年大会确立“放眼世界，认识祖国，改革社会”的学运方向，并且在统一中国问题上坚决反对“两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和“香港独立”，强烈反对“任何国家对我国的主权干预和领土侵略”。

 “都是中国人”之下的派系对垒

诚然，70年代的香港，大学生群体中存在不同派别，特别是在于“如何看待中国”的议题上。前文提到的“国粹派”强调配合中国政策，以中国利益为大前提，维持香港现状，并认同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而相对地，较重视香港本地社会改革的“社会派”则重视改革香港社会，并认为这与中国的利益和社会主义原则并不一定相违背。他们同时对中国是否正在实行社会主义有怀疑。

必须强调的是，无论国粹派还是社会派，他们均信奉马列社会主义的理想，认为香港社会存在不合理的制度，也认为香港是中国一部分，必然回归中国。在1974年港大学生会改选中胜出的“社会派”麦海华就撰文：“中国是我们的祖国，正如母亲之于我们有著亲切的感情”。同时，麦氏也毫不讳言“中国的存在及发展，是我们认识的对象。我们要对她深入了解，举出事实，驳斥谎言，这才是正确的态度，科学的方法。”

1973年8月，前总警司葛柏潜逃回英。学联发起联署抗议并发起一连串辩论，要求港府“反贪污捉葛柏”。在运动中，因为学生内部对香港前途及中国状况意见不一，团体内部和团体之间出现分歧。一边厢，国粹派认为反殖健儿运动失焦，指出“反殖的最终的最终目的，不外是使殖民地人民能够摆除外国人的剥削、压迫，重回中国怀抱”。另一边厢，社会派认为国粹派眼界过度狭窄，“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坐待解放”。

经历过1974-1976学生会改选的人，都难忘那种敌我分明的对垒。国粹派虽然未算得上全面垄断学界，但组织人数和行动规模是声势最浩大的。

历史的不经意，与七十年代的遗产

在龙应台讲座上发言的浸会大学副校长周伟立教授，是1984年的港大毕业生，按此推算，他应是1979年入学。也许周教授经历了第二次“中运”？而周教授口中说的，教他《我的祖国》的“学长”又是谁呢？“学长”是不是有过特别的经历呢？笔者无从考究。但如无意外，那些“学长”正正就是走过这短暂但火红的七零年代的大学生，那段历史，被时间洗刷过后可能有点褪色，拿到今天的香港甚至有点“不识时务”，但其重量仍在，大河流过无痕，却也孕育了生命。

八十年代开始，港人搭上经济转型的升空火箭，中产阶级渐趋成熟，殖民地政府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大量兴建的公共房屋和新市镇建设，大为改善普罗大众的生活。香港流行文化风靡全亚洲，影响全球华人圈，这是“辉煌”的八十年代。反观当年香港大学生曾经憧憬的祖国，由集体主义转向改革开放，吸引港人回国投资做同胞们的老板。历史巨轮已在不知不觉间将当年的胸怀祖国卷入回收箱，而一首《我的祖国》，似乎在不经意间轻按了“恢复”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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