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们为什么喜欢鼓吹“救亡压倒启蒙”？

鹿  野

在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公知中流行的一个观点就是所谓五四运动开始“救亡压倒了启蒙”。一般认为这一观点最早的提出者是李泽厚，然而事实上，这个观点还可以追溯得更早。最早有类似观点的是民国大师胡适。胡适认为1919年爆发的学生运动，将原本进行中的新文化运动陡然打断。它所造成的后果就是民族主义蓬勃兴起，最终盖过了个人主义的潮流。在李泽厚之前，海外反共学者也多有类似表述。周纵策的《五四运动史》中就曾有如下论述，“‘五四’时期虽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个人价值和独立判断的意义，但又强调了个人对于社会和国家所负的责任。这种情况不同于现代西方社会中个人主义的诞生，因为面对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中国的问题还是民族国家的独立。”要是这样的话，那么个人主义自然就要为救亡图存而让位。此外，美国学者舒衡哲也有“启蒙与救国”对立的说法。

然而，如果要是我们认真探讨一下，就会发现这一类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这种观点臆测的一个理论前提是，有钱人及其控控制的少数公知掌权的个人自由主义是天然正义的，除了个人自由主义，一切都不重要。所以，反对个人自由主义的就必然是应该被打倒的被排斥的，哪怕是民族危亡也必须要为自由主义让路。这种观点臆测的第二个理论前提是，民众需要启蒙，需要少数精英来鼓吹以西方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思想，谁如果要是排斥这一思想，哪怕是提出救亡等等并不与这一思想相冲突的思想，也同样是万万不可的。所以才会有“救亡压倒启蒙”的看法。

比如说，从来没有人拦着胡适等公知去救亡啊！难道启蒙与救亡就是矛盾的吗？宣传自由主义就一定要卖国吗？如果要是宣传自由主义一定就要卖国，自由主义仅仅是殖民者侵略中国的一个工具，那么我们还要“启蒙”干什么呢？非要当外国的奴才才好吗?胡适等一些大师对于救亡非常敌视，反对当时民众的救亡运动，并不是说救亡天然的和启蒙相矛盾，更多的是自由主义者仅仅把“启蒙”当做是掩盖自己依附于帝国主义卖国罪行的一个幌子和招牌罢了。再比如说，难道只有自由主义才是“启蒙”吗?五四以后广泛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劳动人民当家作主，难道就不是一种“启蒙”吗?如果只允许信自由主义不能信马克思主义，只允许少数富豪及其圈养的公知当家作主，不允许劳动人民当家作主，那这种自由与民主又在哪里呢?

如果要是我们认真探讨一下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的历史，就会发现五四运动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转向。这一转向并不是什么文人公知们“救亡压倒启蒙”的诅咒与哀嚎，而恰恰是历史发展潮流的必然。事实上，如果我们具备一种世界的视野与历史的视野的话，就会发现二十世纪的时候启蒙已经变成了一个伪问题，五四运动时期本身就已经不存在什么启蒙的问题了。“启蒙”这词本身就带有一种浓厚的自我中心论与排他主义，即认为主张自由主义的人是光明的，其他的人都是黑暗与蒙昧的，必须得服从主张自由主义的少数公知。这种观点在十八世纪反对教会神权的旗帜下，多多少少还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宗教神权日益走向衰落的情况下，就已经没有多少进步性可言了。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就已经给了启蒙运动一个重大的打击，到了二十世纪，启蒙运动推崇的自由主义日益走向衰败。从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种种学派，对于启蒙运动宣传的自我中心论的“现代性”的批判，成为了二十世纪西方思想史的主题。在五四运动时期，启蒙主义或者说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了一个过时的擦脚布而已。

但是，在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时期，自由主义思想的确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文化的传播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人们所能接受的本身就不可能是最新的最先进的思想。更大程度上是因为自由主义思想在失去了历史的进步意义之后，成为了西方资本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一种意识形态支柱。自由主义的基本哲学观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观点与其说是思想或者哲学，不如说是对资本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时代在国内严重的两极分化，在国际范围内日益膨胀的侵略扩张行为的一种理论性概括。因此在工业革命以后，自由主义上升成为了西方国家统治思想，也成为了西方国家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输出的主要文化侵略工具。

就中国而言，十九世纪末开始的历次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中，自由主义均占据了主导地位。像维新变法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派普遍主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由主义弱肉强食思想。在辛亥革命当中，孙中山为代表的一大批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并不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认为弱肉强食是天然合理的。中国被侵略的责任完全在于中国自己的落后，而不在于帝国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特别是在开始的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些右翼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也积极地鼓吹弱肉强食的自由主义思想，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行辩护。因此，伴随着每一次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的，都是一次西方殖民化的高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戊戌变法维新派到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却还均宣称自己是有利于中国振兴的。

但是，五四运动使这一切发生了变化。从五四运动开始，外国对中国的侵略不再是弱肉强食的天然正确。相反，从五四运动开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广泛传播的语境下，争取一切国家与民族的平等才是真正的政治正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之处，就是第一次赋予了弱者公开反抗强者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如果说是启蒙的话，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启蒙。这种话语的转换，使得中国人第一次获得了公开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权利，这也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盛行提供了最基本的基础。试想，如果是弱肉强食是天然合理的，弱者没有权力反抗强者。那么，中国还有可能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吗?

因此，五四运动的确是一次文化话语的巨大转换，但并不是什么“救亡压倒启蒙”，而是在话语权上去殖民化。从胡适到当前中国的某些学者，几乎每个公知都喜欢鼓吹“救亡压倒启蒙”，仅仅是因为他们本质上是站在帝国主义侵略者一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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