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知”的政治本色

张志坤

　　俄罗斯从乌克兰手里夺回克里米亚，全球范围内因此受伤中创的群体大体上有三个部分：一是乌克兰人，他们的国家被撕去重要的一块，受伤受创最重;二是西方世界，有没有保护好乌克兰 的完整其实并不是问题，毕竟在与俄罗斯的争夺战中他们得到了乌克兰的大部分，但信誉和面子的损失却相当严重，有点灰头土脸;三是中国的公知，用一句著名作家的话说，此次乌克兰危 机，中国的公知们一片哀嚎，他们似乎在心灵深处遭受了重创。前两者完全可以理解，但第三种情况则耐人寻味，克里米亚的归属居然让中国的公知们心灵受伤，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公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近年来在中国思想舆论界相当活跃，是相当有势力、有影响的一大派别。如果按照字面的意思，“公共知识分子”理应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也是“天下为公”的担当者，具有超政治、超党派的性质，并以其知识产品贡献于国家、民族和社会。

　　但是，中国“公知”—“特色精英”实际表现却与此大相径庭。最近，国内外都斗发生了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他们都有很到位的表演，对自己的身份与价值做了很充分的诠释：

　　东莞扫黄——中国“公知”—“特色精英”坚决反对，要支持妓女与嫖客坚决挺住;

　　四川打黑——中国“公知”—“特色精英”照样反对，说这又是黑打;

　　昆明3.01事件——中国“公知”—“特色精英”旁敲侧击，把矛头指向中国的民族政策;

　　反腐败——中国“公知”—“特色精英”说这是专制体制无谓的挣扎，高叫不能搞运动式反腐;

　　再结合此次乌克兰危机，联系到中国“公知”—“特色精英”长期以来的一贯表现，人们不能不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中国“公知”—“特色精英”总是站在中国政府的对立面，无论中国政府的政策得当与否，一概都为他们所鞭笞;

　　中国“公知”—“特色精英”总是站在中国利益的对立面，凡是有益于大多数中国人的事情，统统都为他们所反对;

　　中国“公知”—“特色精英”总是同美国及“国际社会”站在一起，美国赞同的，他们举双手赞成，美国反对的，他们坚决反对，从来没发现他们对美国说过一个“不”字。

　　上述这些表现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当代中国“公知”—“特色精英”，其实一点都不“公”，他们并没有任何“公共”的意思，完全是为着特定利益而效劳的一伙。

　　这还说明，中国“公知”—“特色精英”是有着特定政治色彩的政治派别，其政治本色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角色，以至于他们只能进行上述表演，而不可能有别的表演。他们打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旗号，其实不过是一种 外包装掩护和释放的迷雾。

　　这就引出了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中国“公知”—“特色精英”具有怎样的政治本色呢?

　　谈到政治本色，就不能不从精神信仰、思想理论和理想目标等几个方面来考察。

　　中国“公知”—“特色精英”的精神信仰是西方社会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的核心是有关“人权”的理论，一切从“人权”出发是他们的基本法则，也是他们同中国政府、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 全面对抗的有力武器。但这个理论也是灵活运用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在科索沃问题上，人权大于主权;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主权大于人权。所以，同样的事情，比如针对平民的暴力行 为，在美国就属于恐怖主义，在中国就是反抗行为;美国轰炸南斯拉夫、利比亚就是正义的，而俄罗斯接纳克里米亚就是邪恶的，诸如此类，总之，他们的思想逻辑就是：西方=公理，这是“ 普世价值”必然的逻辑归宿。

　　中国“公知”—“特色精英”的理论基础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核心概念是“民主”，基本实现途径是“宪政”，而为民主”“宪政”提供支撑的经济基础就是著名的私有化。只有私有化才有“民主”，只有 “民主”才能“宪政”，这是他们基本的政治逻辑。把这样的逻辑应用到中国，中国最普通、最基层的工农大众就成了必须牺牲的大多数，因为只有他们的牺牲，才能有中国资产精英的发展 壮大，才能为“民主”与“宪政”提供阶级力量。这样的“民主”与基层大众根本无关，文革中还曾有普通工人农民一跃而登庙堂的，现在的人大政协还点缀一些疑似工人、农民的代表，而 公知们的“民主”不是也不可能把基层的工人、农民“民主”上来，基层的民众甚至连“民主”的味都闻不着，“民主”也好，“宪政”也罢，都完全是富豪与精英们的游戏(有关这个问题 (可参阅笔者文章《关于民主的六个提问》)。

　　中国“公知”—“特色精英”的奋斗目标是欧美的文明模式。在中国公知们看来，西方的民主是最完美的民主，西方的宪政人类社会政治上最后的归宿，即历史已经终结，最后的斗争已经来临，只要把中国社会的发 展进程引领到西方的历史轨道上，中国从此就走上了康庄坦途，否则就没有前途、没有出路。所以，中国的公知们不但否定中国的政治现实，也否定中国的历史过去;不但否定现如今中国的 制度模式，也否定中国的文化文明，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或者中国发展崛起这样的概念，在他们看来根本就是狗屁不通，而“中国梦”不过是拾人牙慧的低级闹剧。

　　这就是中国“公知”—“特色精英”的政治面目，这些人自称是中国的“良心人士”，但他们其实并没有一颗中国心，而却有一个滚烫的美国心，有人指责说这些人不爱国，不讲究爱国主义，其实大谬不然。这些人有着强烈的爱国心，他们是最强烈的爱美国主义者，“逢美必赞、逢中必反”是他们最突出的特征。在他们那里，一切有益于中国的事情，他们都极力反对，一切有损于美国的事情，他们都疯狂诅咒，这就是俄罗斯从乌克兰手里夺回克里米亚中国公知们发疯一般叫骂的原因。

　　那么，什么样的因素促使中国“公知”—“特色精英”演化成这般摸样，他们这样做的驱动力在哪里呢?

　　客观地说，中国“公知”—“特色精英”的确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但是，知识分子历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必然要随着中国社会的分化而分化改组，分裂成为各个不同的群体，依附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当代中国发生剧烈分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完成了深度裂变，他们早已经分化成为不同社会阶层的代言人：有些人因为与农村与贫穷有着天然的联系并且良心未泯，所以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有些人则由于同旧贵族旧王朝有密切的历史联系及血缘关系，因而对现行制度模式充满敌视，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攻击;还有些人伴随新兴资产与新兴富豪阶层的发展而壮大，就天然地认为这个力量才能主导中国的未来，相信私有万能，私有万岁，因而逐步兑变成资产剥削阶级无条件的信仰者。上述第一部分人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左翼，第二与第三部分构成了中国的右翼，而中国“公知”—“特色精英”横跨第二与第三部分，又以第三部分为其中的骨干和主体。

　　由此可以得出如下两个基本的结论：

　　其一，中国“公知”—“特色精英”是中国资本主义化发展的结果，是中国资本主义精神的思想先锋。

　　其二，中国“公知”—“特色精英”还是中国资本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国际资本主义价值体系里的新生力量。

　　因此，中国“公知”—“特色精英”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有深厚的海外背景，有强大的外部支援，这一切都使他们能够在中国发动一波接着一波地汹涌澎湃的战略攻势。

　　中国“公知”—“特色精英”借用改革开放的大旗，着力推动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并借助国际化、全球化的幌子，推动中国与西方一体化、融合化，他们领导着第五纵队、带路党等，相互间组成规模可观的“资本自由同盟”，其最终目标，就是使中国成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其实就是附庸。

　　这就是中国“公知”—“特色精英”真实的政治面目，这样的面目决定着他们在一切问题上都要与中国唱对台戏，这是一条基本规律。知道这样一点，也就知道为什么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公知们要一片哀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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