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中国人民的钱，反对中国——太多中国人文学者都在干此种勾当

翟玉忠

今天，不加批判，生吞活剥地引入西方人文学术，已导致灾难性后果：学术与现实脱节，本本主义泛滥，社会共识流失。

只要某种学术思想在西方人文社科界流行一时，中国学人就将之作为普遍真理引入中国。这种学术思想是否抨击社会主义，是否虚无中国历史和文化，都不在中国诸多学人的考虑范畴之内。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成为西方人文学术的中国代言人，成为“镀西学之金”的学术大腕。

拿着中国人民的钱，反对中国——太多中国人文学者不仅不以此为耻，反而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甚至到处吹嘘自己如何坚持“学术自由”，如何“淡泊名利”、如何“思想独立”！

改革开放以来，汗牛充栋的西方人文学术思想被引入中国，这些学术大多与中国历史、现实无关，带有抹不掉的欧洲中心论色彩。它们不仅无用，且有害！

于是乎，今日之中国大学，成了西方人文学术任意倾倒垃圾场。大学学术思想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混乱——学者们几乎人人异说，“道术为西学裂”，整个社会缺乏基本价值认同。

长期以来，中国人文学界努力掩盖以下常识：人文学术不同于自然科学！对于历史文化背景迥异的文明，一个族群的人文学术很难在其他族群文化中扎根。

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普世的，如果非要搞中国的或社会主义的万有引力定律，一定会被人耻笑。

但人文学术不是这样。比如中国和印度文明交往的历史已有两千多年，我们并没有将印度丰富多彩的哲学和宗教引入中国，在中国文化土壤上扎根的只有佛教。

过去四五百年前，中国同西方文明有了较深入的交流。由于东西方历史文化背景、工业化路线迥异，所以我们主要引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他人文思想都未在中国开花结果——就算西方文明的主脉基督教，在中国也不过是诸多宗教之一，影响力并不算大。

过去一百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知识界忘记了上述文明传播的基本规律。他们将五花八门的西方学术皆奉若神明，中国化的社会主义和中国本土学术思想则被淡化、妖魔化。由于泊来的西方学术思想常常与中国历史、现实无关，所以中国学者就大搞玄学，生搬硬套，用自己熟悉的西方概念胡乱肢解中国现实——上骗政府，下欺公众。

近些年，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的集体行动理论被引入中国，他的三本主要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的兴衰》和《权力与繁荣》都出了中文版。

本来，奥尔森的理论有利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学说，以及中国古典政治学赏罚观念的深入理解。但诸多知识分子可不管什么现实，他们不顾奥尔森反对“共产主义专制”的主张，硬将其“共容性组织”套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我们认为，从中国共产党本身来看，她之所以能够以经济治理的身份介入经济增长，可能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共容性组织的属性和特点有关系。共容性组织（Encompassing Organizations）是奥尔森在其《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一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和理论……”（权衡、高帆、乔兆红：《复兴与增长：共容性组织推动的经济制度变迁（1921-201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第20页。）

表面看来，将中国共产党定义为“共容性组织”是一种创新，实际上，这样做只会带来思想混乱。那些作者们根本不能解释，也不屑思考：为何中国共产党没有如奥尔森笔下的苏共一样（也是一个共容性组织），变成特殊利益集团，对整个社会巧取豪夺。

笔者并不反对引入西方人文学术思想。我们反对的，是对这些思想不加批判地引入，肆无忌惮地传播。只有站在社会主义和中国本土学术的立场上，不失思想的主体性，才谈得上对西方人文学术实行“拿来主义”。否则，我们会因为消化不良生病，乃至死人！

醒醒吧，中国人文学者们！

西方讲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没有必要亦步亦趋；

西方讲基于均势的国际关系理论，我们没有必要亦步亦趋；

西方讲抽签选举、讲以西方现代性为中心的全球史，我们没有必要亦步亦趋；

……

若只会跟随西方，邯郸学步，我们将变得不会走路，成为人文思想的残废，匍匐而归。

可以预料，随着美国努力阻断中西间自然科学领域的正常交流，西方一定会加大对中国人文领域的输出、渗透。是成为西方文化的廉价传声筒？还是为中华文明立心、为中国人民立命？今天，这是所有学人不得不面对的生死抉择！

醒醒吧，中国人文学者们！

（作者简介：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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