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公知时代：病入膏肓的精神病患者们

乌鸦校尉

　　2020年是公知信用大幅度透支的一年。

　　抗疫的成功，经济的复苏，让这边风景独好;而懂王、鲍相之徒骚操作不断，揭破一张张画皮，神州人民也见证了帝国主义的不堪。

　　曾经尘嚣日上的讨论，终于也偃旗息鼓，最典型的莫过于汪主席以小学生的幼稚文笔，短期内引来一片唱和，在网络掀起一场论战;时至今日，潮水褪去，斯人已被证明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你方唱罢我登场，闹闹哄哄都是茶杯里的风暴，公知们的言论，在人民战争的大潮面前，被击个粉碎，顿时黯然失色。

　　群众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把旧时代的公知们打得落花流水，让他们抱首鼠窜，海角天涯，隐匿踪迹，纵有狡兔三窟，依旧有人洞若观火，使其不得安宁。

　　在这样的大势下，仍以“固定套路”活跃在舞台上的，就是彻头彻尾的小丑了。

　　前有“辣笔小球”诋毁戍边战士被警方传唤，后有潘石屹之子潘瑞公然造谣，这些都属于旧公知时代最后的余音。

　　不得不说，公知这一物种，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们虽然走下了舞台，却并没有走进棺材，仍在隐蔽的战线进行活动。

　　大浪淘沙，曾经传教士一般推销西式“自由民主”的旧公知已经纷纷被埋葬，剩下来的都是生命力顽强的顽固分子，随着他们沉渣泛起，我们迎来了后公知时代。

　　在后公知时代，最为壮观的莫过于阴阳怪气派，如果总结他们的文字特点，一言以蔽之，不说人话，充满着阴间氛围。

　　与“辣笔小球”这类憨批不同，新公知们深刻地明白言论自由的红线在哪，直接反社会反国家，越过“真红线”触碰法律，自寻死路。

　　于是他们学会了“伪红线”上反复横跳，花式踩线，讽刺揶揄，极尽挖苦之能事，你还拿他们没有办法。

　　这帮人自创了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外人看了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而粉丝们却门清得很，只需要他稍微说上两句，评论区就会有追捧者为其“注经”，博主与粉丝互相唱和，恶心他人。

　　其个中翘楚当属网名为“与我周旋一二”的武大哲学教师周玄毅，微博签名写着“暗中观察”，敌暗我明，着实危险。

　　和立党老师不同，周玄毅不会直接吹嘘美国1美元炸鸡，而是以己度人，给自己预设一个受害者视角的想象，认为只要你拍了外国超市的物价视频，就会被封掉。

　　一方面说“你国”人民水深火热，一方面又说“你国”人民处在铁幕统治中，没有丁点自由。

　　不敢明确反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就暗搓搓地揣摩别人的心思，来一出“窗帘为什么是灰的”式阅读理解，古里古怪地强行解释。

　　有句话叫做自我以上人人平等，自我以下阶级分层，恨国党往往与精资分子高度重合。

　　单纯脚踩祖国绝对满足不了周玄毅旺盛的表达需求，只有把工人阶级进行污名化，才能让这种小肚鸡肠的学棍内心得意洋洋。

　　有些微博表面上看没什么，但精彩却在评论区，这波操作属于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思路。

　　他当然有这样的“底气”，因为铁粉们对他是极为捧臭脚的，奉若神明，恨不得肝脑涂地，一生相随。

　　当然，你要说人家阴阳怪气，人家开宗明义就说了，阴阳怪气就是新的堂堂正正。

　　这样一个共产党员、国内知名大学的副教授，靠着狂犬吠日与阴阳怪气，为自己和粉丝打造了专属的意淫国度。

　　可惜的是，此人格局太小，放不开手脚，话语过于云山雾罩，除了自己“麾下亲兵”那一亩三分地恐怕再难有正常人类看懂，不然就有希望继任汪主席的位置，作为最有力接班人攻城略地，成为湖北文化界又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阴阳怪气大师们，有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喜欢揪住一个小毛病，然后无限延伸和拓展，最后再到影射体制，批评“你国”人民。

　　黄章晋就是这样一位，不敢明说中国人就是人傻钱多，就通过电影疯狂暗示，反话正说，熏得人眼睛疼。

　　在鼓吹私有制方面，黄章晋也是一把好手，他说薛兆丰主张春运火车票涨价极其荒谬，自己给出的药方却是私有化。

　　每年春运期间，我们以举国之力提高运力，新车旧车全拉出来，货运班列该停的停，检修能缩短就缩短，连铁路学院的大学生都被调配来工作，这也勉强应付几十亿人次的运输。

　　面对人类历史上最浩荡的运输，在黄章晋看来，似乎只要开放竞争就行了，市场是灵感妙药，什么都能解决。可话说“薛郎”的方案不正是得以市场化为前提嘛，这种中途置换逻辑的路数，如果你常看黄章晋手下媒体的话，一定不会陌生。

　　说到铁路，这是上古公知们的日常话题之一。很难想象，时至如今，公知群体中居然还有“印吹”的存在。

　　在石述思看来，印度宁愿弄一个上路都抛锚的，也不愿意采购中国的高铁，你们自己反思下，中国的高铁到底有什么问题?

　　不愧是古墓派公知，逆向思维能力已达化境，普通人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的问题，人家硬是能想三天三夜，别出心裁，给你抛出这样一种结论。

　　比“印吹”更大胆的是吹蔡英文，一句“这就是文明”，恍惚间让人回到十年前，村里刚通网的时候，这是盘古时代的公知，由于没有跟上时代，估计在公知队伍里都为人不齿了。

　　再看这位网名为“X博士”的博主，俨然已经超脱了陈腐的旧时代，堪称新生代公知的典型，专注打击所谓“激进年轻人”，还把所谓的窑洞搬出来，言辞之间，也是阴风阵阵。

　　后公知时代，这些人再也掀不起太大风浪，因为浪要真掀起来会先把他们淹没。

　　我们也许到了盖棺定论的时机，去总结中国的自由派究竟是怎么得势的，为何后来又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在中国历史上，有长久以来的左右之争，“左”要平等，右要自由，这是句耳熟能详的话，但没解释清楚，是谁的平等，又是谁的自由?

　　背后的答案，是无产阶级的平等，资产阶级的自由。

　　可以说，左派思想，是一种穷人理论。一方面，它可以防止政府权力滥用，侵害人民的权益;另一方面，它防止社会中以强凌弱，保障弱者的生存。

　　不过，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精英们防“左”过甚，“左”从而有了历史污点，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挥起铁拳，高唱革命;而右的历史包袱却无人再提，反倒可以横行无忌。

　　放眼那个时代，红旗落地，大势已去，自由主义迅速跟上来了。

　　占据天时地利的自由派攻城略地，在八十年代末推出了他们的巅峰之作《河殇》，甚至连高层都连连称赞，这大概就是公知思想的滥觞了。

　　当年他们口中振振有词的“自由主义”，其实是西方人已经抛弃的历史垃圾，它是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低级版本，对平等和社会福利极度厌恶。

　　随着市场经济在草莽年代迅速展开，中国的社会开始面临着重重问题，一方面的确有公权力的滥用，贪污受贿，城管打人，围追堵截上访人士等现象，屡见不鲜。

　　但一个问题更甚，那就是社会不公，先富者靠着资源和背景，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对底层人民的财富完成了一轮轮收割，自由主义者却为这种“劫贫济富”进行辩护，不被骂才怪。

　　这就是自由主义者们第一次被扔进历史垃圾堆。

　　此后，他们换了玩法，知道此路不通后，也开始鹦鹉学舌亦步亦趋跟上了新自由主义的脚步，假装站在穷人一边，鼓吹什么机会均等，制度优势，这也蛊惑了不少工友们。

　　没想到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再次神助攻。初期我们的慌乱应对和捉襟见肘，几乎已经让公知们感觉将触碰到“历史机遇”，没想到随着时间的发展，在西方的衬托下，我们倒成了王者。

　　西方国家和横行世界多年的新自由主义，从神坛上摔了下来，人们也认清了它们的不堪，至此，形势彻底扭转，自由派只能转入地下。

　　如果要问公知们的自由主义到底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答案只能是贵族的。

　　与传统士大夫不同，虽然他们也躲在象牙塔，或是小书斋，每天花鸟虫鱼，岁月静好，但他们没有土地，没有封邑，屁股挂树上落不了地，只能依附在权贵和资本身上，成为打手和帮凶。

　　而这种脱离群众的思想产生的根源，就在不事生产。

　　早在1939年，教员就在关于五四运动的讲话中，提到了问题的症结：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从事生产是很苦的，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是士大夫们专属的闲心雅致，底层农民拼尽全力只为获得一年口粮。

　　他们不愿意走近农民，嫌弃他们脏，没有文化，于是教员便赶他们下去，逼迫他们和农民兄弟打成一片。

　　教员的想法终究是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结果他们不仅没有任何改变，回去就写了伤痕文学，黑帽子扣在教员头上几十年，骂骂咧咧不肯放过。

　　美国经济学家索维尔说，社会对公共知识分子的需求主要是知识分子自己制造出来的。

　　他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集中火力把公知们拿出来批判，罗素、萨特、纪德这些西方大家，在他的笔下，是一帮经常跨学术领域说话，感情用事，贪图口舌之快，不明白却假装了解，不知道却假装精通的鸟人。

　　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正重新武装德国时，数学家罗素竟主张“遣散陆军、海军、空军”，在英国产生了很大的绥靖思潮，人人都反对打仗，要求言和。

　　萧伯纳更夸张，其在1933年访问美国时这样说：“你们美国人太畏惧独裁者了。独裁统治是让政府能够实现任何目标的唯一方法。看看民主带来的这一团糟。你们为什么要惧怕独裁呢?”

　　1935年离开伦敦去南非度假时，萧伯纳又宣称：“在知晓希特勒已经把欧洲的一切事情都料理妥当的情况下去度假，感觉真好。”

　　哲学家海德格尔在拼命为纳粹辩护，为种族主义提供理论支撑，但是理念产生的后果——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用他来负责。

　　二战结束后，海德格尔继续在大学讲课出书，享誉全球，生活依旧滋润。

　　道理自然不用多说，知识分子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哪怕他们的观念造成了上百万人死亡。

　　在19世纪末，“知识分子”一词被发明的年代，当时就有人嘲讽：“‘知识分子’这个词最近被杜撰出来，目的是抬举那些在实验室和图书馆打发日子的人，这个事实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荒唐可笑的怪病之一，即作家、科学家、教授、语言学家将被拔高到超人的行列。”

　　这样就可以理解，前些日子财新网副主编高昱为什么会感叹三十年来“启蒙”失败了。

　　福柯说，话语即权力。以公知的标准来看，如今几乎人人都是知识分子，话语权已然不再由他们公知专享，他们的权力已经一落千丈。

　　靠着《意林》和《读者》就能垄断知识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后公知时代，中国的舆论场整体走向朴素爱国立场，但这不代表公知们的声音会彻底没落，他们潜伏在更隐蔽的地方，尖酸刻薄地发声。

　　但与此同时，他们已很难再通过这样的表达肆意扩大影响，做“卖国生意”，谋取利益的空间越来越小，更多是趋于自我表达，与粉丝们沆瀣一气，自娱自乐。

　　对此，我们不必金刚怒目，以一种耍猴心态观赏，如同逛动物园一般，不亦乐乎?

　　参考资料：

　　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