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主动权

赵可金

治大国如烹小鲜。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他还强调：“增强驾驭风险本领，健全各方面风险防控机制，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勇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这些重要论述意味着，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正在发生历史性调整，不再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而是追求平衡的发展和充分的发展，努力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破解“发展后问题”

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是要解决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它们是赖以立足的前提和基础。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要致力于解决如何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地带或“薄弱环节”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不再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也不再处于国际舞台边缘地带，已经逐步进入国际舞台的中心，饱受世界舆论的关注。同时，中国自身也发生了革故鼎新的变化，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已经达到和发达国家不相上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与中西部内陆地区和广大乡村之间的发展差距在日益扩大。关于在一些地区已经“先富起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社会中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在理论上还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进行新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努力回答“发展起来以后”中国面临的各种新问题以及对此所要进行的战略调整。

最先意识到对“发展后问题”进行战略调整的是邓小平，他对“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的严重性做了充分的估计。1993年9月，邓小平在同弟弟邓垦的谈话中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作出了新的阐述，对此前的发展理论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和完善。邓小平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反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动摇”，“要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现代化建设是中国最大的政治”。这一切在本质上都是坚持发展起来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前提，“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在看到中共十四大后中国发展形势热浪奔涌的喜人景象时，邓小平敏锐地发现，“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些问题会“自然出现”，“到一定时候就会出来”。关于“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是什么含义，邓小平谈到了以下两点。

一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四项基本原则”问题。邓小平认为，“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项基本原则，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他强调，“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提出“发展不充分”问题，特别强调我们不仅需要高度的物质文明，也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只有两个文明都发展起来，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是收入差距和共同富裕的问题。邓小平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他指出，“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要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要困难。”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收入差距拉大、发展不配套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也就是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与邓小平的认识是内在一致的。

在邓小平看来，发展的问题主要是经济基础问题，即使出问题，适时进行战略调整就能化解。1991年8月，邓小平谈到中国发展战略时，在强调“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意识到“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显然，邓小平在当时已经意识到了快速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新问题，强调适当进行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必要性，但最终目标仍然是调整后的“再前进”。然而，邓小平晚年思考发现，“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将更多是政治上层建筑的问题，它将决定国家政权的性质和党的执政地位。这方面一旦出了问题就是“大问题”，就是大的政治问题，轻则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伤筋动骨，重则有丢失政权的危险。这也就是习近平同志所告诫的“颠覆性错误”。如今，习近平同志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高度更准确地把握了治国理政的大局，指明了中国今后发展的方向。

发展战略的再次调整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必然意味着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再次调整。三十九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的转移，推动现代化建设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任务。在发展战略上，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当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也大大扩展。然而，在中国取得巨大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从战略全局来看，中国日益呈现出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制约了中国和平发展、和谐发展、科学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一是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城市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发展明显快于广大乡村地区。一方面，大量的资金、人才、信息、技术聚集在东南沿海地区和大城市，造成对交通、电力、住房、通信、环境等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高房价、交通堵塞、电力供应紧张、雾霾天气等“城市病”归根到底都是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发展越快的地区，这些问题暴露越严重;另一方面，广大中西部地区和乡村地区发展滞后，人才流失、劳动力老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这些地区的发展，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了治理盲区和短板，各种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地方黑恶势力抬头，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二是发展不充分。主要表现在，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群和高收入群体尽管物质文明程度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在其他方面发展还不够充分，普遍存在着“四个意识”不够强、党的领导作用发挥不够、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虚化弱化现象、反腐执纪存在重大漏洞、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文明程度还有很大差距，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还有待提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需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也需要建设高度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只有五个文明都协调发展、全面进步，才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长期以来，我们在发展战略上强调，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各种矛盾和问题就会相应得到解决。然而，对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发展不仅不会解决这些问题，反而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发展在性质上属于 “如何做大蛋糕”的“效率”问题，而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在性质上是“如何分好蛋糕”的“公平”问题。尽管“做大蛋糕”有助于缓解“分好蛋糕”中的压力，但不会根本消除“分蛋糕”的矛盾。要想真正解决好“分好蛋糕”问题，必须在继续推进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特别是要通过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切实提升社会公平正义。这也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的重点问题，更是十九大报告集中阐述的重点问题。因此，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

重在掌握战略主动权

为什么要进行战略调整，关键在掌握战略主动权。掌握主动权，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十分强调的战略思维。何谓战略主动权，从词义来看，主动就是不依靠外力而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主动权就是不受制于人的优势地位。关于占据“优势”的意义，在中国兵法中得到了反复强调。《吕氏春秋》上说孙膑贵势，何谓势?《孙子兵法》云：“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意思是说，所谓势就是要根据战争实际创造出有利于己的作战态势，因利而制权在于致人而不致于人，即掌握战略主动权。唐代兵法家李靖说，中国兵法千章万句，不外乎致人而不致于人。历史上，孙膑围魏救赵的关键正在于获得主动权，驾驭战争全局，后发先至，调动敌人，变被动为主动，掌握战略主动权。毛泽东对围魏救赵这一战法非常重视，对这一战法所蕴含的思想认识深刻。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论述外线作战灵活机动打击敌人时指出，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解放战争时期，他创造性地运用这一思想，指挥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实现了人民军队由内线防御作战向外线进攻作战的战略转变，牢牢掌握了解放战争的主动权。

由此可见，把握战略主动权意味着从全局出发，抢占战略先机，以此“利”制造优势地位的“权”。进而言之，战略主动权包括三个要素：一是观全局，善于从宏观的战略视野分析局势，把握方向，做到纲举目张。二是抢先机，从决定战略全局的主要矛盾出发，抢占战略要地，以逸待劳。三是谋优势，充分利用战略要地的利益，在关键地带灵活出击，营造若干战略局部的优势，进而确立在全局中的优势地位。国际事务是复杂的，不管面对如何复杂的局势和严峻的挑战，都应该着眼全局，抢夺战略要地，通权达变，从赢得战略主动权的高度分析形势，切实提高科学判断形势和进行战略思维的能力。

关于如何处理发展起来以后的新问题，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主动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新的谋划和部署，包括提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宏伟构想，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尽管对于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的解答还在进行之中，但指导这一解答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诞生了，必将推动我们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社会主义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并找到自身发展的条件。在《共产主义原理》、《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等经典文献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进行了理论的分析和阐述。后来，列宁修改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在几个西方发达国家“同时胜利”的设想，创立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并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此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沿着列宁开创的理论和道路展开的。如今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经快速发展到与西方发达国家类似的水平，具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设想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需要结合中国发展新的实际情况以及世界发展的时代背景进行创造性的探索，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局面。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需要把新中国的发展成就与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相对接，实现中华文明的创造性复兴。中华文明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与众多外来文化在交流互动中不断吐故纳新，造就了世界上惟一获得数千年持续发展、不被中断的光辉灿烂的文明大国。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伐的加快，中华文明与世界多样性文明在交流互动中传承延续并发扬光大，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

总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战略性调整决不是我们为寻求一己之私而作出的谋划，更不是我们寻求扩大势力范围而进行的考量，而是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从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角度，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动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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