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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12月25日，黄维在淮海战场被俘，喜获“功德林大学”入学通知书。

　　对于这所“名牌大学”，黄维心里是抵触的，我黄某人是黄埔一期，你们想教我？哼！

　　于是，黄维便成了最顽固的改造对象。

　　抗美援朝期间，解放军的英勇战斗、全国人民的同仇敌忾，教育了几乎所有国民党、伪满和日本战犯，他们终于明白，败在能打败联合国军的解放军手里不丢人，但黄维除外。

　　他想的是成王败寇，带兵打仗嘛，各为其主，无非是兵对兵、枪对枪，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谁打胜仗就是谁有本事，打了败仗活该。要我接受共产党的思想，做不到。

　　这个书呆子不是一般的轴。

　　1952年起，黄维多种结核病一齐爆发，苏联的药效不佳，美国又对新中国封锁，公安部只能从香港、澳门去买，多次把黄维从死亡线上拽回来，病重4年，持续治疗10年。

　　尽管如此，仍不能感动这个铁石心肠。

　　1959年12月，国家实施第一批战犯特赦，周总理点名要特赦黄维，周总理的想法是，黄维也是热血青年，也是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走上从军道路的，他只是轴，他并不坏，特赦他可以感化一批人，有利于统一台湾。

　　但战犯管理所不同意，理由很简单，他都能特赦，那所有人都能特赦，双方想得不一样，黄维自己也觉得他不能被特赦。　　

　　于是，杜聿明、王耀武、邱行湘等10人被特赦，《特赦1959》说的就是这10年的战犯思想改造过程，我看过好几遍，不得不感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襟，即使是战犯，也要想尽办法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对社会有用的人。

　　黄维有自知之明，面对结果倒也坦然。

　　他提出要研究“永动机”就是为了逃避“思想改造”，1979年，国家专门拨款支持他的“学术研究”，目的就是让他死心。

　　战犯管理所也头疼，说理，他不听；给他书，他不看；救他命，不感恩；对他好，不说谢谢。你要是杀他，又成全了他的“舍生取义”的“英雄”美名。

　　思想改造不是一件容易事，只能用事实让他自己去领悟。

　　战犯管理所组织了很多次的外出观摩活动，对他的思想转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过去黄维对国民党不重视发展生产、不搞建设也看不惯，也知道老百姓生活很苦，对国民党不满意。每遇同好，也常暗地里发发牢骚。可是对国家的前途、人民的生计，又拿不出任何办法来，相反，跟着国民党愈陷愈深。

　　通过实地参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武汉长江大桥、北京四季青公社，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看到祖国的巨大变化，这说明报纸上登的、电台讲的，那都是真的，不是吹牛皮，确有了不起的成就，这使他感到还是共产党有办法。

　　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五次特赦均没有黄维。

　　直到1975年第七次特赦，黄维才“毕业”，拿着特赦通知书，回到自己的房间时，禁不住热泪盈眶，失声痛哭。

　　这是一次无条件特赦：给每个人公民权，劳动全免；有工作能力的安排工作、没有工作能力的，国家养起来；有病的、一律享受公费医疗；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台湾，又愿意回来的，照样欢迎。

　　根据周总理生前嘱咐，黄维任政协常委，享受副部长级待遇，直至1989年病逝。

　　而要回台湾的10个人，就没那么幸运了，蒋氏父子一直坚持反共宣传，甚至宣布这些人都已为“国”殉难了，他们要是回去了，啪啪打脸啊，于是蒋经国百般阻挠、威逼利诱，1人自杀，2人留在了香港，3人又回到了大陆，4人去了美国……

　　这些人像极了公知，为精神母国卖力一生，终会落得无处安身。　　

　　2

　　朋友们可能会奇怪，今天不是说公知吗？怎么说起黄维了？其实改造战犯和改造公知是一个道理。

　　战场上打败国民党，是抽掉了他们的资源基础，没兵没枪，光杆司令是掀不起大浪的。

　　他们心里不服，就让他们自己感受新中国与国民政府有什么不同，自觉接受思想改造。

　　对待公知也是一样。

　　首先要抽掉他们成为公知必备的知识垄断优势，用普及教育使每个老百姓都成为知识分子。

　　再用互联网平权拉平老百姓与他们在言论平台上的力量对比，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最终打败公知的只能是人民。

　　他们心里不服，就用发展告诉他们：“你们梦想的、幻想的、奢望的春秋大梦都是空中楼阁”，让他们自己醒悟，成为自食其力建设国家的积极力量。

　　真要一条道走到黑，不管是去阿美丽卡呼吸香甜的氯乙烯，还是愿意去喝包治百病的恒河水，我们都会不吝祝福……很多公知在西方世界眼中只是耗材，真要投奔他们的精神祖国，大概率是会被拒收的。

　　这种方法很慢，但最有效。

　　与其说“收拾”公知，不如说统一公知们的思想，让他们能够成为人民的一员，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毕竟他们后面都有一批被洗脑的普通民众，这个工作一直在进行，润物细无声，大家感受不到罢了。　　

　　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为什么这些人不愿意与国同行，非要站在国家和人民的对立面呢？

　　我们有必要了解公知是怎么产生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侵略导致中国积贫积弱，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中国人不断寻找强国之路。这一时期，各种思潮涌入中国，给当时的知识分子带来极大影响。

　　后来，人们尝试过君主立宪制、恢复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但都行不通。

　　20世纪20-30年代，陈序经得出了“全盘西化是必然趋势”的结论，胡适又对“全盘西化论”进行了系统化，认为中国要“全心全意地接受新文明”，胡适也被称为中国公知的鼻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大量旧知识分子被留用，虽然给予他们的待遇远超普通工农，但他们心里并不认同共产党的领导，核心问题是他们心里不愿意与工人农民平起平坐，在他们心中，工农群众原本是为他们服务的，现在居然成了领导阶级。

　　而被打倒的地主、买办、资本家们能跑的都跑了，不能跑的，心里仇恨的种子一直在发芽，他们的后代就了历史虚无主义的主力军。

　　20世纪70年代末，河殇文学铺天盖地，他们拿着《第二个决议》，把所有脏水劈头盖脸地泼向毛主席，试图实现“非毛化”，甚至抹杀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公知被吓破了胆，他们打着“改良”“转型”的旗号，否定“五四运动”、否定辛亥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全面西化”仍是他们的主要诉求。

　　进入21世纪，特别是美国将主要精力对准中国并大发狗粮后，在新媒体平台上，他们人为创造了“公知”一词，披着学术外衣，大力宣扬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等观点，此时的公知已经成为了汉奸。

　　如今，西方世界运行的逻辑已难以为继，特别是三年的疫情警醒了绝大部分公知，西方描述的民主世界只是少数人的民主，绝大多数人都不是“民”。

　　但仍有大量公知不甘心，不回头，仍在明里暗里指桑骂槐，但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

　　其中有些公知是永远也回不了头了，或有把柄在别人手上，或收了脏钱，或者把污蔑中国当成了职业不被人待见，或移民国外想重获中国国籍又难比登天，只能继续狂吠下去，以证明自己没有错。

　　简单的公知发展史告诉我们，公知群体是集体自卑的，他们只认强者，却不愿意通过努力使自己成为强者，他们一开始是希望中国强盛的，但有人扔块骨头，他们便又摇尾乞怜，吃得津津有味，继而狗仗人势起来。

　　3

　　中国的公知千奇百怪，有必要对他们进行一个画像。　　

　　上图基本概括了公知的类型，我们一一来分析。

　　土改是中国革命成功的物质基础，是消灭剥削的核心手段，但有些人不这么想，他们通过为地主翻案来否定土改的正义性，进而否定政权的合法性。

　　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周扒皮是四大知名地主。

　　只有刘文彩是真实人物，其他三个都是艺术形象，于是，为刘文彩翻案就成了某些人的突破口。

　　凤凰卫视的《大地主刘文彩》、笑蜀（陈敏）的《刘文彩真相》、方方的《软埋》、莫言的《生死疲劳》都属于此类；

　　新中国成立之初，占农户总数不到7%的地主、富农，占有总耕地的50%以上，而占全国农户57%以上的贫农、雇农，仅占有耕地总数的14%。

　　尽管国民党反动政权在大陆已被推翻，也有一部分中小地主和开明绅士表示愿意服从土改法令，但就整个地主阶级而言，是不甘心失去其原来在农村的统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

　　1950年6月28日，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一章第一条明确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1952年冬，全国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省外，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而在1959年，西藏地区也开始了土地改革为中心的民主改革。农民真正获得了解放。

　　对于地主，也是给出路的，目的是让他们从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过程中，广大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庆祝翻身解放，当家作主。

　　他们否定土改，在他们眼里，新中国近九成的农民不是人。

　　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看名字就能看出来——历史是虚假的，是不存在的——比如，黄继光用身体堵住枪眼是真实发生过的，但是一些人却说这件事是假的，是不存在的，并编造出一系列的伪理、伪论。

　　历史虚无主义者的目的不是要否定某段真实存在过的历史，而是要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历史虚无主义者攻击、丑化和污蔑人民革命、革命领袖和英模人物，以“重新评价历史、书写历史”为幌子，以“碎片化”甚至胡编滥造“恶搞”历史。

　　掏空历史，摧毁成功经验，让老百姓思想混乱，他们才可以浑水摸鱼。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史学界、理论界、哲学社会科学界、文艺界专家学者、党员和群众的共同责任。

　　国家提“四个自信”，就是要治某些人的软骨病和大脑缺钙症，让他们明白美国人玩的霸道中国人两千年前就不玩了；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其超强稳定性有着地理、历史的必然逻辑；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我们要始终坚持。

　　为资本家唱赞歌、吃狗粮者都是投机分子，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而已。

　　买办企业家，网友已经锤了很多遍了，我就不啰唆了。

　　吃狗粮者，谋小利而失大节，代价蛮大的，因为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我们需要担心的其实是机器人公知，这是网络战争的范畴，某些国家通过网络技术，可以对特定话题进行铺天盖地的信息轰炸，谎言千遍成真理，美国、台湾、日本在这方面着力不少。　　

　　4

　　

　　公知之所以能成为公知，知识垄断是其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前，知识一直是被权贵阶层垄断的。

　　不管是夏商周秦汉的官学，唐宋元明清的书院、经馆，还是民国时期的精英教育，受教育都是权贵阶级的特权。

　　宋代发明印刷术之前，书写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书中自有黄金屋”本意是劝学，其实书本身就是重要的财产，权贵家中才有书。

　　普通农民家庭吃饱饭都费劲，想要供养一个不劳动专门读取功名的读书人，在没病、没灾、没有兵乱、一切顺利的情况，要举家族之力毕三代之功才有可能成功。

　　新中国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这源于革命战争时期的农学、夜校、民校和农闲冬学。

　　下面这张照片非常著名。　　

　　1939年4月24日，在延安东关，两个小八路兴冲冲地问毛主席好。毛泽东笑道：“我不叫毛主席，我叫毛泽东”说着，他在手心里写下这三个字，教他们怎么写。

　　事后不久，延安开始推行义务教育。

　　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见到照片拍摄者（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石少华，还问：“找到那两个小八路没有？”石少华说：“找不到。”

　　1986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石少华在辽宁见到了当年两个小八路中个子小的刘长贵，因为学了文化，他已成长为一名国家干部。　　

　　↑1986年4月，小八路刘长贵（中）与石少华重逢后交谈

　　各大解放区也在极端艰险的战争环境中，成功地进行了扫盲教育，并取得了巨大成绩，提高了农民文化程度，推动了边区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了妇女的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先后开展了四次扫盲运动，从1949年至1969年，先后有1亿多中国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扫盲运动不能不提西南军区战士祁建华，他发明的“速成识字法”，能让一个人30天学会3000多汉字，他经常一面走，一面教战士学习注音字母，毛主席称他为真正的“识字专家”，刘少奇称他是“当代仓颉”，陆定一称他为“中国第二大圣人”，注音识字法，现在还保留在《新华字典》上。　　

　　如今，我国各级教育普及程度已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其中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实现了从大众化到普及化的历史性跨越。

　　仅2000～2020年培养的大学生就有1.4亿人，公知想忽悠上亿知识分子的难度可想而知——现在的公知只能忽悠一些没啥文化，在现实中过得还不如意的人。

　　年轻人是上网的主力军，他们出生时中国就是一个蓬勃向上的国家，没有对美国的跪拜感，年轻人有知识，有文化，他们自信，他们阳光，他们敢于质疑一切。

　　在B站，他们用《马克思基本原理》批评马“爸爸”，导致视频直接下架，他们认为资本挣钱无可厚非，但资本家非要往自己脸上贴金，否定劳动人民创造价值的主体性，就该批评。

　　实行普及教育，老百姓有了知识，才有能力判断公知说得对不对。

　　普及教育的意义在于填平了老百姓与公知之间的知识鸿沟，打掉了公知赖以生存的知识垄断优势。

　　大众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人人都是信息的发布者，又都是信息的接收者。互联网这种去中心化的特性使公知言论会被放到放大镜下被人解剖，不严谨，没有数据支撑，逻辑错误，胡说八道都会被人指出来，而有正义感的百姓人数远远多于公知，又推倒了公知的言论平台优势。

　　两措并举，在中国当公知已经成了高危职业。

　　公知们在早期迷惑了一批人之后，理工科专业人士开始下场科普，公知们纷纷溃逃。

　　于是他们将主攻方向转向了制造历史、虚构历史，但历史不是任由人打扮的小姑娘。

　　2019年1月1日，学习强国上线，全党同志集体学习；

　　2019年1月3日，中国历史研究院直接以国家队身份下场降维打击。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关键却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

　　人的思维是否能达到客观真理的问题，并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马克思。

　　毛主席继承了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写下了两篇哲学著作《矛盾论》和《实践论》，其精髓就是实事求是。

　　《矛盾论》《实践论》是人们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基本逻辑，抱着古今圣贤的书本解决现实的问题，没有不失败的，是典型的教条主义者。

　　我们来看看文人。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毛泽东。

　　他们习惯于坐在家里，跷着二郎腿，喝着咖啡，指点江山，激情满怀。

　　他们只说不做，而且不管你怎么做，他都能提出批评意见，你要他拿出更好的解决方法，他又拿不出来。

　　没有调查，没有实践，没有标准，自视甚高，却不去通过实践解决问题。

　　这不仅是教条主义，更是典型的唯心主义。

　　“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是文人的通病，眼高手低，盲目自信，夸夸其谈，严于律人，宽于律己。

　　文化、艺术没有量化标准，怎么说都有理，所以才给了文人闪展腾挪的空间。

　　了解了这些，对于社会上出现的很多问题就很容易理解了。

　　公知他们只说不做，然后自定标准，批评国家这儿做得不对，那儿做得不对，把自己设定在裁判的位置上，被网友们批评了就气急败坏，脏话连篇，实在有失知识分子的体面。　　

　　大量文人喜欢乱世，特别喜欢春秋战国、宋朝和民国。

　　老百姓实在无法理解，兵荒马乱的年代，他们为什么会喜欢呢？

　　这是由文人的依附性决定的。　　

　　文人不种五谷，不事生产，无法养活自己，历来都是依附阶级。

　　或依附帝王，学而优则仕，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听话就高官得做，骏马得骑，不听话，就“文字狱”伺候；

　　或依附豪强，做幕府养士——如孟尝君、平原君食客数千人；

　　或依附巨贾，以满足有钱人附庸风雅的心理需求；或依附地主，成为欺压老百姓的帮凶……

　　如今，他们依附资本，为资本鼓与吹。

　　现在的公知们认为，身逢乱世，需求增加，以他们的“聪明才智”一定可以高官得做，妻妾成群，如鱼得水，左右逢源。

　　苏秦可以挂六国相印，可以说是乱世最高成就了。

　　所以，公知们无限怀念乱世。

　　他们从未站在人民立场，他们只为自己的主子卖命，同时又可以随时出卖主子。

　　不劳动吃什么呢？只能是吃谁的饭就说谁的话，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转投他人，掉头就要害主子的人多的是。

　　“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毛主席为什么在这样的重磅文章中专门赞扬这两位先生，因为这样有骨气的文人太少了。

　　战国乱世，文人可以随便转投他国；宋朝重文抑武，结果《宋史》中奸臣、叛臣、佞幸成灾；民国动荡，汉奸文人成灾。

　　真正心中有民的，在文人圈子里往往不被认同，因为挡住了别人的财路。

　　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想要当官就要为人民服务，习惯空谈的文人只能依附资本，做资本的奴才，自我冠名“公共知识分子”。

　　富贵人养士，和养狗是一样的道理。

　　文人撕逼，文人争宠，和狗抢骨头是一个道理。

　　正因为需要建设大文科，增强国际话语权，我们才会批评公知，目的是让他们回头是岸。

　　人民需要文艺，需要知识产品，但如果知识分子精神堕落，对老百姓下笔如刀，对西方极尽谄媚，待到中国打败美国霸权，大学普及之后，人民就会选择抛弃公知，任其自生自灭。

　　投机一时爽，代价自己扛，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投敌没有好下场。

　　5

　　中国是农民革命，战士多是贫苦出身，文盲居多，只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的评价是“一穷二白”，“穷”指生产力低，“白”指文盲多，科技水平低。

　　要解决“穷”和“白”的问题，需要知识分子；

　　要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也需要知识分子。

　　如今，我们向科技要生产力，更需要成规模的知识分子。

　　尽管在延安窑洞里，毛主席建了29所“大学”，培养了20万干部。

　　但这些干部主要是为前线打仗培养的，比如抗大的学制，最短只要三个月就大学毕业了，因为前方严重缺干部，等不及。

　　国民党军政人员、学校老师全部留用，一是我们自己的人才不够，二是杀他们对新中国的建设没有帮助。

　　后来，我们曾实行过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两年的学制，同样是严重缺人才。

　　为支援鞍钢建设，从全国调集了十几万技术工人和500名县级以上管理干部，后来，鞍钢成了中国钢铁行业的“老母鸡”，包建、援建了十多个钢厂，将仅有的人才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1956年1月20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指出：

　　“有的同志说些不聪明的话，说什么‘不要他们也行’‘老子是革命的’，这话不对。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这些话是聪明的话，要向广大干部讲清楚，现在打仗，飞机要飞到一万八千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过去骑着马了，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不管干什么事业，都需要人才。

　　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在各自岗位上积极工作，公知只是少数人。

　　我们反对公知，批评公知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与我们一起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起努力，而不是成为社会的消极和不安定因素。　　

　　新中国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现在的公知已经没有了家国情怀，他们心中幻想的只有金钱、美女、地位和权力，却不愿意与人民一起奋斗，注定要被历史抛弃。

　　因为广大人民都在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帮光说不练的人却在指点江山，哪来的说服力。

　　互联网大发展到今天不到20年，在前期，公知们利用知识优势迷惑了不少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每年1亿以上人次出国，公知的绝大部分言论已被戳破。

　　他们不愿意融入人民，与人民一起建设自己的国家，就想做着春秋大梦，出卖灵魂挣赃钱，我们也没办法，只要不触及法律，就让他们存在着吧。

　　公知，任何时代都有，就像病毒一样，无法消灭，只能通过提高自身免疫力来对抗。

　　只要不危及国家安全，我们就可以与“公知病毒”共存，“水至清则无鱼”，公知说得对，我们就改进，公知说得不对，我们就无视，毕竟人体中就有8%左右的病毒。

　　病毒本无毒，它的无限繁殖导致人体各大系统过载才会危及生命。

　　怎么防止“公知病毒”的无限繁殖呢？只能靠“人民战争” 。

　　公知被大家熟知，是在互联网普及之后，而在此之前，他们在文化界、思想界、舆论界、学术界、艺术界、教育界、法律界早就埋雷无数，只是那时大家不知道罢了。

　　新中国尝试过系统清除公知，但效果并不好，所以我们再也不会用那样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群众路线是我党的法宝。

　　公知只是少数人，他们依仗自己的知识优势，在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妄图给大家洗脑，搞乱国家和社会，那我们就打掉他们的知识优势和话语权。

　　前文讲过新中国的普及教育制度，目的就是要让每个老百姓都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大家都有了辨别能力，公知想再忽悠人就很难了。

　　中国的5G基站超过世界的六成，一方面是为即将到来的智能制造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也为普通民众获取知识提供了方便之门。

　　公知只是某一方面的专业人士，他只要跨专业，立即会被人批得体无完肤，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就会将他们淹没。

　　中国任何一个行业都“卷”得不要不要的，即使在公知的专业领域，比公知水平高的人也比比皆是，被同行打脸，那个疼是火辣辣的。

　　如果他们在文科领域、意识领域兴风作浪，人民群众就会拿出《宪法》《毛选》与他们斗争，现在的公知越来越成为濒危动物，力量就来源于人民群众特别是自干五们的不懈斗争。

　　国家把教育平权和网络平权的基础打好了，人民群众就会让公知就无处遁形。

　　在此基础上，通过学习强国平台加强对党员和军队的教育培训和学习，使他们成为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的坚强力量，引领整个社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三措并举，并不会使公知绝迹，但积极向上的风气就会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

　　中国太大，人口太多，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一致，主流是积极向上的，这个社会就是健康的。