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社会科学论坛》杂志发表于宁志的 《论红色文艺的困境》一文，攻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以政治权威的主体性置换了作家的主体性”，作家“失去表达内心真实情感和思想的机会”，他们“风干了的思想和头脑只能变成任人摆布的奴才”，恶毒攻击“20世纪50—70年代在大陆建立的‘社会主义’是现代化进程中明显的倒退。”（1）2013年，这位作者又在《社会科学论坛》上发表文章，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势，“教训大众”说：“雅俗共赏”“事实上是不可能的”，“雅俗共赏”，只会“把文学引向了一条歧途”；只有“雅文学在创作上是知识分子的，或者说是一种知识分子话语”，“是向着高层次追求的文学，它应该与世界文学接轨”；而民间通俗文学，其“创作主体是民间大众，接受主体当然是民间大众……它的功能不是引导读者精神走向更高层次”，所以，“图书馆没有收藏的必要”！ （2）

对于这两篇肆无忌惮地攻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我当时曾向有关部门提出批评意见，但是至今没有得到像样的解决。为了把毛泽东、习近平的文艺思想落到实处，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大发展大繁荣，在纪念《讲话》发表80周年这个富有历史内涵的时刻，有必要对这些蔑视人民群众的谬论再一次提起批评。

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马克思的话说：“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深刻批评那种“以为人民不懂得文艺，以为大众是‘下里巴人’，以为面向群众创作不上档次”的观念，“都是不正确的”；深刻阐明“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起，艺术之树才能常青”的道理（3），多次指出：人民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4）。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创造历史唯物史观之基本原理，所以，80年来，党在领导文艺工作中，要求作家、艺术家在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工作中，坚持文艺来自人民，文艺表现人民，文艺为了人民，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的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人民观。

毛主席在《讲话》中说：“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5）

毛主席所说的这种“自然形态的”、“粗糙的”、“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的东西，在30年前那个《秋菊打官司》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该影片一直被称为是“对原生态的追求”，“把生活的毛茸茸的东西，原始的、带着生活本身的颜色的东西，还给了艺术”。这个评论不无道理。我们可以看到：从影片制作过程，到主人公秋菊依法维权一路走来的形象塑造，都是经过导演一番“艰苦的发掘”工作，才把这“生活的毛茸茸的东西”变成了艺术品：“土的掉渣”的秋菊，是上世纪80年代有一定农村生活经历的人们所见过的无数次的“一个‘这个’”。（6）类似的例子还有电影《焦裕禄》那个主题歌《大实话》，你听：

“墙上画虎不咬人，

砂锅和面顶不住盆；

侄儿不如亲生子，

共产党是咱的贴心人！

天上下雨地下流，

瞎子点灯不用油；

有钱难买老来瘦，

共产党是咱的好领头！”

——这不就是焦裕禄那个年代，农村的“车老板”们赶着大车吼出的“歌曲”吗？歌词把一些互不联系的“大实话”，和“共产党是咱的贴心人”、“好领头”联系起来，唱出了人民群众对党、对焦裕禄同志深厚的爱。

这有点类似“根雕”。你看那枝枝杈杈的老树根，被艺术家从地下刨出来，把那些似人舞姿、似马奔腾、似鹰展翅、似龙腾飞、似虎咆哮山林的部分保留下来，剪掉多余的枝杈，稍加修葺，变成了一件件精美艺术珍品。

这种功夫无不是来自一个“土”字。它们就是毛主席所说的“生动的、典型的、带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是人们在生活中碰到过无数次的“实事”。这“实事”也就是恩格斯形象的称之为的“一个‘这个’”，亦即列宁所说的能代表一般的“个别”。它们是如此之丰富、生动。哲理在这“一个‘这个”中被活灵活现地反映出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后来的思想家、艺术家的“慧眼识珠”，还可以在不同时代、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来。艺术的真实的生命力就在于此。一般寓于个别之中，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东西开始，事物本身就包含着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从个别到一般，不仅是人类认识的规律，也是一切文化艺术创作、生产的规律。抛弃了这一点，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也就抛弃了艺术。

文艺发展的历史证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践，是一切文艺精品之母，是产生通俗文化，并由通俗到高雅的由此达彼的桥梁、连接点、接合部。然而，文化艺术领域里这个“一个”不是随意摘取的。这个“一”，不是数学上的“一”，它是艺术家对无数个“一”的过滤、抽象，是他们对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的“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深入挖掘的“第一块金”。它们虽然是“自然形态的”、“粗糙的”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一切文化、文艺的唯一的源泉。作家、文艺家只有投身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之中，才能寻找到、扑捉到它。电影《秋菊打官司》和《焦裕禄》的编导找到了它、《大实话》的作者找到了它；而那些靠“合理想象”、胡编滥造的“艺术家”，靠“刺激”人的感官过日子的“艺术家”，对人民群众的东西冷眼相看、不屑一顾、“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艺术家”，专门从故纸堆里找灵感的“坐家”、“艺术家”，是永远也找不到这种“感觉”的。所以，还是毛主席的《讲话》说得好：“中国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7）

《讲话》发表80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深入工厂、农村和枪林弹雨的革命战场，采风学习，挂职锻炼，从机器的轰鸣、泥土的芬芳和战火的硝烟中激动创作灵感，创作出《红日》《红岩》《红旗谱》《暴风骤雨》《三里湾》《青春之歌》《创业史》《林海雪原》《三家巷》《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野火春风斗古城》《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一大批歌颂工农兵，歌颂人民英雄，歌颂人民战争、土地改革、工农业生产、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的小说、电影、散文、报告文学，以及《红灯记》《沙家浜》《林海雪原》《龙江颂》《平原枪声》《杜鹃山》《江姐》《奇袭白虎团》《党的的女儿》《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现代舞台戏剧，和以《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为代表的红色革命歌曲、无数的激动人心的革命诗歌，可谓是百花齐放，蔚为壮观，推动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

与此同时，经过文艺家们的精心打磨，还生产出一大批由民间通俗文化变身为脍炙人口，为人民群喜闻乐见、口口相传的曲艺精品，如侯宝林的相声《二大爷的洋车》，是反映新旧社会人民生产、生活两重天的；《卖布头》、《关公战秦琼》，是反映旧社会艺人生活困境和军阀、官僚庸碌丑态的；姜昆的相声《虎穴脱险》是反映助人为乐的；马季的相声《宇宙牌香烟》是讽刺商业欺诈、“忽悠”消费者的，……这些可以说都是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宣传正能量和国家意识形态或某项政策的，人们在欢笑中传递一种思想，受到健康向上思想意识的影响。

除此之外，广大文艺工作者还创作出许许多多意识形态内容比较稀薄的文化产品，即古人所说的“供谈笑、广见闻”（8）的纯娱乐性文艺，如杂技魔术、驯兽表演、耍猴卖艺、根雕盆景、陶瓷古玩，以及一部分相声、小品等等“逗你玩”的曲艺说唱节目，如相声《钓鱼》（“二他妈”“烙糖饼”“拿木盆”），《醉酒》(“顺手电筒光柱爬上去”)等等，虽然看不出有什么意识形态，但能给人以愉悦的享受，使人精神愉快。“笑一笑十年少”，到底对人们的身心健康有益。人民群众在紧张的劳动工作学习之余，通过消遣愉悦身心，“会心一笑”、“捧腹大笑”，缓解了工作、学习和劳动后的疲劳；对于这一类的文艺产品，只要不是低级、庸俗、色情，而能使大家“玩得高兴”，也可以说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文化的一个方面。

因此，在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生产中，也应该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主流”与“非主流”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正如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同志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雅文化和俗文化是互动的，二者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谓高级与低级的区分，在于百姓是否欢迎，内容是否引人向上，是否能引起人们精神的愉悦。雅文化加工精细、欣赏者少；俗文化加工比较粗，和原生态距离不远，容易取悦受众，欣赏者多。”许嘉璐同志还说道，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从事雅文化的同志感叹“坐冷板凳”，因此“惊呼多、哀怨多，沉静思考、深入研究、建议创新少”；一些从事雅文化的看不起俗文化，而一些从事俗文化的又看不起雅文化。其实谁也不应该看不起谁，“俗文化贴近百姓，是雅文化的源头之一；俗文化也要向雅文化学习，否则难以提高，难以适应人们对文化的不断追求。”（9）此论应该说是符合文化、文艺发展规律的真知灼见。

应该指出：那些口口声声要“教训”人民的“公知”们，之所以大肆攻击人民群众的通俗文化，反对“雅俗共赏”的文艺方针，反对作家、文艺家深入革命斗争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实践这个“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中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就是害怕作家、文艺家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创作道路。你听他们说：“民间文化根本无法回避政治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势”、“民间文艺与国家权威意识形态结成的联盟是永久性的，不宜过分看重民间的反抗力量”，“无论认同都市民间还是认同乡土民间，都可能导致知识分子自身的沉没……都不是知识分子应该选择的道路”，于是就煽动知识分子要“以笔为旗，要为当代人树立起精神的旗帜”，否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悲剧”，就是“没有操守”，就是“缺少坚守阵地的精神”！（10）

昭然若揭！原来他们极力反对民间文艺，反对雅俗共赏，割裂通俗文艺与高雅文艺的联系，是因为“民间文艺与国家权威意识形态结成的联盟是永久性的”，他们最害怕、最仇恨的，就是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这种“永久性”的“联盟”，所以就千方百计地破坏和割裂这种“联盟”；他们在寄希望于“民间的反抗力量”的时候，又害怕民间“与国家权威意识形态”的“永久性”的“联盟”，使他们的希望破灭，所以他们“不宜看重”、也不敢“看重”这种所谓的民间“反抗力量”。既然民间文化不行，“雅俗共赏”也不行，那就只好用他们所谓的“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所谓的“雅文化”这“一线希望”，来攻击、占领“国家权威意识形态”的“阵地”。

坚守阵地！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须臾不可忽视的。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这就是“公知”先生们所害怕、所仇恨、所反对的人民“与国家权威意识形态”的“永久性的”“联盟”，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所应坚守的阵地精神！

注释：

（1）《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4期

（2）《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10期

（3）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4）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60页）

（6）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四卷第453页

（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60——861页

（8）转自《文艺研究》2010年第7期第 50 页

（9）2006年5月26日《北京日报》，又见《新华文摘》2006年第15期107——109页

（2022年5月23日）

（作者系河北省文化市场管委会办公室会原主任、文化市场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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