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有人在嘲讽英雄？

刘梦龙

从去年的四行仓库事件开始，随着英烈保护法的发布，再到不久前暴走漫画事件，对英烈的尊重始终是一个热点不断的话题。

英烈，特别是为建立和壮大新中国而牺牲的英烈们，不仅仅是国家民族奋斗的象征，往往也是道德的楷模。从张思德到黄继光，到雷锋到焦裕禄，是烈士之血与人民之汗水汇成的波涛承载了名为中华的巨舟走到今天。原本这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就像我们所说的，是这些不计个人得失的牺牲与奉献造就了今日的共和国和我们的生活。

过去我们往往谈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以上个世纪的乱世和新中国的成长来说明先辈的可敬。这种比较当然是感人的，然而未免时过境迁。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在漫长的和平和长期的繁荣之后，苦难早已被淡忘，而一切习以为常的和平与繁荣都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在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里，奉献和牺牲被当做是过去式，在英雄的奋斗与现实的脱节之前，无论怎样的痛说革命家史，忆苦思甜都难以在普通人中引起共鸣。

不能不承认，时至今日这已经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对英烈的尊重早在许多人心中荡然无存。这样的风气弥散已经很久，奉献与牺牲被视为一种过时的迂腐和被利用的愚蠢，这样的观点堂而皇之的流行并被许多人视为理所当然，随之而来是各怀心思的不同人对英烈的肆意消费和漠然处之，乃至无端抹黑。我们不如先来谈谈这各色人等。

第一种应该说是最聪明的，比坏人更坏的就是聪明的坏人。那就是无良的资本家和尸居禄位的官僚。

对资本来说，逐利是第一位，道德只是成本核算的一部分。对资本来说，英雄唯一的价值大约就是他们的知名度，而怎么使用这种知名度，并不是一件需要在意的事情。有意识的用丑化吸人眼球的方式的去做引人争论，一反常态的宣传还是个不错的广告。

于此同时，我们也都知道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官僚都会时不时谈一下楷模，也会谈一下奉献和牺牲，特别喜欢谈一下感恩，奋斗和敬业。但这就像驴子前面的那根胡萝卜，这不过是用来当做它们让人做出力而不付代价的诱饵，一旦驴子跑不动了，那么卸磨杀驴的时候也就到了，不会有一丝真的尊重，连那根胡萝卜也不舍得出。

这种情形谈的最少，但现实社会里我们曾经或多或少都见过听过乃至经历过，比起那些远去的先烈，那些发生在当代的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情形更使人扼腕。比起丑化，这种肆无忌惮透支对英烈和他们代表的理想与道德的伤害要大的多，也更让人齿寒。

第二种还是坏人，也是最积极的一大类。总有一些人，迫不及待的要表明自己的立场，他们的立场就是仇视这个国家，利用各种平台去表达传播这个观点，利用对英烈楷模的诽谤，抹黑去达到伤害这个国家和执政者的目的。

这其中一部分人是已经通过市场的发育成长起来，有了不小的力量，迫不及待要改旗易帜的，他们期待的就是曾经的先烈所不惜身命去推翻的那些，他们厌弃的就是共和国前面的人民两个字。和这些人相伴的自然是由内外各种势力所雇佣的吹鼓手。当然这其中数量最庞大，往往也冲在最前面，最醒目的倒是比较愚蠢的一类人。

总有人是对社会现实不满的，任何时候都有。把自己生活的不满投射到对社会的不满，乃至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不满，往往就会产生许多不可思议的存在。比如那些对旧中国，甚至是伪满洲国都无限向往和不顾事实美化的家伙，比如那些不少连国都没出过，连一门外语都不会，却对早已没落的往日侵略者无比向往的各色精神外国人，还有种种恨不得中国四分五裂，连民族都走向灭亡的奇异政治主张者。

固然有各种不同力量在鼓吹引导他们，然而从根子上说，他们不过是借着这种极端来宣泄对现实的不满，用来标新立异，摆出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从心底他们是自视甚高，认为要做人上之人，在大乱中要出人头地，于是唯恐天下不乱的。

那些鼓吹旧中国有多好，房价低，物价廉，学者多，人民淳朴，把新中国的建立说成沦陷的，每每幻想起来可没见他们把自己幻想成成旧中国的工人，农民，小职员，甚至连小地主都没有。哪一个不是自吹祖上是大地主，或者幻想成大资本家，大官僚的，不外乎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妄想中满足一番，乃至彼此惺惺相惜结成小圈子。

这样的人当然愚昧。和平和繁荣都不是理所当然的，而离开了今天的和平和繁荣，真的走向乱世，比如曾经的东欧和前苏联诸国，随着秩序的崩塌，那些冲锋在前的大部分人不要说飞黄腾达，不过是作为极少数人飞黄腾达的基石而已，最后求生尚且困难，则无论成功。那些在这样温和的时代里尚且在中下徘徊的群体，却觉得自己能在冷酷百倍的乱世里崛起，不过是无自知之明的的表现。即使一部分人多多少少明白自己是什么东西，又不妨碍他们开始收割那些比自己更加愚笨的家伙，通过这样层层筛选出来的笨蛋，还有什么比他们更好骗的，自然要让他们继续愚蠢下去比较好。

当然，还有最庞大的一群人，那就是大部分普通人，应该说许多人对这一切是持不在乎的态度的。那些关于董存瑞的双面胶笑话也好，那些河南人骗人的笑话也好，它们在酒桌上流行，没有人把他们当做一回事，牺牲和奋斗都远去了，英雄只剩下谈资的价值了。

对许多人来说不用说对历史，即使是时事一样不闻不问，所能注视的目光不超过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所关心的不外乎是吃喝玩乐，升官发财而已，除此之外再无追求，也再无能想到更多的东西。这样的庸俗化是整个不良风气蔓延的基础，特别是在许多党员干部身上，承载着工作中的不满与怨气，这种情形要比一般人还要明显，影响要更坏。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真的是无害消遣吗？古人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仅仅是说责任也是在说利益。事实上正是在这样的不经意里，人们所厌恶的道德下滑，公平丧失不知不觉的加剧了。对英烈的尊重是一道门槛，它本身代表的是对整个国家最值得重视和尊敬的那部分群体的认同，而这种认同的丧失体现的恰恰是整个社会风气的变化，这种变化又是许多人自身道德水平变化的折射。

要想有一个好的社会，至少自身要看清楚自己是不是一个好人，难道不是这样吗？这就像切香肠一样，坏人的猖獗壮大往往来自普通人的漠然。真到积重难返，欲做好人而不得的时候，再想起在这个演变过程里原本只是平凡日常里呵止一番的事情是不是就太晚了。

随着漫长的和平和市场经济的到来，理想的退潮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社会风气衰退至此却是极不合理的。说来可笑，虽然自越战以来，美国退伍兵是街头流浪汉的重要组成，但我们的爱国氛围和对英烈的维护甚至不如美国人来的浓厚和自觉。欲利之心，谁能无之，但政府负有教化之责，有引导的使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宣传引导的无力和缺位，乃至生搬硬套，僵硬陈腐带来的反效果是难以回避的问题。

其实我们扪心自问，眼前的繁荣和和平持续的时间远没有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那么久，这个时代的大部分人应该还经历过上个世纪的惶惶无措。自然市场经济下讲求利益是没有错的，普通人所能关注的也就是自己的生活周边而已，引导和宣传是不能缺位的。

我们的时代远没有那么安稳，酝酿多时的疾风暴雨很可能就要到来，漫长的战略期已经走向结束，大争之世很可能就要到来，难道有人觉得各自卷包袱走人就能独善其身吗？亦或者说需要更多英雄的时候要到来了。孟子首章就说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往日英雄的牺牲是国家构建的基石，今天难道不是吗？对逝去英雄的肆意消费无疑也是在透支人民对这个国家的信任，是整个社会思潮混乱和道德下滑的标志。

往事已矣，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很可能是国家命运，甚至是一百多年来民族奋斗走向关键的历史关头，有什么是应该做的？三心两意的敷衍是到了要结束的时候了。对奉献和牺牲的肯定和奖励与维护是应有的社会自觉，重要的是怎样去营造这样一个氛围。

应该说对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的打击是可贵的第一步，但这也是仅仅的第一步而已。更加重要的是凝聚人心，理所当然的和平迟早要被打破，这种危机意识要被传达出去，要使整个国家由此团结起来，把混乱的认知重新扭转过来。资本只能用规则去约束，从来都是畏威而不怀德的，而对少数极端分子有意识的试探的有力打击是一种警示和秩序的维护。

更重要的是，真正要善待我们的英雄，善待那些奉献和牺牲，不仅仅是对他们个人身前身后的关注，是要引导整个社会去重新认识他们，把他们还原回活生生的人，是可以成为的人。

英雄的闪光往往是片刻的，牺牲与抉择也是在瞬间，这就像火石摩擦出的火种，如果不及时收起转眼就要消失了。无论是英雄还是楷模，不是韭菜，割了是生不出来的，是这个社会最可宝贵的财富。

反过来说，如果没有长期的宣传和引导，又怎么能指望有人在转瞬之间做出违背人之本能的牺牲和奉献。对于这样超越于普通人性之上的牺牲，当然应该给予尊敬，给予奖励，给予整个社会的关注。对于逝者要尊重，对于生者要奖励，对于普普通通的社会大众要在平凡的生活里让人们至少能时不时的感受到奉献和牺牲是有价值的。奉献和牺牲是有价值和可尊敬的，这种常识是需要回归的。

这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涉及的是一个长期以来的问题，市场经济的实用性怎样和社会主义的理想要素结合在一起，长期以来对此的放任和漠视造成了今天的结果，而要探索这样一条道路，也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样也是在重新构建我们的社会结构，也可以这样说，如果不能完成这样的重塑，新中国的事业也就失去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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