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中国崩溃”，是一种恶毒的期待

王绍光

　　1949年9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十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开幕式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致开幕词，热烈庆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庄重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在这伟大的开国致辞结尾处，毛泽东讲了一段非常大气的话：“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说这话时，他心中是有气的，因为一直到1948年，不仅是美国，包括当时的苏联，都认为中国会统一在国民党政府之下，而不是共产党之下。那时候说中国不行的，不仅有仇视社会主义阵营的美国，就连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也有疑虑，所以才会有“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说法。

　　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荒唐的预测

　　事实上，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不断有人说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不断有人在预测新中国何时垮掉、倒台、崩溃甚至解体。1991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了。从那之后，有关中国崩溃的预测更是不绝于耳。例如，1995年夏，美国《外交政策》刊登了政治学家杰克·戈德斯通的一篇长文，标题是《中国崩溃在即》，预测“最可能出现的局面是辛亥革命的重演”。当然，这些东西今天回过头看显然不是科学的预测，反映的是一些人的阴暗心理，是他们的一种恶毒的期待。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那些不绝于耳的预测就不用提了。进入21世纪后，那些乌鸦嘴预言家依然不厌其烦地重复着无数次被推翻的“预言”。2001年8月，美国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很耸人听闻———《中国即将崩溃》，作者是美籍华人章家敦。在英文表述中，“coming”表示马上就会到来。

　　这么不靠谱的预测，相信的人却不少。2002年3月，这本书的繁体中文版在台湾出版，李登辉亲自为它写了推荐语，说“本书具体描写大陆实况，很值得推荐”。这位“台独分子”根本不了解大陆实况，他又怎么能知道章家敦这本书是在“具体描写大陆实况”呢?更可笑的是，这本书在台湾的另一个版本把我的名字放在了封面上，说“连中国官方机构的学者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都要对中国政府提出‘最严重的警告’”。不错，2002年夏，我们三人的确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最严重的警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但讨论的是中国当时面临的一些挑战，从未预测过中国政治体制会崩溃。

　　章家敦本来的预测是“即将”崩溃，即将应该是很快的意思，结果10年过去了中国没有崩溃。于是很多人说：“你预测的事情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到来呢?”2011年底，章家敦又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即将崩溃(2012年版)》。他在文中承认，上次预测确实有点问题，但是这一次是铁板钉钉了。为了显得慎重，他装模作样地说：“我承认，上次预测中国共产党将于2011年崩溃没有兑现，但我的预测其实只有一年误差，到2012年，中国肯定会垮掉。”

　　2012年过去了，中国没有垮掉。章家敦还不死心，2015年9月，他又做了一个新版的预测：2015年，中国崩溃之年?这种人真是榆木疙瘩脑袋，顽固不化，死鸭子嘴硬。

　　其实，何止一个章家敦。同样在2015年，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专家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引起广泛关注的文章，题为《中国崩塌即将到来》，声称“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已经开始进入残局”。他后来辩解说，他不是这个意思。但标题那么醒目，文章那么言之凿凿，不是几句辩解就可以开脱掉的。

　　2017年，从中国大陆出去的一对夫妻，写了一本书叫《中国溃而不崩》。男的叫程晓农，在国内时在体改部门工作过;女的叫何清涟，在国内时是记者。我一直读不懂这个书名，溃了怎么会不崩呢?

　　2018年，美国著名杂志《国家利益》发表了一篇文章，煞有介事地问道：如果中国突然崩溃了，我们准备好了吗?2018年稍晚一点，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一篇很长的文章，标题是《该垮不垮的国家》，意思是说，按道理中国必然失败，结果它却没有失败。这个标题透露出一种极度的失望。它表明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对中国社会制度的不认同，认为中国的这种体制、这种发展方式肯定不会成功，早晚要失败。可是等了70年，他们期待中的崩溃还没有到来，到现在他们仍不死心。

　　荒唐的理论

　　从1949年至今，不断有人说，中国的制度是不好的，中国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人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70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看，所有有关中国崩溃的预测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大量的数据证明，中国已经翻山越岭，走上了一条越来越宽广的大路。问题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对中国前途一直做出错误的预测，且面对不可辩驳的事实，还要一条道走到黑呢?这就涉及这类预测的理论基础。

　　虽然有些做出错误预测的人未必清楚自己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但他们的头脑中恐怕都存在着一些教条，他们以为只要有按照这些教条行事的体制，国家就会成功，否则国家必定失败。更具体地说，西方国家遵循的是这些教条，所以西方可以成功，他们认为西方已经成功;并且认为世界上只有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那也必将是各国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而且成为一种范式，别无选择;其他的道路都不可能行得通，包括中国道路。但是，依据这些教条做出的预判一次次失败了，连续失败了70年，表明这些教条或此类预测的理论基础是完全错误的。

　　这里说的“教条”和“理论基础”其实就写在西方大量的教科书里，并日复一日在各种媒体上流传。这些理论层出不穷、五花八门。这方面的书实在多之又多。在此，我简单地列举一点点，看看它们是怎么说的，然后对照一下它们的经验和所作所为，来考察中国的崛起之路到底有什么不同。

　　1963年，任教芝加哥大学的著名历史学者威廉·麦克尼尔出版的一本书，叫作《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目的是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唱反调。作者提出，在1500年时，大西洋沿岸地区的欧洲人具有三项天赋特性。第一，根深蒂固的鲁莽好斗的性格;第二，善于运用复杂的军事技术，尤其在航海方面;第三，能抵抗长期以来在整个旧大陆广为传播的各种瘟疫。这些特性使他们能在约半个世纪内控制了全世界的海洋，并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征服了美洲最发达的地区。20多年后，作者自己承认，这本书实际上是“战后美国帝国心态的表现”，是“一种知识帝国主义”。

　　1997年，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出版了《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作者承认欧洲人屠杀或征服其他民族的事实，但试图把焦点放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欧洲社会(在美洲和澳大利亚殖民的那些社会)，而不是中国、印度或其他社会，在技术上领先，并在现代世界占据政治和经济的支配地位。他给出的答案是地理因素十分关键，因为欧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几十个或几百个独立又相互竞争的小国和发明创造中心。如果某个国家没有去追求某种改革创新，另一个国家会去那样做，从而迫使邻国也这样做，否则就会被征服或在经济上处于落后地位。也就是说，欧洲国家天然具有更强的竞争能力，是生存的需要迫使它们不断进行竞争，不断创新和发展。而中国恰恰太大了，太统一了，缺乏竞争，难以发展。

　　戴蒙德的说法其实没有多少新意。早在1898年出版的张之洞的《劝学篇》中，就有下面一段话：欧洲之为国也多，群虎相伺，各思吞噬，非势钧力敌不能自存，故教养富强之政，步天测地、格物利民之技能，日出新法，互相仿效，争胜争长。且其壤地相接，自轮船、铁路畅通以后，来往尤数，见闻尤广，故百年以来焕然大变，三十年内进境尤速。如家处通衢，不问而多知;学有畏友，不劳而多益。中华春秋，战国、三国之际，人才最多。累朝混一以后，儽然独处于东方，所与邻者类皆陬澨蛮夷、沙漠蕃部，其治术、学术无有胜于中国者。惟是循其旧法随时修饬，守其旧学不逾范围，已足以治安而无患。迨去古益远，旧弊日滋，而旧法、旧学之精意渐失，今日五洲大通，于是相形而见绌矣。

　　作为一种理论假设，戴蒙德与张之洞的说法很有意思。问题是，地理几万年也不会有多大变化，而各国的发展态势却可能在几十年、几百年中就发生逆转。以常量来解释变量，似乎说不通。中国今天依然很大、很统一，不是照样发展起来了吗?戴蒙德与张之洞的理论假设解释得通吗?

　　1998年，美国出版了一部影响很大的书———哈佛大学退休教授戴维·兰德斯写的《国富国穷》。这本书列举了解释国富国穷的几个主要变量。第一个是地理，更准确地说是气候，“富国位于温带，特别是北半球的温带;穷国则位于热带和亚热带”。除了气候，其他变量包括竞争性政治、经济自由、对待科学和宗教的态度。也就是说，西方国家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是西方国家，做了符合西方价值观的事。有人批评兰德斯是西方中心主义者，他自己并不否认。按照《国富国穷》中的理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似乎不可能成功，因为中国的地理位置不对，气候条件不对，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缺乏他所强调的成功要素。

　　2011年，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出版了《文明》。这位作者对中国很感兴趣，经常到中国的各个大学交流。他断定，西方之所以能在1500年后崛起并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中国)，就在于它们的体制具备其他地区国家缺乏的六个“撒手锏”(killerapps)：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科学，第三是法治，第四是医学，第五是消费主义，第六是工作伦理。这套说法的内在逻辑不清，很像一个大杂烩，无非想说，它们领先是因为有传家宝，而其他的地方没有。按这个逻辑，其他国家哪有机会翻身，除非全盘照搬西方的这六个撒手锏。问题是，即使想照搬，照搬得了吗?如果是撒手锏，人家会拱手相让吗?

　　最后再提2012年出版的一本书，书名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和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詹姆斯·罗宾逊。他们的论点很简单、很有力，认为一些国家失败是因为它们的制度是榨取性的，另一些国家成功是因为它们的制度是包容性的。西方国家有包容性的制度，所以成功了。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当然是“榨取性”的制度，这类国家不可能成功;哪怕短期内看起来成功，也不是真正的成功，必然是短期的，是昙花一现的，今后必定会失败。且不说他们这套理论能不能解释西方国家的崛起(18世纪—20世纪初的欧美国家在什么意义上是“包容性”的?)，它能解释中国最近几十年的表现吗?作者摆出一副先知的架势，不容置疑地说：“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是社会在‘榨取性’制度下经历增长的一个例子;除非彻底进行政治变革，转化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否则中国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也许无知可以神奇地让人产生目空一切的勇气。

　　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

　　过去两百年，不少西方学者都试图提出理论，以解释以下问题：为什么西方能够统治世界?为什么有些国家兴盛，有些国家衰败?为什么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会落后?他们都试图指出，这是因为西方具有某些特殊的东西(制度、文化、人种、地理、气候)，而别的国家并不具备。现在，他们做出的有关中国的预测又都被证明是失败的，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这说明他们提出的理论并不能回答他们自己提出的问题，也预示着中国崛起具有世界意义。

　　就现实意义而言，中国崛起的实践告诉世人：

　　1. 一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1950年，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也可以翻身。

　　2. 一个不曾对外侵略、实行殖民主义的国家也可以发展起来。(欧美各国发展初期或原始积累时期，都伴随着对外侵略、殖民主义，包括北欧那些小国家。)

　　3. 一个东方文明古国(不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新教文化、南欧文化、东欧文化)也可以发展起来。(电视剧《河殇》曾断言我们的文化基因阻碍了自己的发展。)

　　4.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发展起来，既不像英美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死亡率在工业化初期不降反升)，也不像日本与韩国———它们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得到美国的扶持与优待。

　　5. 一个人口十亿以上的国家也可以发展起来。小国家在一段时间里快速发展有先例，如前南斯拉夫。但大国家要困难得多，而中国的人口规模大约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6个成员国人口再加上俄罗斯人口的总和。

　　6. 一个国家的经济走上正确发展路径，可以长期持续增长，并不断调整自己的路径。

　　以上六条告诉世人，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国家也可以成功。就理论意义而言，西方模式强调，必须具备一些前提条件

　　(文化、政治等)才能走向现代化;而中国道路说明，一国的崛起并不需要采取西方模式。中国道路相当于一场更深刻的“新教革命”：西方告诉世人，要想发展，只能走它们的路;中国告诉世人，坚持走自己的路，所有国家都可以发展。中国道路的“道”可以称为“道可道，非常道”：中国道路不是指任何单一的政策、机制、体制，其精髓是“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作为一个穷国、一个和平之国、一个东方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人口大国，新中国为什么能崛起。作为中国学者，我不会像某些西方学者那么自信爆棚，一张口就是几个“撒手锏”，一提笔就洋洋洒洒，拿出一个能解释所有国家与地区上下几万年历史的理论框架。本书的重点是解释中国的崛起，但会把中国这个案例放在比较与历史的视野中加以考察，力图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能理顺其他国家崛起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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